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味如何影响我们的激素、健康与行为 | Noam Sobel 博士
How Smells Influence Our Hormones, Health & Behavior | Dr. Noam Sobel
嘉宾：Noam Sobel
全文文稿 · 按对话顺序保留完整内容，深入理解上下文。
§01文字稿 — 第 1 部分
Andrew Huberman: 欢迎来到 Huberman Lab 播客，我们在这里探讨科学，以及适用于日常生活的、以科学为依据的工具。我是 Andrew Huberman，是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神经生物学与眼科学的教授。今天的嘉宾是 Noam Sobel 博士。Noam Sobel 博士是魏茨曼科学研究所脑科学系的神经生物学教授。他的实验室研究嗅觉与化学感知。嗅觉，当然就是我们感知气味的能力。化学感知是我们对环境中化学物质作出反应的能力。今天，你将了解到一些关于你如何与周围世界以及身边其他人互动的、绝对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实。比如，你会了解到，人类嗅闻周围事物的能力可以媲美狗。事实上，人类在感知周围的化学世界方面极其出色。你还会了解到，比如，每次你遇见某个人，你都会从那个人身上获取化学物质，要么来自环绕他们的化学云，要么直接来自他们身体的表面，而你实际上会把它涂抹到自己身上，并且你会处理关于那个人化学物质的信息，以此判断关于他们的许多情况，包括他们有多紧张、他们的激素水平，这些都在潜意识层面作用于你的大脑和神经系统，并影响你的情绪、你的决策，以及你选择去亲近或不亲近谁。你还会了解到，眼泪，没错，是别人的眼泪，正在以强有力的方式影响你的激素水平。你还会了解到，每隔一段时间，其实是按照固定的节律，会出现一种通畅程度的交替，让你能通过一侧或另一侧鼻孔呼吸，而这种交替反映了你神经系统的一种潜在动态，与你当时恰好看上去有多清醒或多困倦有很大关系。Noam Sobel 博士的实验室所发现的、与日常生活相关、会让你不禁说「哇，我真不敢相信这会发生」，但随后你走到真实世界里又确实能观察到它以极其有趣的方式发生的种种事情，这个清单还长得没完没了。事实上，他的实验室发现，我们始终在感知自己的气味。没错。即使你可能没有注意到自己的气味，你也始终在感知自己的气味云，而且在一天当中，你会周期性地、有意识地闻自己，尽管你可能并未意识到，为的是改变你的认知和行为。我最初是通过一次颇为奇特的见闻了解到 Sobel 博士的实验室的。那次见闻发生在我许多年前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读研究生的时候。当时，Noam Sobel 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教授。正如我之前提到的，他后来已经搬到了魏茨曼。当时我正走过伯克利校园，看见一些人手脚着地跪着，头却非常贴近地面，他们的眼睛被蒙住，手被盖住，嘴被捂住，只有鼻子露在外面。而我所目睹的，是 Sobel 实验室正在进行的一项实验，实验中人类正沿着一条气味轨迹行进。那条气味轨迹其实被埋在地下一定深度，然而他们却能以很高的保真度跟随那条气味轨迹。正是那项实验，以及 Sobel 博士实验室在伯克利和魏茨曼所做的其他实验（涉及神经成像以及若干其他工具与技术），揭示了人类嗅觉的惊人力量，以及人类在需要时跟随气味轨迹的能力。当然，这又引出了许多其他重要发现，其中一些我在几分钟前已经略作提及，但在今天的节目里，你还将了解到 Sobel 博士实验室在嗅觉与化学感知领域所取得的许许多多其他重要发现。我向你保证，到今天这期节目结束时，你再也不会用同样的方式去看、去闻你周围的世界了。在开始之前，我想强调，这个播客与我在斯坦福的教学和研究职务是分开的。不过，它属于我的一项心愿与努力：把面向消费者、零成本的关于科学以及与科学相关工具的信息带给大众。本着这一主题，我想感谢本期播客的赞助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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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ew Huberman: 现在进入我与 Noam Sobel 博士的对话。Sobel 博士。
Dr. Noam Sobel: 叫我 Noam 吧。
Andrew Huberman: Noam，欢迎你。
Dr. Noam Sobel: 谢谢。
Andrew Huberman: 我得说，我对这次对话感到极其兴奋。十多年、甚至二十多年来，我一直是你研究的超级粉丝。是吧？
Dr. Noam Sobel: 有点吓人。
Andrew Huberman: 是啊。
Dr. Noam Sobel: 不过，是啊。
Andrew Huberman: 我们多年前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有过一段交集，不过当时并没有见过面，而且我们——
Dr. Noam Sobel: 尽管我们住过同一间公寓。
Andrew Huberman: 而且我们刚刚才得知，你搬出的那间很棒的公寓，正是我当时和女友搬进去的那一间，我想是 2006 年。
Dr. Noam Sobel: 是啊。
Andrew Huberman: 这么说，我们共享过不少东西。
Dr. Noam Sobel: 确实。
Andrew Huberman: 今天，我很想请你跟大家全面聊聊化学感知这片令人惊叹的领域，尤其是嗅觉，也就是感知气味的能力，以及一些相关的感知能力或潜意识能力，包括信息素等等。为了让大家先有个共同的基础，我想一开始先问：我们嗅觉能力的主要组成部分是什么？显然，或者我愿意认为，它在某种程度上涉及鼻子。
Dr. Noam Sobel: 确实涉及。
Andrew Huberman: 它在多大程度上与其他感觉（比如味觉）交织在一起？而且也许更重要的是，我们通过这个器官感知、却并未意识到的那些化学物质又是怎么回事？——对于那些只在收听、没有观看的听众，我正在轻拍自己的鼻子。也就是那些我们吸入、却在无意识中加以解读的化学物质。能否请你给我们勾勒一下大致的轮廓，或者如果你愿意，更深入的轮廓：这份「零件清单」以及它们各自扮演的各种角色。
Dr. Noam Sobel: 你一下子问了好多问题。我先就你说的「用鼻子闻」稍作点评——我们确实是用鼻子闻，但实际上我们也用嘴来闻。有一个过程叫作鼻后嗅觉（retronasal olfaction），气味分子从我们喉咙后部上来、再从鼻子出去，走的是反方向，我们也以这种方式闻到东西。事实上，嗅觉对食物和味觉的贡献有很大一部分正来自这里，来自鼻后嗅觉。但主要的嗅觉被称为鼻前嗅觉（orthonasal olfaction），也就是通过鼻子。我们会嗅，而嗅闻是件大事。嗯，我有种感觉，今天我们可能会在各种语境下反复谈到它。所以，我们用鼻子把气味吸进去。为了回答你关于这个系统如何组织的总体问题：空气中的分子沿我们的鼻子往上走，在人体里大约要走六到七厘米，到达差不多这里，在那里它们会与——我先用「一层受体」这个说法，不过「一层」在这里有点误导，它并不是一层，而是非常盘绕曲折的。我们有大约七百万个这样的受体，排列在一个叫作嗅上皮（olfactory epithelium）的结构上。这是嗅觉系统的感觉表面，也就是嗅上皮。再说一遍，人体内大概有六到七百万个受体，大概分属约 350 种不同类型。所以这很惊人。这意味着你基因组中相当可观的一部分，专门就用于这件事，专门用于你鼻子里所拥有的那些嗅觉受体亚型。顺便说一句，我可以分享一个有趣的故事。我想有趣的故事对播客是有好处的。那个六到七百万受体的数字，其实大概并没有很扎实的依据。它很难数清，但也算是有一定依据。而文献里一直流传着一种说法，说寻血猎犬（bloodhound）鼻子里有十亿个受体，这就是它们如此厉害的原因。这个数字就这么在文献里一路传播开来。我们实验室这些年来写过几篇综述章节，曾反复为其中一本大部头教科书撰写嗅觉那一章，好像叫《Gazzaniga Handbook of Cognitive Neuroscience》（加扎尼加认知神经科学手册）。我们也在里面某处写过这个数字。有一次，我们为新版更新章节时，我跟当时负责这件事的研究生 Araya Sharoun（她现在是特拉维夫大学的教授）说：「去查查那条参考文献。它到底是从哪儿来的？」于是我们开始一路往回追溯。结果发现，它出自一本教科书，一本澳大利亚的教科书。我们找到了那本教科书的作者，给她写了信，我说：「是这样，文献里有个说法，说寻血猎犬有十亿个受体。它是从哪儿来的？」而出乎意料的是，她回信了。我本来指望能拿到一条参考文献，对吧？可那并不是参考文献。而对我们来说，真正好笑的地方就在这里，因为她说：「我有一次去听一位名叫 Doron Lancet 的嗅觉遗传学家的讲座，是他在讲座上这么说的。」这就真的很滑稽了：她在澳大利亚，这个数字却传遍了全世界，而我是从以色列写信给她，Doron Lancet 就在我隔壁那栋楼里，好吗？他当时在魏茨曼遗传学研究所。曾经是在，现在已经退休了。他在嗅觉研究史上有过重要贡献。于是我拿起内线电话说：「嘿，Doron。是你说过寻血猎犬鼻子里有十亿个受体吗？」他说：「寻血猎犬是什么？」所以这完全是凭空编出来的，对吧？完全是编出来的，却就这么传播开了。你大概可以上 Google 搜一下，比如输入「寻血猎犬有十亿个受体」，会出来一大堆结果。但那件事绝对没有任何证据。
Andrew Huberman: 太惊人了。而它之所以惊人，不只是因为这件事所揭示的关于寻血猎犬等动物嗅觉的信息，更因为它让人看清：科学和医学教科书里的东西，究竟有多少是绝对错误的。
Dr. Noam Sobel: 东西会传播开来，而且你会引用自己。所以我们在那一版里把它改掉了——
Andrew Huberman: 太好了
Dr. Noam Sobel: ……接着把这条线说完：气味分子与我们上皮（就在这里）中的这些受体相互作用，在那里经历一个叫作转导（transduction）的过程。也就是说，气味分子停靠在某个受体上，转变成神经信号，或者促使受体以神经信号作出反应。而这个神经信号，事实上是动作电位，而不是任何形式的梯度电位，它经由嗅神经传导。喏，这条神经就是从我们的上皮（就在这里）发出的。
Andrew Huberman: 在额头后面。
Dr. Noam Sobel: 不是。嗯，算是吧。
Andrew Huberman: 是啊。
Dr. Noam Sobel: 就在这里，穿过我们颅骨最薄的部分，一个叫作筛板（cribriform plate）的区域，它是带孔的，有很多小孔。神经穿过这些小孔，在大脑里的第一个靶点形成突触，那就是嗅球（olfactory bulb）。在人类身上，这构成了一个有意思的敏感点，因为很多人会因外伤而丧失嗅觉，正是由于这个结构。
Andrew Huberman: 头部受到撞击一类的外伤。
Dr. Noam Sobel: 嗯，是的，不过你指的是撞到头部前方，也就是这一整套结构所在的位置，但实际上，因外伤失去嗅觉更常见的原因是后脑受撞，也就是所谓的对冲伤（contrecoup injury）。所以正如你的听众大概知道的，我们的大脑漂浮在液体里，漂浮在颅骨内的脑脊液（CSF，cerebrospinal fluid）中，当我们后脑受到撞击时，大脑会产生这种前后方向的移动
Andrew Huberman: 在颅骨里的液体中，大脑会有点像撞上去。它可能撞到颅骨前部，这就是为什么在对冲伤里，你常常还会有额部损伤。但实际发生的是：这会在筛板上产生一种剪切运动，嗅神经被切断。而如果它被完全切断，就丧失了。永远吗？因为我的理解是，嗅觉感觉神经元是成年人类中枢神经系统中少数能够再生的神经元之一。所以——或者说补充自身。对。所以这里头又混着好几个问题。是啊，没关系。所以首先——我们可以同时转起好几个盘子。如果是完全切断、彻彻底底地断了，那么是的，你就丧失了。永远。是啊。如果是完全切断的话。因为即使上皮的基底细胞层面会有再生，它们也没法设法找回通往嗅球的路。如果是部分断裂、还留有一些，或者受伤后不长时间里又出现了一些功能，那么你恢复的机会就很大。啊，因为它们是沿着其他轴突的轨迹生长的——是啊……算是替它们开路了。想来是这样，对。有意思。而且基本上，关于这个时间窗口，说来也好笑，我收到很多关于它的邮件，虽然我不是医生，但我确实收到很多失去嗅觉的人写来的邮件，因为这件事非常令人苦恼。而现在因为 COVID，更多人知道了这一点，知道它有多令人苦恼。基本上，经验法则是：如果在一年到一年半之内没有恢复，你就永远恢复不了了。我对嗅觉丧失与 COVID 及其他病毒性感染相关统计数据的理解是——首先，我得 COVID 时亲身经历过。包括完全失嗅吗？只有一天，而且并非完全。还残留着一点嗅闻、或者说感知柠檬气味的能力，我当时用尽全力猛吸。哦。有一种非处方疗法，而且这不是伪科学，因为 PubMed 上有不少已发表的论文谈到它：alpha-lipoic acid 可以加速嗅觉的恢复。对。而这东西对我确实奏效了。我并不是说那是唯一的途径。你并不知道它是否真的对你奏效，也不知道你本来是不是也会自行恢复。你又没做对照研究。没错，但我当时并不愿意去做那个对照实验。正是。所以，是啊。关于这一点，我想说两件事。第一，关于 alpha-lipoic acid 的数据嘛，也就那样。嗯。并不算有力。是啊。但失去嗅觉这件事本身却很令人难以承受。是啊。不不，我明白。所以我觉得人们会感到绝望，于是他们——而关于闻柠檬这件事，我想说一句。嗯哼。我就借这个机会多分享一些信息。当我们闻到东西时，它并不仅仅是嗅觉系统单独作用的结果，而是更多感觉子系统共同作用的结果。你的鼻子里有好几条对化学刺激敏感的神经。除嗅神经之外，主要的一条是三叉神经，也就是第五对脑神经。三叉神经在你的鼻腔、喉咙和眼睛里都有感觉末梢。它有三个分支。这就是为什么洋葱既有气味，又会辣眼睛、呛喉咙。是因为这个吗？是三叉神经，对。切洋葱时流泪就是三叉神经造成的。这是一种三叉神经反射。太神奇了。我们之前在讲头痛发作时的头痛这个话题里谈到过三叉神经。那也是一种三叉神经反射。所以你当时闻到的柠檬，可能是一种三叉神经感觉。所以你的意思是，我是用眼睛在闻柠檬。呃，不，是用你的鼻子。用我的鼻子。但用的是你的三叉神经受体，而不是嗅觉受体。所以在嗅觉研究者的行话里，有一类东西我们称作纯嗅觉刺激物（pure olfactants）。它们是只刺激嗅神经的气味。完全不会影响你的三叉神经。举个例，好让大家有个概念，比如就在这儿这杯咖啡——嗯哼……就是纯嗅觉刺激物。Vanilla（香草）是已知的纯嗅觉刺激物。这些东西不会激活三叉神经。对。既然聊到这个话题（我们会来回穿插着讲），我很高兴我们聊到它，因为疫情期间有极多的人写信给我谈嗅觉丧失，而且至今仍在写。我听说过一种嗅觉训练，说是如果你有部分、甚至完全的初级嗅觉丧失——对……会鼓励你去闻好几种不同的气味。我当年是研究神经系统活动依赖性布线出身的。为什么让神经元保持活跃就能让它们存活，对我来说完全说得通。所以这并不是「一起放电，就连在一起」那一类的事。顺便说一句，各位，那句话出自 Carla Shatz，不是 Donald Hebb，也不是我。但这里说的是让神经元保持电活动，在这里就是嗅觉神经元，以维持它们的连接，否则它们就会死掉。嗅觉是典型的用进废退系统。所以这完全说得通。而且确实有非常有力的证据表明这类训练方案是有效的，比 alpha-lipoic acid 的证据更强。很高兴知道这一点。所以这是真有其事。嗯哼。而它酷的地方在于，你不需要出去买昂贵的东西，当然你想买也可以。当然，已经有人在拿它做商业化生意了。但你完全可以从冰箱里、化妆柜里或随便什么地方拿些东西来，专注地、持续地去闻、去嗅，这种接触就能帮你恢复。到目前为止，这方面已有不错的数据。你刚才顺带提到了嗅觉系统的再生。的确，有意思的事情之一……通过嗅觉，你可以借嗅觉研究很多东西，而其中之一确实就是神经再生，因为嗅觉神经元真的是成年哺乳动物大脑中唯一会系统性地这样做的神经元。而人类的嗅觉系统是否表现出与其他哺乳动物同等程度的再生，这一点一直、并且现在也有些存疑；我提这个，是为了分享一项很酷的研究，发表在《Neuron》上，我想大约在 2014 年前后
Dr. Noam Sobel: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真的很喜欢他们用的这个思路。作者们在尸检（postmortem）中，检测了曾暴露于原子弹试验的成年人身上 C14 的水平。这样你其实就能观察这些神经元，并根据辐射暴露给它们测定年代。那篇论文提示，人类嗅球中的细胞更新并不像其他哺乳动物那么多。而另一些证据线则给出相反的结论。所以，关于人类嗅觉系统相较于其他哺乳动物究竟有多大程度的神经退行性变，这算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不过我觉得，那仍然是一篇做得很酷的论文。
Andrew Huberman: 太有意思了。
Dr. Noam Sobel: 要不要我把这条通路讲完，好让我们有个——
Andrew Huberman: 请讲。
Dr. Noam Sobel: 我们刚才说到，信息从嗅上皮出发，在嗅球形成突触。而这种突触连接的模式，遵循着可以说是哺乳动物神经系统中最极端的汇聚情形。更具体地说，发生的是：某一特定亚型的全部受体——记住，我们说过人类大概有 350 种，小鼠大概可能有 1,200 种——会汇聚到嗅球中的一个位置，这个位置叫作嗅小球（glomerulus，复数为 glomeruli）。不过这可能稍微有点过度简化：实际上是两个嗅小球。存在一条类似镜像的分界线，因此某一亚型的全部受体会汇聚到嗅球上两个互为镜像的嗅小球。于是你最终得到两个嗅小球，对应着那一种受体亚型。那么如果，就讲到……我现在给你讲的是这个系统如何运作的教科书版本，但之后我很乐意再跟你分享一些对这个教科书版本构成难题的东西。教科书版本是这样说的：每一种这样的受体亚型，都对一小部分不同的分子形状作出反应，这些分子形状有时被称作 odotopes，也就是气味分子的分子特征。所以每种受体对 odotopes 的一个不同子集作出反应，比如说 10 个；而每个 odotope 又会激活受体的一个不同子集。所以，你有可能拥有这种惊人到不可思议的组合可能性：在人类身上，这有可能是一个 350 维的空间——只是有可能。但由于这种汇聚，你最终在嗅球上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一幅反映受体身份的地图。比如说这杯咖啡激活了 1 型、3 型和 7 型受体，那么当我闻这杯咖啡时，1、3、7 型受体的嗅小球就会所谓的「亮起来」。如果你能给那一瞬间拍张快照，理论上你就有了咖啡的地图，如此等等。这大致就是这个系统运作的教科书版本。接着，信息从嗅球传到大脑中的若干靶点，也就是所谓的初级嗅觉皮层，即梨状皮层和内嗅皮层。它位于大脑的腹侧表面，我们颞叶的下部。信息会直接传到那里，但也会直接传到杏仁核。它很可能直接传到下丘脑。它可能直接传到小脑。它遍布整个大脑。所以信息从那里广泛地投射出去，而据人们目前的理解，嗅球上可能存在的那幅地图，在大脑其余部分并不存在；至于大脑其余部分是如何进行编码的，人们的理解还很模糊。
Andrew Huberman: 人们常常听到一种说法：我们对气味的记忆，不知怎的比我们对生活中其他感知事件的记忆更牢固。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但人们会这么说，比如「我还记得我祖母双手的气味」，或者「她厨房里饼干的气味」。至少，它指向一个事实：气味与记忆紧密相连；而你刚才提到，从鼻孔到海马体（大脑中记忆的主要编码中枢之一）有一条虽经过多个站点、但仍算相当直接的通路。
Dr. Noam Sobel: 只隔两个突触。
Andrew Huberman: 是啊。考虑到这一点，这条通路短得惊人：举个例子，因为我们的一些听众对此并不熟悉（不过也有一些熟悉），声波在内耳层面被转导成神经信号后，要经过许多站点，才到达大脑中我们把这些声波理解为嗓音或音乐等等的部位。相比之下，嗅觉通往记忆中枢的路径更为直接。关于嗅觉记忆比其他类型的记忆更容易形成、保持得更久或更牢固这一说法，究竟只是某种「想当然的故事」（just-so story），还是真有客观事实依据？
