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vid: 大卫·爱泼斯坦：一万小时定律是谎言！暗中毁掉你一天的晨间习惯！
David Epstein: 10,000 Hours Is A Lie! The Morning Habit That’s Secretly Ruining Your Day!
嘉宾：David
全文文稿 · 按对话顺序保留完整内容，深入理解上下文。
§01文稿 — 第 1 部分
有人告诉我，只要在任何事情上投入 10000 小时，你就能成为大师。嗯，这种说法是错误的。这个观念削弱了你为长期发展所需要的更广泛工具箱。如果你只这样做，就会错失很多机会。大卫·爱泼斯坦是《纽约时报》的畅销书作家，他著名的作品挑战了关于专业化、生产力以及成功所需条件的传统观念。对于一个正在思考如何才能在某件事上真正出色的人，你有什么建议？
首先，要像科学家一样审视自身的发展，并建立所谓的自我调节练习。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循环就是 FLECT：你需要在哪些方面下功夫？制定计划，设计一个实验来尝试如何改进。是找一份工作？还是上一门课程？然后进行监控和评估。那些不断这样做的人，会持续进步。其次，无论你做什么，如果 15% 到 20% 的时间里你都没有失败，那你就没有处于最佳挑战区，无法达到自己所能达到的最好水平。
那专注力呢？我很容易分心，希望在工作时能更高效。不要以查看邮件开始你的一天。研究结果令人震惊，原来这样做对专注力的损害如此之大。那通知提醒呢？如果你总是被分心，然后告诉自己：“现在我真的要静下心来，必须关掉所有通知”，你反而会开始自我打断，以维持那些你已经习惯了的干扰。
真的吗？是的，这种习惯会消失，但不会马上见效。不过，为了提高一天的效率，你可以做很多事情。比如……这会对你的生产力产生巨大影响。很有趣。我发现的另一个相当惊人的结果是，当你开始讨论专业化的一些危险时……是的。哈佛大学主导的研究发现，如果你因某些心脏疾病住院，当那些最受尊敬的专业科室医生不在时，你死亡的可能性反而更低。
天哪，这太可怕了。结论是……这是因为……大卫。是的。你如何总结自己所做的工作、为什么做这些工作，以及你究竟是在为谁做？我热衷于纠正那些我认为是关于人类发展的科学研究中被误传的内容。这正是我工作的核心。我认为，我为所有充满好奇心，但要么没有科学背景，要么不具备特定科学背景的人而做这些事。
他们很好奇，也对自我提升感兴趣，但要么没时间，要么没条件自己去筛选这些资料。那么，在你的职业生涯中，到目前为止你主要关注的是哪些自我提升领域呢？嗯，早些时候我主要关注的是身体技能的掌握，比如在体育运动方面。但后来我逐渐转向了更广泛的职业与个人发展领域，并且尝试用一种非常、非常长远的视角来看待这个问题。
没错。对我来说，过去几年里我一直在强调的一个最重要的观点就是：有时候追求短期发展反而会损害你的长期发展。比如说，如果我们考虑体育、音乐或者类似领域，最直观的做法就是尽快在所选项目上取得领先。选定一个方向，坚持下去，不要频繁更换，因为那样会浪费时间。
要非常专注地投入，进行所谓的刻意练习，对吧？那不是随便玩玩，也不是随意尝试，而是一种需要付出努力、高度动脑的练习方式。要接受纠正，并尽可能多地投入其中，甚至要排除其他所有事情。这看起来是一种再明显不过的方法。没错，这样你确实能迅速取得领先。我们在体育和音乐中都能看到这一点，在学校里也能看到，一些“起步领先”项目确实能让某些人在特定学业技能上获得优势。
问题在于，这种狭隘的专注只能带来短期成果，却会削弱你实现长期发展所需的更广泛能力储备。因此，科学家们所说的“优势消退”现象就会出现——这并不意味着那些优势真的消失了，而是因为拥有更广泛基础的人后来会赶上甚至超越他们。所以看起来就像是优势逐渐消失了一样。也就是说，如果你花更多时间去建立对某个领域的广泛理解，无论是在体育方面，还是你本身是个儿童天才，从长远来看，这都对你更有利，也更有助于你持续发展。
但在短期内，你可能会落后，因为总有某个孩子正近乎痴迷地进行着刻意练习。这就像“龟兔赛跑”的寓言一样——你知道的，乌龟最终赢得了比赛。是的，心理学领域有大量研究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训练的广度决定了能力迁移的广度。所谓迁移，就是指一个人能够运用已有的技能和知识去解决从未见过的新问题，对吧？
你会把学到的东西迁移到新的情境中。而决定你是否具备这种能力的，是你在实践中接触过的问题的广度。如果你接触过的問題种类更广泛，你就必须建立起那些具有普适性和灵活性的模型，以便将来能将其应用到新事物上。在你从事的所有工作中，在人们试图实现的人生目标的核心，究竟有什么是你正在与之对话的？
变得更好，在各方面都变得更好，对吧？显然，人们都渴望成功。但我认为有相当重要的研究表明，人们往往不仅关注自己实际的绝对表现水平，更在意自己的进步轨迹。那种不断进步、持续向前的感觉，能给他们带来一种满足感，对吧？而最终，这当然也会让他们达到更高的水平。这其实是为那些想知道如何突破自身停滞期、并希望将人生视为一场终身旅程的人准备的，而不是试图在12岁时就达到巅峰，对吧？
事实证明，培养最优秀的20岁、30岁、40岁年轻人的方式，与培养最优秀的10岁孩子的方式并不相同。这是否也与幸福以及如何过上幸福生活的主题有所关联呢？当然，是满足感。是的。这两者并不完全相同，但都很重要。那么，从职业发展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对吧？我认为关于职业满足感最有趣的研究，大概是哈佛大学一个名为“黑马计划”的项目。
该项目旨在探究人们是如何找到……这些人中有很多在财务上非常成功，诸如此类，但其因变量是满足感，一种内心的充实感。当人们来参加这项研究的说明会时，他们会这样对研究人员说……你知道，我一开始做的是某件事，比如医学院，但发现并不太适合我。于是我就转向了另一件事，结果发现自己擅长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
然后我又朝了另一个方向前进。而且，你知道，我不会建议大家学我，因为我完全是横空出世的。而绝大多数人，他们的经历都是如此。这就是为什么这个项目被命名为“黑马计划”。“黑马”这个说法就是指那些从默默无闻中崛起的人。而当今时代的常态是，那些找到满足感的人，往往会走一条这样的之字形路径，他们会在这个过程中发现，自己可能擅长或是不擅长某些始料未及的事情。
也许我会对某些出乎意料的事情产生兴趣。而他们会不断调整方向。他们不会说，你知道，这里有个比我年轻、拥有的比我更多的人，而是会说，这就是我现在的样子。这是我的技能和兴趣。这些是我面前的机会。我要试试这个，也许一年后我会改变，因为届时我会对自己有新的了解。他们在整个职业生涯中都会不断做出这样的调整。
在整个职业生涯中不断调整，直到他们实现经济学家所说的“更好的匹配质量”。也就是指一个人的兴趣和能力与其所做工作之间的契合程度。事实证明，这一点对于你的工作表现和成就感都至关重要，当然，如果你愿意讨论的话，它也与你的毅力表现有关。那么，在谈到毅力之前，基于这一点，你会给那些刚开始职业生涯、正在思考如何才能在某个领域既真正胜任、表现出色，又在经济上取得成功，同时又能保持一生成就感的年轻人什么样的建议呢？
我认为从中可以得出两点主要启示。第一，不要过度关注长期规划。我觉得我们总是把拥有长期目标这件事理想化，这当然没问题，拥有长期目标本身并没有错。但这些目标在当下未必对你那么有用。就拿我自己来说，当我还是一名800米专业跑者时，我可以为比赛结束时的成绩设定一个目标，但这对我实际跑完全程并没有什么帮助。
那只是让你在跑完之后看看计时器，然后或高兴或难过。而设定一些这样的目标——比如“在还剩300米时，我试着加快步伐”——则能给你一个可以付诸实践的实验方向。所以，我认为短期规划是其中一点启示。另外一点是建立所谓的“自我调节实践”。自我调节学习基本上就是指思考自己的思维方式，为自己的学习负责。而关于自我调节学习的一些最有趣的研究，其实来自足球领域。
这些研究是在荷兰进行的。当时，一位名叫Raja Elfrink-Gemser的女性在追踪一些孩子，从12岁开始，直到其中一些人进入了世界杯亚军级别的球队。她发现，那些能够突破表现瓶颈的孩子，都具备某些特定的生理指标。比如，如果一个孩子冲刺时的速度达不到每秒至少7米——这个速度其实并不算快——但只要达不到这个标准，他们就无法跻身顶尖行列。
所以，这里涉及一些生理参数。没错。但那些能够突破表现瓶颈的孩子，如果你看他们小时候的视频，就会发现他们会跟教练说：“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练习？我觉得我已经会了。我好像需要练的是别的东西。”你知道，有时候教练可能会说：“哎呀，快回去排队吧。”但这些孩子会思考自己需要练什么、自己擅长什么。
他们正在完成一个自我调节的循环：反思——你擅长或不擅长什么？需要练什么？要怎么去练？计划——设计一个实验，看看如何练习。监控——想办法通过客观或主观的方式衡量进展。然后是评估——我做的这个实验到底有没有让我在这方面变得更好？那些不断重复这个过程的人，会持续进步。我认为，那些“黑马”选手在职业生涯中正是这样做的。
他们会说：我在反思自己目前的情况，计划一种适合我的方法来测试某些东西，然后通过主观或客观的方式加以监控，最后评估结果，决定下一步该怎么做。这样一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你就会变得越来越好。所以，假如我现在20出头，正处于职业生涯的早期，我该如何把这套方法应用到生活中，确保自己——用个比喻来说——能成功进入世界杯呢？
是的，而且关于20多岁这个阶段，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值得提一提。心理学中有一个发现，叫做“历史终结错觉”。它指的是我们总是低估自己未来会发生多大的改变——包括我们自认为擅长或不擅长的事情、希望如何度过时间、在朋友中看重什么等等。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人们都低估了自己未来会发生的变化。
改变会持续一生，尽管速度会逐渐放缓。所以，我们终其一生都处在“仍在完善中”的状态，却总以为自己已经“大功告成”。人格变化最快的时期大约是18岁到28岁之间。虽然变化从未停止，但这是变化最迅速的阶段。偏偏在这个时候，人们总被告诉：“嘿，你现在必须把事情都想清楚了，对吧？”而他们恰恰在这个时候经历着巨大的变化。因此，我认为建立这种自我调节的习惯就显得更加重要了。
我想说，我确实会这么做，也就是写日记。这些问题可以很简单：我想做什么？为什么？我需要学些什么才能做到？我需要谁来帮我学习这些内容？我要如何确保那个人能来帮我？我能设计一个什么样的实验来尝试一下？然后回来评估这个实验，再选择下一个。要成为自己成长过程中的“科学家”。我觉得这有点反直觉，因为你会认为，只要不断实践，这些东西自然而然就会被我们内化。
但科学表明得很清楚，除非我们更明确地去做，否则无法从学习角度充分从经历中获益。所以我建议二十多岁的人开始进行自我调节练习。是什么让你投身于现在从事的工作？你如何定义自己的职业？好，在我之前的生活中，我曾在接受科学家培训，是一名环境科学家。我当时住在北极，在一个帐篷里研究碳循环。
我以前是一名竞技跑步运动员，有一个训练伙伴，他是在美国同年龄段800米跑项目上排名顶尖的选手之一。他来自一个牙买加移民家庭，本应是家里第一个大学毕业的人，却在一次比赛后没跑几步就突然倒地身亡。我们当地的小报说，他是心脏病发作。可对于一个那个年纪、那么健康的人来说，我甚至都不明白那到底意味着什么。这让我产生了好奇，后来不知怎的，我总算鼓起了勇气。
