Marc Breedlove: 激素如何塑造性取向与性行为 | 马克·布里德洛夫博士

节目从哥哥数量的影响谈起：布里德洛夫描述了一项反复出现的群体层面发现，即男性日后认同为同性恋的概率，会随着亲生哥哥数量增加而上升。他谨慎说明了这一效应的幅度：没有哥哥的男孩，所描述的概率约为 2%；有一个哥哥时约为 2.6%；有两个哥哥时再次上升到约 3.5%；要接近五五开的概率，大约需要十二个哥哥。这些数字描述的是群体平均值，而不是对个人的预测。

布里德洛夫反驳性取向是自愿选择的生活方式这一观点。他回忆自己在青春期前对玛丽莲·梦露产生强烈迷恋，赫伯曼也回忆了类似的早期经历。布里德洛夫借此区分早期出现的吸引与后来形成的社会标签，同时承认，动物研究中的早期激素效应本身并不能确立人类行为只有一个原因。他强调，人类仍然高度容易受到社会学习影响，但社会影响不一定是有意识选择或能够被察觉的。

一条重要证据来自对耳声发射的研究，也就是内耳产生的微弱声音。布里德洛夫解释说，女孩平均产生更多这类声音，而且这种差异在出生时就存在。丹尼斯·麦克法登比较了异性恋男性与同性恋男性，以及异性恋女性与女同性恋者；据报告，女同性恋者的耳声发射少于异性恋女性。布里德洛夫说，这一结果让他开始考虑，较高的胎儿期睾酮暴露是否可能与日后对女性产生吸引有关，但他把这个结果作为推论，而不是完整解释。

接着，讨论转向 2D:4D 比例，即用食指长度除以无名指长度。布里德洛夫描述了相关研究：男性的这一比例低于女性，而且儿童在青春期前就已经出现这种差异。由于他认为青春期前身体上的性别差异很可能反映胎儿期睾酮，手指比例便成为胎儿期激素暴露与性取向之间的另一个可能相关因素。两位嘉宾反复强调，这些是群体之间的差异，不是判断任何个人的诊断测试。

整体论点有意采用概率性的表述。布里德洛夫把激素、基因、发育和社会经验描述为相互作用的影响，而不是单一决定因素。讨论把胎儿期睾酮视为日后吸引对象的可能影响因素，同时将这个问题与人们选择性取向的说法区分开来。这些例子说明早期生物学相关因素为什么具有科学意义，但不能据此仅凭手指比例、耳声测量、家庭史或任何单一特征给个人指定性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