Dr. Noam Sobel: 嗯，是的。但首先我得说，我并不是嗅觉记忆方面的权威。嗅觉记忆是一个很大的研究领域，而不知怎么的，我们实验室一直没怎么深入涉足。不过，还是我之前碰巧提到过的那位学生 Yariv Sharon（她现在又在特拉维夫任教了）做过一项研究，我们……我想是发表在《Current Biology》上的一篇论文，题为《The Privileged Representation of Early Olfactory Associations》。基本上，你第一次体验某种气味时，有某种东西会生成一种比其他感觉刺激格外牢固的表征，而这正是她当时所比较的。所以，第一次接触某种气味，在大脑编码方面，有某种把它刻进我们生命里的东西。当然，这种效应在文学里也有回响。我是说，这方面最老套的莫过于搬出普鲁斯特效应（Proust effect），对吧？所谓普鲁斯特效应，就是他吃下那块玛德琳蛋糕（madeleine）时，味道和气味立刻让他想起了童年里同一块玛德琳蛋糕出现的某件事。所以这是非常真实的东西。关于它有很多研究，并不是出自我们的工作。所以我不是权威。
Andrew Huberman: 但听起来的确像是嗅觉有某种特别之处，而这并不意味着视觉或听觉就没有特别之处。
Dr. Noam Sobel: 不。
Andrew Huberman: 每一种都有它自身独特的特质。
Dr. Noam Sobel: 我恰恰是最不会去主张嗅觉有什么特别的人。我的学生们拿我打趣，因为他们说——而且这话有几分道理——我总想用嗅觉系统来解释一切。我是说，对我来说，什么都是嗅觉。所以，是的。
Andrew Huberman: 透过鼻子这副透镜。
现在 ESPN 上的 NFL 内容多到看不过来：Monday Night Football（周一夜赛），外加赛前和赛后节目，还有 NFL Live、NFL Prime Time。每周每一场比赛，你想掌握的一切都在这里，令人难以置信。而现在，NFL Network 也上线了 ESPN app。更多橄榄球、更多报道、更多观看方式。整个赛季，橄榄球都在 ESPN 上播出，也在 ESPN app 上同步流媒体播放。
Andrew Huberman: 我在伯克利的时候，有一天穿过校园，我看见——我想是学生吧——看见有人手脚着地跪着，戴着护目镜、戴着手套——
Dr. Noam Sobel: 是啊
Andrew Huberman: ……而且我想他们的嘴也被捂住了吧？
Dr. Noam Sobel: 全都被盖住了。
Andrew Huberman: 都被盖住了，而且他们正沿着地面爬行，我当时觉得这挺古怪，不过话又说回来，那可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有个笑话说，想在伯克利校园里引人注意，你得一丝不挂而且浑身着火，对吧？只占其中一样还不够。各位请不要去做这个实验。
Dr. Noam Sobel: 是啊。
Andrew Huberman: 就是那么个地方。
Dr. Noam Sobel: 是啊。
Andrew Huberman: 不过尽管如此，几年后有一篇论文发表出来，描述了后来才知道是你实验室当时在做的那项实验的结果，也就是让人们用鼻子跟随一条气味轨迹。而我的理解是，人类可以相当显著地提升自己追踪气味的能力，尤其是当我们剥夺他们的视觉和躯体感觉（也就是触觉及另外一些感觉）时。也许你能稍微给我们讲讲那项研究，还有——
Dr. Noam Sobel: 当然
Andrew Huberman: ……我想在我们的听众里，我猜很多人都有非常非常敏锐的嗅觉。我有一位家人，就是能察觉到环境里任何难闻的腐臭气味，但也能极精妙地闻出好闻的气味；而我另一些家人的嗅觉就相当差。我很希望所有这些人都了解一下，在训练提升方面有哪些可能，或者——
Dr. Noam Sobel: 对
Andrew Huberman: ……提升我们嗅觉能力方面有哪些可能，也许可以结合那项研究来谈，如果你愿意的话。
Dr. Noam Sobel: 是啊。所以首先，在谈提升之前，先说一句最直接的：人类拥有非凡的嗅觉。这件事，再说一遍，在我们实验室里我们已经说过「是啊，我们知道，这都是旧闻了」。但对于来自不同领域的人，我们不得不反复强调这一点。有时候我给非嗅觉领域的听众做公开讲座，也会反复强调。人类的嗅觉极其出色。把它说得稍微具体可感一点：比如说硫醇（mercaptans），它被加到厨房燃气里，好让我们能闻到，因为否则燃气本来是没有气味的。所以燃气的气味并不是燃气、也就是丙烷（propane）本身的气味，它是一种添加剂。
Andrew Huberman: 硫醇？
Dr. Noam Sobel: 对，就是硫醇（mercaptan）。
Andrew Huberman: 那种像硫磺的气味？
Dr. Noam Sobel: 对。所以我们的检测阈值，也就是我们能察觉到它的浓度水平，是十亿分之 0.2（0.2 parts per billion）。好吗？没有哪台机器能真的做得这么有效。没有气相色谱仪，什么都没有。现在，再给你一个更具体可感的体会：我们实验室在用一种叫 estra tetraenol 的气味物质，当我们在液相中把它配到 10 的负 12 次方摩尔（10⁻¹² molar）浓度时，被试就能察觉到。为了让你真切体会这是多低，我们算过一笔账：如果你取两个奥运会标准尺寸的游泳池，用移液管把 1 毫升、也就是一滴，滴进其中一个池子、而不滴进另一个，你就能闻出这两个池子的差别。
Andrew Huberman: 难以置信。
Dr. Noam Sobel: 那就是你用鼻子能达到的检测阈值。人们有一只极其惊人的鼻子，好吗？所以这只是就它的检测能力而言，已经非常了不起，在哺乳动物世界里都排得上号。在嗅觉方面，我们算是不赖的哺乳动物。而在此之外，我们还能提升，好吗？而你提到的那个例子，其实最开始是实验室里的一次打赌。好吗？我们当时在搞实验室野餐，所以我想这里得补一句背景：我是你来自以色列魏茨曼科学研究所的嘉宾，但在回到以色列老家之前，我曾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Helen Wills Neuroscience Institute 任教，这项研究就是那期间做的。我们当时在实验室野餐，也确实在进行这类实验室讨论，争论人类凭嗅觉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我说人类真的甚至能像狗一样追踪气味，在场的人说「不可能」。于是我们做了个快速实验，我有视频，但我想我们不会在这里放出来。不过我确实还留着原始的、那段野餐视频，我们有。有一位名叫 Christina Zelano 的研究生，当时是位很出色的研究生，她现在是西北大学（Northwestern）的教授，而且如今正真正在引领嗅觉成像这个领域。当时是她自愿当被试，我们把一块巧克力棒拖过草地，蒙住她的眼睛，看她能否追踪我们用巧克力留下的那条轨迹，而她做得非常出色。对吧？而至于——
Andrew Huberman: 你们是把她放在那条线的起点，还是？
Dr. Noam Sobel: 我想是放了。那次野餐式的试手具体怎么做的，我记不太清了。但我猜她这辈子之前从没练过这个，对吧？可即便如此，她做得真的、真的很好。后来这件事以实验室打赌的方式延续了下去：我跟学生们说，「好吧，我们得把它做成一个实验，放进实验环境里，把到底发生了什么量化出来。」而他们全都说这不会有什么意思。这就是那个赌。而我告诉他们，它会发在《Nature》上——这一次这个赌我赢了。
Andrew Huberman: 当然，《Nature》是科学界三大顶尖期刊之一。
Dr. Noam Sobel: 公平地说，是《Nature Neuroscience》。
Andrew Huberman: 是啊。
Dr. Noam Sobel: 于是我们把它变成了一个实验，实验是这样的：我们招来被试，是未经训练的被试（naive participants），不是我们实验室的研究生，把他们的其他任何感觉输入全都剥夺掉。我们蒙住他们的眼睛，堵住他们的耳朵，把一切都屏蔽掉。他们戴着厚重的手套，什么都感觉不到。我们在草地上生成一条一致的气味路径，也就是你看到的那条。做法是把一根浸了气味的细绳埋在草下，这样我们每次都能生成一致的气味轨迹。
Andrew Huberman: 是埋在草的根部，还是埋在泥土里？
Dr. Noam Sobel: 是埋在草底下。
Andrew Huberman: 真的吗？
Dr. Noam Sobel: 是啊。
Andrew Huberman: 哇。
Dr. Noam Sobel: 而且——
Andrew Huberman: 这我还真不知道
Dr. Noam Sobel: ……它被埋在草底下，我们还做了航拍，被试身上也戴着这么一套传感器装置，我们用它实时测量每个鼻孔里的鼻腔气流。而且，我们还用了一种叫 RTKGPS 的东西，它基本上是往 GPS 网格上叠加一层射频网格，好让你在空间上达到毫米级的分辨率。它主要是测绘员在用的，这样我们就能追踪行为。这么做之后，我们发现了几件事。一是人们一上来就能做到这件事。我们发现的第二件事是，当我们把他们训练起来之后，平均在四天之内，限制因素就变成了他们爬行的速度。也就是说，你能爬多快，就能循气味追踪多快。当然，你爬不了狗跑得那么快，但你能爬多快，就能追踪多快。接着，再从系统神经科学的角度补上一点、让这件事真正有意思的是：我们问了两个鼻孔是否对此有贡献。于是我们制作、可以说构造了一个鼻部假体（nasal prosthesis），它有两个版本。一个版本是把两个鼻孔合并成一个居中的大鼻孔，另一个版本则保留两个分开的鼻孔。我们比较了这两种条件下的表现，结果人们在两个鼻孔条件下的表现优于一个居中鼻孔，尽管气流量保持不变。所以你是在利用来自两个分开、完全分开的鼻孔的信息。顺便说一句，我前面描述的你的上皮、嗅球以及到皮层的连接那套系统，你有两套，对吧？它是一个完全单侧、嗯，几乎完全单侧的系统。对此有一些非常小的例外，不过——
Andrew Huberman: 所以大脑两侧都有一份表征。就像我们有两只眼睛、不是独眼巨人（Cyclops）一样。由此我们能获得深度知觉信息，能更好地感知运动，还有种种适应，尤其是立体视（stereopsis）。
Dr. Noam Sobel: 而且我们能给声音定位，靠的是两耳之间的差异，以及头部在中间对声音的阻挡，还有——
Andrew Huberman: 太神奇了。再问一个关于你观察到的机制与策略的问题，因为我觉得由此能看出关于这个系统、关于大脑的一些信息。你们当时有条件测量嗅闻频率吗？而我具体想问的是，人们是做某种快速的嗅闻，还是类似长长的——
Dr. Noam Sobel: 对
Andrew Huberman: ……缓慢的长吸气？
Dr. Noam Sobel: 嗯，是的，我们当时测量了嗅闻并做了记录，数据我们全都有。那批数据、那项研究里没有什么特别显著的东西，不过这也可能反映出我们分析得还不够仔细。它并不是我们分析里的主要部分，尽管我们确实在某种程度上看过它。再说一遍，你问的是一篇好几年前的论文，所以有些部分我可能也记不清了。不过——
Andrew Huberman: 我相信，如果它是其中的主要部分，早就浮到最上面来了。
Dr. Noam Sobel: 它绝对不是那篇论文里的主要发现——
Andrew Huberman: 嗯哼
Dr. Noam Sobel: ……论文里的嗅闻行为。不过话说回来，嗅闻行为在我们实验室的日常里占了很大一块。它正把我们带向一些方向，而且如今在我们工作中又重新冒了出来。我们正在做大量的嗅闻研究。我可以跟你分享一件事，我想它也会让你的听众和观众感兴趣，而且我们认为它真的是神经科学里最被忽视的事情之一。
Andrew Huberman: 请讲。
Dr. Noam Sobel: 我请你做下面这个实验。
Andrew Huberman: 好。
Dr. Noam Sobel: 那么，从侧面按住、堵住一侧鼻孔，吸气；然后堵住另一侧，再吸气。你感觉到气流有差别吗？
Andrew Huberman: 有。
Dr. Noam Sobel: 好。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Andrew Huberman: 不知道，而且它正好是我下一个问题——
Dr. Noam Sobel: 好
Andrew Huberman: ……在我清单上的下一个，所以——
Dr. Noam Sobel: 那就别为不知道原因而觉得不好。
Andrew Huberman: 嗯哼。
Dr. Noam Sobel: 大多数人都不知道。但那反映的是一种叫作鼻周期（nasal cycle）的现象。事实上，如果你反复做这个动作，就会发现你的高流量鼻孔和低流量鼻孔平均每两个半小时交替一次。
Andrew Huberman: 是绝对地一下子切换，还是像正弦波那样，先逐渐偏向一侧、再逐渐转回来？
Dr. Noam Sobel: 这会有变化。
Andrew Huberman: 嗯哼。
Dr. Noam Sobel: 它会有变化，而且我们还不了解全部规律。但你确实存在这种从一侧到另一侧的持续切换。这种切换在睡眠中变得极其明显，所以我们可以测出这个差异的强度。而在睡眠中，你会出现这种强度的相位转换。你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侧完全关闭、另一侧完全打开。而结果表明，这与自主神经系统的平衡有关。所以正如你和你的听众知道的，我们有一个自主神经系统，其中包含交感与副交感两个组成部分，比如说，在许多疾病里它们处于平衡或失衡状态。而交感神经系统与副交感神经系统之间的这种相互作用，驱动着左右鼻孔之间的切换。
Andrew Huberman: 提醒一下大家，交感神经系统与「同情」（sympathy）毫无关系——……它完全关乎产生各种警觉模式。它有时被叫作战斗或逃跑系统，但其实关乎任何唤醒模式，无论正性还是负性；然后它以一种协调的方式、或至少与副交感神经系统并行地取得平衡。副交感神经系统有时被叫作休息与消化系统，但它与各种各样的事情相关，比如性唤起反应，以及我们生理功能的许多其他方面。所以可以把它想成警觉与平静之间的一块跷跷板。是啊。
Dr. Noam Sobel: 说得好。那么现在想象一下，你平时过日子、走来走去，对吧？一半时间像这样闭着一只眼，另一半时间像这样闭着另一只眼，你就有这么个「眼周期」，对吧？而它还与自主神经唤醒挂上了钩。我向你保证，你去 PubMed 上一查，关于眼周期会有 500 万篇论文，对吧？而且是你叫得出名字的每一种疾病里的眼周期，以及它意味着什么、告诉了我们什么、我们能拿它做什么。你恰恰就有这样一个标记物。你成天带着一个标示自主神经系统平衡的标记物走来走去，而我们却没拿它做任何事。所以事实上，现在我们正拿它做很多事。好，于是我们做了一台可穿戴设备，贴在身上，分别测量每个鼻孔的气流，并连续记录 24 小时。我们正在收集这些 24 小时的记录。我们把它叫作 nasal halter（鼻部记录带）。所以我们用 nasal halter 来测量，并且发现它是一种疾病标志物。我可以给你一份成年人的 nasal halter 测量数据，然后我说，这是 Tim Nasserroka 的工作，他现在是我们实验室的研究生。所以，我们能区分 ADHD（注意缺陷多动障碍）与非 ADHD 的成年人，而且单凭这段记录，我们就能判断这些成年人是否正在服用 Ritalin（利他林）。也就是说，我可以测你的鼻腔气流，然后说出你是否患有 ADHD、以及你是否在服用 Ritalin。
Andrew Huberman: 难以置信。关于这个我有几个问题。是不是说，通过一侧鼻孔的气流反映的是交感神经系统占主导、而非副交感占主导？
Dr. Noam Sobel: 是的。
Andrew Huberman: 还是说，仅仅是这种左右鼻孔交替的周期性——我记得你说过大概是每两小时左右——
Dr. Noam Sobel: 两个半
Andrew Huberman: ……两个半小时，它切换到一侧相对另一侧达到最大。那是不是仅仅反映了一种整体的平衡？也许它是跷跷板的支点，还是跷跷板的倾斜？
Dr. Noam Sobel: 这个我没有很好的答案。我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右鼻孔更通畅偏交感、左鼻孔更通畅偏副交感，但那并不太准确。我是说，这是个超级——
Andrew Huberman: 我敢肯定瑜伽士们会为这个炸开锅，对吧？
Dr. Noam Sobel: 所以，对。我得——
Andrew Huberman: 因为我经常碰到这种——我的实验室确实做一些关于呼吸的研究，瑜伽士们总在说，好吧，因为有这么个东西……我现在不练瑜伽了。倒不是出于什么特别的原因——
Dr. Noam Sobel: 调息（Pranayama）
Andrew Huberman: ……不过就是他们让你用一侧或另一侧鼻孔呼吸那套，而这个问题我在社交媒体上大概被问过 10,000 次了。
Dr. Noam Sobel: 好，等一下。我现在马上就要变成瑜伽士们的头号公敌了。听着，我们——
Andrew Huberman: 他们会拿着瑜伽垫冲你来，那可不太危险。
Dr. Noam Sobel: 因为我们对这个机制这么感兴趣，我们特别想弄清楚的一件事，就是怎么设法获得对它的控制。而瑜伽界那边声称能控制它。于是我们说，「好吧，我们把真正资深的瑜伽练习者请来，看他们能不能把鼻周期从左切换到右，但要单凭意念，对吧？不是靠用什么办法摆弄自己的身体。如果能，我们就向他们学是怎么做到的，然后说不定能拿它来治 ADHD 或诸如此类的，对吧？」于是我们在所有瑜伽老师的邮件列表上发了帖，然后就有这么一队瑜伽老师络绎不绝地走进我们实验室。这是最奇怪的实验之一。
Andrew Huberman: 满屋子檀香气味和光着的脚。
Dr. Noam Sobel: 正是。
Andrew Huberman: 你懂吧？
Dr. Noam Sobel: 还有白色衣着等等。我们研究了 14 位瑜伽老师。按照这次招募的条件，这 14 位进来时全都说自己能控制左右鼻孔的切换。
Andrew Huberman: 不用手指堵住鼻孔。
Dr. Noam Sobel: 对，单凭意念的力量。
Andrew Huberman: 是啊。
Dr. Noam Sobel: 你猜 14 人里成功了几个？零。里面有一位，最极端的那个，我们有这么个人，我们当时在记录，而且我们很懂怎么把这个记录好，对吧？他坐在那儿说：「对，我现在正在切换，它正在切过去。」而你看着监视器，不对，它根本没在切换。所以，我们找到的瑜伽老师里，没有谁能凭意志在左右鼻孔气流之间切换。
Andrew Huberman: 可他们却坚信自己做到了，而且我得说，他们没有撒谎的动机，对吧？
Dr. Noam Sobel: 是啊。不，甚至正相反。这件事一旦……反倒让他们处境尴尬。是啊，我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但他们没有一个能做到。
Andrew Huberman: 既然通过一侧或另一侧鼻孔的交替气流反映的是自主神经系统，而且有这种两个半小时的周期性，那么比如说，如果我突然陷入一阵应激，它会切换吗？因为它反映的是自主神经系统。
Dr. Noam Sobel: 会。
Andrew Huberman: 而我之所以问这个问题，并不是因为我觉得就一定与应激有多重要，而是我想弄清因果的方向。换句话说，是不是——
Dr. Noam Sobel: 我们也在想
Andrew Huberman: ……单侧鼻孔嗅闻的那个周期性，我们给它起过个名字，我肯定起错了。是它在驱动自主神经系统的偏移，还是它仅仅反映了那个偏移？
Dr. Noam Sobel: 你刚才非常简洁地，把某项大概刚被拒掉的基金申请的第二项目标给表述出来了。不过基本上，我们要回答的正是这个问题，目前也正在沿这条线做实验。我们有一个实验是让被试暴露于疼痛，用的是冷水浸手。这是个很棒的范式，因为个体差异巨大。我们刚开始做这个，装置也是刚搭好，那里头有很多可挖的东西，因为个体差异很大。它上限设在三分钟，这是出于安全考虑，因为要让被试把手放进 2 摄氏度的水里。但有的被试会在 10 秒、9 秒时就把手抽出来，也有撑满三分钟的。所以里头有很多……而我现在跟你分享的是初步数据——
Andrew Huberman: 明白了
Dr. Noam Sobel: ……所以等它最终发表时，结论也可能是相反的，但就目前来看，寒冷暴露似乎会引起鼻腔平衡的偏移。