这么说听起来有点傻，但我当时确实很紧张，不敢去请求他的家人签署一份授权书，好让我调取他的医疗记录。结果发现，他得的是一种由单一基因突变引起的典型病例，而这种病几乎总是导致年轻运动员猝死的原因。我当时想，只要提高大家的认识，就能挽救一些人的生命。于是我决定将我对体育和科学的兴趣结合起来。我说，我想为从小看到大的《体育画报》写写关于运动员突发性心脏死亡的文章。
于是我离开了科研道路，硕士毕业后就转了行，一步步进入了《体育画报》。我先是作为临时工进去的，然后提出了这个关于运动员突发性心脏死亡的故事。他们当时想：一个临时工？坐下吧。结果2008年美国奥运马拉松选拔赛在中央公园举行时，国内排名第五的选手就在离我们办公室大约10个街区的地方突然倒地身亡。这时他们才说：你不是懂点这方面的知识吗？就这样，一周之内，我就写出了一篇封面故事，让人感觉我们好像花了两年的时间做研究，却只用了一周就写了出来。我也因此成了《体育画报》的科学撰稿人。
那是一段挺有意思的经历……你知道，我进去的时候是个临时工，比那些比我年轻的人晚了六七年，做的是些帮他们查漏补缺的工作。但我很快就意识到，自己这种有点怪异的背景——对吧？我当时眼看就要变成一个典型的普通科学家了。但如果你把这些普通的科学技能带到体育杂志上，那效果就跟你拿个诺贝尔奖似的，你懂吧？所以我发现，我根本不用跟任何人竞争，完全可以自己闯出一片天。
不过，最初促使我将体育与科学结合起来，是源于一场个人悲剧。从职业角度来看，你该如何定义自己呢？你是一名作家？还是一名科学家？我把自己看作是一名科学作家和一名调查记者的结合体，因为真正能点燃我热情的是，当我发现人们对某个对人类发展至关重要的问题存在一个广为流传的错误认知时。这正是《Range》一书的由来。
我的意思是，我当时在《体育画报》工作。“一万小时法则”的研究成果，或许是关于人类发展的科学理论中，在大众传播层面最著名的一项了。我当时就想，我想写写这个。然后我开始阅读相关研究，结果发现：这不对。这是我们领域里最广为流传的发现，或许是有史以来关于技能习得和人类发展最热门的研究了。但它根本不正确。所以，你知道，这些事就这么牢牢地印在了我的脑子里，我必须得做点什么。
对于那些从未听说过“一万小时”的人来说，它到底是指什么呢？是的，是的。人们对它的看法，可能取决于他们在哪儿听说过它，如果他们听说过的话。它的核心观点是——科学家们其实称之为“刻意练习框架”——即通往真正专业水平的唯一途径，就是进行一万小时的所谓“刻意练习”。这是一种需要付出努力、高度投入认知的练习，可不只是在击球练习场随便挥挥球棒那么简单，而是要专注于纠正错误的练习方式。
而且，这种观点认为，所谓的天赋差异根本不存在。它其实只是人们在刻意练习时间上存在一万小时差异的一种体现。所以，你应该越早开始越好。这个观点背后还有一个理论依据，听起来有点书呆子气，叫做“单调收益假设”。我知道，科学家们肯定赢不了什么营销比赛，但这个假设基本上是说：两个处于同等表现水平的人，在进行相同单位的刻意练习后，其进步幅度也应该是相同的。
也是假的。而且这是“一万小时法则”的基本前提之一。是的，因为我总是听到这种说法。我的意思是，这已经成了一句俗语，说“你还没练够一万小时”，意思就是练习得还不够，无法成为大师。我过去被告知，只要在任何事情上投入一万小时，你就能成为该领域的大师。大概就是这么一种说法，对吧？就拿国际象棋研究来说，有人对棋手进行了追踪研究，发现平均需要大约11053小时才能达到国际大师的水平。
那比特级大师低一个级别。所以首先，一万小时在这个情况下就显得有点短了。但有些人只用了3000小时就达到了，因为他们学得稍快一些。还有些人则被持续追踪了超过2万小时，却仍然没能达到那个水平。所以，我们可以说平均需要11053小时。但这其实并不能告诉我们关于人类技能发展的普遍规律。那么，为什么理解这一点对我来说如此重要呢？
这能如何帮助我不再浪费时间或把目标定错呢？事实证明，这一点真的非常重要。因为人们学习不同事物的速度各不相同。所以，如果你想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优势，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式就至关重要。我认为这又回到了人们需要尝试各种不同事物的原因之一。因为你对自己的了解，很大程度上受限于你已有的经历，对吧？
因此，你大概需要弄清楚自己在哪些方面具有相对优势。但对很多人来说，这就是所谓的“技能叠加”——不是在一件事上投入一万小时，而是在多件事上都达到熟练水平，并将它们以某种独特的方式结合起来。所以，我觉得那种埋头只做同一件事的想法……我的意思是，我们要不要追溯到源头，聊聊“一万小时法则”背后的研究呢？
请讲。因为我最初就是由此开始关注这个问题的。我当时想……我是一名非特招的运动员，也就是说，我的水平还不够好，无法作为800米跑选手被大学录取。但最终我却成为了一支创下大学纪录的接力队成员。所以，我从一个默默无闻的人，变得相当出色。因此，我倾向于相信“一万小时法则”，觉得这纯粹是靠努力换来的。可后来当我开始阅读相关研究，去查看1993年那篇原始论文时，才发现它最初是针对30位小提琴家进行的——三十位，世界顶尖音乐学院的30位小提琴家，明白吗？
那么，我们先来分析一下这里存在的问题。第一个问题被称为“范围受限”。这些人已经身处世界顶级的音乐学院，本身就已经过高度筛选。再次强调，对于关注统计数据的人来说，这种筛选是针对某个与你的因变量（即技能水平）相关的标准进行的。如果你试图构建一个通用的技能发展框架，那就会成问题。打个比方来说，这就像是我研究篮球技能的成因，而研究对象却只选用了NBA的中锋。
然后我得出结论说，身高对NBA球员的技能没有影响，因为他们全都是七英尺高。这样一来，我就压缩了那个变量的变化范围。所以在我第一本书里，我其实做了一个数据分析项目，分别考察了美国成年男性的身高和NBA球员的身高。正如你可能想到的，美国男性的身高与他们能在NBA得分的可能性之间，存在着非常强的正相关。但如果你将范围限定在已经身处NBA的球员，相关性反而会变成负相关，因为后卫比其他位置的球员得分更多。
所以，如果你不知道这一点，只做针对NBA球员的研究，你就会建议父母们让孩子长得矮一些，这样他们才能在NBA得更多分。因此，当你的研究没有考虑到实际情况，而人为地限制了数据范围，你就可能得出错误的结论。除此之外……后卫得分是多还是少？他们得分更多，而且个子更矮。啊，明白了。对吧？所以，如果你不看整个群体，而只关注那些已经被高度筛选、身处顶尖水平的人，你就可能得出这种本末倒置的建议。
我第一次读这项研究时，注意到的另一个问题是，他们只报告了平均值。10000小时，是20岁时10位顶尖小提琴家平均的刻意练习时长。然后还有第二组人，以及水平更低的一组。他们声称两者完全对应，也就是说，练习时间更少的人中，没有一个人的水平能超过练习时间更长的人。但他们只公布了平均值，所以我无法判断这一点。
于是我说，哦，我想知道这是否属实。我能看看数据来验证一下吗？于是我联系了安德斯·埃里克森，他是一位很棒的人，是“10000小时法则”的提出者，尽管他其实很讨厌这个称呼。我问他，我能看看数据或者衡量一下方差吗？我想知道个体之间的差异有多大。他回答说，嗯，人们在多次回忆自己的练习情况时说法不一致，所以我们认为这并不重要。
每个人在获取优质数据时都会遇到困难。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会报告方差指标。因此，在我开始批评这项研究20年后，也就是该研究发表20年后，他们写了一篇更新论文，加入了一些实际数据，从中可以看出最初的结论是错误的。两者之间并没有完全对应。有些练习时间较短的人，表现反而比一些练习时间更长的人更好。还有些人的练习时间远远超过了1万小时。
也有些人练习时间远未达到标准，但表现却更好。显然，还有许多其他重要因素，对吧？比如，我喜欢称之为“62.5万小时睡眠研究”，因为表现最顶尖的那组人睡眠时间要多得多。他们平均每周睡眠约60小时，而较低组的人则少得多。这项研究中睡眠时间的差异巨大，所以可能仅仅是睡眠的作用。不过，个体差异确实非常大。没错，这种“平均值”的概念完全掩盖了真实情况——实际上有些人练习得更少，但表现却比练习更多的人更好。所以，这些问题一个接一个。我只是想说，我收到了很多关于青少年体育和投资方面的建议，但那些说法并不正确。
而且，这些说法给人们造成了关于人类如何发展的错误印象。那种认为你只需选定一件事并坚持下去，而通过尝试多种可能来找到最佳机会的做法毫无价值的观点，是错误的。因此，我对此变得有些执着。我真的想在我目前人生阶段的事业中取得成功。无论是做播客还是创业，我的投资组合都相当多样化，涉及各种不同的行业，从迷幻剂相关产业到SpaceX，再到其他各种领域。
所以，当我今天考虑与您坐下来交流时，我想或许可以告诉他们我正在努力达成的人生目标。我是一个30岁的男人，所以，你知道的，我并不是处于职业生涯的早期阶段。这是否意味着，比如，我现在就无法取得突破了呢？您现在处于职业生涯的哪个阶段？我也不确定，因为我经历了18岁到28岁的那个阶段，所以我想自己可能稍微固步自封了一些。你知道，几年前麻省理工学院、西北大学和美国人口普查局的一项研究发现，那些跻身“万分之一”行列的高速增长型科技初创公司，其创始人的平均年龄——猜猜看，他们在公司成立当天的平均年龄是多少？
你猜一下。25岁？45岁。而且50岁的人比30岁的人机会更大。但我们从来不会听到这样的故事，就像我们从来不会听到那些“Z世代”的故事一样，我们只听到泰格·伍兹的故事。我们只听到马克·扎克伯格在他22岁时说过的著名言论——年轻人就是更聪明。你现在还听到他这么说吗？没有，真是出人意料。但我们总是，我们总是推崇早慧。所以我不会说你还没处于职业生涯的早期阶段。
从那个标准来看，你当然不算。这并不是说没有非常优秀的公司，或者说，如果按市值来衡量，确实存在一些了不起的年轻创始人。但他们得到的关注远远超出了常态。这也是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不是说没有例外，因为通往顶峰的路，就像人类一样多种多样。但我认为我们总是只关注那些例外，而人们至少应该意识到常态是什么。
所以平均来看，发展最快的，你说是科技领域的创始人？科技初创企业。但这里的“科技”也包括农业领域，对吧？它不只是照片分享应用这类科技初创企业。是的，我认为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可以公平地说，一个55岁的人不太可能理解一些新兴平台——就像马克·扎克伯格22岁时在宿舍里摆弄电脑和网络那样。
是的，我觉得这很公平。但科技影响着许多其他领域。比如昨天我来这里的路上，我了解到一款我从未听说过的软件，因为机场里所有的电脑都宕机了，对吧？科技存在于我们周围许多地方，而这些地方并没有以同样的方式被公众聚焦和报道。所以，如果我真的想……好吧，我明白我人生的这个阶段，我可以做任何我想做的事。
就目标而言，我可以瞄准任何我想瞄准的东西，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一定能做好。但如果我只是想在既定的目标上提高效率，比如，你知道，这个播客对我来说意义重大。那么，在如何让这个播客继续发展、如何创新、如何解决我们面临的一些问题和挑战方面，我希望自己能更高效。那么，当我开始谈论一个非常专注的任务时，首先会想到什么呢？
我的意思是，我认为对你来说，一个挑战在于这个播客已经变得非常庞大，而你也已经非常擅长做这件事，以至于你可能会陷入一种能力上的舒适区，或者说……经济学家拉塞尔·罗伯茨曾告诉我，这是一种“能力吊床”。你处在一个自己非常熟悉且非常成功的领域，因此想要变得更好会更难，因为改变现状会削弱已有的优势，对吧？你必须承担一些风险。
我的意思是，你知道自己是个创业者。如果你想变得更好，就必须承担一些风险。我认为这会很难，因为在这个房间里，有很多人依赖着你。对你而言的风险，对他们来说也是风险。所以，我认为你必须开始思考，如果你想让播客有所创新，哪些是明智的风险？这可能是什么样的尝试？并找到方法来进行一些小规模的实验。我非常推崇低风险练习，对吧？
你该如何为那些可能值得尝试的大型实验，设计一些低风险的练习方式？我认为这对于个人在职业发展中的成长也是一样的。我很喜欢这句话，我最最最最喜欢的一句话，是伦敦商学院教授赫米尼亚·伊瓦拉所说的一句话的转述。她研究的是人们如何在职场中实现转型。她的原话是：我们是在实践中认识自己的，而不是在理论中。
所以，她研究的核心观点是：有一种想法认为，你只需进行自我反思，然后就能明确自己该做什么。就像克拉克·肯特跑进电话亭，脱下衣服，然后以超人的形象走出来一样。但工作是身份认同的一部分，它不会通过自我反思就那样改变。你实际上必须去尝试一些事情，看看结果如何，有哪些出乎意料的发现？你学到了什么自己可能感兴趣或更擅长的东西？
有哪些你擅长的事情，是你意识到自己并没有在使用的？然后你可以根据这些来决定下一步怎么做。我认为，当你已经非常称职、非常成功，并且总因某件事而获得大量正面反馈时，就很难再去承担风险。所以，这对你来说会是一个挑战，因为如果你要承担足够的风险，你就需要进入“最佳挑战区”。也就是说，无论你正在练习什么，无论是某种身体技能还是其他任何事情，如果你至少没有15%到20%的失败率，那你就没有进入“最佳挑战区”，无法实现最大程度的进步。
我觉得当你取得巨大成功时，事情就会变得很难。所以我会开始思考，你愿意承担什么样的风险。当然，如果事情出现倒退，并不意味着就是失败，对吧？比如观看量下降，或者其他你用来衡量的指标下滑。这很有趣，显然，这是我一生中最执着的追求之一。同时，这也是让我夜不能寐、甚至在洗澡时都困扰不已的问题：如何让一个团队在取得成功时，依然能持续进行实验并更多地经历失败。
§02文稿 — 第 2 部分
所以当这个播客在欧洲登顶时，我聘请了一位“失败主管”。她的唯一职责就是提高我们团队的失败率和实验频率。这意味着要让我们公司里所有不同的部门都参与进来。我们这个业务有不同的部门，比如这家名为“Dair of a CEO”的公司有40多个人，有制作团队、社交媒体团队，还有商务团队等等。
此外，还有嘉宾预订和后勤团队。我记得当时我们正在洛杉矶开车，我和负责嘉宾预订与研究团队的负责人Jemima聊天。我跟她说，我们现在已经是第一了，但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持续自我颠覆，因为总会有像我们三年前那样的年轻人出现。他们因为缺乏经验，不会被各种陈规和过往的成功所束缚。
于是我聘请了一位负责失败与实验的负责人加入我们的团队，她一直在开展工作。就在最近几天，我们进行了一项实验：每个部门都配备了一名“失败助理”。因为你知道，人一旦忙于本职工作，实验和失败就总是排在次要位置。所以，我们把负责失败的人安插到每个团队里，由他们推动实验、了解团队、主导实验并进行衡量。
最重要的是，他们要把自己遇到的失败和实验结果汇报给整个团队，因为其中有很多可以借鉴的经验。比如前几天，社交媒体团队在TikTok上发现了一个功能，只需一键点击，就能查看像你我这样的嘉宾在TikTok上最受欢迎的视频。社交媒体团队发现了这一点，对他们来说非常有用。而另一边负责预订嘉宾、试图找到David过往最佳视频的研究团队，也因发现了这个按钮而受益。
因为这样一来，用户就不必滑动整个 TikTok 页面，只需按一下按钮，就能看到你最受欢迎的视频。这真正实现了“一加一等于三”的效果。同时，让团队分享他们的失败和实验，这样他们就不必以同样的方式再次失败。那你刚才记下了什么？这引发了太多想法。因为你在这里触及的根本问题，就是所谓的“探索与利用权衡”问题。没错。
“探索”顾名思义，就是寻找新知识或可以尝试的新事物，从而创造附加价值。“利用”则是发挥你本就擅长且已经了解的优势，并不断深化。对于优秀的组织而言，这正是一个根本性的挑战：一旦他们找到了自己非常擅长的领域并深入钻研，往往就会放弃探索模式。是的。没错。而平衡好探索与利用之间的关系，正是关键所在。
当然，这类著名的商业案例一直存在，比如柯达发明了数码相机，却最终扼杀了它，因为他们想：“我们为什么要破坏自己的业务呢？”是的。但西北大学一位名叫 Dashin Wong 的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非常有趣的研究。他通常会研究 20 个人的职业发展，而他这次却研究了 2 万人。你知道的，他的研究总是引人入胜。他和同事们在研究中看到，人们的职业生涯中往往会出现“高光期”。
他们最出色的成果往往集中出现在一段时间内。大多数人一生只会有一个高光期，如果幸运的话，有些人可能会有多个。而他反复发现——他当时研究的大概是 2.6 万名电影导演、艺术家和科学家——在高光期出现之前，总会有一段探索期。在此期间，他们会尝试各种不同的风格，拓宽思路，同时保持团队规模较小以便灵活应变，并不断在不同团队之间调动。然后，他们会找到某个方向并深入钻研。如果他们还想迎来下一个高光期，就会重复这个过程：再次跳出舒适区，进入“探索、探索、探索”的阶段，然后再进行“利用”。也就是说，他们会在这两种模式之间切换，而不是只停留在其中一种。而他的研究传递出的明确信息是：探索总是先于高光期的到来。
如果你不去探索，只是停留在中等水平的开发阶段，那你其实就是在牺牲自己的上升势头。所以，这是我遇到的一个问题。另一个问题是这样的：你开始意识到，人们不仅要去做那些可能会失败的事情。我认为，他们给失败一个明确的头衔，这一点非常好，对吧？因为你知道，亚当·格兰特——我想我们都认识他——他曾提到过一个我称之为“河马效应”的概念，它指的是房间里薪酬最高的人的意见，我想这个缩写就是这么来的，因为他的表态对其他人来说真的非常重要。
所以，如果你不只是口头说说“是啊，失败是好事”，而是真正给予人们这个头衔，我认为这传递了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你在为风险兜底。你在心理层面上为员工承担风险。你正在创造一种现象——研究网络结构（比如团队群体）的科学家称之为“思想的进出口业务”。而这正是那些能够学习并适应不断变化的世界的组织与生态系统的一大特征。
所谓“思想的进出口业务”，意味着信息需要在组织内部流动。你需要有不同背景的人从事不同的工作，甚至可能需要人们在不同团队之间流动。因此，我总是会想到工程师比尔·高尔，他创立了生产戈尔特斯面料的公司。他正是基于自己的观察来塑造这家公司的：组织往往在危机时期能做出最具影响力的工作，因为那时各种学科界限会被打破，人们开始……
“我能从隔壁同事身上学到什么？我们该如何合作？”或者用他喜欢说的话——真正的交流发生在拼车通勤的路上。我觉得这个说法挺有趣的。但我担心，随着混合办公和远程办公越来越普遍，人们未必还能再像以前那样，依靠偶然的机遇，以非正式的方式分享这些想法。因此，我认为我们必须在内部更有意识地构建自己的“思想的进出口业务”。
听起来，这正是你在做的事情。是的。好的，那么从个人层面来看呢？作为一个个体，我有很多事情要做，目前正在写几本书，还做播客，以及其他很多事情。我该如何在组织内部提高效率？因为我的待办事项清单上，有来自不同团队成员的10份清单，他们都可以把任务加上去。我很容易分心，比如最后会去看一些关于人工智能或火箭之类的YouTube视频。
而且我想完成更多事情。说真的，我希望在工作时能更高效地利用时间。所以，这时候你就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了。当我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时，是的。偶尔看看 YouTube 也没什么不好，你总能从这类内容中获得一些灵感。是的，我会这么做。但 10 份待办清单就太多了。是的。你能完成这些待办清单上的大部分事项吗？其实，每个团队——从我的办公室主任到助理再到经理——都会在周一列出一份待办清单，然后把要交给我处理的事情发过来。
然后我会逐一查看，这些内容要么是任务，要么是审批请求，要么只是通知我某些事情。大致就是这样运作的。有一段时间，当我被一些事情搞得应接不暇时，我曾雇了一位虚拟助理。我们会把邮件分成 A、B、C、D 等不同优先级类别。但后来我意识到，这反而让我做了很多低价值的事情。我变得擅长处理那些本不该由我来做的工作。
我发现，当我之前没注意到这个公开的电子邮箱地址时，我没有回复它，这也没什么问题。但一旦我知道了它的存在，我就觉得：哦，我必须回复这个，必须回复这个，必须回复这个。所以，对我来说，重要的一步就是意识到：只有 A 类事项才能完成，因为我是一个精力有限、生命有限的人。因此，也许你并不需要真的做完所有那些事，你只需要意识到它们的存在就够了。
但其中一些事情，我认为，拥有大量支持资源的人可能会面临一种风险，那就是他们可能会逐渐失去优先排序的能力。你只需要说：这份清单才是重要的，其他事情我可能顾不上。但对你这样的人，我建议不要以查看邮件或消息来开始一天的工作。因为，你知道，我们之前稍微聊过一种叫“扎加尼克效应”的现象，它的基本意思是：一项未完成的任务会在你的大脑中留下一种“残留”。
而这种残留会让你更难完全切换到另一项任务上。而由于你各个收件箱里的内容几乎总是一项未完成的任务，对吧？如果你以它们开始新的一天，那么无论你接下来做什么，这种“残留”都会存在，影响你切换后的工作。所以我不是说完全不要处理邮件，但我不建议以它作为一天的开始。我会在前一天先想清楚：如果明天我能完成哪件事，这一天就算得上是成功的一天？
在做那些可能会在大脑中留下残留影响、让你开始多任务处理的事情之前，先从这个开始。他们是怎么知道这是真的呢？他们有没有研究过扎加尼克效应？是的，当然有。我的意思是，你可以看到，你可以给人们……比如，你可以在工作环境中进行实验，像格洛丽亚·马克这样的研究人员会追踪从一个人的视线范围、他在电脑上做什么，到他心率的变化等一切，然后观察他们需要多长时间才能重新回到原来的任务上。
当大脑中残留着之前的任务时，任务切换的频率就会增加，也就是说他们的切换速度会加快。你知道的，他们的一些压力反应指标也会上升。或者在认知测试中，如果大脑里还卡着某些事情，他们的表现会更差。此外，也有一些实验室实验：你给人们布置一项任务，但不让他们完成，然后给他们一个认知任务，看看如果他们没能完成之前开始的任务，这是否会损害他们的表现。
最后我想谈谈团队文化这个话题：如何让一个团队做出真正卓越、富有创新性的工作，并且更快地失败。在这方面，还有什么其他相关的事情吗？我这么说完全是出于私心，因为这也是我经常思考的问题之一，甚至包括这个播客在内——我们该如何让团队更频繁地失败？当然，这首先得是我们真正应该追求的目标，还要考虑我们应该进行哪种类型的实验，以及应该如何开展这些实验。
还有什么其他想法吗？是的，我的意思是，我并不为了失败而失败，对吧？我只是觉得，如果你进行足够多的实验，失败就不可避免。但我认为有一件很有用的事，就是我爱的一位对我影响很大的人——埃德·霍夫曼。他以前是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首席知识官。在NASA经历了一些灾难之后，他们所做的大多数事情都非常成功，但显然也发生过一些影响重大的灾难。
他被请来，是因为当时NASA被认为不是一个学习型组织，他们没能从过去的教训中学习。他被请来帮助建立一个知识体系，让人们能够从过去的经验中吸取教训。现在他从事咨询工作，当他进入一个组织时，会做的一件事就是四处询问大家：“你们擅长但组织目前还没用到的能力是什么？”人们总能给出答案。而这又会引出下一个问题：“那我们可以做一个什么样的实验，来尝试运用你们擅长却尚未用到的能力呢？”