Andrew Huberman: 所以自主神经唤醒有可能驱动这种切换。前面你在描述这些嗅觉系统的结构时，提到了嗅觉受体汇聚的那些嗅小球——
Dr. Noam Sobel: 对
Andrew Huberman: ……在嗅球里。后来你又提到，这个系统是单侧的，但在大脑两侧有镜像表征。所以，为那些不习惯用神经解剖学术语思考的人解释一下：Noam 刚才描述的是，当然，有两个鼻孔，然后有一大堆受体。它们汇聚到这些嗅小球里，但你在大脑两侧有它的一份镜像表征，而且这些信息大部分被保留在大脑的某一侧或另一侧。在加工的第一级，并没有大量广泛的相互混合。
Dr. Noam Sobel: 对。
Andrew Huberman: 所以我的问题是，你是否相信——我不是要数据，首先我只想知道你怎么看——这种鼻孔气流交替的现象，与所谓的右脑、左脑对嗅觉信息的偏好性加工有没有关系。不过要先说明一句：我们一听到右脑、左脑，之前有一期节目讲过，外面人们听到的关于右脑、左脑、情绪化、逻辑之类的说法，绝大部分都是完全错误的，根本不存在，纯属捏造，我们很想破除那个迷思。但把这一点放在一边、或者说撇开不谈，你怎么看：信息到底为什么会从大脑的一侧切换到另一侧？
Dr. Noam Sobel: 是啊。我不认为鼻周期是一个关于嗅觉的故事。所以我既不认为它是由嗅觉系统塑造出来的，也不认为它对嗅觉有多大影响。我认为鼻周期讲的是关于大脑功能的另一回事。我们现在有一个自己偏爱的理论，叫「嗅闻大脑」（sniffing brain）取向，基本想法是：鼻腔吸气在为神经活动与认知加工的许多方面和模式定时、并驱动着它们。而这个理论起初是受嗅觉启发的。你想一想哺乳动物的大脑，它是从嗅觉演化来的，就摆在那儿；在嗅觉里，因为嗅觉依赖嗅闻，就出现这么一种情形：你吸一下，得到信息，然后就平了、什么都没有。对吧？然后再得到信息，然后又什么都没有。所以信息加工与鼻腔吸气是一一对应挂钩的，而我们认为，这一属性后来演化成在一般的大脑加工里都有意义，不只是对嗅觉信息，而是对任何类型的信息，因为大脑就是这样演化来的，是以这种在吸气起始时加工信息的方式演化来的。两三年前我们实验室 Ofer Peril 牵头做过一项研究，看的是完全非嗅觉的东西。我们看的是视觉空间加工，比较了吸气时与呼气时的视觉空间加工。而大脑在吸气时和呼气时做这件事的方式完全不同。在那个特定任务里——人们在吸气时的表现显著好于呼气时。
Andrew Huberman: 那个任务是什么？是嗅觉任务吗？
Dr. Noam Sobel: 不不，是视觉空间任务。
Andrew Huberman: 哦，不好意思，对。
Dr. Noam Sobel: 这个任务具体是：你看到一个图形，得判断它是一个在现实世界中可以存在、还是不可能存在的形状。其中有一些是 Usher shapes，就是一个面接不上另一个面的那种。
Andrew Huberman: 不可能图形那一类东西。
Dr. Noam Sobel: 对。
Andrew Huberman: 是啊。
Dr. Noam Sobel: 不过是结构图形。
Andrew Huberman: 嗯哼。
Dr. Noam Sobel: 所以是纯粹的视觉空间任务。我们特意选了一个不被认为是腹侧颞叶任务、也绝不算嗅皮层任务的任务。而人们做这个任务时，吸气时的表现比呼气时好得多。
Andrew Huberman: 有没有一个把两侧鼻孔都堵住、强迫人们用嘴呼吸的版本？
Dr. Noam Sobel: 有。而且在这个特定任务里，他们用嘴吸气时的表现也优于用嘴呼气时。但这个差别不像鼻腔吸气与呼气之间那么明显。
Andrew Huberman: 所以，我是个大力主张凡是能做到的场合就用鼻呼吸、而不要用嘴呼吸的人——
Dr. Noam Sobel: 那当然
Andrew Huberman: ……是出于许多与健康相关的理由。我很喜欢《Jaws: A Hidden Epidemic》这本书，是我在斯坦福的同事写的。
Dr. Noam Sobel: 我对它有所了解。
Andrew Huberman: 对。还有这么个说法：用嘴呼吸的人更容易感冒、更容易得各类感染。无论从美观还是从牙列来看都不好。我老是搞不清……牙齿、牙龈。各位，这都是实打实的事儿。
Dr. Noam Sobel: 是啊，实打实的事儿。
Andrew Huberman: 抱歉，我的牙医要来找我了。反正也该去看牙医了。相对于用嘴呼吸，用鼻呼吸对健康大有好处。
Dr. Noam Sobel: 所以我认为它对你的认知也有好处，不只是对牙齿健康。我认为用鼻呼吸会塑造认知，而且其他实验室也在发现同样的情况。再说一遍，Cristina Zelano 正在沿这条线做研究，她在这里有重要贡献，Johan Lundström 也在沿这条线做。有大量研究提示，鼻腔吸气在为认知加工定时并对其进行调节。
Andrew Huberman: 难以置信。不过考虑到你教给我们的关于嗅觉系统的一切，也许并不意外。我们脸前方的这两个洞、这两个鼻孔，是通往大脑的一条通路，对吧？我特别爱跟人讲——因为我实验室是研究视觉系统的——你的眼睛是从颅腔里挤出来的两小块大脑——
Dr. Noam Sobel: 对
Andrew Huberman: ……它们确实是，至少视网膜是。然后你再也不会用同样的眼光看任何人了。没关系。但嗅觉感觉神经元就在我们称作鼻孔的那些洞窟的顶端，而它们就是大脑。
Dr. Noam Sobel: 是啊，当然是。这是你的大脑与外界相接触的唯一地方，因为在视网膜里，它们有晶状体保护着。
Andrew Huberman: 嗯哼。
Dr. Noam Sobel: 而在这里，神经元是与外界直接接触的。这其实成了某些关于神经退行性机制潜在入侵途径的理论来源。所以，你可能知道，嗅觉丧失是神经退行性疾病最早期的征兆之一，甚至可能就是最早的。比如说，在帕金森病里，嗅觉的丧失大概比任何其他症状早 10 年。但人们一直没能把它做成一种诊断工具，因为它是非特异性的。所以并不是说你去找医生说「我正在失去嗅觉」，医生就会说「哦，帕金森病的早期征兆」。因为失去嗅觉可能有很多原因，等等。但再说一遍，嗅觉丧失是神经退行性变的早期征兆，而且至少有一种理论，特别是关于阿尔茨海默病的，认为阿尔茨海默病可能是一种通过嗅觉系统进入大脑的病原体造成的结果。
Andrew Huberman: 嗯。哦，有意思。
Dr. Noam Sobel: 当然，它绝不是任何意义上的主流或被广泛接受的理论，但它恰恰凸显了这样一个观念：鼻子是通往我们大脑的一条通路。
Andrew Huberman: 我在想这些针对潜在神经退行性变的无创读数，比如视觉测试，因为视网膜是大脑的一部分，而视网膜神经元的丧失常常与其他形式的中枢退行性变（阿尔茨海默病、帕金森病等等）相关。由于它比你描述的稍微更有创一点，我开始纳闷，为什么我们每次去看医生时不做一项嗅觉任务，好让它可以随时间追踪。因为当然，正如你提到的，一个人是可能失去嗅觉的。那就意味着他得了阿尔茨海默病吗？未必。但如果他前一年嗅觉还特别好，第二年就差了 50%——
Dr. Noam Sobel: 那是个非常不好的信号
Andrew Huberman: ……是啊，那是个不好的信号。所以我们现在说的这个东西是完全无创的，而且可以相对令人愉悦、乃至无害——
Dr. Noam Sobel: 对
Andrew Huberman: ……取决于用的是什么气味。
Dr. Noam Sobel: 嗯，是啊。先回答你这个，对吧？之所以一直没做成——不过现在也许正在改变——之所以一直没做成，是因为嗅觉还没有被有效地数字化，对吧？所以如果你要生成非常精确的视觉信息，花 100 美元就能买一台显示器，基本上达到视觉系统的分辨率。而如果你想非常精确地生成听觉刺激，那可以买一台放大器，也许比 100 美元多一点，但多不了太多，就能达到听觉系统的分辨率。在我们实验室，我们造的是生成气味的装置。我们叫它们嗅觉计（olfactometers），其实这个词用词不当，因为它们并不测量任何东西，但历来就是这么叫的，所以我们也跟着叫嗅觉计。我们已经造过至少一台造价 25 万欧元的嗅觉计，而它惨不忍睹。真的惨不忍睹。它慢、有污染，远远达不到你系统的分辨率。所以一直没做成的原因之一，就是对刺激的控制极其糟糕。不过话说回来，某种程度上它确实已经出现了：有标准的嗅觉临床测试，基本上有两种，在这方面可以说统治了全世界。较老的一种叫 UPSIT，也就是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Smell Identification Test（宾夕法尼亚大学嗅觉识别测试）。它由宾州大学的 Richard Doty 开发，是一种刮擦嗅闻的测试，是含 40 种气味物质的四选一强迫选择测试。所以你有这 40 页，一页页翻过去、去嗅去闻，而且它已经在海量测试上建立了常模。我总觉得这事挺好玩，因为 Richard Doty 靠 UPSIT 赚了一大笔钱，可他确实需要这笔钱，因为他有个嗜好：他有一辆 NASCAR。所以每次我们在实验室买 UPSIT，我就说：「又给 Richard Doty 的油箱添了一加仑油。」
Andrew Huberman: 他跑 NASCAR 赛车？
Dr. Noam Sobel: 不完全是 NASCAR，比它低一级。我也说不好，像是 Formula A 或 Formula Ford 之类。他就是赛车，所以买 UPSIT 的钱全上那儿去了。所以我买 UPSIT 时总觉得挺舒坦，因为我知道钱是流向那个好事的。不过——
Andrew Huberman: 让他一直待在快车道上。
Dr. Noam Sobel: 是啊。总之这是现存的其中一种测试，而且确实已经被证明是——嗯，在阿尔茨海默病、帕金森病以及许多其他疾病里，UPSIT 得分都会降低。
Andrew Huberman: 嗯。
Dr. Noam Sobel: 还有一个欧洲版本，叫 Sniffing Sticks，是 Thomas Hummel 开发的，基本上是相同的思路……那个不是刮擦嗅闻，而是像一些笔，你打开笔帽来闻。但这些确实存在，只是不像在视觉和听觉里呈现刺激那么方便，这就是为什么你刚才提议的东西一直没出现。
Andrew Huberman: 有意思。
Dr. Noam Sobel: 另一个没有它的地方，我觉得本来会更有意义，那就是新生儿并不做嗅觉测试，而视觉和听觉是做的。有一种情况叫先天性失嗅（congenital anosmia），据说是自出生起就没有嗅觉。先天性的，占人口的 0.5%（half a percent）。
Andrew Huberman: 这不是个小数字。
Dr. Noam Sobel: 不完全是，是啊。但没人知道那到底是不是真的，因为这里有个惊人的小事实。猜一猜先天性失嗅被诊断出来的平均年龄——对我来说，对我看世界的方式来说，这是个很糟糕的统计数字。那你觉得先天性失嗅的平均诊断年龄是多大？
Andrew Huberman: 五岁？
Dr. Noam Sobel: 十四岁。
Andrew Huberman: 难以置信。
Dr. Noam Sobel: 十四岁。
Andrew Huberman: 所以占人类人口 0.5%（one half of 1%）的大多数人，想来——
Dr. Noam Sobel: 是啊
Andrew Huberman: ……没有嗅觉，而且直到 14 岁才意识到这一点。
Dr. Noam Sobel: 嗯，我不知道他们最初是什么时候意识到的，但平均在 14 岁才被正式诊断。这意味着他们中有些人甚至更晚，对吧？在那之后。
Andrew Huberman: 对，没错。这是个分布。他们会受苦吗？
Dr. Noam Sobel: 会。首先，他们在社交上受影响。而且与先天性失嗅相关联的，有一大堆不利的人生事件。他们死得更早。这是德国 Ilona Croy 的工作。而在失嗅所预示的种种事情里，就包括更短的寿命。还有像社会接触减少、恋爱方面的社会接触减少这类事。这不是什么好事。
§02文字稿 — 第 2 部分
Andrew Huberman: 那他们缺少嗅球吗？我猜他们是有鼻子和鼻孔的。
Dr. Noam Sobel: 他们有鼻子。
Andrew Huberman: 我知道有一种情况，孩子生下来就没有鼻子和鼻孔。
Dr. Noam Sobel: 那些很罕见。
Andrew Huberman: 非常罕见。
Dr. Noam Sobel: 是啊，那些是罕见的情况。
Andrew Huberman: 非常罕见。我们就不去细说它了，因为它极其罕见。
Dr. Noam Sobel: 是啊。
Andrew Huberman: 所以——
Dr. Noam Sobel: 但他们生下来是有鼻子和鼻孔的。而关键在于，我们不知道他们生下来时有没有嗅球。他们中的大多数——虽然不是全部，但大多数——在成年期没有嗅球。或者我该换个说法：有残留的嗅球，真正萎缩了的嗅球。但这里没人能说清因果。
Andrew Huberman: 在谈嗅球对于嗅觉的必要性这个本身就很有意思的话题之前，我很好奇他们的内分泌系统是否发生了改变，因为我们很快就会讲到，有大量的信号经由鼻子——
Dr. Noam Sobel: 对
Andrew Huberman: ……在个体之间传递，会触发各种事情，从青春期的启动，到浪漫吸引的感觉、依恋，诸如此类。
Dr. Noam Sobel: 对。
Andrew Huberman: 有没有人知道是否——我得说，抱歉打断了我自己，不过既然我每五分钟就要打断你一次，那不妨也打断一下我自己。我们很清楚，嗅觉系统与下丘脑中一些调节促性腺激素释放的系统在位置上很接近——
Dr. Noam Sobel: 是啊
Andrew Huberman: ……它们控制着睾酮和雌激素的生成等等。那么，他们在激素方面正常吗？
Dr. Noam Sobel: 有些正常、有些不正常，我说具体一点。有一种病症叫 Kallmann syndrome（卡尔曼综合征）。
Andrew Huberman: 嗯哼。
Dr. Noam Sobel: 也就是男性的性腺发育不全（hypogonadic development）。而在 Kallmann 综合征里，他们几乎全都失嗅。所以回答你的问题：是的，有直接联系，而且它就体现在 Kallmann 综合征里。话虽如此，并非所有先天性失嗅者都患有 Kallmann 综合征，也并非全部、但几乎是所有 Kallmann 综合征患者都失嗅。所以，Kallmann 综合征是伴随失嗅的。我想 Kallmann 综合征有个女性对应版本，要不就是我不记得它的名字了。
Andrew Huberman: 它不属于 Turner syndrome（特纳综合征）那一类吧，是吗？
Dr. Noam Sobel: 我不确定。
Andrew Huberman: 好。
Dr. Noam Sobel: 而且我想它也与失嗅相关，但这一点我并不确信。不过 Kallmann 综合征是与失嗅相关的。所以答案是肯定的。而嗅觉与繁殖紧密相连，在所有哺乳动物里都紧密相连。我们是大型陆生哺乳动物，而嗅觉与繁殖在人类身上也同样相连。
Andrew Huberman: 好，这个我们肯定会聊到。我有个故事／问题想讲给你听、想问问你，作为切入这个话题的引子，当然也要说明，我们后面会回到「嗅觉到底需不需要嗅球，是需要还是不需要」这个问题上。这跟我小时候的事有关：我是在一条街的尽头长大的，那条街上有很多和我同龄的男孩，巧的是，他们又有很多姐姐，正好和我姐姐同龄。这挺幸运的，所以我有一大群孩子一起玩。我们会去彼此家里串门、骑车、搭跳台，干所有这些小孩会干的事，比如搭堡垒之类、惹点麻烦什么的。而且我们常常会把衣服落在彼此家里，总是这样，比如 T 恤、外套，所以我妈老是进来说：「这儿又多了些衣服。有人把这个落这儿了。我不知道是谁的。」我们个子都差不多大。而从我记事起，6、7 岁往后，我就能拿起一件衬衫或外套，闻一下，然后说：「哦，这是 Eric Eisenhart 的衬衫。」我那儿的一个朋友，我刚把名字说出来了。或者：「哦，这是 Scott Matson 的衬衫。」我只要闻一闻那件衬衫，就能有意识地知道它是谁的，而我发誓从来没有过——倒不是说真做过我还会装作没做过，而是确实从来没做过那种刻意拿起朋友的衣服去闻的练习。
Dr. Noam Sobel: 对。
Andrew Huberman: 好吧？其实要说起来，我反倒有世上最充分的理由不去闻别的男孩——
Dr. Noam Sobel: 是的
Andrew Huberman: ……我家附近的那些男孩。好吧，那么——
Dr. Noam Sobel: 是的
Andrew Huberman: ……这就引出一个问题：我们是否会有意识地、和／或下意识地，依据气味、或者他们身体化学特征的某个其他方面，给那些我们频繁或偶尔交往的人做身份编码？
Dr. Noam Sobel: 是的。所以，没错。在我看来，我们一直都在这么做，而这种加工很大一部分、几乎全部，都是下意识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先把这点摆出来：我完全不明白，为什么人的本性、或者说自然、文化或别的什么，会把这件事推到潜意识领域、变成我们意识不到的东西。但我们确实一直都在做，我们实验室在这方面有很多研究。其中一项你可能听说过，因为挺有意思还小有名气。我们大量研究人类行为，试着用鼻子、用「看人在做什么」的方式去观察。我们会想：「如果我是一条狗，我会怎么看这件事？」你看狗，它们互动的时候会明显地互相嗅，非常明显。它们走到彼此跟前，互相嗅。可是人类通常不会走到陌生人面前仔细嗅人家，对吧？我是说，我们倒是有点「不得不」去闻自己的宝宝，那几乎被当成一件你该做的事。
Andrew Huberman: 嗯哼。
Dr. Noam Sobel: 而且闻自己亲近的人在文化上并不算禁忌，这么做似乎也不显得奇怪。但我们不会去闻陌生人，对吧？嗯，真的不会吗？所以我们正不断发现更多我们其实在这么做的机制，我现在要举的一个例子，是我们开始研究握手。握手是个非常古怪的行为，顺便说一句，它并不只存在于西方，有些人以为这只是西方的事，其实不是，几乎到处都有。而关于这个行为是怎么演化来的、这东西到底从哪儿来的，人们的理解其实很差。你要是去看维基百科那一版，它会告诉你，是为了表示你手里没拿武器。但这一点真没什么像样的证据。这有点像那个「寻血猎犬有一万亿个受体」的说法。我是说，我们试着去找过这个说法的出处。人们为什么这么说？他们就是这么说了。于是我们开始观察人们握手，我们注意到、或者说在我们看来是注意到，人们握完手之后会这样、再这样。
Andrew Huberman: 给那些只在听、没在看画面的朋友说明一下——
Dr. Noam Sobel: 是的
Andrew Huberman: ……Noam 正抬起手往自己脸上蹭。
Dr. Noam Sobel: 对。
Andrew Huberman: 蹭他的鼻子，或者——
Dr. Noam Sobel: 摸我自己
Andrew Huberman: ……摸他脸颊的一侧。
Dr. Noam Sobel: 对，这些我们一直在做的小动作。
Andrew Huberman: 在握手之后。
Dr. Noam Sobel: 嗯，首先，我们本来就一直在做这些动作，就这么简单。这里的基线其实非常高，我们待会儿会讲到。只是这些动作你很容易注意不到。所以我们就问：这是不是真有其事？这是当时我们实验室 Dan Frumin 主导的一项研究。我们先做的，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放个链接。这项研究发表在 eLife 上，eLife 有个很好的地方，就是它能非常有效地在论文里嵌入视频。所以如果你愿意，我们稍后可以把这个链接放到你的系统里，那个 eLife——
Andrew Huberman: 我们会把它作为链接放进节目说明里，放在 YouTube 以及另外四个平台上，Spotify、Apple……
Dr. Noam Sobel: 我们做的事是：把参与者请到实验室，让他们坐在实验房间里，告诉他们实验马上开始，请他们在那儿等我们。他们并不知道自己是来做什么的。在他们不知情的情况下，他们已经被录像了。当然，事后他们有权不同意我们保存视频，那样我们会立刻删除；也可以同意我们把它用于科研，有些人还同意我们把它用于科研之外的用途，也就是现在挂在 eLife 上的那段视频。我们会走进房间说：「好，就在这儿等一下。我们马上回来给你把实验设备装好。」然后他们会在那儿坐 3 分钟，在这 3 分钟里，我们事后就能量化：仅按基线来看，他们有多频繁地摸自己的鼻子、额头或下巴，或者手伸到脸上有多少次。顺便说一句，这个基线可不低。好吗？然后 3 分钟后，一名实验者会走进房间，说一段固定的话。内容是：「我们还在另一个房间调试设备，所以你先在这儿等一下，我们马上回来。这期间就先在这儿等。」实验者把这段 20 秒的固定台词说一遍，其中一半的情况里包含一次握手。这是一名新的实验者，不是最初把他们带进房间的那位，所以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台词会是：「你好，我是某某某。」然后对方会伸出手，握或者不握。明白吗？我们按性别把所有可能的组合都做了：男性参与者配男实验者和女实验者，女性参与者配女实验者和男实验者，于是就有了握手与不握手两种条件，接着就能量化握手之后手伸向鼻子的那个行为。结果，握手之后手伸向鼻子的次数显著增加。而这属于那种很漂亮的情况：论文里有统计数据，但你在这儿根本不需要统计。直接看视频就行。太不真实了。那段视频简直不可思议。
Andrew Huberman: 真有意思。
Dr. Noam Sobel: 所以手会伸向鼻子。我们在这里做了几项对照，来确认这是一种嗅觉行为。其一，在参与者不知情的情况下，我们测量了鼻腔气流。人们不只是把手凑到鼻子前，他们还会去嗅。而且时机配合得严丝合缝。他们就这样，明白吗？也就是在嗅自己的手。在另一项对照实验里，我们做了操纵：我们在实验者手上做了个詹姆斯·邦德式的小玩意，一块能释放气味的表。实验者并不知道自己在释放哪种气味，可以释放怡人的、也可以释放难闻的气味，我们就能把之后的自我采样（self-sampling）行为往上调或往下调。所以这毫无疑问是一种嗅觉行为。我们相当确信——
Andrew Huberman: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一定是闻到了自己手上的气味，因为他们跟实验者握过手，是怡人的气味，于是比起实验者把难闻气味弄到他们自己手上的情况，他们更频繁地把那只手凑到鼻子前。对吗？
Dr. Noam Sobel: 不，我认为他们感知到的是随着那只握过的手一起带进来的环境气味，然后这种气味会驱使他们多嗅或少嗅自己的手。
Andrew Huberman: 那团气味云——
Dr. Noam Sobel: 还有——
Andrew Huberman: ……实验者带来的。
Dr. Noam Sobel: 对。这里还有个有意思的地方：人们不只闻了握过手的那只手，也闻了另一只手。我们认为这里存在某种「自我与他人比较」的机制，而且我们觉得，大量的自我采样可能反映的就是这一点。顺着同一条线，再回到你童年那个靠气味辨认朋友的故事：我们实验室去年刚发表了一项研究，作者是 Inbal Ravrebi。Inbal 带着一个基本兴趣而来，研究的是被宽泛地称作「一拍即合的友谊」（click friendships）的现象。就是你遇见一个人，马上就合得来，对吧？立刻就成了亲密朋友。这个现象作为一种独立实体在文献里描述得很不够，但随便问谁，他都会说懂你在说什么，对吧？如果跟谁一见如故，5 分钟之内就变得亲近，对吧？每个人这辈子多多少少都经历过。问题在于：当时到底有什么，对吧？到底是什么？是因为你们长得像？有可能。是因为你们喜欢同一支球队，还是这里有更深层的东西？Inbal 的理论是：体味的相似可能促成了这件事，气味相投的人会以某种方式一拍即合。为了验证这点，她真的从以色列各地招募了一拍即合的朋友。她在社交媒体上到处发帖，去找出一对对的朋友。这些都是同性、非恋爱关系的二人组。也就是男性或女性朋友，他们的友谊始于「一拍即合」——这里就有点微妙了，因为它必须是双向的一拍即合，对吧？后来我们发现，也可能存在单方面的一拍即合。也就是有人确信自己跟另一个人合得来，但对方——
Andrew Huberman: 这事儿在神经病学里有个说法，是我们共同的朋友、已故的 Ben Barres 教我的，神经科医生有个用语——
Dr. Noam Sobel: 好
Andrew Huberman: ……叫 sticky。就是那种凑到你跟前、然后——
Dr. Noam Sobel: 嗯哼
Andrew Huberman: ……开始问你问题、然后缠着你不放的人。他们就是所谓的 sticky 人。
Dr. Noam Sobel: 好。
Andrew Huberman: 而你要是问这些 sticky 人——sticky 要打引号，因为他们并不是身体上真的黏——
Dr. Noam Sobel: 说不定是
Andrew Huberman: 有可能。「你觉得这个人怎么样？」他们会说：「哦，他挺好的。我们是很要好的朋友。」于是他们就单方面结成了一段一拍即合的友谊。
Dr. Noam Sobel: 对。
Andrew Huberman: 而且没错，神经科医生们正在议论你呢。如果你是这样的人，神经科医生们正在议论你。有个非正式的诊断编码，sticky。
Dr. Noam Sobel: 于是她招募了一拍即合的朋友，然后采集了她们的体味。我们有一套标准流程：给她们无味洗发水和香皂，用上三周左右，然后让她们穿着这件 T 恤独睡两晚，我们再从 T 恤上提取体味。我们有提取体味的方法。接着她先问：一拍即合的朋友，体味是否真的比随机预期更相似。她先用一台设备测，我们叫它电子鼻。电子鼻嘛，算是对哺乳动物鼻子功能的一次很拙劣的模仿。基本上就是一堆对空气中分子作出响应的传感器，这里用的是被称为 MOxSors 的传感器，也就是金属氧化物覆盖的传感器。她用电子鼻去采样这些体味，发现一拍即合的朋友彼此确实比随机预期、比随机配对更相似。而且差异显著。在发现机器能做到这一点之后，她又让其他参与者来做：让人去闻一拍即合的朋友和非一拍即合的朋友，他们判断前者彼此更相似。这时候你可能又会想：这到底是不是因果关系，对吧？因为也许一拍即合的朋友总是一起去同一家餐馆，或者住在同一个街区，所以闻起来才一样。为了解决因果问题，她招募了完全陌生的人，先用电子鼻闻他们，再让他们进行一种社会互动，叫镜像游戏。在镜像游戏里，一个人移动双手，另一个人离得非常近，就这么近，近到能闻到彼此，并且必须跟着对方一起移动双手。结果有一个预测应验了，另一个没有。没应验的那个是：她原本预测，气味彼此更相似的人在镜像游戏里会配合得更好，也就是会更跟得上对方。这一点没有应验。不过，那次互动完全是非言语的，他们不被允许交谈，而且她做了一整轮循环赛，每个人都要和其余每个人玩一遍。这个实验做起来简直疯狂。实验结束时，每个人都要给其他每个人打分：觉得自己有多想和对方做朋友，还有一堆评分，比如觉得对方有多友善、多亲切等等，一堆评分，好吗？所有这些，电子鼻都能预测。也就是气味彼此更相似的人，会认为对方更可能成为自己的朋友、更可能是个好人，等等。所以我们居然能用电子鼻预测友谊。所以这并不是友谊造成的结果，它参与的是友谊建立过程中的因果要素。这就和你童年的故事对上了。这里头确实有文章。我们在不停地闻自己，不停地。不停地。我之所以在笑，你的观众或听众会明白我为什么笑，我会发一段视频给你，链接到你的播客里。人们不停地嗅自己这件事，我们一度想把它叫作 Low 效应。这在美国大概传不开，但在世界上其他正常地方，Joachim Low 是德国国家足球队的主教练。所以我不知道在这儿谁算非常有名的教练，比如 Steve Kerr 吧。
Andrew Huberman: 选得好。
Dr. Noam Sobel: 在以足球为第一观赏运动的地方，这是个全世界都家喻户晓的名字。等大家看到这段视频，就会明白我们为什么会想到叫它 Low 效应了。画面非常直白。但人总在闻自己，用手闻自己，明明白白地闻自己。人总在闻自己，也总在闻别人。
Andrew Huberman: 我觉得这个话题太有意思了。首先我得坦白，我一天里肯定会闻自己好几次。
Dr. Noam Sobel: 人人都这样。
Andrew Huberman: 好，那挺好。
Dr. Noam Sobel: 对。
Andrew Huberman: 那我照样还是会闻。我觉得我、跟大多数人一样，要么觉得自己的气味中性、要么觉得还挺好闻，对吧？偶尔我也会想：「哇，我得去洗个澡了。」既然说到闻自己、友谊、亲缘，以及它和气味的关系，我们就得谈谈气味与浪漫吸引和依恋之间的关系。我的理解是，比如说，如果让一只小鼠在任意数量的其他小鼠里选择交配对象，它会偏向选择具有某种免疫组成、也就是所谓 MHC——
Dr. Noam Sobel: MHC
Andrew Huberman: ……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
Dr. Noam Sobel: 对
Andrew Huberman: ……它反映的是免疫多样性，也就是与它们自身差异最大的那套免疫系统。演化上的解释是：如果它们要产生后代，免疫基因的组合会比选择跟自己很近的个体宽得多。除此之外，最受强烈排斥的行为之一——不只是在文化层面，甚至可能到了由下丘脑活动引发厌恶感的层面——就是与至亲交配，也就是乱伦，因为我们知道那会产生更高的突变率。换句话说，你刚才把气味与择友的关系描述成「选择气味更像自己的人」，而我的理解是，在选择恋爱对象或性伴侣、或者两者兼有时，你选择的是气味、因而也是免疫组成跟自己差异最大的人。
Dr. Noam Sobel: 对。你对动物文献的描述是正确的，而且有证据表明人类也存在类似机制。我们实验室没有直接做过基于气味的择偶这个课题。有一批论文，Wedekind 等人和 Wedekind 实验室，还有 Porter，我稍后把这些发给你，他们做了大量这类工作，发现的正如你所说：人类的浪漫气味偏好受体味影响，而且这与 MHC、与我们基因组中在某种程度上塑造免疫系统的那部分组织相容性复合体构成有关。所以这个效应在小鼠、也在人类身上被反复研究和报道过。不是我们做的工作。我们做过一点沾边的工作，我倒想跟你说说，它涉及的是哺乳动物社会性化学信号传递里最引人注目的效应之一。所以它与浪漫毫无关系，但与繁殖有关。确实，我们实验室没研究浪漫，我们研究过、或者正在研究繁殖。这两者并不总是一回事。
Andrew Huberman: 当然。但可以是一回事。
Dr. Noam Sobel: 可以是一回事。哺乳动物的、或者陆生哺乳动物的繁殖行为，在哺乳动物里是由嗅觉主导的。这里要记得，一开始我就提到过，我们鼻子里有几个子系统负责转导气味分子，主要是主嗅觉系统，也就是第 1 对脑神经，以及三叉神经，也就是第 5 对脑神经。大多数陆生哺乳动物还有另一个子系统，叫次级嗅觉系统，它在鼻子里有一个独立的感觉器官。这个器官叫犁鼻器（vomeronasal organ）。它是大多数陆生哺乳动物鼻腔里的一个小凹窝。有时它被描述成一个连通性小凹，因为有时它把鼻腔和口腔顶部连起来，有时两边都连。于是就有了这个感觉器官，带着它特有的受体亚型，VNRs，也就是犁鼻受体；它连向嗅球中一个相对独立的部分，其实算不上主嗅球，而是被称为副嗅球。从那里直接通向边缘系统，通向大脑中控制繁殖行为和攻击行为的那些部分。在大多数陆生哺乳动物里，这个子系统处理的是有时被称作信息素的气味分子——尽管这个叫法在很多方面是有问题的。被称作信息素的气味分子，指的是由同种另一个个体释放、用来影响同种个体并改变其行为或激素状态的气味分子。其中有些信息素效应极其惊人，而在我看来，最惊人的莫过于一个叫 Bruce 效应的现象。这个效应是 Margaret Bruce 在 1959 年发现的，她是位英国科学家。在 Bruce 效应里，如果你在妊娠早期的某个关键阶段——我想大概到第 3 天为止——让一只怀孕小鼠接触技术术语所说的「非配种雄鼠」（non-stud male）的气味，也就是没有使这次妊娠受孕的那只雄鼠，它会流产，会把胚胎排掉。这是雌鼠在这里做出的一个疯狂决定，对吧？因为从生物学角度讲，它已经为形成并维持这次妊娠投入了相当多，却仅凭一种气味就把它放弃掉。而且这个效应稳健得惊人。我说稳健得惊人是什么意思？大约 80% 的暴露都会发生。而你也知道，在生物学里 80% 就等于 100%，对吧？没有什么事的发生率能超过 80%。所以这个放弃妊娠的效应，稳健得惊人。
Andrew Huberman: 而我们知道这是通过鼻子的化学感觉来介导的。
Dr. Noam Sobel: 我们确凿地知道，而且是通过下面这种方式知道的。首先，只要带来非配种雄鼠的气味就够了，你不必把那只雄鼠本身带来，对吧？你只要拿来非配种雄鼠的垫料，就能诱发 Bruce 效应。当然，最能说明问题的一组实验是：如果你把雌鼠的犁鼻器损毁掉，就用烧灼的办法把鼻子里这个极小的结构毁掉，效应就消失了。所以这个效应完全依赖于犁鼻器。我觉得这个效应极其惊人。再说一次，是因为雌鼠仅凭这条气味信息就承担了如此大的代价。而人类方面，嗅觉领域当下的主流看法是：人类没有功能性的犁鼻器。我们鼻子里没有那个有功能的器官。不过我要指出，我们其实确实有那个凹窝。结构、或者说轮廓结构是存在的，但我们身上的这个凹窝被认为是退化的、没有功能的。
Andrew Huberman: 那我在伯克利整合生物学课上学到的一件事呢？说我们有个叫 Jacobson 器官的东西？
Dr. Noam Sobel: 就是同一个器官。Jacobson 器官就是犁鼻器。它也叫 Jacobson，因为我记得 Jacobson 大概是 1800 年代荷兰的一位军医，他在给一名士兵做手术时发现了它，或者诸如此类。故事大致就是这么来的。但 Jacobson 器官是犁鼻器的另一个名字。二者是同一个东西，是副嗅觉系统的感觉器官。再说一遍，主流看法是人类的 Jacobson 器官、也就是犁鼻器是退化的、没有功能的。
Andrew Huberman: 那是不是就必然意味着我们没有这些信息素效应？
Dr. Noam Sobel: 不，并不必然。首先，我们知道很多被看作信息素的效应、也就是啮齿类里的社会性化学信号传递，是由主嗅觉系统介导的。这点我们确凿地知道。在小鼠、大鼠、家兔等等里有好几个这样的例子。所以第一，这些可以由主嗅觉系统介导，我待会儿会回到这点。但先让我把 Bruce 效应讲完。第二，我这是在冒险下个判断，但我愿意担这个风险：对我来说，人类犁鼻器这件事仍未有定论。判定它无功能，依据的大约是死后的一篇半论文——去找把这个结构连到大脑的那根神经却没找到，用的是染色之类的方法。但人类的死后染色研究是出了名地复杂。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材料已经经历了……它不像你处死动物后取组织研究时那样处于理想状态。所以，基于数量极少、又没能找到这根神经的研究，人们就认为这个结构在人类身上是退化的。注意，我并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它有功能，我只是不确定它没有。但我们确实有一种怀疑：人类可能会经历某种类似 Bruce 效应的事。首先，人类自发性流产的数量或比例非常高。
Andrew Huberman: 它们是不是更多发生在孕早期？因为你提到——
Dr. Noam Sobel: 是
Andrew Huberman: ……Bruce 效应在小鼠身上是妊娠后大约头 3 天——
Dr. Noam Sobel: 对
Andrew Huberman: ……而小鼠的妊娠期，我记得大约是 21 天。所以你说的是整个妊娠期的七分之一，所以我——
Dr. Noam Sobel: 对
Andrew Huberman: ……我脑子没那么快换算不过来，而且换不换算也不重要，但这在人类身上就相当于孕早期。
Dr. Noam Sobel: 是的。而这确实——
Andrew Huberman: 孕早期偏早的时候
Dr. Noam Sobel: ……正是大多数流产发生的时候。人类呢，再说一遍，流产数量非常大，具体数字我待会儿告诉你。这些数字听起来很怪，之所以怪，是因为如果你出现有时被简单称作「着床失败」的情况，它可能发生在第 1 天、第 2 天，根本没人会知道，好吗？所以有些论文说，所有人类妊娠中有 90% 以流产告终。这是把第 1 天、第 2 天等等的着床失败也算进去了。更保守的研究说是 50%。30% 这个数字谁都不会有异议。好吗？所以有大量人类妊娠以流产告终。而在这些里面，有一部分是无法解释的，也就是没人知道为什么。有一部分可以由各种遗传因素、发育因素等等解释，但也有一部分是无法解释的。所以我要说的只是：存在这么一个统计背景或舞台，可以容纳某种人类身上残留的 Bruce 效应。带着这个想法，我们招募了一组人——严格说他们不算患者，也不算某项研究的参与者——是一些正在经历所谓「不明原因复发性流产」的人，或者说夫妇。正式地讲，如果你有连续 2 次不明原因的流产，就足以诊断为不明原因复发性流产。不过在我们这个 30 对夫妇的队列里，有的夫妇经历过连续 12 次不明原因的反复流产。所以那个「2 次」只是形式上的门槛。我们整个队列差不多都是 12 次、5 次这样的。这是个让人情绪上很难受的处境。这些夫妇没有任何明显原因就一次次失去妊娠。他们把你能想到的所有检查都做遍了：遗传不相容、各种问题、凝血，所有已知的流产嫌疑因素。而医学界对为什么这些妊娠保不住，仍然完全束手无策。于是我们假设：这里或许存在某种类似 Bruce 型效应的东西。显然它不会和小鼠身上的一模一样，但有点像 Bruce 效应。当然，在那个阶段我们没法做任何因果性的检验，对吧？但我们能做的是寻找间接证据，看看有火的地方是不是也许有烟。我们做的就是检测嗅觉，更具体地说，检测经历反复流产的夫妇对男性体味的反应。我们发现了几件事。首先，如果你想想 Bruce 效应背后的机制，它意味着雌性必须对使其受孕的雄鼠有非常清晰的记忆，因为如果它要因为「非父亲」而流产，它就得分辨得出父亲、非父亲。这意味着在交配那一刻存在很强的嗅觉记忆。好吗？而在小鼠身上，这一点已经被很好地刻画过，并归因于脑中的一个结构——前嗅核。但你必须有这个记忆，才能做出那个决定。于是为了处理这一点——这里你会看到，你和你前面那个童年故事显得有点身手不凡——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只是从行为上测试这些女性和对照女性能否辨认出自己配偶的气味。你可能会失望，或者说我们大家大概都有点失望地得知：对照女性在这件事上做得很差。你会以为女性应该擅长辨认配偶的体味，可她们并不擅长，成绩离随机水平不远。然而，经历反复流产的女性，成绩是那个水平的两倍。所以这不是什么细微的效应。经历反复流产的女性，能凭体味认出自己的丈夫或配偶。
Andrew Huberman: 比普通人敏锐得多？
Dr. Noam Sobel: 两倍。比两倍还多一点，而且远高于随机水平。
Andrew Huberman: 对。不，抱歉，我是用问句的形式说出来的，但我的意思就是：是的，敏锐得多，而两倍是——
Dr. Noam Sobel: 对
Andrew Huberman: ……一个显著的提升。她们是不是对任何气味的探测都好得多？
Dr. Noam Sobel: 不，并不是。我们做了对照，并不是。接着，我们用 fMRI 测量了她们对陌生男性体味的脑反应。这相当了不起，因为我们的做法是——这是一次全脑分析，也就是不做感兴趣区（ROI）分析，并不是你为了盯着大脑某一个部位去调整统计。你只是看着整个大脑对男性体味的反应，不带预设地问一句：「这两组参与者之间有没有差异？」结果有一个巨大的差异，出现在下丘脑。也就是说，两组人对陌生男性体味的反应存在差异。所以在反复自发性流产中，嗅觉是改变了的。我们并不知道这是不是因果关系，对吧？但这已经足够让我们去找伦理委员会、申请做一个因果实验了，我们现在正处在那个实验的开头。
Andrew Huberman: 太不可思议了。我等不及想听那个实验的结果了。
Dr. Noam Sobel: 大概要花上好几年。
Andrew Huberman: 嗯哼。
Dr. Noam Sobel: 好几年。因为这类实验做起来很慢，招募也很麻烦。但基本上，我们是在那些努力保住妊娠的夫妇身上阻断嗅觉。
Andrew Huberman: 我想再碰一碰另外一些所谓的信息素效应。有一次听你做报告，有句话我觉得特别好地抓住了「人类到底有没有信息素效应」这整个问题，你说：不管它是不是经典的信息素效应、不管它是不是嗅觉还是别的什么，这都是化学感觉信号——
Dr. Noam Sobel: 没错
Andrew Huberman: ……在个体之间传递。这点对我很重要，是因为几年前我发过一条社交媒体帖子，讲动物里的信息素效应、以及人类身上一些可能的信息素效应。结果有几位人类嗅觉研究者——其实更多是研究动物模型的——气势汹汹地凑上来一顿猛嗅，说没有证据表明人类存在信息素效应、也没有人类信息素器官；而我觉得今天你很漂亮地说明了：不管那个问题的答案是什么，人类本身带有、也在释放着会影响彼此生理与行为的化学信号。