所以我认为，这可以算是一个基础性问题，能帮助人们设计一些实验。但同样，一个重大的影响——而这一点很难做到——是你真的去进行一个实验，然后失败了，因为这会决定接下来的方向，对吧？但你必须是真正地失败。比如，不能是那种你去慢跑时，在转弯处不小心绊了一跤之类的。你必须是在一件有分量的事情上失败了，然后你对此作出的反应，就能奠定一种基调。
“有哪些你擅长的事情，是我们目前还没用到的？”这个问题真的很有意思。其实，在个人层面上问问自己这个问题，也相当有意思。哦，当然。因为很多成就感，或者说那些尚未被开发的潜力，都藏在我们可能很擅长、但却因为某些机会而偏离了的事情里。比如说，我可能非常擅长与人打交道，或者很有同理心，但我的职业生涯却把我引向了另一个方向。
而那件事或许恰恰最能让我感到充实。我其实经常看到这样的情况：有些人去金融机构工作，比如在摩根大通之类的，后来经历重大的职业转变，最终成为负责企业文化、员工事务或心理健康/幸福感方面的主管。而那正是他们一直都很擅长的领域，只是他们的专业能力把他们带向了别处。那么，你觉得有哪些你擅长的事，现在却没有用上呢？
我吗？嗯。天哪。我觉得我……我觉得我有某样没在用的才能。有意思。因为我本来已经想好要回答什么了。我想告诉你的答案，是我思考了很久的一件事，那就是音乐、创造力以及类似的东西。我的背景是市场营销，所以我挺擅长构建一种故事脉络。就连这次谈话，我大部分时间也都在试图营造出一种故事脉络。
也就是这段旅程的脉络。我一直在不停地自我调整。但我也真的很热爱音乐，只是没有真正发挥过自己的音乐天赋，也没有系统地训练过。我觉得自己很擅长理解音乐如何融入故事和叙事之中。我想我本可以多花些时间，去挖掘我真正热爱的音乐那一面。我对音乐简直着迷。是的。在我的职业生涯中，确实有过一个时刻，我参与了一出音乐剧，还在英国各地巡演。
我们在帕拉迪乌姆剧院演出了几晚，然后就四处巡演。那算是我的一次小尝试，但报酬不一定很高。而且，这么做的理由也不一定很充分。理由不一定很充分。听起来你好像很想做这件事。我也想，但我还有其他同样喜欢、能赚钱、能维持生计的事情。所以我通常会专注于那些事。这个回答更好。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你知道吗，如果你愿意，可以使用一种“承诺机制”，也就是你可以在镜头前承诺进行一项实验，这样你就有动力去完成那些你可能会失败的实验。我只是说，如果你愿意的话。比如什么呢？如果你做，我就做。好，那你有什么擅长的事情是还没在用的呢？我觉得，尽管我的学术背景和工作都在科学领域，但我对自己的看法——这个世界可能如何看待我和我如何看待自己之间有很大差异——我认为自己其实是一个更有创意、更具艺术天赋的人。
所以，如果你愿意在镜头前承诺做一些实验，我可以想一个出来。好，那你承诺要做什么实验呢？等等，我不知道。给我大概10秒钟。我本来想说，我以为你早就把它装在口袋里带来了。你不是有一本书吗？就是用来记录那些你打算尝试的事情的那本。我的《小型实验集》，是的。丹·平克看到它时，还给它起了这个名字，是的。但对我来说，它就像我读科学研究生时写的那本书一样。
我想学的是什么？我的假设是什么？我要怎么去验证它？从这次验证中我学到了什么？好，我现在正在写一本书，等写完那本之后，我会写一本小说，这是我以前从未做过的。有意思。作为你的下一本书。你在来这里之前，脑子里已经有那本书的想法了吗？没有，我的意思是，我很喜欢写小说。很多年前我上过一门小说写作课，我觉得那堂课真的提升了我非虚构类作品的写作水平，让我摆脱了瓶颈。
但没有，我的意思是，这对我来说是个大工程。我不确定自己是否真的想这么做。但如果我承诺一件无关痛痒的事，那就没什么乐趣了。好，我的承诺是这样的。距离我和“30人家庭福音合唱团”那帮人一起演音乐剧、在英国巡演，已经过去很多很多年了。我将在2025年的第四季度……在伦敦的一个场地连续演出至少10晚，上演一场名为《一位首席执行官的日记》的音乐剧。这将是我脑海中构思已久、却一直迟迟没有付诸行动的那场充满音乐、幻术和魔法的演出。
好的，那我们得再联系一下，看看……是的，我会给你发一段视频，邀请你过来。如果你想来看演出的话，我可以安排你飞过来。是的，而且你得在创作那本虚构小说时注明我的贡献。没问题。所以这是团队层面的事。现在我只想认真思考一下，在个人层面上，我怎样才能成为一个更好的学习者。因为显然，我谋生的方式之一就是做这个播客，并结识各种了不起的人物。
他们有时会对我说一些话，当时就改变了我的生活，但我觉得自己常常在五分钟之后就忘了。有些话能记住，有些则不能。所以我一直在想，我怎样才能成为一个更好的学习者呢？街上会有人走到我面前说，你一定对很多事情都了解很多。我的听众也是，他们每周都会收听节目，聆听这些了不起人物的分享。我们怎样才能成为更好的学习者？我们能做些什么来更好地记住信息呢？
然后还能把这些知识运用到我们的生活中。哦，要记住信息？好的，两方面都要。关于记忆信息，首先，重复和熟悉度很重要，对吧？所以如果有什么对你来说真的很重要，你就应该重读它。因为当你第一次接触新内容、新术语时，你基本上只是在动用工作记忆来跟上节奏。简单地说，有项研究观察了学童：假设给他们一篇关于棒球的短文，那些被认为是阅读能力很强的孩子，和那些被认为阅读能力较弱的孩子相比，理解能力最差的是那些对棒球一无所知的阅读能力弱的孩子。
但那些了解棒球但阅读能力不那么强的孩子，即使只读一遍，他们的理解能力仍然会比那些阅读能力强但对棒球一无所知的孩子更好。因为拥有一定的知识基础，能帮助你把新信息整合进所谓的“语义网络”——也就是你大脑里所有想法交织成的蜘蛛网。所以第一点，要经常回顾学过的内容，可以是做笔记，也可以是其他方式。但当你学到新东西时，要试着把它融入你的语义网络。
每当你学到新东西时，就把它和你已知的事物联系起来。所以当你进行这些对话时，你可能更容易记住那些让你联想到其他嘉宾的内容——无论是其他嘉宾同意还是不同意某个观点，你都把它关联起来了。如果你把大脑想象成一个蜘蛛网，各种想法就像通过丝线连接在一起。当你触动其中一根丝线时，就更容易带动其他想法在你的脑海中浮现。
所以，当你在学新东西时，如果想记得更牢，不妨停下来，试着把它和你已有的知识体系联系起来。我能举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吗？我想到了你之前说过的话——关于那些你虽然不常用，但很擅长的事情。现在正在听这段对话的听众，是不是也可以想一想自己有哪些不常用但很擅长的事情呢？因为这样一来，就能把新学到的东西和自身经验结合起来。
当然，当然。要尽快用上它。还是那句话，重复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把它融入你的知识网络。必要时不妨停下来思考。因为你可以读很多书，但即使你没能记住所有内容，阅读本身——哪怕是那些你记不住的内容——也会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你的思维方式。即便你无法有意识地回忆起所有的观点、数据等等。但对于那些你真正想掌握的内容，要把它和你已经知道的其他知识联系起来，并采用所谓的“间隔重复”方法。
比如，如果你能定期回过头来复习，效果就会好得多。我用的一个工具是 Readwise，把它当作一种学习机制。我和他们没有任何合作关系，只是我自己一直在用。如果我在 Kindle 或电子书里做了高亮标记，它就会定期把这些重点内容推送给我，把我认为重要的东西反复呈现出来。这就是在利用所谓的“间隔重复”——也就是说，你要有意识地在快要遗忘的时候再接触一次，这样就能更好地把它嵌入长期记忆。
所以，无论是学习任何东西，比如语言学习，都可以用间隔重复的方法。你可能会觉得，刚学到某个东西时，就应该立刻重复一百万次，这样才能牢牢掌握。但这并不是最高效的学习方式。实际上，把复习时间分散开来更有效。而自我测验是巩固记忆的好方法。这里有一个叫“生成效应”的概念：比如，同样是学习，比起只是做高亮标记，用闪卡进行自我测验的效果要好得多。
“生成效应”指的是，当你被迫自己想出答案时——哪怕答案是错的——这其实能帮助你更好地记住正确答案。有时候，尤其是答案错误的时候，这种效果更明显，因为它能促使你的大脑去记住正确的内容。这其实还有一个叫“超纠正效应”的现象：如果你对某个答案非常确定，但后来发现完全错了，那么一旦你知道了正确答案，就更容易记住它。所以，如果你要查找某个信息，我建议你在看到答案之前，先猜一下答案会是什么。
你答对还是答错并不重要。答错可能会让你感觉不好，但这并不重要。当你看到正确答案时，你会记得更牢。但如果我答错了，我想我会更加震惊。这样一来，那个新答案就更容易被记住。它很突出。我的意思是，这就是那种让人感觉很难的测验，因为你应该在知道答案之前就去做。我在《范围》一书中写过相关内容，称之为“有益的困难”。
这些都会让学习过程感觉不那么流畅。它们令人不愉快，还可能让你变慢。但从长远来看，它们对记忆的保持更有利。很有趣。那么，学习越困难，学得就越多吗？通常是这样。我的意思是，当然也可能存在这样的情况：某个东西对你来说太难了，以至于你什么都学不会，对吧？但这些“有益的困难”中，最著名的一个叫做“交错学习”或“混合练习”。也就是说，当你在训练某项技能时，应该变换不同的练习方式。
我们来举个例子。做DJ？我目前正在做DJ。好吧，我并不了解做DJ需要的所有技能，但如果有的话，你应该尝试变换练习方式，而不是反反复复地只练同一个技能。让我给你举一个研究例子，然后你可以把它应用到做DJ上。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几十个初中（大概是六年级）的数学课堂被分配到了不同类型的数学学习模式中。
其中一些是随机分配的。有些班级采用的是所谓的“集中练习”，也就是连续给出同一种类型的题目，比如A、A、A、A，然后是B、B、B、B，以此类推。孩子们进步很快，他们很开心，给老师的评价也很高，等等。而另一些班级则采用的是所谓的“交错练习”或“混合练习”，也就是不是先做A再做B，而是把所有题型都混在一起，像从帽子里随机抽取一样。他们的进步比较慢，可能也不太开心，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没掌握住。
但他们不只是要执行一个固定的步骤，还必须为不同类型的题目匹配相应的策略。而当考试来临，所有人都需要把学到的知识迁移到新题目上时，交错学习组的得分远远超过了集中练习组。其效果之大，就好比仅仅通过调整练习方式、让学习变得更困难，就把一个处于第50百分位的孩子提升到了第80百分位。这背后是什么原因呢？我想，这似乎确实如此，而且这种方法对技能学习也同样有效。
我认为这就是原因之一——我是说，如果你愿意这么说的话，为什么90%的最优秀足球运动员都是在踢五人制足球而不是标准尺寸球场长大的。这是因为五人制足球迫使你不再只是运用程序性知识（也就是反复学习如何执行某个固定流程），而是去建立联结性知识，即识别问题的结构，并想办法将合适的策略与之匹配。
这样一来，你构建的就不再是某种固定的执行能力，而是一个灵活的心理模板，可以在未来不断应用。你获得的是对挑战更全面的理解，而不是只盯着一个狭窄的解决方案。你从更深层次、从不同角度去理解它，并在脑海中建立起一个通用的模型，知道该如何应对。我最喜欢的研究——可能也只有我会这么说——是《范围》一书中让我最惊讶的一项研究。
那是在美国空军学院进行的一项研究。那里简直是做实验的绝佳场所，因为每年都有1000名新生入学。这些学生会被随机分配到不同的数学课堂，而这些课程都使用相同的试卷、相同的评分标准等。第二年，他们再次被随机分班，之后还会不断重复这个过程。因此，你可以开展大规模实验，把学生随机分配到不同的数学课堂。研究人员考察了1万名学生后发现：那些在自己第一年的入门课上最擅长让学生取得高分的老师，他们的学生到了后续课程中表现反而更差。
而那些学生有时因为觉得课程太难而给出低评价的老师，虽然在第一年的测试中表现不佳，但在后续课程中却表现得更出色。区别在于，要让学生在一场考试中取得好成绩，最好的方法是教授一套非常狭窄的知识体系，以便他们在考试时直接套用。但要想让他们为未来的数学学习做好准备，最好的方式是让他们建立起更广泛的知识点联系，这些联系将在日后持续发挥作用。