Dr. Noam Sobel: 确实。确实。而且「信息素」这个词本来就是个有问题的词。这个词被提出来，是为了描述昆虫行为的，对吧？所以，如果研究小鼠的人给了你难堪，你要是研究昆虫的，完全可以同样给他们难堪，对吧？因为真正用得准确的场合是——最早被发现的信息素是 Bambiclol，就是让雄蛾循着雌蛾气味轨迹飞过去的信息素。Bambiclol 才是信息素。研究昆虫信息素的人会争辩说，人们在大小鼠身上说的那些根本不是信息素。
Andrew Huberman: 明白了。
Dr. Noam Sobel: 到头来全成了语义之争，对吧？
Andrew Huberman: 对，有点像书呆子圈的圈内梗。对。
Dr. Noam Sobel: 全是语义之争。
Andrew Huberman: 对。
Dr. Noam Sobel: 所以在我们的论文里，我们不用「信息素」这个词，因为它帮不了我，大概只会给我们添麻烦。所以我们说的是化学信号（chemosignals）。
Andrew Huberman: 嗯哼。
Dr. Noam Sobel: 而人类确实会从身体释放化学信号，这些化学信号会影响其他人，也影响他们的行为。这样的例子有好几个。我先讲一个，它算研究得最广泛的，而且其实大多不是我们实验室做的。过去 10 年这个领域的当红话题，就是所谓的「恐惧的气味」。对吧？这大概对很多哺乳动物、对人类都成立：我们处于恐惧状态时会释放出一种特定的体味。这一点最早在人类身上是 Denise Chen 发现的，我记得是 Brown 大学的，我不太确定。
Andrew Huberman: 我想是对的。
Dr. Noam Sobel: 没错。人类在恐惧状态下会释放出一种特别的体味，而这种体味会影响其他人，实际上是提高他们的自主神经唤醒、他们的交感神经状态。所以可以说，恐惧有点会传染，「恐惧的气味」是有传染性的。顺便说一句，文化上我们很早就知道狗能闻出人身上的恐惧，但这一点其实直到大约一年半前才真正在一项研究里被证实。一直有人这么说，却没被有效地证明过。大约一年半前的一项研究才表明，狗确实能闻出人类的恐惧。而人类也能闻出人类的恐惧。所以好几个实验室，从 Denise Chen 和 Haveline Jones 开始，然后是我们实验室和其他实验室：如果你采集人们处于恐惧状态时的体味，再采集同一批人未处于恐惧状态时的体味，别人就能判断哪一份属于恐惧状态，而这会影响他们的行为。
Andrew Huberman: 那「安全的气味」呢？还是说它只是恐惧所对应的那种气味的缺席？我之所以这么问，是——
Dr. Noam Sobel: 对
Andrew Huberman: ……这和我们前面关于择偶的讨论有点交织在一起。我还是用简短的轶事来问，用「我有个朋友」这种讲法。但有一个现象跟我个人没什么关系，我觉得是普遍现象：恋爱中的伴侣会把衣物落在对方家里。这可能有别的用途，比如标记领地。用视觉标记领地，但用气味标记领地在动物界也非常普遍。
Dr. Noam Sobel: 对。
Andrew Huberman: 恋爱伴侣中，当一方出差或不在时，另一方会去闻对方留下的衣物，为的是唤起——
Dr. Noam Sobel: 对
Andrew Huberman: ……对另一方的正面联想。
Dr. Noam Sobel: 对。
Andrew Huberman: 很常见的行为。各位，如果你也这么做，别人也一样在做。
Dr. Noam Sobel: 对。
Andrew Huberman: 这就引出一些问题，比如分手之后的哀悼期——无论是主动分手、因死亡，还是别的某种迫使分离的情形——那段哀悼期，是不是和嗅觉上的去学习、以及择偶有关，等等等等。
Dr. Noam Sobel: 有这些见解——
Andrew Huberman: 对
Dr. Noam Sobel: ……我真想请你来我实验室做博士后。
Andrew Huberman: 嗯，我正想说，听着，我有个学术休假——
Dr. Noam Sobel: 但我知道他们得把它休完
Andrew Huberman: ……快到了，所以我很想来做一段学术休假。
Dr. Noam Sobel: 可那会要了我的命，所以我不
Andrew Huberman: 不，正是。正是。你不会想让我给你干活的。我们前面聊过这个。
Dr. Noam Sobel: 我就是这个意思。
Andrew Huberman: 出于别的原因。正是。
Dr. Noam Sobel: 问题就在这儿。
Andrew Huberman: 这背后有个故事。Noam 指的是什么，我就跟大家说明一下，因为播客里的内部梗其实不好笑。前面我提到过，我有过三位极出色的科学导师，本科、研究生和博士后阶段的。但不知为什么，第一位死于自杀，第二位 50 岁死于癌症，第三位 60 岁出头死于胰腺癌。而最后那位在去世前——他是医学博士（MD），也是我和 Noam 共同的朋友——转过来对我说：「Andrew，你就是那个共同分母。」所以——
Dr. Noam Sobel: 对
Andrew Huberman: ……这个梗——
Dr. Noam Sobel: 我宁可不——
Andrew Huberman: 我那行的笑话就是：你不会想让我给你干活。不过说到底，我还是很想来你实验室做一段学术休假。
Dr. Noam Sobel: 不。我绕着圈子想说的是：那些都是非常敏锐的观察，也确实都是好点子。它们只是再次凸显了一点：我们是极其依赖嗅觉的动物。你甚至都在谈细微差别了；就算不谈细微差别，我们也非常依赖嗅觉。总有人跟我说我们不用嗅觉、不需要嗅觉之类的，这种话我得应付很多很多次，对吧？我得应付很多。你研究视觉，没人会跟你说视觉不重要，对吧？
Andrew Huberman: 我非常依赖视觉。就算失去嗅觉，我也不需要一条狗来接管我的嗅觉系统，但我可以凭自己失去过嗅觉的经历告诉你——
Dr. Noam Sobel: 对，
Andrew Huberman: ……失去过一天——
Dr. Noam Sobel: 对
Andrew Huberman: ……我当时陷入了强烈的恐惧。
Dr. Noam Sobel: 对。
Andrew Huberman: 我超爱蓝莓。我属于那种「路过顺手抓蓝莓吃」的人。只要蓝莓在那儿，我就像灰熊一样抓起来一把塞进嘴里。所以不想被吃掉的话，就把蓝莓离我远点。
Dr. Noam Sobel: 嗯哼。
Andrew Huberman: 可我几乎忍不住。我咬了一颗蓝莓、或者一把蓝莓，那感觉就像一小袋一小袋的水，然后我——
Dr. Noam Sobel: 对
Andrew Huberman: ……立刻感到巨大的悲伤。
Dr. Noam Sobel: 对。我跟你讲一句我跟人聊天时常随口抛出的话。想想维系我们的两种最基本的行为，对吧？假设我给你选：一个是好看得不得了、夹着草莓、蓝莓和鲜奶油的多层蛋糕，但闻起来像下水道；另一个是灰棕色的一坨，闻起来是肉桂味。你吃哪个？
Andrew Huberman: 哦，简单，后者。
Dr. Noam Sobel: 对。你吃后者，对吧？现在，假设我给你挑个伴侣：随你选性别，一个长得像希腊男神或女神，但闻起来像下水道；或者一个相貌普通、但本身闻起来是肉桂味的人。你选谁？
Andrew Huberman: 后者。
Dr. Noam Sobel: 对。所以在我们最最基本的两种行为里，我们跟着鼻子走，而不是跟着眼睛走，对吧？绝对——
Andrew Huberman: 而且并不总是以可预测的方式，因为你举的是个极端例子，而那恰恰是最好的例子。但比如说，不知为什么，我一直都不喜欢香水的气味，从来没有。事实上我觉得它令人反感。但我得承认，我确实非常喜欢某些体味。而且我在这方面很挑剔，一瞬间就能判断出来。所以这对任何喜欢香水的恋爱伴侣来说都是个麻烦，不过我知道很多人喜欢香水、古龙水之类的东西。
Dr. Noam Sobel: 我喜欢香水。
Andrew Huberman: 公平起见，也有人跟我说过，没法跟我待在一起，因为他们不喜欢我的气味。事实上是讨厌。而对我来说幸运的是，这颗星球上至少有一个人说了相反的话。所以我完全同意你说的。
Dr. Noam Sobel: 对。
Andrew Huberman: 我还可以说，我对我的狗的气味产生了印刻……我养过一只斗牛獒，从小奶狗开始养大的，我立刻就对它的气味产生了印刻。尽管对别人来说，毕竟是只斗牛獒嘛，它的气味相当令人反感；但对我而言，它闻起来香极了，对吧？闻起来像家，而它是我——
Dr. Noam Sobel: 对
Andrew Huberman: ……很长一段时间里最好的动物朋友——
Dr. Noam Sobel: 对
Andrew Huberman: ……等等等等。还有小孩的气味，就像你说的。我们这档播客请过一位嘉宾，我想你肯定认识，Charles Zuker。
Dr. Noam Sobel: 对。
Andrew Huberman: 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在视觉和嗅觉方面做过了不起的工作——
Dr. Noam Sobel: 对
Andrew Huberman: ……还有口渴感知。我稍微聊过一点：恋爱伴侣的呼吸里、以及孩子的呼吸里，有某种但愿是令人有胃口、而不是令人反感的东西。他讲到他孙辈的气味、后颈那个位置，以及他有多想念那种气味，因为当他想起想念孙辈或孩子时，和那份感受连在一起的，正是那种气味。
Dr. Noam Sobel: 那么，hexadecanal。
Andrew Huberman: Hexadecanal？
Dr. Noam Sobel: 对。
Andrew Huberman: Charles Zuker，你的孙辈闻起来像 hexadecanal。
Dr. Noam Sobel: 没错，就是这样。
Andrew Huberman: 他现在要来找我算账了。
Dr. Noam Sobel: 确实是这样。这是一项由 Eva Michor 主持的研究，她当时是我们实验室的研究生。Eva 对攻击性很感兴趣，是真地很着迷。所以她刚起步时，我们说：「好，那我们就做攻击性的化学信号传递。」她真的跑去 MMA 俱乐部采集体味。我们当时有一堆想法，她也在这上面做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结果其实没做出什么名堂。与此同时，我们有一位德国的同行——说同行，其实主要是在会议上认识的朋友或熟人——Heinz Briere。他实验室在研究一种分子 hexadecanal，在小鼠身上是一种化学信号，在小鼠里被描述成促进「社会缓冲」的化学信号。至于社会缓冲，据我理解——这不是我的领域，但据我理解——基本就是「大家在一起感觉良好」这回事。所以很多小鼠聚在一起时，会对身处群体中感觉良好，这就叫社会缓冲，而它由小鼠从粪便里释放的 hexadecanal 所促进。在他研究 hexadecanal 的过程中，Briere 和他的同事 Storzman 发现了它的受体，接着又发现这个受体在哺乳动物演化中高度保守，于是他们猜想：也许这是一种通用的哺乳动物信号。这很不寻常，因为在化学信号传递里，人们通常倾向于认为这类东西是高度物种特异性的。但他们在这里猜想：在小鼠身上促进社会缓冲的 hexadecanal，也许在所有哺乳动物身上都会起某种作用。再说一遍，是因为这个受体高度保守，我记得是 OR37B。于是他找上我们说：「听着，你们得在人类身上研究这东西。」因为他知道我们是做人类的，对吧？我们去参加那些嗅觉会议，很多人研究小鼠、斑马鱼什么的，而我们是做人类的小组。最后他干脆用 FedEx 把 hexadecanal 寄给了我们。于是这东西就搁在那儿；而 Eva 用人类参与者的汗液做攻击性研究一直没进展，但她已经把研究人类攻击性的整套范式搭好了。都是标准范式，这个范式叫 TAP，即 Tyler 攻击范式（Tyler Aggression Paradigm）。我待会儿会描述它。于是我们说：「好，我们手上有这个 hexadecanal，它能促进社会缓冲。社会缓冲听起来应该会让人攻击性降低。你何不拿你的 TAP 实验、用 hexadecanal 来跑一遍？」TAP 实验是什么？基本上，你把一名参与者请到实验室，让他以为自己要在这个游戏里跟另一个人对战。你可以安排另一个人走进另一个房间、假装在线连线，让他相当确信事情就是如此。然后他们各自进自己的房间，在最初玩的游戏里，每一轮都会给他们一笔钱。这是真钱，实验结束时他们真的会拿到。轮流由每个人决定怎么把这笔钱在两人之间分配。他们以为自己在跟另一个人对战，其实对手是一段计算机算法。而这段算法被设定成——用科学术语说——一个混蛋。比如说要分 100 谢克尔，也就是以色列货币。对方会说：「好，我留 96，给你 4。」然后你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不接受的话，两个人什么都拿不到。所以基本上，你每一轮都在被对方坑。这叫挑衅阶段。你会真的对这个人来气，因为他实在不厚道，每一轮、或者几乎每一轮都在坑你。你玩完这个游戏，进行到底，然后据你所知，再和同一个对手玩第二个游戏。第二个游戏是反应时游戏：屏幕上出现一个目标，谁先按到谁赢。而在你赢下的每一轮里，只要你愿意，就可以用一声巨响去轰另一名参与者。那声音真的很响，你也戴着耳机。是 90 dB，是一种尖厉、可怕的声音。这是 IRB 委员会（机构审查委员会）允许你在实验中对参与者施加的最大惩罚——除非你身在 70 年前的斯坦福、或者不管那是怎么回事。
Andrew Huberman: 不，我指的是那个经典的监狱实验，顺便说一句，就在我办公楼隔壁那栋楼里做的。
Dr. Noam Sobel: 所以你可以用不同强度的声音去轰另一名参与者，面前有个从很低到很高的选择箱。这样做的好处是，它让你能量化攻击性：你用来轰对手的音量越大，你对对手就越有攻击性。于是你就有了一个攻击性的指标。再说一次，Tyler 攻击范式，显然是 Tyler 发明的，经过充分验证，各地都研究过，是非常标准的范式。所以我们把参与者请来，让他们在暴露于 hexadecanal 或对照条件的情况下玩这个 Tyler、也就是 TAP。而 hexadecanal 这东西，连被察觉都极其困难，不过为防万一——因为它被看作半挥发性的，气味不强——我们把对照和 hexadecanal 都埋进一种能把它们掩蔽掉的对照气味里。她跑了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多的参与者，男性和女性都有。我先讲男性的结果：hexadecanal 一致地降低了攻击性。在 hexadecanal 条件下，人们的攻击性更低。效应量相当可观，后来我们才知道——我不是攻击性研究领域的专家——但跟攻击性研究领域里见到的效应相比，真的非常强，也就是强得异乎寻常。所以 hexadecanal 降低了男性的攻击性，我们当时觉得：「酷。」这多少正是我们希望看到的，和假设一致，也和它在小鼠身上似乎起的作用一致。可接着我们去看女性的数据，hexadecanal 同样显著地提高了攻击性。
Andrew Huberman: 这被认为跟母性保护有关吗？
Dr. Noam Sobel: 我们正要说到那儿。你一下子就到了。我花了一年，Eva 其实先到的，我跟你讲，因为记得吗，我们又绕回到你那位……是谁来着？孙辈？的后脑勺了。
Andrew Huberman: Charles Zucker。
Dr. Noam Sobel: Charles Zucker。就说孙辈吧。
Andrew Huberman: 那位 Charles Zucker。
Dr. Noam Sobel: 那位。对。
Andrew Huberman: 纽约神经科学圈的老大之一。
Dr. Noam Sobel: 对。所以这在当时让我觉得非常奇怪。我当时没有你刚才那种直觉，我就说：「Eva，这里头肯定有 bug。我想不通。为什么一个东西会让女性攻击性升高、却让男性攻击性降低？这真的、真的太奇怪了。」我说：「好，在我们往下走之前，我要先看到它再发生一次。」于是她把整个实验又做了一遍，这一次是在 fMRI 磁体里做的，这样我们还能同时追踪当时的大脑活动。首先，它又重复出来了。hexadecanal 再一次让男性攻击性降低、让女性攻击性升高。而且不只是效应本身，那种分离显著得惊人，几乎像是一次染色体检测：你看单位斜率线上的数据，所有男性都在线下方，所有女性都在线上方。论文里就有这么一张图。接着她也看了脑数据。虽然我们实验室做了大量 fMRI，它是我们测量脑活动的主要工具之一，但我很清楚 fMRI 的局限；而这一项，很遗憾，我想至少是我职业生涯里唯一一次，我从 fMRI 里不光得到了一个「哪些脑区有活动」，还真得到了一个机制。我们看到的是：单是 hexadecanal，就相当显著地提高了大脑一个叫左侧角回的区域的活动。这个区域参与的是所谓的社会评价。所以这挺有意思：一种社会性气味激活的是「社会脑」，而不是嗅觉系统本身，而且非常显著。一方面这挺酷，可接着不酷的是：它在男性和女性身上都一样，这和行为是对不上的，你不会想看到这种结果，对吧？因为你会预期脑活动能反映行为，可它在男性和女性身上都提高了左侧角回的活动。但后来她做了一个后续分析，看的是所谓的功能连接，也就是在 hexadecanal 与对照条件下，这个脑区是怎么和全脑「对话」的。在这里，那个分离又有力地浮现出来：来自角回的连接，主要通向攻击性的经典神经基础，也就是杏仁核和颞极，而且连接在男性和女性身上走向了相反方向。hexadecanal 提高了男性的功能连接，却降低了女性的。所以某种意义上，这几乎是在说：大脑的默认反应就是攻击，对吧？默认就是去攻击；而在男性身上，hexadecanal 增强了左侧角回对攻击性的控制、把你往回拉住；在女性身上，它则放任其自由，于是她们变得更有攻击性。但我还是没想通。我已经确信这件事发生了两次，MR（磁共振）数据不只给出了一个模式、还给出了一个机制，这很不寻常。可我还是跟 Eva 说：「可这在我就是讲不通。」然后她的洞见——当然事后看就是「可不嘛」——是：不，有一个地方这事完全讲得通，那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哺乳动物的后代，因为来自父方的攻击性常常是冲着你来的。杀婴行为到处都有，而且很遗憾，男性对人类儿童的攻击也存在，而母方的攻击性往往是保护性的。所以如果你是个后代，要是你有一种分子，能让你母亲更有攻击性、让你父亲更没攻击性，这两件对你都是好事，你就赢了。于是我们想起日本一个小组最近发表的一篇论文，研究的是婴儿头部散发的气味。我们现在又绕回了 Zucker 的孙辈。他们用一种叫 GC-MS 的方法，也就是气相色谱－质谱联用，去测量婴儿头部的挥发物，因为「婴儿头部的气味」是跨文化的、各地都有的一个文化现象，在日本也一样。于是我们赶紧去翻那篇论文，看他们报告的分子里有没有 hexadecanal，结果很失望，论文里报告的分子里没有它。于是我们给作者写信——他们后来成了我们的共同作者——说：「是这样，我们在研究 hexadecanal 这个分子，在你们的结果里没看到它，我们想会不会你们有些没发表的结果，或者某些补充材料之类的。」而那个实验室是个硬核的气相色谱实验室，回复说：「不不，hexadecanal 是半挥发性的」——这我们知道——「而我们之前那篇论文并不是针对半挥发性区间做的；但现在我们能用一种叫 GCxGC 的方法，也就是双重气相色谱，专门针对半挥发物，可以重做一遍。我们刚研究了 11 个婴儿，可以看看这是不是个问题。」我们说：「好，请务必做。」这一整串的底线是：hexadecanal 是婴儿头部含量最丰富的半挥发物，从婴儿头部散出来的量非常大。所以再说回人类到底会不会用化学信号传递这个问题——婴儿简直是在打化学战，对吧？他们在降低父亲或周围男性的攻击性，同时提高母亲或周围女性的攻击性，而这两件事对他们都有好处。
Andrew Huberman: 太不可思议了。这跟我们正在聊的有点不一样，可在另一些方面又相似，因为它是从轶事证据搭起来的——但那是你随时都能听到的轶事证据，而你去看科学文献，至少按我的阅读，数据并不清晰，甚至可能相互矛盾——这关系到同住女性、或者女性朋友之间月经周期的同步。
Dr. Noam Sobel: 对
Andrew Huberman: ……同住的女性、或者女性朋友之间。很多在听的女性、也许还有知道这个效应的男性会说：「哦，对，一点没错。我跟朋友待在一起、或者出去露营、哪怕只一起待一天，我们的月经周期就同步了。」不过我的理解是，早期文献里，是 Barbara McClintock？
Dr. Noam Sobel: 没错。