所以，这再次印证了《范围》一书中每一页都在阐述的主题——如果非要给它加个糟糕的副标题的话，那就是：短期来看最好的做法，有时反而会损害长期发展。但正如你所言，棘手之处在于，我如今涉足了许多不同的领域和行业。我就会想：我还有时间去涉猎更广泛的知识吗？比如我现在正在学习当DJ，眼下只想搞清楚这些该死的按钮到底都是干什么用的。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像这里有这么多按钮，我正试着按正确的顺序去按。但你告诉我，对我长期发展更有好处的方法，或许是花些时间去理解音乐、理解音乐是如何创作的，理解音乐的节拍，以及……也许花点时间自己创作音乐。因为现在我只是想把两首歌在恰当的时候硬拼在一起。我觉得这触及了一个根本问题，其实我本该更早提出来的。
这和你如何定义自己正在学习的不同任务有关。有一段时间，我对那些关于培养专业能力的研究感到非常困惑。因为当时有两派研究人员，都由杰出的科学家领导。一派研究的是那种“一万小时”式的方法，也就是不断重复同样的事情，然后人们会变得越来越好。而另一派却发现，如果人们采用这种方法，他们不仅不会进步，反而常常会变得更自信，但能力却没有提升，而这恰恰是最糟糕的组合。
有时，过度专注于某个狭窄领域甚至会让情况变得更糟。我当时完全想不通该如何调和这些矛盾。为什么他们会得出如此不同的结果？我再次仔细寻找各种可能表明数据有问题的迹象，但什么也没找到。幸运的是，有一次我做演讲，对“一万小时法则”背后的科学依据进行了一些批判。诺贝尔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也在场，他写过《思考，快与慢》。
然后有人向他问了我的邮箱地址。几个月后，他主动联系我，约我共进午餐。我们就去吃了饭。我当时心想……他对我的那些研究批判很感兴趣。我跟他说，我真的感到很困惑。你知道，你最近在研究什么？我当时正在努力理清自己的这些困惑。为什么人们有时通过高度专注的练习会进步，而有时却不会呢？他说，哦，我正好有篇论文可以给你。
基本上，他让我参考了一组关于“友善学习环境”与“恶劣学习环境”的研究。这些术语是由一位名叫罗宾·霍加思的心理学家提出的。“友善”环境的特点是后续步骤和目标都很清晰，规则会不断重复，它基于模式，而且是重复性的模式，规则永远不会改变。举个例子？国际象棋和高尔夫。在国际象棋中，特级大师的优势主要来自于对常见棋局模式的知识。所以你最好在12岁之前就开始研究这些模式，否则你成为特级大师的几率就会从大约四分之一骤降到大约五十五分之一。
此外，这类工作之所以相对容易实现自动化，是因为反馈既迅速又准确，涉及的人类行为也不多。明年的工作和去年的工作看起来都差不多。而另一极端则是“棘手的”学习环境，其中的模式不会简单地重复，甚至可能会欺骗你。规则（如果有的话）可能会改变，反馈可能会延迟或不准确。明年的工作可能和去年的工作大相径庭。因此，人们能否通过这种非常狭窄的练习以可预测的方式变得更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任务处于上述“棘手”光谱的哪个位置。
“棘手的”学习环境有什么例子呢？他向我推荐的一个我非常喜欢的例子来自医学领域。医学中有很多情况，某项操作实施后，做决策的人实际上永远也学不到这个决策的后果。或者我可以说，在某些情况下，比如刑事司法系统中的法官，他们的处境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他们做出最糟糕的判断，因为他们几乎从来得不到反馈。
§03文稿 — 第 3 部分
他们得到的反馈极少，几乎可以为所欲为，却几乎从不收到任何反馈。但在医学领域，我读过的一项研究中有一个例子，我觉得既有趣又具启发性……这位纽约医生因能够诊断出伤寒而闻名。他通过触摸病人的舌头，用手去探查，就能判断出这个人是否会在大约一到两周后患上伤寒。
后来，他的一位同事观察到，他甚至比“伤寒玛丽”传播伤寒还要频繁。他通过触摸病人的舌头来做出“他们会得伤寒”的预测，而这些预测后来被证明是正确的，这反过来又强化了他“很擅长预测”这一认知。这就是一个非常“棘手”的学习环境，因为他得到的反馈正在强化一个完全错误的教训，对吧？但我想说，我们大多数人从事的大多数工作，其反馈往往都是滞后的。
有时反馈是准确的，有时则不然。它永远不像打高尔夫球时那样精准——我打出一杆后，能立刻看到球是向左还是向右偏离，然后调整杆面再试一次。因此，我们大多数人参与的大多数事情，情况正变得越来越如此。对吧？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明年的工作已经不再像去年的工作了。事实上，安德斯·埃里克森——也就是提出“一万小时法则”的研究者——在他后来写的一本书中，也提出了一个补充说明：一万小时法则适用于那些我们确切知道如何变得擅长，并且有教练可以观察你的表现、纠正你所有错误行为的情况。
所以，这并不适用于我们大多数人从事的大多数其他工作，比如计算机编程、管理、创业以及所有这些其他领域，这些领域其实存在很大的变通空间，对吧？在这些领域，你需要的是一个更广泛的工具箱。是的。你谈到的一件事让我深受启发，那就是任天堂的故事，以及为什么他们在早期能如此成功，因为他们拥有非常广泛的……我把那句引语记下来了：“用老化的技术进行横向思考。”
是的，是的。这一切始于一个叫横井军平的人。他在大学时的电子学考试成绩很差，因此只能接受一份低级别的工作，在京都一家生产花卉图案扑克牌的公司担任机器维修工。而他那些更有声望的同行都去了东京的大公司。当时那家公司处境非常艰难，如果想生存下去就必须实现业务多元化。他知道自己并没有能力去从事尖端技术的工作。
但他意识到，市面上其实有很多现成的信息，也许他只需要寻找那些已经被广泛理解的技术，并以他那些更专业的同行无法想到的方式将它们组合起来。于是，他从计算器行业引入了一些成熟技术，又从信用卡行业引入了一些成熟技术，将它们结合起来，制造出了掌上游戏机。而这些游戏机大获成功，对吧？正是这一点，让任天堂——这家在19世纪由一家木制小铺创立的公司——发生了转变。
正是这一点，让任天堂转型为一家玩具和游戏公司。他从机器维修转向了玩具和游戏开发，而他的巅峰之作就是“游戏男孩”。从各方面来说，那款产品在技术上简直是个笑话。它的处理器已经是十年前的老古董了，屏幕看起来就像……你知道的，像是腐烂的苜蓿之类的东西。它问世时，正值彩色游戏机竞争对手推出之际，但它却彻底击败了对手。因为他清楚，客户真正关心的并非色彩，而是耐用性、价格亲民、便携性、电池续航以及游戏种类。
通过使用成熟技术，人们可以快速开发游戏。他由此确立了一种理念，也就是“用老化的技术进行横向思考”。这是他自己提出的说法，意思是把那些早已被广泛理解的事物，带到一个新的领域，让它们被视为一种创新。事实证明，在技术创新方面，这种做法其实比例外更常见，尤其是在20世纪中后期以后。
在那之前，情况并非总是如此。实际上，在整个20世纪，从专利研究的角度来看，最具影响力的专利大多是由那些不断深入钻研美国专利局所划分的某一技术领域的团队和个人创造的。但进入所谓的信息时代，尤其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并持续加速，人们突然更容易广泛地获取信息。于是，最具影响力的专利开始由那些成员曾在多个不同领域工作过的团队创造，他们常常将不同领域的元素融合起来进行发明。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专注于某一件事到底有多重要呢？因为你在本次对话中大部分时间都在谈论“广泛涉猎”，而人们往往会把这一点与“注意力不集中”联系起来。是的，没错。我认为区别在于：是在整个职业生涯或人生阶段中做许多不同的事情，还是试图在同一时间做许多事情。从技术上讲，我们无法同时做多件事。我们其实并不具备真正的 multitask 能力，也没有那样的能力。
我们实际上只是在不同的事情之间快速切换。当我研究相关成果时，发现这种切换对人们表现出的影响之大，着实令我震惊，尤其是因为它需要时间。所以，正如研究注意力领域的先驱格洛丽亚·马克（Gloria Mark）所说，你的大脑就像一块白板：当你正在做某件事时，要转向另一件事，就必须先擦掉之前的内容，但总会留下一些痕迹。当你开始新任务时，这些痕迹仍会在一段时间内存在。
因此，一旦被打断，你就无法完全投入到下一件事中，这会损害你的表现，而且还会带来压力。最让我惊讶的是，当人们频繁切换任务时——比如统计一下一天之内他们在邮件、其他任务和各类通知之间切换了多少次——通过测量他们的心率变异性以及某些免疫指标，你几乎可以相当准确地预测出他们当天的压力水平和表现水平。
真的吗？是的。他们已经对此进行了研究，她也确实做过这样的实验。她甚至还在微软等大型组织里，让人们佩戴心率变异性监测设备，追踪他们的一举一动。过去，她只能坐在人们身后用秒表计时，但技术显然从那以后进步了很多。我认为这正是其中一个令人意外的方面：电子邮件之所以让人们如此紧张，正是因为它会导致人们不断进行这种切换。
我记得在她的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观察了人们查看电子邮件的情况。办公室职员平均每天会查看邮件77次。当你频繁地在不同任务之间切换时，这显然意味着大量的切换。而事实证明，这会带来压力，因为这种切换实际上包含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停止你当前正在做的事情；第二阶段则是激活下一个任务所需的规则。所以，即使你认为自己做的都是同一类事情，比如都在进行专注写作，但如果你同时还在Slack频道里和朋友或同事聊天，那其实也是写作。
但它们并非同一种写作风格。因此，你仍然需要激活不同的认知规则，而这会带来切换成本。那么，如果我能做些什么来确保自己既快乐、又高效、还健康，我该怎么做呢？我仍然建议，不要以那些本质上需要多任务处理的事情来开始你的一天。如果你无法从查看邮件开始，那我建议你不要以它作为开端，因为对我来说，这会让一天一开始就陷入多任务状态，而且总感觉事情没做完，永远不会有完成的感觉。
在你的日历上规划出一些时间段，明确标注这段时间里你只做这一件事，并为此留出一些缓冲时间。因为我们总会犯一种“规划谬误”，总是高估自己在给定时间内能完成的工作量。所以，我会建议你减少待办事项上的条目，少一些。在列表的最上方，甚至可以只放一件事——只要完成了这件事，今天就算是一个高效的好日子。专注于那件事，也就是说，要“先付给自己报酬”，优先处理最重要的事情。当你努力保持专注时，这一点很重要；当然，当你想与人交流、交换想法时，与同事互动也很重要。
但当你真正需要专注时，要尽量身处一个尽可能没有干扰的环境。不幸的是，这甚至包括调低或关掉音乐——尽管音乐令人愉悦，能改善情绪、激发动力，但它确实会损害认知功能，因为你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在分心关注它。所以，我在工作时不会听音乐。当然，这很难一概而论，因为我有时也会这么做，因为音乐既能提神，也能让人平静。
这些方法确实不错，但它们确实会占用大脑的注意力资源。所以你得在这两者之间取得平衡。那人们是怎么知道这会占用大脑资源的呢？你可以观察人们在开着音乐和关着音乐时完成任务的表现。如果音乐非常熟悉，那影响就没那么大了，因为……它不再是新事物，所以你也就不会以同样的方式去关注它。不过，你知道的，当我现在想高度专注时，我会关掉音乐。但如果我感觉自己的动力在减弱，我可能又会把它重新打开。