Andrew Huberman: 发现了这个现象，本科时就发了篇《Science》论文？
Dr. Noam Sobel: 1971 年，《Nature》。
§03文字稿——第 3 部分
Andrew Huberman: 了不起。《Nature》论文。再说一次，三大顶刊之一，而且还是本科生，太厉害了。所以她发现了、描述了这件事，大概全世界女性不管以什么方式听说之后都会说：「对，一点没错。这给我们反复观察到的现象提供了佐证——」
Dr. Noam Sobel: 对
Andrew Huberman: ……一遍又一遍。」然而，随着后续论文陆续发表，这个结果受到了质疑。关于女性待在一起月经周期到底会不会同步，有没有最终定论？如果有，嗅觉、或者通过鼻孔的化学感知在其中有没有作用，或者说——
Dr. Noam Sobel: 对
Andrew Huberman: ……和／或口腔
Dr. Noam Sobel: 对
Andrew Huberman: ……来支持这个说法？
Dr. Noam Sobel: 对。我先从头说起，也呼应一下背景：这项研究是 Martha McClintock 在 Wesleyan College 读本科时做的，她当时觉得自己的月经周期和宿舍里同住室友的周期在时间上是同步的。我得说明，这个想法建立在啮齿类里类似或相关效应的基础上。啮齿类没有人类这样的月经周期，但啮齿类里有个叫 Whitten 效应的现象，跟这类效应相像。她确实在本科时就于 1971 年把那篇论文发在了《Nature》上。而回答你的问题：1998 年她又发了一篇后续，同样在《Nature》，合作者是她当时在芝加哥的研究生 Stern。也就是 Stern 和 McClintock，1998 年，他们做的是：采集供体女性的汗液，涂在受体女性的上唇上。这实验至少对你来说会挺好玩，因为你说过你喜欢体味；但对很多别的人来说，大概会挺让人却步。
Andrew Huberman: 嗯，我喜欢的是某些特定个体的某些体味。
Dr. Noam Sobel: 好。
Andrew Huberman: 我不觉得自己一视同仁地喜欢所有体味，虽然我确实好像一视同仁地不喜欢香水的气味。不过我得澄清一下，因为我把这话放出去了……我在 YouTube 评论区吃过亏，有些香水我是真觉得相当反感。
Dr. Noam Sobel: 对。
Andrew Huberman: 我记得伟大的神经生物学家 Marcus Meister 好像说过，基本就三种反应：yum、yuck，或者 meh。所以有些是真「yuck」。
Dr. Noam Sobel: 对，这句我没听过。好。
Andrew Huberman: 有点像那个，对吧？就动物行为而言——
Dr. Noam Sobel: 对
Andrew Huberman: ……人类行为——
Dr. Noam Sobel: 对
Andrew Huberman: ……我们要么往前——
Dr. Noam Sobel: 我们是动物
Andrew Huberman: ……往后，要么——
Dr. Noam Sobel: 对
Andrew Huberman: ……停下或暂停。所以有些确实属于 yuck。很多是 meh。而到目前为止，对我来说 yum 是零。
Dr. Noam Sobel: 对。
Andrew Huberman: 至于体味，分布是偏移的。它可能是 yum、yuck、meh 三者中的任意一种，所以澄清一下，yum 这个类别肯定是包含在内的。
Dr. Noam Sobel: 所以——
Andrew Huberman: 谢谢你让我把这段说完。
Dr. Noam Sobel: 对。所以她做了这项研究。因为在最初的 McClintock 研究里，你可能会怀疑还有别的驱动因素。就算你接受这个效应，也仍可能存在不是体味、而是别的社会性因素在驱动，对吧？也许有个在某方面占主导地位的女性，是她在推动同步。而在这里，这些女性之间除了体味之外没有任何直接联系，所以如果效应重新出现，那它肯定就是嗅觉效应。她发现的是：如果取供体在卵泡期或排卵期的汗液，一种会延长受体的周期，另一种会缩短受体的周期。我不记得哪个对应哪个了，但总之这确实表明存在化学信号传递效应，而且依据采集时间的不同，对周期时长产生相反的效应。再说一次，1998 年发表在《Nature》上。话虽如此，有句引语，我想是出自……我不太确定，大意是：如果某件事发表在《Nature》或《Science》上，那并不必然意味着它不是真的。带着这个想法，这些发现后来受到了广泛质疑。一个原因只是：周期性事件的统计出人意料地复杂，很棘手。一旦涉及周期性事件，统计就变棘手了。所以 Martha 因为声称存在效应，在统计上承受了很多火力，我想至少有过一次重复验证的尝试，结果没太成功。你要是问我，我持观望态度，不过在我的领域里我可能属于少数派。我认为目前领域内多数人持否定态度，我不是。我们实验室也说过，应该做一次预先计划的重复实验，我们会做的。再说一次，这实验做起来非常折磨人，工作量巨大，而且得跑非常长的时间，所以完全不是件轻松的事。不过我们现在实验室有位研究生正对这些东西感兴趣，Ruth Weisgrosp，她在做类似的工作，我希望我们能做成……我希望我们会试着去重复验证它。
Andrew Huberman: 非常有意思的结果，我觉得有意思，是因为它有实验室之外、当然或者说实验类比之外的现实意义；也因为信息素效应和人类的嗅觉效应，在神经生物学／内分泌现象里似乎很独特，因为我们好像都有太多这类故事：祖母手上的气味、认出某个人的气味、或者「我一闻到他们呼吸的那一刻就知道了」、又或者「我就是喜欢他们的气味」之类的。
Dr. Noam Sobel: 对。
Andrew Huberman: 这类事情让人看到某种真实生物现象背后的深层可能性，而不是那种「哦，随口抛出一个说法，催产素就是依恋」的东西。结果一下子，普通大众——这也不能怪他们——就开始以为依恋的方方面面都是催产素，依恋上任何缺陷都是缺少催产素。不过——普通大众倒是给探索这一切提供了某种丰富的素材，而且很多时候这些说法最后被证明是对的，对吧？在嗅觉这个领域里就是这样。
Dr. Noam Sobel: 是的。不，这是一个非常原始的系统。它跟我们大脑中最属边缘系统、最原始的机制相连，并且驱动着原始的行为。
Andrew Huberman: 这是个了不起的系统。我对某项具体研究有个问题，不过我先起个头，你马上就会知道我要引的是什么。那就是：气味和激素之间是什么关系，尤其是，和哭泣是什么关系？
Dr. Noam Sobel: 正如我之前指出的，人类社会性化学信号传递研究里当下的「当红主题」是恐惧的气味，而当下的「当红媒介」是汗液，对吧？所以全世界研究人类社会性化学信号传递的少数、也许几十家实验室，都在采集汗液，那就是他们观察的媒介。
Andrew Huberman: 汗液总是取自腋下吗，还是身体不同部位分泌的汗液存在有意义的差别？我问的时候其实已经知道答案了，不过咱们就先只说腰线以上，还有——
Dr. Noam Sobel: 哦，不。是的。
Andrew Huberman: ……或者说腰线以下。
Dr. Noam Sobel: 是的。
Andrew Huberman: 我是说，我们毕竟是生物学家。
Dr. Noam Sobel: 是啊，所以挺有意思的。我们目前正在写一篇关于这个的论文，关于恐惧的气味。我们有一个很好的范式来诱发恐惧：把人从飞机上扔下去。这是诱发恐惧非常有效的办法。
Andrew Huberman: 我一定得去你的实验室看看。听上去像是全世界最棒的实验室。
Dr. Noam Sobel: 顺便说一句，那不是我们发明的。第一个这么做的是——我希望我把她的名字念对——我想是 Mujica Perudi。但这就是我们诱发恐惧的范式，一开始是我们自己做的，后来我们与以色列伞兵旅展开了合作，现在我们会采集每一位首次跳伞者的体味。我们走这条路，是因为我们和这个领域的其他人一样，那里的「圣杯」就是找到那些分子，对吧？如果你拿到了恐惧分子，那可就是个大富矿，对吧？你能想到很多理由说明它为什么是富矿，但对我来说，一旦找到分子，就可以接着去找受体。找到对应的受体之后，就能开发阻断剂，你可以想象——我想找的那个词是什么来着？我切换成希伯来语了。现在大概午夜了吧，对吧？不好意思。现在是凌晨 2:00。
Andrew Huberman: 考虑到昼夜节律完全颠倒，你状态好得惊人。
Dr. Noam Sobel: 确实是凌晨 2 点，没错。
Andrew Huberman: 我们根本看不出来。Noam 今天刚从以色列飞过来，所以照我们的说法，他现在是昼夜节律颠倒的状态。
Dr. Noam Sobel: 焦虑。所以你可以想象开发一种抗焦虑的鼻喷剂，对吧？用它压住那些受体、把恐惧反应掐掉，对吧？这不像现在走的路子——通过神经递质，然后作用得处处都是——而是直接在源头上把恐惧拦住，对吧？这就是我为什么想要它。后来我们想明白了：这么做，在一次实验里从 3、4 或 5 个人身上采集恐惧，你根本没法对它做分析化学。所以我们现在有了一个叫「Fear Bank」（恐惧库）的设置，里面已经有 1,000 多份样本了，我们正试着对这些样本做分析。但这么做之后，我们也随了大流：所有人都在做恐惧，所有人都在做汗液。有一次在实验室讨论时我们就说，嗯，肯定还有、或者说确实可能还有别的身体介质在参与社会性化学信号传递。只是其中很多你没法真正去研究，对吧？随便举一个：大多数陆生哺乳动物是通过尿液传递社会信息的。可要拿人类做闻尿液的实验，无论是在 IRB（机构审查委员会）审批上还是在受试者同意上都会很难。而这是一个少见的例子：我们确实是先假设了要做什么、事后才把它说成是假设——那就是眼泪。我们之所以开始琢磨眼泪、研究眼泪，是因为眼泪是一种身体液体，是情绪性眼泪，我们在情绪情境中分泌它，而那些情境恰恰是非语言沟通至关重要、极其关键的情境。而且眼泪这种液体，除了维护眼球之外，是令人费解的，对吧？所以我认为，直到今天情绪研究里最有影响力的文本，是达尔文的书《The Expression of the Emotions in Man and Animals》，我想这是书的全名。整整一章、第六章，专门讲眼泪。这本书里整整一章啊。为什么？却没有结论。为什么？因为这本书围绕的是描述各种情绪表达的功能性前身。比如说，露出牙齿是攻击的信号，对吧？动物最初是用牙齿去咬，达尔文主张，经过演化，光是露出牙齿这一点就变成了攻击信号，因为它源自撕咬。再比如我觉得特别漂亮的一个例子——这部分工作有 Adam Anderson 的参与，他现在在康奈尔大学——是厌恶的情绪表达。厌恶（disgust）来自拉丁语 disgustia，也就是「倒胃口」，对吧，本义是把东西从嘴里吐出来。Adam 所展示的是：当你体验到道德上的厌恶时，肌肉激活的模式和激活的时间序列，跟你把一口苦味从嘴里吐出来时是一样的。所以同样地，这里有一个功能性前身——把东西吐出去——而演化的说法是，它变成了一种情绪表达；你表达厌恶时就像正把东西从嘴里吐出来一样，尽管在道德厌恶的情况下，你嘴里其实并没有什么要吐出来的东西。达尔文就这样系统地梳理了各种情绪表达，对每一种都追溯到它的功能性前身，把一切都解释得很漂亮。然后他在眼泪上卡住了，因为眼泪是一种明摆着的情绪表达，可他找不到功能性前身。所以最后他基本上只能说：「这是一个史诗级的现象。」我也不知道。
Andrew Huberman: 所有科学家在没有好解释时都会做的事：把它归咎于天性。
Dr. Noam Sobel: 对。可他还是花心思写了整整一章，讲眼泪对眼球的那种维护功能等等，却完全没提情绪层面的东西。所以我们想，嗯，也许它的功能是一种化学信号。带着这个想法，我们采集了情绪性眼泪，这件事本身也挺好笑。因为我们在各种布告栏上贴了告示，说要招募「容易哭」的实验参与者。这就在我们的研究里造成了一个不幸的性别偏差：我们收到大约 100 名女性志愿者，男性大约只有 1 名。而且我认为这不只是在大男子主义的以色列才有的问题，大概在西方任何地方、肯定在美国也会一样，我想。
Andrew Huberman: 我猜大概也有男人很容易哭、很容易流情绪性眼泪——
Dr. Noam Sobel: 哦，我敢肯定
Andrew Huberman: ……只是他们不会来报名。
Dr. Noam Sobel: 是啊，我就是这个意思。
Andrew Huberman: 嗯。
Dr. Noam Sobel: 这是文化问题。你不会跑到实验室里说「我动不动就哭」，这种事根本不会发生。然后我们做的是：对每一位参与者，我们都会问：「你知道有没有哪部具体的电影情节、或者哪个场景会让你哭？」有意思的是，在这些「有效哭泣者」身上，回答总是「哦，有，某某片子里的那一幕。我每次都哭得稀里哗啦」。他们有自己——
Andrew Huberman: 能不能给我举个被提到比较多的场景例子？
Dr. Noam Sobel: 能，张口就来。电影《The Champ》。
Andrew Huberman: 嗯，我知道那部。
Dr. Noam Sobel: 那位冠军死了。他是个拳击手，就死在他大约 8 岁儿子的怀里，儿子站在床边喊着「Champ，Champ」，然后他就死了。这一幕屡试不爽。好吧？而且——
Andrew Huberman: 泪如瀑布。
Dr. Noam Sobel: 是啊。
Andrew Huberman: 明白了。
Dr. Noam Sobel: 所以，我们大概是全世界架子上悲情电影最多的神经生物学实验室了，对吧？我们收藏了一大批。
Andrew Huberman: 顺便说一句，是有「喜极而泣」这回事的。
Dr. Noam Sobel: 所以，没有。
Andrew Huberman: 没有？
Dr. Noam Sobel: 嗯，我们说得太早了——
Andrew Huberman: 当然
Dr. Noam Sobel: ……不过可以这么说：我们试着采集过，失败了。哪怕那些自认为会因喜悦和大笑落泪的人，眼睛也只是有点湿润，但那不是一回事。
Andrew Huberman: 啊。
Dr. Noam Sobel: 在我们最终筛选出来的「有效哭泣者」中，我们能在大约 15 分钟内收集到整整 1 ml 眼泪。
Andrew Huberman: 哇。
Dr. Noam Sobel: 所以那是哗哗地流啊，对吧？
Andrew Huberman: 是啊。
Dr. Noam Sobel: 而大笑是不会那样的。
Andrew Huberman: 没错。
Dr. Noam Sobel: 我们从没见过大笑能让人那样，我们试过。所以我们有这一堆悲情片。顺便说一句，好笑的是，等我们最终在《Science》上发表这篇论文时，事后被迫真的跑去把这些片子买回来。原本我们是东找西找下载来的，但那样不行，因为会侵犯版权。
Andrew Huberman: 版权法嘛。
Dr. Noam Sobel: 对。所以我们只好把参与者看过的所有这些片子都买下来。
Andrew Huberman: 还得看一遍。
Dr. Noam Sobel: 所以我们实验室里现在真的有这些 DVD，是我们实打实买回来的。不过，所以——
Andrew Huberman: Noam，这一步把潜在的法律风险堵得挺到位啊。
Dr. Noam Sobel: 不，我们真买了，真买了。
Andrew Huberman: 不，我信你，我信你。
Dr. Noam Sobel: 是啊，就是那么回事——
Andrew Huberman: 我信你。
Dr. Noam Sobel: 嗯，这个我们后面可以再聊。总之，那些上门说自己能轻松哭出来的志愿者，其实大多数并不合格。结果在我们筛查过的约 100 名、只多不少的女性里，最后只有大约 6 人能真的周复一周地来实验室、眼泪哗哗地流。
Andrew Huberman: 这在精神病学里有个名字，叫「叙事疏离」（narrative distancing）。有些人看电影里有人挨打时，会躲闪得特别厉害，几乎像是自己在亲身经历。不过它也会往相反方向起作用。我就认识这样的人——
Dr. Noam Sobel: 好
Andrew Huberman: ……他们要是看到片子里有人经历哪怕一点点正面的事，情绪就跟着高涨起来。所以他们能很快地搭上桥、代入进去。
Dr. Noam Sobel: 是的。
Andrew Huberman: 而且你可以想象，这并不总是有适应性的。所以这就是缺乏叙事疏离。
Dr. Noam Sobel: 对，是的。我们实验室这一整条研究线，有一个可以提出来的问题：我不知道这些捐赠者是不是有什么非常独特之处。我们默认这些就是眼泪，而且这——
Andrew Huberman: 不，这挺常见的。我看到过的数字是，大约 5% 到 8% 的人。
Dr. Noam Sobel: 我们得到的结果差不多正好就是这个数，对吧？
Andrew Huberman: 有意思。
Dr. Noam Sobel: 大约 6%。于是我们采集了眼泪，让受试者接触这些眼泪。我们发现了几件事。首先，眼泪完全没有气味，你根本察觉不到，完全无味。可是，当你去闻它时，睾酮会在大约 20 分钟、半小时内出现显著的下降。
Andrew Huberman: 这是男性和女性都在闻女性的眼泪？
Dr. Noam Sobel: 男性，只有男性。是的。
Andrew Huberman: 男性闻女性的眼泪——
Dr. Noam Sobel: 是的
Andrew Huberman: ……却完全闻不到任何气味。
Dr. Noam Sobel: 什么都闻不到，只是去闻。然后游离睾酮会下降大约 14%，是游离的那部分。
Andrew Huberman: 好，所以这是已经从睾丸释放出来的睾酮。
Dr. Noam Sobel: 游离睾酮。
Andrew Huberman: 所以我们前面讲过一些激素的划分，要么是结合态、要么是非结合态。是非结合态，不好意思——
Dr. Noam Sobel: 是的
Andrew Huberman: ……从性激素结合球蛋白等等当中游离出来，它是有活性的形式。所以它会在很短的时间尺度上发生变化。
Dr. Noam Sobel: 是的。而且研究睾酮的人——我不是研究这个的——他们告诉我，这是个非常强的效应。
Andrew Huberman: 嗯嗯。
Dr. Noam Sobel: 就算靠药理学手段，也很难这么快就产生这样的效应。
Andrew Huberman: 是啊。
Dr. Noam Sobel: 我知道，在药理学上就是这样。
Andrew Huberman: 是啊，多年前我曾花时间研究过这类内分泌效应，那可是极其——
Dr. Noam Sobel: 对
Andrew Huberman: ……大的效应。
Dr. Noam Sobel: 所以这里我顺带提一句，正因为做这项研究费了那么大劲，我们当时的一个担心是：永远不会有人试着去重复它。而让我们高兴的是，大约两年后，一个来自韩国的独立团队，Oh 等人，我完全不认识他们，把睾酮效应分毫不差地重复出来了，数字都一样。所以它确实降低睾酮。我们后来还用 MR 观察了它对大脑活动的影响，看到对活动有显著作用：在唤醒状态下，活动被压低、被降低。下丘脑和梭状回的活动都降低了，出于什么原因，我不知道。
Andrew Huberman: 面孔识别区。
Dr. Noam Sobel: 功能之一吧，是的。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
Andrew Huberman: 有意思。
Dr. Noam Sobel: 不过很显著。目前，我们实验室的 Shania Gronin 正在再次重复这个结果，这一次加入了更强的行为学成分。而且我可以跟你分享一组正在审稿中、尚未发表的数据：正如你会预料的那样，也许正是因为对睾酮的影响，闻眼泪会降低男性的攻击性。
Andrew Huberman: 非常有意思。
Dr. Noam Sobel: 用的又是 TAP，也就是 Irvine 在 hexadecanol 实验里用过的同一个实验。
Andrew Huberman: 这个 TAP，我打算把它记成「施虐狂——」
Dr. Noam Sobel: Tyler 攻击
Andrew Huberman: ……那个滴定、施虐狂滴定实验——
Dr. Noam Sobel: 是的，Tyler 攻击范式
Andrew Huberman: ……拿实验室大鼠做的。跟 1950 年代的 Milgram 实验不无相似之处，那些实验考察的算是大屠杀之后的行为。
Dr. Noam Sobel: 对。
Andrew Huberman: 基本上就是，在美国实验室里，人们以为自己在折磨另一些人——
Dr. Noam Sobel: 嗯
Andrew Huberman: ……仅仅因为有人叫他们这么做，而且很多人都照做了，尽管大多数人都会说自己绝不会去折磨别人。