但我想有意识地使用音乐，而不是一直让它作为背景音，因为它确实会占用一点注意力资源。而且如果那是真正的噪音，比如分贝——分贝是一个对数刻度，所以微小的差异其实影响很大。但如果你从，我记得大概是70分贝增加到80分贝，这就像背景噪音从洗衣机变成了吸尘器左右，这种变化会对你的认知能力和生产力产生巨大的影响，比如效率会下降15%。
仅仅是因为声音。是的。抱歉，应该说音量。因为你会去注意它。我的意思是，我们的大脑就是这样运作的。专注之所以有挑战，是因为我们进化时所处的环境并非如此，对吧？我们进化时所处的情境是，关注新刺激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有时这仍然非常好。但这与我们现在试图做的许多现代事情相冲突，因为这些对我们来说都是相当新颖的任务。那器乐呢？
因为我发现，如果我听的是有歌词的音乐，那么在我试图工作时，尤其是写作或阅读时，会觉得相当分心。比如，今天我在酒店房间里为播客寻找嘉宾时，放了一首说唱歌曲，我能感觉到自己的大脑在正在阅读的屏幕和说唱歌词之间微妙地跳来跳去，几乎就是在两者之间来回摇摆。
我当时想，必须得关掉，因为你根本没在读东西。我关掉后，果然取得了进展。但有时在写书之类的东西时，我会播放器乐。现在App Store上其实有一些叫“专注音乐”的应用，它们播放的都是没有歌词的音乐。也许音调变化不多，旋律也不太复杂。就是非常简单、重复的……我的意思是，我觉得那样效果会更好，对吧？
你需要分心的新鲜事物越少越好。不过我觉得，也可以试试在什么干扰都没有的情况下进行。这取决于你逼自己有多紧，对吧？比如，如果你还没到……被逼到极限的程度，那么哪怕只是动机、情绪或感觉上有一点点提升，可能也是值得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曾几何时，我试着在跑步时听一些外语课程。
如果我跑步时开始全神贯注地听，就根本记不住里面讲的内容了，因为你会进入一种高度专注的状态，对吧？所以我觉得这要看情况。如果你已经拼尽全力，就需要排除一切干扰。比如有时候我在写作时，脑子里要同时平衡很多想法，感觉几乎有点“过热”了。如果处于那种阶段，我就会想要争取到每一个可能的优势，所以会把所有干扰都排除掉。
但有时候，让自己过得舒服一点也很重要。我觉得合理的方法之一是分段工作，有计划地安排工作时段。先集中精力工作一小段时间，然后像玛雅·安杰卢说的那样，切换到轻松一点的状态，做一些更有趣、更让人放松的事情，或许还能让大脑有几分钟的“酝酿”时间。洗个澡、散个步，你知道的。那通知消息呢？因为我有很多通知。
我尽量把它们都关掉，但它们仍然在后台待着。在我们开始聊之前，你提到过我们每个人内心都有一种衡量干扰程度的“内部仪表盘”。是的，没错。这正是马克博士研究工作的另一个方面：她发现我们体内存在这样一种机制，如果你总是被通知或其他东西分散注意力，频繁切换任务，然后突然告诉自己：“现在我真的要静下心来了，要把通知之类的东西都关掉。”
你还是会开始自我打断，以维持你已经习惯的被打扰的节奏。就好像我们体内有一个“干扰度量器”在说：“这就是你平时被打扰的节奏，我要继续维持它。”于是它会突然闯入你的脑海：“哦，有件事我得看看。”“哦，有个人我还没回复。”你会不断自我打断。这种情况最终会消失，但不会马上见效。所以，如果你想降低被打扰的频率，就需要通过消除外部干扰来逐步建立新习惯，同时要明白，在一段时间内你仍会不断自我打断，而这种情况会慢慢减少。
所以，这应该更多地是培养一种习惯，而不是说“从今天起我就要……你知道的，不受任何打扰”。好的，我只是想确认自己理解清楚了。比如说，我每分钟会收到10条通知，我已经习惯了这样，对吧？然后我决定关掉通知。但因为你已经习惯了每分钟10条通知，所以你说我接下来一段时间里，大概会自己冒出10件每分钟要打断自己的事情，因为这就是我所习惯的。
也就是说，我们会对某种程度的打扰和某种频率的打断感到习惯。即使我们移除了那个原本会打扰我们的东西，我们也会用其他东西来替代，以同样的频率和程度继续被打扰。是的，你可以从一些研究中看到这一点：当人们进行认知测试时，如果手机就在视线范围内，哪怕手机是关机的，那些对手机更依赖、或者更习惯被打扰的人，只要手机在他们身边或视线内，他们的测试表现就会受到更大的影响。
因为他们会……真的会这样。是的，所以他们会想：“我到底忘了做什么事？”我觉得能有帮助的一个方法是，在身边放一个本子。当那些你忘了做的事或忘了回复的人突然出现在你脑海里时，就把它们记下来。这样一来，至少这些事就不会一直留在你的脑海里，你也不必费力地用工作记忆去记住它们。也就是说，从认知上把它们“外包”出去，至少别让它们在脑子里盘旋。我觉得这样有助于调整。
这让我想到很多在睡眠方面有困扰的人，以及普遍的睡眠卫生问题。因为如果我们的手机在白天不断打断我们，到了晚上我们上床时还抱着手机——而很多人确实是这样做的——那这很可能会对我们的睡眠能力产生相当大的影响。是的，我的意思是，我想知道……我觉得手机在某些方面确实很有用，但在另一些方面又确实会造成干扰。
我想知道，睡眠是不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因为当你试图入睡时，你肯定不希望脑子里还残留着各种东西。所以，如果你真的想好好睡觉，我个人会把手机放到尽可能远的地方，而且不是等到最后一刻才放。那你呢？哦，我会把它放在另一层楼，而且开飞行模式。你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吗？不是。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这么做的？嗯，我写书的时候肯定会这么做，因为在那种情况下，那些我平时习以为常的事情，就会让我意识到：“现在我真的必须专注起来，做得更好了。”
我有一个五岁的儿子，而我以前是个典型的夜猫子，总喜欢晚上工作。比如，我很多写作都是在凌晨时分完成的。但儿子不管怎么样都起得很早。所以我意识到，我必须开始更高效地安排自己的时间，也开始更多地考虑在黑暗、安静、凉爽的环境下工作，身边还不能有手机。睡前看的最后一样东西，也不能和工作有关。
不然的话，我就会一直想着那些事，结果要花更长时间才能睡着。所以……我想自从有了儿子之后，我在这一点上做得好多了。你提到自己有个儿子，这真有意思，因为你写的很多东西都让我开始思考，将来我当了父母会怎么做。因为你谈到，在孩子的早年阶段，如果专注于成为某个特定领域的专家，还是成为一个通才，他们的人生结果会截然不同。
我作为一名铁杆足球迷，尤其是曼联的球迷，总想着，等我和妻子将来有了孩子，从两个月大开始，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他到处踢足球。因为这样他就能成为曼联球员，我就能去看比赛，还能坐进球员包厢，一切都完美了。但你的研究似乎表明，如果我想让他成为曼联的明星，也许我根本不该这么做。
你知道，我并不确定你会不会成为那种把孩子当作自己人生延伸来活的父亲。也许你真是那样的人，但我还不确定。不过我得告诉你，你刚才让我想起一个有趣的故事。有一次，我做了一场关于体育领域相关研究的讲座，研究表明，那些最终能达到最高水平的人——当然，他们的路径多种多样——但往往遵循的是罗杰的路径，而不是泰格的路径。泰格·伍兹的情况我们都很清楚，他是以很早就开始专业化而闻名的。
而罗杰·费德勒则尝试过各种各样的运动，直到比一些同龄人更晚的时候才开始专业化。泰格从……他从……他父亲在他十个月大的时候就送给他一只推杆，那是在他两岁时，只是当个玩具。他父亲并不是想教他成为高尔夫球手，那只是个玩具。正如泰格自己说的，我父亲从来不想要求我打球，总是我央求他让我打。但这一点常被忽略。是的。可两岁时，他就已经出现在全国电视上了。
你知道，你可以上 YouTube，看他在全国性电视节目中展示他的挥杆动作。然后到了三岁，他就说：“我要成为下一个世界伟大的高尔夫球手。”十几岁就闻名世界。到21岁时，他已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高尔夫球手，对吧？而另一方面，罗杰则尝试过各种不同的运动：篮球、橄榄球、滑板、足球。他的母亲是一位网球教练，却拒绝教他，因为他不会像正常那样回球。
我猜他不喜欢刻意的练习。他一直尝试各种运动，比如手球、橄榄球、足球、滑雪、游泳和摔跤。当教练想让他升入更高年龄组与年长的孩子一起比赛时，他拒绝了，因为训练后他只想和朋友们谈论职业摔跤。他不像泰格那样，从小就把成为下一个天才作为自己的目标。事实上，当他水平高到足以接受当地报纸采访时，记者问他，如果有一天成为职业选手，他会用第一份假设性的薪水买什么。
他说：“一辆梅赛德斯。”他妈妈大吃一惊，对吧？她觉得这太粗俗了。于是她请记者让她听听采访录音。结果发现，他只是用瑞士德语说了“Mercedies”——他想要的其实是更多的CD，而不是一辆梅赛德斯。这样一来，她也就释然了。后来，罗杰变得和泰格·伍兹一样出名。但即便是网球爱好者，通常也不知道他的成长经历，尽管从科学角度来看，他的经历才是常态。
我们只讲述泰格的故事，尽管他才是那个例外，对吧？那么，为什么我们只讲泰格的故事呢？这正是我和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在跑步时讨论过的一个问题。他告诉我，这就像一段“人类版的猫咪视频”——你知道，你上 YouTube 看到他两岁时的样子，就忍不住要分享出去。我想这确实有道理。但我觉得，还因为泰格的故事听起来像一个完整而清晰的情节，我们可以从中推导出任何自己想擅长的事情。
问题在于，正如我们之前谈到的，高尔夫几乎是一个对所有其他人类想要学习的事物都极不具代表性的例子。它堪称一种理想化学习环境的典型：情境不会变化，你也不必做出反应。所以我认为，它并不是一个好榜样。而且，即便是对于名人，我们往往也低估了他们成长过程中那条正常的轨迹。比如，我曾在一个小团体中做过一次讲座，介绍一些关于体育领域的研究，说明成为顶尖选手的典型路径，其实都经历了一个广泛尝试的阶段。
你能学到各种各样的技能，了解自己的兴趣和能力，并且比同龄人更晚才确定专业方向。当时塞雷娜·威廉姆斯坐在第二排。我当时都快疯了，因为你可以展示所有你想展示的数据，但如果“山羊”（GOAT）站起来说你是个白痴，那这一天就糟了，对吧？我当时就想，求求了，千万别让她提问。结果她当然第一个举手。然后她说：“我不是这样的。我觉得我父亲的思想超前于那个时代。”
他让我学习芭蕾舞、田径、体操、跆拳道，还学习如何像发球那样用上手动作投掷橄榄球。当青少年巡回赛之类的行程过于密集时，他就让我退出来，好让我专注于学业。我当时是《体育画报》的高级撰稿人，却从未听说过这些。我原本以为她的故事就是那种典型的“虎妈式”教育案例。所以我想，即使是我们熟知的那些故事，当你更深入地去看时，也并不像我们通常认为的那样非黑即白。
嗯，我自己后来也学到了这一点——虽然当时我并不知道这是普遍规律——但我发现了洛马琴科的故事。因为我的一位朋友带我去纽约市的一场拳击赛现场，我坐在拳台边，看着一个叫瓦西里·洛马琴科的人，我生平从未见过他。他的步法简直让我难以置信，我从来没见过那样的动作。比赛结束后——他当然赢了——我查了一下他的战绩，发现他业余比赛中赢了300场，只输过一场。
后来他还回去击败了那个曾经赢过他的人。在我印象中，我从未见过这样的拳击手。再后来我读到你的研究时，你也提到过他，说他是那些早年经历非常多样化的例子之一，并没有只专注于拳击，而这最终才让他的技能组合如此独特，也大概让他成为了最优秀的人。他的故事甚至让我感到惊讶——他曾花了好几年时间去学习舞蹈。
我的意思是……我通常不会想到有人会花上好几年的时间去做别的事，毕竟那些年里大家通常都在做类似的事情。所以这真的很了不起。不过……他的父亲叫阿纳托利，我想正是他父亲带他去上了舞蹈课之类的，然后再让他回去打拳击。所以从你的角度来看，对于孩子，我不会说“不要让他们接触足球”之类的话。因为我觉得……这其中可能涉及几个方面的因素……
关于这种延迟专项化在体育中行之有效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其一是匹配质量，也就是你自身与所从事项目之间的契合程度。这既关乎热情，比如你对什么充满热情，也关乎能力和兴趣。而越早强制进行选择，就越有可能把错误的人安排在错误的位置上。因此，尤其是在青春期前就进行选拔时，你很可能把人放错了位置。
我的孩子可能想成为一名拳击手，但我却强迫他去踢足球，结果他可能会错失在拳击方面的潜力。这就是过早优化。没错。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经常在青少年队伍中看到相对年龄效应——出生在同龄群体中较早的孩子，在青少年和青年国家队中的比例严重偏高。因为当他们在八岁左右被选拔时，一个刚满八岁的孩子和一个八岁十个月的孩子，在发育水平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而教练们往往将这种生物成熟误认为是天赋。因此，青少年队伍里挤满了在同龄群体中出生较早的孩子。在学校里也是如此，尤其是男孩，如果他们在同龄人中年龄偏小，就更有可能被诊断出患有多动症，但他们其实只是在表现出与自己年龄相符的行为而已。而这种情况到了最高水平就会消失。所以这并非好事。这就是相对年龄效应，也可以说是过早地做出选择。
其次是伤病问题。我们现在在儿童身上看到了大量成人式的过度使用型伤病，而其主要预测因素就是全年九个月只从事一项运动。这并非要减少运动量。多样化运动似乎具有保护作用，这种作用独立于“减少运动量”本身，而更多是通过某种方式实现身体上的平衡。此外，在学习技能方面也存在优势，这与语言学习类似。比如，从小接触多种语言的孩子，在某些语言技能上可能会出现轻微延迟，但从长远来看，这种延迟会完全消失。
而且，他们在之后学习其他语言时反而更具优势。在许多技能的学习上，情况都极为相似：如果你进行多样化训练，初期可能会出现一些延迟，但长远来看，你在掌握其他技能时会更具优势。我认为这并不在于你穿的是篮球服还是足球服，而在于解决问题方式的多样性。这也是为什么我认为那么多伟大的足球运动员都从小踢五人制足球——那什么是五人制足球呢？
这是一种五人制足球，是一种类似足球但用小球进行的游戏。我想巴西人管它叫“Futebol de Salão”，意思就是“室内足球”。小球始终在地面上滚动，比赛空间也很小。孩子们可能今天还在鹅卵石上踢球，第二天就换到了混凝土地面上。那感觉就像在电话亭里以超高速踢球一样。所以根本没有人能悠闲地沿着球场带球推进。每个人都必须学会判断，即使你没有球，也要通过观察身体动作来预判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我的意思是，触球的频率大约是标准足球的六倍。所以我认为，这种模式比标准足球更能培养出各种各样的变化能力，也能让你的反应速度变得更快。你必须带着球更快地做出决定，在压力下保持冷静。是的。当你谈到“老虎”的例子，以及为什么人们更倾向于报道那个故事，而不是报道你所谓的“普通情况”——也就是人们有着各种各样的成长经历，最终找到一件事并坚持下去——这确实很有趣。
这让我想到，根据我的经验，人们总是报道那些例外情况，因为它们是例外。比如泰格·伍兹的故事就是一个例子。但另一方面，像安东尼·约书亚这样的例子，他大概是在……我可能记错了，但我们就说24岁开始练拳吧——我总能听到这个故事，因为他24岁才开始，后来却成了世界冠军，这实在太罕见了。另一个人们总挂在嘴边的故事，就是关于神童的，比如迈克尔·杰克逊或泰格·伍兹，他们两岁就开始接触相关领域了。
你很少听说有人15岁才开始。没错。因为这并不有趣。没错。因为这属于常态。没错。或者说，那些以正常方式逐步提升的人。对，以正常方式。因为早期接触当然很好。早期接触是好事。但情况其实也稍微复杂一些，对吧？它也不是一种固定的模式。所以当有人起步较晚时，我们会觉得他战胜了困难，觉得这太不可思议了。而当有人起步很早时，这又成了一个很容易模仿的例子。
所以我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关乎“容易模仿”这一点。我们提到了“匹配度”这个词，也稍微谈到了热情，而热情其实也是匹配度的一个因素。很多人都在努力寻找自己人生的目标。我从年轻人那里收到的最常见的问题之一就是：“我该如何找到自己的热情所在？我怎样才能知道它是什么？或者至少，寻找它的过程是怎样的？”他们把热情想象成一个复活节彩蛋，好像世界上只有一个，而他们必须把它找出来。
没有唯一的一个。之所以说“唯一”，是因为“热情”（passion）这个词本身是单数形式。是的。不，我不这么认为。首先，我觉得应该摒弃那种认为热情是唯一的想法。我的意思是，这就像认为世界上存在一个命中注定的灵魂伴侣一样，你明白吗？当然，我找到了我唯一的灵魂伴侣，但对于你们大多数人来说，你们可能感兴趣的东西有很多。事实上，你尝试得越多，就越可能发现自己感兴趣的东西也越多。
就在上周，我花了一点时间，当时我在五角大楼，和一位中将在交流。这位中将参与了一个他们称之为“基于人才的职业发展”的项目。在这个项目之前，他们发现那些被认定为最具潜力的人才正在大量离开军队。于是他们启动了这个名为“基于人才的职业发展”的试点项目。项目不再只是告诉他们：“这是你的路，这是你的职业路径，要么坚持到底，要么离开。”而是为这些人才配备一位类似教练的人物，让他们尝试大约五个不同的职业方向，然后与教练一起反思，做一些测试，看看这些方向到底适合不适合自己。
他们必须在一个在线门户网站上记录自己的反思。这又回到了自我调节学习，必须明确地去执行。而在这个过程中，90%参与其中的陆军学员都改变了自己的职业偏好。而这仅仅是通过初步尝试就实现的，因为你根本不知道外面有什么，也不知道有哪些机会。而这个过程有助于提高留任率，因为当人们找到更适合自己的方向时，他们就更有可能留下来。
§04文稿 — 第 4 部分
我认为，这其实是关于“坚毅”（grit）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我稍后会再回到“热情”这个话题。当我们谈论坚毅时，大家通常都会想到它。我之所以会思考这个问题，是因为军队让我想到了它，这涉及我的语义网络——最著名的关于坚毅的研究，是由安吉拉·达克沃斯和她的同事们在西点军校（美国军事学院）进行的。研究发现，坚毅量表是一份包含12个问题的问卷。
其中一半的分数来自兴趣的稳定性，也就是不轻易改变自己的兴趣；另一半分数则来自努力的持续性，也就是坚持。事实证明，这个量表很好地预测了哪些人能够通过西点军校那段非常严苛的“野兽”迎新考验，同时也对预测哪些人能够毕业有一定价值。为了让听众有个背景了解，根据我的理解，安吉拉·达克沃斯进行这项研究，主要是想弄清楚到底是什么因素让人们更有可能通过军队营房中那种极其严苛的选拔过程。
她认定，这种她称之为“坚毅”的品质，才是让人走向成功的关键。因此，从那项研究之后，我到处都听到这样的说法：实际上，决定人们能否成功——即使是在我的团队里——靠的就是坚毅。没错，没错。事实证明，这项调查比一些传统指标更能预测谁能通过那些堪称“魔鬼”的考试分数之类的考验。它在预测谁能坚持读完军校方面也有价值，当然，一些传统指标同样具备这种价值。
但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大量西点军校的学员——也就是那些非常坚毅的学员——几乎在获准离队的当天就选择退出了。他们毕业后有五年现役服役的承诺，但几乎一半的人都选择了退出。于是，军队在某个时刻说，哦，我们这是遇到了千禧一代的“坚毅危机”，你知道的，就像太多人沉迷于牛油果吐司，却不愿承担房贷之类的。
后来，一些同时担任军官的科学家决定研究这个问题。他们说，我们并非一夜之间就出现了“坚毅危机”，我们面临的是“匹配度”问题。没错。当军队也像经济大环境一样，呈现出“要么晋升，要么离开”的模式时，你年复一年地面临同样的问题：你可以先接受一段培训，然后进入一段从事类似工作的时期，但晋升通道却有限。这倒也正常，因为它只是反映了整个经济体的状况。
接着，我们进入了这个——不管你想称之为什么——知识、创意和信息经济时代。那些能够从事创造性问题解决和知识创造的人，拥有巨大的横向流动空间，他们有很多机会。这些年轻人在二十出头的年纪不断认识自己，但他们却没有能力去转换职业来匹配新的自我认知，所以干脆就选择了退出。而军队起初并未意识到这一点，于是向人们抛出了留任奖金。
结果，那些本来打算留下的人接受了奖金，而那些本来就要走的人照样离开了。纳税人投入的5亿美元并没有解决问题。但我认为，这件事表明，你对自己未来想做什么的了解是多么有限，而这往往取决于你曾经尝试过哪些事情。还是那句话，正如埃尔米尼亚·伊瓦拉所说：我们是在实践中，而不是在理论中，认识自己的。因此，我认为年轻人最大的问题在于，如果他们只是坐在那里不断反思，试图找出自己的热情所在，那其实是行不通的。
去尝试一些事情吧。几乎可以肯定，这不会是第一件尝试的事情。当然也有可能。也许你会走运。但很可能不会是第一件。所以，你应该开始这个实验过程，逐步建立对世界的认知模型，这样你才能了解自己的选择有哪些。因为我也认为，关于热情与幸福的问题，就像我之前谈到的那样——我不太记得录音开始前和结束后都说了些什么了。
但就像我以前跑800米，或者现在写书时一样，如果你在任何时候问我：“你喜欢这件事吗？你对此感到幸福吗？你对它充满热情吗？”有时候答案是否定的——我真想把电脑从窗户扔出去。你疯了吗？但这件事非常吸引人，令人着迷。它推动我学习的方式，是我在空闲时间里无法做到的。所以我认为，我们不必只考虑热情本身。找到一件对你而言极具吸引力的事情。
然后从那里开始。而“吸引人”到底是什么意思？你怎么知道一件事是否真的吸引人？那就是当你进入一种心流状态，其他事情似乎都不再重要……心流，这个词有点难解释，因为它更容易出现在冲浪或绘画这类活动中，而不是某些知识型工作中。但我认为……当你真正投入到某件事中时，你会好奇自己如何才能做得更好，下一步还能学到什么。
所以我认为，这会激发一种好奇心，而这种好奇心在那些只是机械地完成任务的人身上是看不到的。于是你开始理解——我记得当时我的女友（现在已是妻子）对我来说很重要，为了健康着想，我们都希望成为终身锻炼的人。第一次我们搬在一起住时，我说：“好吧，我们必须找到一件适合你的事情。”
我带她去了健身房，把她留在那里，却没意识到自己已经掌握了在健身房里做事的多年经验，而这些对我来说早已是理所当然。后来我意识到，我得陪她一起慢慢来。于是我们尝试了各种各样的事情，比如跑步。她不太喜欢跑步。接着我们又尝试了其他活动，等等等等。最后，她找到了一种她喜欢的课程。那天她从……我们先是做了这个，然后又做了那个。
那真的太难了。我给你看看我们做的另一件事吧。我当时就想，你终于找到了自己的方向。但有一个问题是，当我们考虑搬家换州时，我们买的任何房子都必须离那种课程在15分钟的步行距离内。不过，你可以看到，当一个人接触到某样东西时，好奇心就会慢慢滋生出来。这东西太吸引人了，以至于他们想弄清楚怎样才能做得更好，还想和其他正在做这件事的人交流。
他们会对此产生强烈的好奇心。但你必须不断尝试。你必须不断尝试。我真希望有办法能摆脱这种困境。真希望有人能告诉你，这件事就一定能适合你。也许有一天可以吧。有了人工智能之后。也许，但是……可能性微乎其微。可能性微乎其微。而且人工智能会彻底改变你所处的领域，对吧？所以我认为，随着人们无法再指望整个职业生涯都做同样的事情，实验和尝试将会变得愈发重要。
我的意思是，他们或许可以期待一些贯穿始终的主线，但绝不会是完全相同的事情。当我看到你的那期视频《为什么非典型思考者在现实世界中胜过天才》时，我以为你会在视频里谈论神经多样性。比如，一个可能在30岁左右被诊断出患有ADHD的人，我当时就想，哦，他接下来要解释为什么神经多样性，比如ADHD和自闭症，反而能在现实世界中带来更好的结果。