Dr. Noam Sobel: 是啊。不，人类可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物种。
Andrew Huberman: 不是。或者可以这么说，我想是伟大的 Carl Jung 说过，我们内心包藏着一切，但目标当然不是把它们全都体验一遍。这是一项了不起的研究，它再次指向这些化学感觉系统与通路的强大力量。而且显然，这里头还有太多东西。
Dr. Noam Sobel: 我不知道你想不想让我讲这个，我想你可以把它剪掉——
Andrew Huberman: 请讲
Dr. Noam Sobel: ……如果你不想的话。不过——
Andrew Huberman: 请讲
Dr. Noam Sobel: ……这只是聊聊科学界的政治故事。虽然对睾酮的影响被一个独立团队重复出来了，但在最初发表在《Science》上的那项研究里，有三个组成部分：一是对睾酮的影响，很稳健；二是大脑活动，也很稳健；还有一个对行为的影响，显著但较弱，现在回头看，我认为我们当时没研究对行为。我们那时看的是与图片相关的唤醒度评分。效应是有的，也显著，但它不是撑起整个故事的那个点。话说回来，荷兰有个实验室，负责人名字我大概念不准，我想是 Vingerhoets。
Andrew Huberman: 我替非荷兰人说一句。
Dr. Noam Sobel: 是的。
Andrew Huberman: 荷兰名字总是有点难念，不过——
Dr. Noam Sobel: 这话我可不该说。身为以色列人，我不该在这条线上多扯。但那个实验室真的很不喜欢我们最初关于眼泪的说法。他们不喜欢，是因为他们把整个学术生涯都建立在这样一个观念上，还出过一本以此为题的书：「情绪性眼泪是人类独有的」。这里我得说一下，我们之所以特别喜欢眼泪这个结果，一部分是在我们做这项工作之前、但更多是在之后——我们喜欢这一点，是因为通常事情……通常在我们化学信号传递的研究里，比如我之前跟你讲的 Bruce 效应，我们是先看啮齿动物里发生什么，再看人类身上是不是也发生同样的事。而这一次是个少见的例子：在我们做完这项工作之后，人们在啮齿动物身上发现了差不多一模一样的效应。所以两年后发表在《Nature》上的一篇论文发现，小鼠的眼泪、幼鼠的眼泪，会降低成年雄性小鼠对它们的攻击性。
Andrew Huberman: 而且是以依赖嗅觉的方式。
Dr. Noam Sobel: 是的。而且他们还真的找到了眼泪里那个具体成分，也就是降低攻击性的眼泪信息素。某种程度上，你可以把眼泪想象成一张「化学毯子」，你把自己裹起来，用来防备攻击。所以我们的发现，对我而言，这和我看待行为的总体方式是一致的：我认为除了语言之外，几乎没有什么东西、尤其没有什么感觉层面的东西是人类独有的，我真想不出几个。所以我们的发现跟他们的说法对着干。因为我们在这里说的是：不，眼泪是这么一种化学信号机制，跟所有动物一样。顺便说一句，就在这场争论之后，大约六个月前，《Current Biology》上有篇论文说狗会流情绪性眼泪。而且狗是在和主人重逢时流情绪性眼泪。
Andrew Huberman: 嗯。
Dr. Noam Sobel: 你前面还提到催产素。所以我认为他们那里展示的不只是这些，还有：看到狗的眼泪这个视觉信号，会影响人体内的催产素。
Andrew Huberman: 我完全——
Dr. Noam Sobel: 但愿我记对了。不过那就是——
Andrew Huberman: 不，我完全相信。从我把 Costello 在八周大时带回家那一刻起——
Dr. Noam Sobel: Costello 是你的狗
Andrew Huberman: ……他是我的狗。可惜，他很久以前就走了。其实，我唯一能想起来的、哭到那种地步的一次……听着，我这辈子当然哭过，很多次，很多很多次。可我唯一一次记得自己哭到都不确定还能不能继续流出眼泪、却不知怎么还是流出来了的，是不得不让他安乐死的时候。
Dr. Noam Sobel: 哦，是的。
Andrew Huberman: 就是那种感觉，而且我要是现在说得太久——
Dr. Noam Sobel: 你会掉眼泪
Andrew Huberman: ……我今天就会哭出来。就是那种事——
Dr. Noam Sobel: 是啊
Andrew Huberman: ……而且我觉得这是一种健康的——
Dr. Noam Sobel: 是啊
Andrew Huberman: ……情绪状态。
Dr. Noam Sobel: 那当然。
Andrew Huberman: 但我记得他还是小狗的时候，我心里想：「催产素这回事一定是真的。」因为我记得自己坐在系里的会议上——平心而论，那种会不一定总那么有意思，不过也可能挺有意思——有人在展示数据，而我的脑子却在想：「不知道 Costello 还好不好，它在我办公室里干嘛呢？」那是它还很小的时候。还有，在养它的头两三周里，我连饭都不想吃，除了对它的依恋之外，什么都没法集中注意力。后来就轻松了，后来我能把注意力转到别的事上。而且我认为，狗也许是借由催产素，劫持了原本用来养育子女的神经回路。
Dr. Noam Sobel: 是的。
Andrew Huberman: 我真这么想。不然的话，人怎么会荒唐到那么依恋自己的狗？所以才有那么多帖子，人人都觉得自己家的狗是最可爱的狗——
Dr. Noam Sobel: 是啊
Andrew Huberman: ……就跟人人都觉得自家孩子最可爱一个道理。
Dr. Noam Sobel: 是啊，我家的是——
Andrew Huberman: 顺便说一句，Costello 是只特别帅气的斗牛犬。
Dr. Noam Sobel: 所以，是啊。所以为了再给「眼泪是人类独有」这个说法钉上一颗钉子——它们并不是，狗也会流情绪性眼泪。那个团队就真的很不喜欢这一点，于是紧接着去试着重复。跟你的听众说明一下，我给「重复」这个词比了个双引号的手势：他们只重复了行为部分，也就是唤醒度评分——
Andrew Huberman: 嗯
Dr. Noam Sobel: ……而且是女性的唤醒度评分，结果没重复出来。
Andrew Huberman: 明白了。
Dr. Noam Sobel: 我说这些，只是想聊聊在我看来科学在这个案子里是怎么运作、又怎么没运作的。当时，他们把这篇东西发在某个期刊上之后——不是本领域的期刊，是个什么记忆学之类的期刊吧——他们联系我，要我写个回应。我给作者写信说：「你瞧，这在我看来非常奇怪。我们何不一起再重复一次，看看它到底成不成立？如果不成立，我就跟你一起发表『它不成立』这个结果。」我还说：「你何不派个研究生或者第一作者过来，我们在这儿做，给他们演示该怎么做」，因为他们在论文里做得非常不对。结果他们回复说不行，他们没钱派研究生过来做。于是我又回信说：「那好，研究生过来的费用我出，整项研究还有他们的食宿我也全包」，如此这般，「咱们一起做吧」。他们回复说，不，他们不愿意这么做，我认为事情不该是这么办的。他们就在那篇论文里发表了这个算是失败的行为学效应。所以我只是想说明：一方面，对睾酮的影响有过那次成功的重复；另一方面，据称行为上的影响有过这么一次失败的重复。后来我针对它发表了一篇反驳，我不知道自己当初该不该那么做，但我确实做了。
Andrew Huberman: 嗯，我觉得这很有意思。我认为只要研究做得正确，阳性结果几乎总是压过阴性结果，可我同时又觉得重复验证是关键。问题正如你指出的，重复很少是对原研究一字不差的纯粹重复。
Dr. Noam Sobel: 是啊，这一次连边都沾不上。其实，他们在数据里藏了点东西，那部分是有一定效果的。我索要了他们的数据，重新分析了一遍，我发表在反驳里的就是这个。不过这也只是聊聊科学怎么运作。我征求过意见。倒不是说我和他是朋友，但那阵子我们有点往来，因为我们和 Daniel Kahneman 一起在某个委员会里，他是诺贝尔奖得主。
Andrew Huberman: 《Thinking, Fast and Slow》。
Dr. Noam Sobel: 对。于是我问他：「我该怎么处理这件事？给我点建议吧。」处在那个位置上，情绪上可不好受。他说：「别，千万别发表反驳，什么都别做。」我说：「那怎么行？我总得做点什么。」他说：「不，别做。因为你一旦那么做，人们就不会去细看了。他们不会读你反驳里的细节，只会觉得『嗯，有一拨人这么说，另一拨人那么说』，于是就变得说不清了。」
Andrew Huberman: 嗯——
Dr. Noam Sobel: 而且——
Andrew Huberman: 是啊。我很感激你今天把这件事讲出来，也确实很感激你发表了那篇反驳，还以非常宽宏的方式提出——
Dr. Noam Sobel: 所以——
Andrew Huberman: ……去做一次合作
Dr. Noam Sobel: ……他后来就是这么说的。所以之后 Carmen 的建议是：好吧，如果你坚持，那就发表吧。写个回应，说明你邀请过他们来一起做、他们拒绝了，对此你也无能为力。
Andrew Huberman: 这很像格斗运动，对吧？大家嘴上垃圾话特别多。不过说到科学，既然我们聊到了科学社会学，我得说一句，科学是很不一样的——
Dr. Noam Sobel: 赌注要小一些。
Andrew Huberman: 科学跟播客、社交媒体或者其他领域很不一样，因为在科学界，人们当着你的面一般都很和气，然后他们——……你会在基金评审或者匿名评审里挨刀子。
Dr. Noam Sobel: 没错。
Andrew Huberman: 今天上午我就在一个基金评审小组里。我是个厚道的评审，意思是我的判断很客观，但我会尽量总是从研究生或者申请书作者的角度去想。听着，我认为科学是这样一群人的游戏：他们大多数人是在追寻事实。不过，自我也像在任何别的地方一样，被牢牢地织了进去。
Dr. Noam Sobel: 是的。
Andrew Huberman: 所以我觉得你提出合作非常宽宏大量。所以我要对那个名字我念不出来的实验室说一句：请接受这次合作吧。然后我们可以把大家都请到这儿来——
Dr. Noam Sobel: 是啊
Andrew Huberman: ……来一场圆桌讨论。我很感激你分享了这个故事，而且我知道还有不少人也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而感激。我还有几个问题。我也知道——顺便谢谢你的这份意愿和精力——因为现在以色列时间大概已经是凌晨 1:00 了，而你刚到。
Dr. Noam Sobel: 我想还要更晚些。
Andrew Huberman: 但你状态好得不得了。所以，如果你愿意再迁就我们一小会儿，有两个话题我想聊一聊；你想讲得简短些也没关系，不过别觉得有这个义务。第一个是：我想大多数人都熟悉，食物或食品的气味是那些食物营养成分的一种信号。一个闻起来很棒的橙子，或者某种正在烘烤的东西的香味，都在暗示那种食物所含的成分和品质。毕竟，你和我先后各自住过伯克利 The Cheese Board 楼上的同一间公寓，那——
Dr. Noam Sobel: 哦，太巧了。
Andrew Huberman: ……从 The Cheese Board 飘上来的奶酪香，是我永远不会忘的。
Dr. Noam Sobel: 是的。
Andrew Huberman: 还有那些面包，也忘不了。棒极了的面包，还有——
Dr. Noam Sobel: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跟听众或者观众把这件事说够清楚——
Andrew Huberman: 不，那概率是——
Dr. Noam Sobel: ……我们其实刚刚才发现，我们住过同一间——
§04文字稿 — 第 4 部分
Andrew Huberman: 正是
Dr. Noam Sobel: ……我们以前从没这样见过面。
Andrew Huberman: 没错。
Dr. Noam Sobel: 而我们住过同一间公寓。
Andrew Huberman: 正是。
Dr. Noam Sobel: 那我们算——
Andrew Huberman: 我们算不算一个圈子的朋友？
Dr. Noam Sobel: 我想，是以一种萦绕不去的方式吧。
Andrew Huberman: 一点没错。透过那——
Dr. Noam Sobel: 地板。那地方地板特别好，很棒的木地板。
Andrew Huberman: 是啊，那地方棒极了。我和当时的女朋友在那儿住了一年半，然后——那地方棒极了。我们就不把地址说出来了——
Dr. Noam Sobel: 是啊
Andrew Huberman: ……是出于对现在住在那儿的人的尊重。不过你要是哪天到了伯克利，一定去看看 The Cheese Board。他们的营业时间很怪，得上网查。但那是个独一份的地方——
Dr. Noam Sobel: 是啊
Andrew Huberman: ……有很好的面包和奶酪，还有几种味道不错的披萨。总之，我想知道的是：气味能不能以一种与我们实际闻到的气味相脱离的方式，去传递关于食物营养成分的信息。比如说，基于你今天跟我们讲的关于气味的东西，我可以想象——我、我不知道。我闻到一块肉在煎，闻起来特别香，我心想「哦，好鲜啊」，口水都流出来了，我特别爱这个味儿。然后我想：「好，这是蛋白质和脂肪，我爱牛排的味道，还带点焦香」；但大自然会不会已经借用了这一点，来确保、或者我该说提高概率，让我摄入牛排里另一种没有气味、可营养成分对我非常重要的东西。比如说，氨基酸。
Dr. Noam Sobel: 对。
Andrew Huberman: 对吧？氨基酸对生命不可或缺，可我们并不会到处去嗅氨基酸。我们到处嗅的是鲜香、鲜味那一类的味道之类。所以这类例子我能想出上百万个；同样地，我也能想象，我们爱上、产生浪漫依恋或者被性吸引的那个人的气味，也在传递各种各样的信息：当然啦，比如后代具备某种免疫状态的可能性——那是场长线游戏——但也在传递关于一次潜在互动是否愉悦、是否安全的信息。所以我在这里要问的是：有没有一些潜意识信号，是嗅觉系统学会了去寻觅的，只不过它是通过更外显的信号学会去寻觅的。有点像「冰山一角」那种现象。
Dr. Noam Sobel: 是啊。这个我没有很好的答案给你，不过我觉得这是个特别好的问题，其实更是个特别好的想法。气味里是否存在关于营养价值的线索，这个想法非常好。而且，好到很可能已经有人做过了，而我本该知道却不知道。我们在这条线上什么都没做过，所以我不知道。我不知道食物的营养价值是不是被系统地编码在气味里。如果还没人做过——今天会面之后我会去查一下——那真该有人做。这真是个特别好的想法。
Andrew Huberman: 我之所以问这个，一个原因是美国的肥胖危机是个大问题，别的地方也是。高度加工的食品有很多成问题的地方，但其中往往缺少的一样，是气味、味道和营养成分之间的直接对应关系。我说的不是宏量营养素、糖、脂肪——不好意思，是碳水化合物、脂肪和蛋白质——而是维生素和微量营养素，是那些滋养微生物组的东西。反过来，没有经过高度加工的食物，比如肉或者一块水果，含有许多对我们生物机能各方面至关重要的微量营养素，可我们并不会到处去嗅益生菌。
Dr. Noam Sobel: 我给你说一个也许能支撑你这个假设的小知识点：在代谢产物之间，似乎存在潜在的嗅觉知觉相似性。也就是说，由另一种东西代谢而来的东西，跟那样东西之间在知觉上是相似的。所以代谢级联参与了嗅觉空间的编码，这跟你暗示的方向是一致的。不过话说回来，我不知道有没有对气味中营养价值做过直接检验。而且再说了，我不知道，当然不等于它不存在；在这种情况下，我倒会怀疑它应该存在于科学文献里，如果那儿没有，那也该在与此事有利害关系的公司手里，这样的公司可不少。
Andrew Huberman: 稍微说说，就——
Dr. Noam Sobel: 请讲。给你说个好玩的轶事：最近有两家互不相关的公司找上我们实验室，请我们帮忙给「工程肉」加上气味。这正在成为一个趋势。而所有这些肉都——
Andrew Huberman: 哦，好家伙，你偏提这个。这下听众在「工程肉」这件事上要严重两极分化了。
Dr. Noam Sobel: 是的。
Andrew Huberman: 你不是在推销。
Dr. Noam Sobel: 哦，不，我持中立态度。只是有两家公司找上我们说：「你看，我们这产品特别棒，可就是闻起来不像肉，帮我们让它闻起来像肉吧。」
Andrew Huberman: 有意思。之所以这么两极分化，是因为社交媒体上任何跟营养有关的话题都是十足的带刺铁丝网话题。我们请过专家——
Dr. Noam Sobel: 好
Andrew Huberman: ……来这儿聊营养，以后还会请更多，不过——
Dr. Noam Sobel: 我对营养一无所知
Andrew Huberman: ……别担心，你很安全。不，别担心，不，他不是在推销这个。他甚至都还没说会不会帮他们呢。
Dr. Noam Sobel: 没有，我们其实没帮。没有，因为那事没成。
Andrew Huberman: 是啊。
Dr. Noam Sobel: 是的。
Andrew Huberman: 不，那些工程肉到底是好吃、难吃还是一般，在口味上是每个人的私事。至于考虑到所需原料，它们对你和地球是更好、中性还是更差，那是一整个我们现在先绕开不谈的世界。
Dr. Noam Sobel: 我会的，不过我想借这个机会点出一件或许相关的事，就接着我们刚才关于尺度的讨论。我想借机再破除一个关于嗅觉的误解：有一种很普遍的看法，认为我们的嗅觉极其主观，你觉得好闻的气味我就不觉得好闻，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完全主观的嗅觉世界。
Andrew Huberman: 我想我知道你要讲的是哪项研究了。
Dr. Noam Sobel: 可多着呢。
Andrew Huberman: 跨文化的相似性。
Dr. Noam Sobel: 有很多。那种说法完全不实。很多，不只是我们实验室的，很多实验室都有很多。
Andrew Huberman: 请给不追这批文献的人讲清楚一点。
Dr. Noam Sobel: 好。人类在嗅觉知觉上彼此相似得惊人，这跟大多数人的想法正好相反。那为什么会有这个误解？这个误解有两个原因。首先，或者说有好几个原因，但有两个最突出。首先，我们会被离群值吸引，因为我会跟别人说：你看，比如说，嗅觉愉悦度在人与人之间高度相关。咱们先把这个用数字摆出来：你找一群人、一堆气味物质，让他们给愉悦度打分，人与人之间的相关大约是 0.8。这高得不得了。
Andrew Huberman: 你觉得好闻的，我也觉得好闻。
Dr. Noam Sobel: 是啊。那为什么这跟文化上人们的想法相抵触呢？有两个原因。首先，我们被离群值吸引、或者说被它带偏，可这其实恰恰说明了那个结果。什么意思呢？你跟某人说：「你看，人们在愉悦度评分上非常相似。」他会说：「不，不可能。我爱香菜，我女朋友就讨厌香菜味。」或者——这类经典例子还有几个——番石榴是另一个两极分化的气味。所以确实有少数几个两极分化的气味，这倒是真的。确实有一半人爱香菜味、一半人讨厌它，一半人爱番石榴、一半人讨厌它。这是真的。
Andrew Huberman: 微波炉爆米花。
Dr. Noam Sobel: 不过我向你保证，你可以来我们实验室。我们实验室里大约有 1,000 种气味物质。这 1,000 种我们不会全闻。但我向你保证，从我们实验室的混合物里挑 100 种气味物质，我们一起来闻，这 100 种气味里，有 90 种我们会完全一致。而且是放之四海皆准。没有人会说自己喜欢粪便或粪便类气味，人人都会说自己喜欢玫瑰和花香类的气味。会有极少数例外。再说一遍，个体之间的相关大约是 0.8。所以 100 种里通常有 90 种是高度一致的，然后有 5 种气味物质算是中等程度一致，没错，还会有 5 种气味物质是我们完全意见相左的。可我请问你：如果我们在 95 种上一致、在 5 种上不一致，我们算是相同还是不同？我们算相同。那 5 种不过是这条规律的离群值罢了。所以一个原因就是，离群值会吸引我们看待事物的方式；但不，我们实际上比自己以为的要相似得多。而驱动这种文化效应的第二件事，是我们把语言用在嗅觉上用得很糟。在别的感觉系统里，我们是带着「锚点」长大的。从小时候起，你妈妈指给你看一头牛，问：「牛怎么叫？」「哞。」我们都知道哞。还有「这是什么颜色？」嗯，这是种有点怪的黑，但它是黑色。或者「那是什么颜色？」是红色。于是你就有了这些锚点。可你很清楚，我看到的红色未必就是你看到的红色，我们只都知道该把它叫红色。而因为你说红、我也说红，我就觉得，哇，我们看到的是同一样东西。但不，我们看到的并不是同一样东西。而在气味上，我们没有这些锚点。从小到大，妈妈不会告诉我们「这是什么味、那是什么味」。于是我们就没有这些语言锚点，来让我们以为自己知觉到的是同一样东西。那怎么把它量化呢？测量感觉系统里最重要的一个词就是「相似度」，那就是要测的量。比如说，我们取 10 种气味物质，我让你给所有两两之间的相似度打分，于是你最后得到 45 个数字：1 和 2 有多像、1 和 3 有多像、1 和 4 有多像，以及所有可能的两两相似度。假设你从 1 分（完全不像）打到 100 分（完全一样）。那么现在我就有了一个相似度矩阵，描述的是 Andrew 对气味的知觉，基于我挑的这 10 种气味物质。现在我可以跑我的相似度矩阵，然后就能看这些相似度矩阵之间是否相关。这样一来，我们就把名称和气味的问题给甩掉了。我把这个叫柠檬、那个叫橙子，你把这个叫红薯、那个叫棉花糖，都无所谓。无所谓。如果我认为这两个高度相似、你也同意，我认为这两个很不一样、你也同意，那么只要我们的相似度矩阵对得上，我们就是以同样的方式在知觉这个世界。而这样做的好处是，你随后可以在同一组人身上，对视觉、听觉和嗅觉都这么做，就能看出我们在哪些方面更像彼此、哪些方面不像。我们已经对色觉、嗅觉和音调听觉这么做了，好吧？而我们在色觉上差异最大，好吧？在色觉里，方差大约是 100%。
Andrew Huberman: 太了不起了。
Dr. Noam Sobel: 这是——
Andrew Huberman: 那可很不一样。
Dr. Noam Sobel: 而且关于这个的文献成堆，成堆啊。在嗅觉和听觉上，两者差不多。所以我们并不彼此不同，我们非常相似，只是很不擅长意识到这一点。不过别忘了，并不是说没有变异，变异是有的。当然，这个系统跟所有感觉系统一样是可塑的，所以你可以学会喜欢上一种气味，那会改变你；也可以学会讨厌一种气味。但这就跟你能学会喜欢某种声音、或者讨厌某种声音是一样的。所以，它们可塑，并不等于就抹掉了结构与知觉之间那条硬连线的联系。而且我们的差异并不大，其实还挺相似的。
Andrew Huberman: 这正好接上我下一个问题：既然总体上人们对某些气味的知觉是相似的，那可以想象，气味是可以被制造出来、被借用等等，用来引出更丰富的感官体验、并推动选择行为。
Dr. Noam Sobel: 是的。
Andrew Huberman: 这在热狗摊的味儿、刚出炉面包的味儿这类层面上是显而易见的，等等；但我在这里说的、也想问你的，是大规模地做这件事，用科学怪人们爱说的 in silico，也就是通过计算机。所以很久以来一直有这么个想法：很快就会有 Google Smell 了。倒不是单把 Google 拎出来说它是唯一的搜索引擎，也可以叫 DuckDuckGo Smell，给那些不想听 smell 的人——
Dr. Noam Sobel: ChatGPT Smell。
Andrew Huberman: ChatGPT，等等等等。换句话说，视觉信息是通过计算机界面传送的——
Dr. Noam Sobel: 对
Andrew Huberman: ……听觉信息也是。触觉体感就不太行了，虽然也可以做到。我们实验室就用 VR，这是能做到的。
Dr. Noam Sobel: 对。
Andrew Huberman: 但它还没真正普及开。不过，气味是行为层面、激素层面以及其他各种深层信息的这么丰富的一个来源，能把人推到「好吃、难吃、一般」那类决策里——
Dr. Noam Sobel: 是啊
Andrew Huberman: ……看起来是个绝佳的候选。那么，你在计算机里、in silico 生成气味这方面有什么经验？这里给各位说明一下，给那些还没反应过来的朋友——我并不指望人人都反应得过来——因为我们真正在暗示的是这么个想法：你在搜索引擎里输入「蓝莓煎饼食谱」，得到的不仅是那些蓝莓煎饼的照片和一份食谱，还会通过计算机实时向你送来那些煎饼和那份食谱的、但愿经过验证的气味。
Dr. Noam Sobel: 那我就从你抛出来的那个名字 Google 开始答起。大概五年前吧，Google 搞过一个愚人节恶作剧。
Andrew Huberman: 哦，对。
Dr. Noam Sobel: 他们放出了一个 Google Smell 的视频，好吧？里面全是那些经典的推销画面：把手机举到一朵玫瑰跟前，它就生成玫瑰味，诸如此类，对吧？
Andrew Huberman: 嗯嗯。
Dr. Noam Sobel: 所以 Google 现在正试着做这件事。他们刚发表了——我知道他们尝试有一阵子了，还来过我们实验室。不过他们也就是大概一个月前才把这事公开，说他们有家衍生出来的初创公司，我想好像叫 Osmo 之类的，起步时就拿着一笔对初创公司来说荒唐的资金。我不知道，反正多的是钱。
Andrew Huberman: 那个世界里钱可多了。
Dr. Noam Sobel: 是啊，在 Google，是啊，为了把气味数字化。也有别的公司在试着做同样的事。我们聊我们实验室的化学信号传递工作已经聊了好一阵子，但实际上我们实验室有一半的精力是投在「最终把气味数字化」这个问题上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活跃的研究领域。我要说一件跟你前面讲的相吻合的事：在很多方面，COVID 可能会成为嗅觉研究有史以来遇到的最好的事情之一，因为突然之间，全世界都——或者说全世界吧，很多人都真切地意识到了嗅觉的重要性，而因为 COVID，嗅觉在人们意识里的位置被大大抬高了。这正在推动嗅觉研究的复兴，也推动人们把嗅觉当成一件值得关注的事。而我们实验室以这种方式参与这项努力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这项努力最初的部分，其实就是要建立一套把气味结构跟气味知觉联系起来的规则。也就是说，流行的说法是，至少直到不久前，还没有哪位科学家、或者哪怕是调香师，能看着一种全新分子混合物的结构就替你预测它闻起来是什么味，或者闻一闻某种东西就告诉你它的分子结构可能或应该是什么样。相比之下，就拿简单的色觉来说吧。如果你知道光的波长是多少，你多多少少就知道它会是什么被知觉到的颜色。当然，这也有例外，还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按规律来说，你是会知道的。或者反过来，你生成一个波长，你也会知道它将被知觉成什么颜色的光。这就是一个例子：把结构（在这里用波长来量）跟知觉（在这里体验为颜色）联系起来的规则，是清楚已知的。而在嗅觉里，直到最近我们都没有这样的规则。但过去几年里，一批实验室真的把这件事往前推了一大步。有 Leslie Vosshall 在洛克菲勒大学的实验室做的一批工作，还有和 Leslie 合作的 Andreas Keller，他们在这个方向上做了很多工作。也有 Joel Mainland 在 Monell 的实验室的工作。而坦白说，Joel 曾经是我们实验室的研究生。而最近我们实验室，我希望这听上去别太傲慢，但我们在这个方向上算是取得了某种小突破。
Andrew Huberman: 把一件事叫作「小突破」，离傲慢可远着呢。
Dr. Noam Sobel: 这是一篇由我们实验室的 Arun Ravia 领衔的论文，Kobi Snitz 也是主要贡献者之一。论文大约一年半前发表在《Nature》上，正值 COVID 疫情最凶的时候，所以没什么人——或者说我不说没人吧，但它没有以本来会有的方式被注意到。它发表在《Nature》上，恰恰是在全世界为 COVID 抓狂的那一周。在这篇论文里，我们开发了一个算法框架，能以非常非常高的准确度预测任意两种分子混合物在知觉上的相似度。也就是说，你给我两种分子混合物，我就能预测你闻起来会觉得它们有多相似。
Andrew Huberman: 嗯。
Dr. Noam Sobel: 好吧？现在，我们不光能预测它，还能设计它。也就是说，我们能生成相似度已知的混合物。而结果被重点强调了，你从视觉出身会特别欣赏这一点：用我们的算法方案，我们生成了「嗅觉同色异谱体」（olfactory metamers）。我们测的是分子结构完全不重叠的混合物，可它们闻起来一模一样。好吧？现在，你要是去找一位老派调香师、或者大多数老派调香师，告诉他们你能生成两种零共同分子、却闻起来完全一样的混合物，他们会说不可能。可我们做到了，而且谁都能复现出来。其实这挺简单。论文里我们还做了几件事，比如为 Chanel No. 5 生成一个同色异谱体。你不是不喜欢香水嘛，所以这个——总之我们生成的这个 Chanel No. 5，里面不含 Chanel No. 5 的任何成分。好吧。而且我们确实有一个公开的网站，你要的话我给你，可以放进链接里。谁都能做这个。我们搭了一个引擎，你可以用它生成这些同色异谱体。做到这一步之后，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就把气味数字化所需的基础设施给搭出来了。因为再说一遍，我们的算法、我们的框架预测的是相似度。但在某种意义上，这对你就够用了。为什么够用？我们有一张 4,000 个分子的地图，对每一个，我们都知道它被知觉到的气味。现在你可以替我随便编一个混合物，我能把它投影进那张地图，量出它跟地图里所有点两两之间的距离。如果它落在柠檬上，那你生成的东西闻起来就是柠檬；如果它落在番茄上，那你生成的东西闻起来就是番茄。所以我们现在把那个问题解决了：我们能预测任何分子混合物的气味，能说清它会是什么味。接下来能做的，是找出一组成分——我们叫它「气味基元」（odor primaries）——用它们可以调出你能知觉到的任何气味。这正是我们现在在做的。大约一个月前，这是和 Jonathan Williams 在慕尼黑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的实验室合作的。Jonathan Williams 是位大气化学家，但他特别擅长用 GC-MS 这类测量分子的工具。于是 Jonathan Williams 在德国测了气味物质，把信息通过 IP 传给我们。我们把它喂进我们的算法框架，再用一台混合基元的装置把它复现出来。在概念验证测试里，我们试着做了四种不同的气味物质。一种是玫瑰，我们没能复现玫瑰。事实上我们复现出了某种有知觉效果的东西，但大多数人闻出来的是泡泡糖。第二种试的是茴香，茴香也没复现成功，大多数人说是樱桃，倒不算差太远，但还是失败了。第三种是汽油，在复现汽油上，我们比随机略好、但显著地好。第四种是紫罗兰，16 人里有 15 人说是紫罗兰。所以有史以来第一种通过 IP 传送的气味就是紫罗兰，我们是上个月做到的。当然，这离一个实用的解决方案还差得远。Jonathan 用来测量的那台设备价值 150 万美元，比这张桌子还大。
Andrew Huberman: 没错。我记得当年 VCR，一半听众可能根本不知道那是什么，可 VCR 就有这么大。
Dr. Noam Sobel: 是的。
Andrew Huberman: 所以咱们都没问题。
Dr. Noam Sobel: 哦，是啊。
Andrew Huberman: 我完全接受这样的预测，就是——
Dr. Noam Sobel: 我只是说——
Andrew Huberman: ……体积和成本都会降下来。
Dr. Noam Sobel: 是啊。我只是说，别屏着呼吸指望它明天就摆到你桌上。再说一遍，我们手里有的只是这个非常初步的概念验证。它甚至还远没到能当成一篇要投出去的论文，因为还有大量工作要做。但我们已经在路上了。我们已经在路上了，而 Google 多半会抢在我们前头。他们的资源多得多——
Andrew Huberman: 我看未必，你在这事上显得挺锲而不舍的。
Dr. Noam Sobel: 是啊，但他们资源多太多了，在这个阶段——而且他们已经从那项努力里发表了两篇论文，都挺不错。是的。
Andrew Huberman: 他们确实有大把的钱、大把的人，很多优秀的神经科学以及其他生物学、工程学的研究生和博士后都去了那儿。
Dr. Noam Sobel: 是的。
Andrew Huberman: 但真正的问题是：他们招到的是不是最顶尖的人？因为你我都知道，在科学里，跑赢、火力压过大团队的，往往是极少数最优秀、最有创造力的人组成的小组。说到这儿，顺便讲一句，我对 Google 没有任何意见。
Dr. Noam Sobel: 是的。
Andrew Huberman: 我一直在用。
Dr. Noam Sobel: 我不是爱打赌的人，但这场赛跑我会把钱押在 Google 身上。不过我会尽力让他们这钱赚得不轻松。
Andrew Huberman: 这就对了。
Dr. Noam Sobel: 就这么说吧。
Andrew Huberman: 嗯，看起来你们大多数人只是想看到问题被解决，不管谁先到。我要说的是：Google，你们最好抓紧了，因为 Noam 可是——
Dr. Noam Sobel: 我不知道
Andrew Huberman: ……他又谦逊，又锲而不舍，所以——
Dr. Noam Sobel: 我不知道
Andrew Huberman: ……最好赶紧开工。得，我们刚让一群科学家的周末泡了汤、还拆散了人家的感情。记得我在伯克利读研究生时，听说我们共同的朋友 Irving Zucker 实验室里有个人每周工作 100 小时。于是我就想：「哦，那我每周干 102 小时」，各位，那可不是个好选择。总之，非常清楚的是，你们在这件事上正在取得进展。
Dr. Noam Sobel: 哦，确实在推进。
Andrew Huberman: 我回到我们前面聊过的一些内容，我想我们说的并不只是传送食谱和食物的气味、或者给看 F1 比赛的人传汽油味之类的，我想的是交友软件。我想的是，如今人人都知道，出门在外想看看家人、孙辈或者孩子，最好打开 FaceTime 见见他们、或者用 Zoom，而不只是听听声音。
Dr. Noam Sobel: 你听我说——
Andrew Huberman: 我们说的还包括能实时闻到他们的气味
Dr. Noam Sobel: ……我告诉你的还不止这些。我告诉你的还不止这些。我们现在说的，是试图做到大约 1956 年黑白电视在嗅觉上的对应物，好吧？基本上就是这样，对吧？我并不是在做梦说，比方说，能把 Cabernet 和 Merlot 之间的差别传送给你，对吧？但如果我能生成某种隐约像葡萄酒的东西，从我的角度看就已经是了不起的成功了，对吧？不过，把你的想象往前跳到「4K 气味传送」，那你该谈的就是医学诊断了。因为这么说有点过度外推，但你几乎可以说，每一种疾病都会有一种气味。每一种疾病都是一个特定的代谢过程；代谢过程有代谢物，代谢物有气味。嗅觉一旦被数字化、做到高分辨率——再说一遍，在我们手里是不会做到的；我们说的是等我退休以后，也许哪天我还能看得见的话，会读到别人做出来。这还差得远。但当嗅觉数字化被做到相当于你们现在视觉和听觉的 4K 水平时，它就会进入医学诊断。请原谅我这个画面：你会在自家卫生间里装上一个电子鼻，我们每个人马桶上都会有，它会一直在做诊断。那就是这件事要去的方向。不过再说一遍，绝不是在不远的将来。
Andrew Huberman: 嗯，这当然是个令人兴奋的设想，而且我很高兴你和其他这么强的团队正在做这件事，真的很高兴。Noam，我想谢谢你今天抽出时间。首先，这是一场极其有意思的对话。我们聊到了太多东西：激素、气味、嗅觉系统的构造。我知道正在听的人已经意识到了，但我还是要说出来：你给了我们一份多么了不起的礼物——
Dr. Noam Sobel: 谢谢
Andrew Huberman: ……作为这个领域的专家，带我们巡览了你和那些被你如此慷慨致谢的同行所做的工作，去阐明我们称之为嗅觉与化学感觉的这个了不起的系统。
Dr. Noam Sobel: 谢谢。
Andrew Huberman: 也为了你所做的那种极具开拓性的工作。我在科学界没几个偶像。科学之外我有偶像，科学之内也有几位，但我要故意让自己有点难为情地说一句：从我在伯克利的时候，看到那个让人们循着气味轨迹去觅食的实验开始，一直到我当上助理教授，我一直把它用在我教的一门课的教学幻灯片里。那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这个播客最早的源头之一。而且一次又一次，每当你的实验室发表论文，我都觉得「这太有意思了、太酷了」，然后就发现自己逢人便讲；而我赖以谋生的其实正是这个：先学，再把它絮絮叨叨地讲给全世界。所以，非常感谢你所做的工作，以及你投入其中的那股心气。不管是什么在驱动这股心气——正如已故的伟大人物 Ben Barres 常说的——继续走下去，因为我们所有人都受益匪浅。我还想对正在听的人说一句：科学的精神，正如你提到的，里面有复杂的政治和诸如此类的东西，但有一点绝对清楚：你从自己做的工作里得到了真正的快乐。于是我也跟着快乐。我对此心怀感激，也感激你今天的时间。所以，代表我本人，也代表许许多多正在收听的人，我想送上深深的一份谢意。非常感谢。
Dr. Noam Sobel: 哦，我都不好意思了。我不知道这在这档广播播客里能不能听得出来，但非常感谢你这番温暖的话。你知道，在实验室里干活时，会有那么一些时刻，你突然发现有个人对它在意那么一点，而那些总是特别有回报的时刻，因为通常你是在没有这种在意的情况下运转的。我想，这也是当科学家需要具备的东西之一：得有在没有这种在意时也能干下去的驱动力，因为它来得太少了。
Andrew Huberman: 我对你和你所做的事怀有极深的感激与欣赏，而现在我才知道，世界上很大一部分人也一样。所以我唯一的请求是：过不了太久，你再回来给我们讲讲下一批结果。
Dr. Noam Sobel: 好啊。不过我现在要当场将你一军，尽管你有权把这段剪掉，所以我看这不太公平。但先请你到以色列来看看我们，给我们讲讲你正在做的科学工作，还有面向公众的科学传播工作，然后我再过去。
Andrew Huberman: 这买卖划算，我接受。非常乐意，太感谢了。
Dr. Noam Sobel: 好，荣幸之至。
Andrew Huberman: 感谢你今天和我一起参与这场与 Noam Sobel 博士关于嗅觉与化学感觉的讨论。如果你想更多了解 Sobel 实验室的工作，或者读一读本期节目中提到的一些论文，以及了解 Sobel 实验室当前和未来的项目，请前往节目说明文字里提供的链接。如果你从本播客中有所收获并且/或者喜欢本播客，请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这是支持我们的一个极好的零成本方式。此外，也请在 Spotify 和 Apple 上订阅本播客；在 Spotify 和 Apple 上，你还可以给我们留下最高五星的评价。如果你有问题要问我，或者对本播客、嘉宾、以及希望我在未来的 Huberman Lab 播客中纳入的话题有意见，请写在 YouTube 的评论区里。所有评论我都会读。也请留意本期开头和中间提到的赞助商，那是支持本播客最好的方式。今天这期讲得不算多，但在 Huberman Lab 播客此前的很多期里，我们会讨论补剂。虽然补剂并非对每个人都必需，但很多人从中获益极大，比如改善睡眠、提升专注力，以及激素方面的支持。Huberman Lab 播客很自豪能与 Momentous Supplements 合作。如果你想查看 Huberman Lab 播客讨论过的补剂，请访问 livemomentous，拼写是 O-U-S，也就是 livemomentous.com/huberman。如果你还没在社交媒体上关注 Huberman Lab 播客，我们在 LinkedIn、Facebook、Twitter 和 Instagram 上都是 hubermanlab。在所有这些账号上，我都会发布信息，其中一部分与 Huberman Lab 播客的内容有重叠，但往往也不同于播客里讲过的内容。所以再说一遍，所有社交平台上都是 hubermanlab。如果你还没订阅我们的简报，我们有一份零成本的每月简报，叫 Neural Network Newsletter，里面有播客摘要，以及针对改善睡眠、运动、冥想、多巴胺、专注力等许多主题的工具包或方案。要订阅，只需前往 hubermanlab.com，打开菜单，点击 Newsletter，然后留下你的邮箱。我想明确说明：Neural Network Newsletter 不仅是零成本的，我们也不会把你的邮箱分享给任何人。再一次，感谢你今天和我一起参与这场与 Noam Sobel 博士关于嗅觉与化学感觉的讨论。最后但同样绝非最不重要的，感谢你对科学的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