你的研究有没有和神经多样性有过交集？不多，不过我读过一些相关的研究。而且我确实认为，有一点非常重要，那就是我们能将越多种不同类型的思维方式融合在一起，我们大家就都会过得越好。我的意思是，ADHD背后是有一定原因的。虽然这方面的研究还不多，但我认为它很有启发性。比如，你可以观察那些曾经游牧、后来定居下来的人群，就能看到某些与之相关的基因——当然这些基因的影响都很小。
但你可以看到，某些与ADHD相关的、追求新奇体验的基因，一旦他们定居下来，似乎就会逐渐被自然选择掉。而在他们还是游牧状态时，这类基因就更常见。这给我的启示是，这些特质——对大量不同刺激保持敏锐关注——对我们祖先来说非常重要，直到今天也依然重要。因此，它们至今仍然存在。不过，如果你要求一个人每天在教室里静坐10个小时，这些特质可能就显得不适应环境了——我认为对任何人来说，那样的环境都很难适应。
不过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我想有些寻找自闭症患者工作机会的公司有时也遇到过这种情况——你会想：好的，这种适应性体现在哪里？这种思维方式在哪些方面是适应性的，而不是适应不良的？是有用的，而不是没有成效的。我认为，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就会错过真正利用那些思维方式与你不同的人的机会。是的，这很有趣，因为你的工作——无论你是否有意为之——确实为职场多元化提供了强有力的论据。
是的，是的，是的。你想做个小测验吗？当然可以。假装你是一名医生，好吗？而我是你的……就在我的头上想象一件白大褂，脖子上挂着一个小小的听诊器，好吧。因为所有医生都是那副模样。而我是你的病人，好吗？我得了一个恶性的胃部肿瘤。现在有一种新型的射线或聚焦辐射，如果强度足够大，就能摧毁这个肿瘤。问题在于，达到这种强度时，它也会摧毁我胃里的健康组织。
那么，你要怎么才能救我呢？好，趁你在思考的时候，我给你讲个故事。从前，有一位将军必须攻占一座堡垒，才能把一个国家从残暴的独裁者手中解放出来。他拥有足以完成这项任务的兵力。从堡垒出发，有几条路像车轮的辐条一样辐射开来。但这些路上都布满了地雷，所以如果他把所有部队沿着任何一条路开过去，都会遭受巨大的伤亡。于是他想出了一个办法：把部队分成单列纵队，分别走上这些辐条状的小路，然后同步我们的手表。
然后他们在同一时间抵达那里，攻占堡垒，解放国家。再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一个小镇上，一场大火有蔓延到邻近建筑的 danger。幸运的是，火场附近有一个湖，邻居们纷纷赶来，用水桶打水往火上浇。但没什么效果。消防队长赶到了。她说：停下你们正在做的事。所有人围成一个圈。把你们的水桶装满。
听我口令，绕着火场站成一圈。一、二、三。火势被压了下去。他们最终把火扑灭了。消防队长因此得到了加薪。好了，现在你能救我了吗？其实这并不重要，我只是给你一个非常简略的版本，但答案是：你可以在我的身体周围布置多束低强度的射线，让它们汇聚在焦点上。这样，它们穿过我的躯干时不会对我造成伤害，因为它们的强度很低；但它们在正确的地点汇聚，从而产生高强度。
而且这是一个非常简化的版本。别担心，如果你是在参加真正的测试，你会有多得多的时间，但即便如此，大多数人还是解不出来。所以别紧张。这个问题被称为“邓克辐射问题”。它是一个非常简化的版本，而大量研究表明，当你面对一个全新问题时，你能想到的解决方案数量以及想出好解决方案的可能性，取决于你的团队能够提出的类比的种类和广度。
而决定这一点的，是团队成员经验的广度。所以，如果你面对一个全新问题，而团队成员都只有相同的专长，那效果并不比只有一个大脑好多少。你应该做的是建立一个所谓的“参考类”，坐下来尽可能多地从各种不同领域中找出结构相似的类比。比如，这个听起来有点像那个，又有点像另一个。这些类比也不必像我刚才举的那样跨度那么大。
但在那些给参与者更多时间的研究中，随着你给他们讲述一个又一个故事，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解决最初的问题，即使他们并不知道这些问题之间有关联。所以，你需要把真正不同的人聚集在一起，想出大量这样的类比，比如“这个感觉上有点像那个”。找出哪些在结构上是相似的，然后你就会开始想到可能的解决方案。是的，我的意思是，当你在组建团队、共同创立团队或着手解决一个问题时，这简直是支持思维和经验多样化的绝佳例证。
其实我昨天还在想麦克风的事。这是我们录制的第一个播客。如果观众正在观看，他们可能会突然注意到这一点。如果你们在我提到之前就注意到了，那就很有意思了——这里没有麦克风。这是我们录制的第一期没有麦克风的播客。刚才你在说话的时候，我就在想，当我们讨论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时……
我们试图解决的问题是，嘉宾敲击桌子时，声音会传到麦克风里。有人在领英上给我发消息说，嘿，人们敲击桌子然后发出各种声音，这太烦人了。所以现在麦克风在我们头顶上方，朝下收音。昨天我们三个人围坐在一起时，这其实有点像你在描述的那种情况。你们有威尔，他有音频方面的经验；你们还有杰克，他也有自己的专业经验。
然后还有我，我基本上没什么经验，但我主持一档叫《龙穴》的电视节目，我们在节目里用的是另一种麦克风。当时我们都从自己录音的角度出发，纷纷提出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最后杰克的方案胜出，但在那之前我提出的方案是：我们在《龙穴》节目里，会把一个麦克风粘在胸口。那为什么不能直接把它粘在嘉宾的胸口呢？很有意思，我们看着大家从不同角度出发，不断迭代这些不同的解决方案，并对每个方案进行这种成本效益分析。
显然，我这个方案的一个问题是，嘉宾会去摸自己的胸口，然后就会把麦克风弄乱。没错，他们会碰到自己。而且我们还得在嘉宾到场时去摸索着给他们装上，我们并不喜欢这样。但道理是一样的。你需要拥有非常多样化的经验，才能最终锁定那个获胜的解决方案。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通常会召集那些以前做过这件事的人。没错，以前做过的人。不是说你不想要这些人，只是你不想只找这些人。
而且人们往往还容易使用最先想到的类比。你也不想这么做。你应该准备一个可能解决方案的“菜单”来看待，因为有个叫“创意断崖错觉”的东西。人们总以为自己的最佳创意和最富创意的想法，要么会很快出现，要么根本不会出现。但实际上，这些想法往往是在你不断尝试的过程中，稍后才出现的。有意思。是的。但我们的本能反应是，这就像一道闪电，要么出现，要么不出现。
天哪，这让我开始反思自己做的很多事情了。因为有时我有了一个想法，就会马上记下来并分享出去。哦，分享想法本身没什么问题，对吧？但如果你是想解决一个真正的问题，我不会只停留在第一个想法上。把它抛出来讨论，然后让它……然后对它保持开放态度。不要觉得如果某个想法没有通过灵光一闪的方式出现，你就该停止思考。
你在写一本关于“限制”的书。是的。我不会透露书里的所有内容，因为书总得卖出去嘛。尤其是现在书的一半都还没写完，所以我连一半的内容都没法透露。但我发现一个关于苹果公司的故事特别重要，因为它帮助我思考了自己在商业上，乃至生活中的一些做法。你能分享一下那个关于苹果公司的故事吗？也就是你在专注与限制方面有什么发现？
当然，与其说苹果公司，不如说另一家叫“通用魔法”（General Magic）的公司。设计初代 Mac 的大部分团队成员都加入了这家公司，它一度是硅谷最炙手可热的项目，他们原本要打造的是 iPhone。他们已经有了想法和愿景，那些草图看起来几乎就是 iPhone 的样子。他们拥有来自 Mac 团队的成员，汇聚了顶尖的人才。他们甚至通过所谓的“概念 IPO”上市了。当时他们还没有产品，但这个想法实在太火了，以至于公司成功上市。
长话短说，结果却是一场灾难，因为他们没有任何边界。他们想要多少钱就有多少钱，却没有考虑过任何目标客户。只要他们觉得酷的东西，就去做。于是项目不断膨胀、不断扩张。是的，他们始终没能找到重点，无法将其转化为任何可用的产品。不过，从那里走出来的许多前员工都意识到这是个问题。因此，他们在之后的工作中吸取了教训：哪怕设想的目标用户是错误的，也好过完全没有用户定位，仅仅只是去打造一些看起来很酷的东西。
因为即使方向错了，你也能通过尝试发现自己错了。而如果你连一个目标都没有，就根本没有任何反馈机制来帮助你学习。所以，和那些前员工相处了一段时间后，我对“限制”这个概念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目前还在整理相关的写作内容，因此还无法像已经写就时那样深入透彻地阐述它。你用的词很有意思，因为“广度”与“限制”和“专注”之间，似乎存在某种悖论或矛盾。
这确实很有趣，你知道，这也是我对此产生兴趣的部分原因。因为在《Reigns》之后，人们问我的一个问题就是：你怎么知道什么时候该专注？对吧？这个问题其实正是由此引发的。因为最终你会拥有一个非常广泛的工具箱，而到了某个时刻，你必须将其聚焦到具体的成就上，对吧？你不想永远像个弹球一样到处乱撞——正如你说的，那就像你的“高光时刻”。
“高光时刻”，对吧？你最终总是要把精力聚焦到一个高光时刻上。这也源于我所说的“自我探索式研究”——你知道，所有研究本质上都是自我探索。对我而言，项目越大，比如写书这种对我来说属于大型项目的事情，就越难界定哪些内容属于研究范围。因为我在书中探讨的主题，从定义上来说，是无法给出完美答案的。比如自然与后天影响的平衡、技能的培养、应该在多大程度上追求广泛还是专精，以及何时做出选择等等。
所以我一直很难界定，哪些内容能放进这里。因此，我自己也想更擅长在自己的作品中学会运用限制。所以，对于这本书，我第一次明确地说，因为在我之前的两本书里，我写的篇幅都达到了标准书长的150%，然后不得不删减，因为我总是把所有我觉得有趣的东西都塞进去。这一次我说，我要提前规划好整体架构，强迫自己严格遵守。
我注意到的第一件事是，我通常不会按顺序写章节。写这本书时，我还是用老办法，打算直接从第五章开始写，因为我刚做完那部分的研究。但我很快意识到，这样做会打乱整个结构和后续内容，因为我留下了很多空白，不知道自己前面已经写了些什么。所以我不得不回过头来，从头开始按顺序写。
所以，现在，你知道的，在写作领域待了差不多20年之后，我突然有了一套全新的工作流程，而且第一次按顺序写作，这既有趣又有点吓人。同时，我也在写一个完整的篇幅。我第一次要交的书稿，长度终于和一本书的标准长度相符了。作为一名作家，你完全不担心人工智能吗？因为你知道，这些模型每周都在变得越来越智能。总的来说，你如何看待人工智能时代未来工作的图景？
感觉它会成为一种极具颠覆性的力量……你知道的，在职业规划方面，还有“我将来该做什么”这类问题上。我的意思是，它可能会影响到方方面面。不过，首先，我很喜欢玩弄这些技术。所以，我内心有几种相互矛盾的力量。也许它会……你知道的，我这个人好奇心很强。我大概每天都会玩四款不同的人工智能程序。但对我最有用的一款叫SCITE.ai。再次声明，我跟这些产品没有任何关联。
我只是个订阅用户。在SCITE.ai上，我可以输入一篇科学论文，它就会生成一张图谱，显示出所有引用这篇论文的其他论文，并尝试自动将它们分类为“支持”和“反对”两类。它还会非常贴心地显示目标论文在其他论文中被引用的具体片段。以前我得亲自去研究图书馆，一篇篇地翻阅论文才能找到这些信息。现在，原本要花一整天的工作，一小时就搞定了。
我就喜欢这样。如果这意味着我的书销量没那么好，但我能学到多10倍的科学知识，就我个人而言，这绝对是我愿意做出的取舍。我不是说每个人都应该愿意这么做，但我自己愿意。不过说到工作普遍受到冲击，嗯，我想，关于技术创新在过去如何改变工作模式，并没有一个单一的模式。但我喜欢用美国自动取款机（ATM）的出现作为一个例子，这个例子能让我很快地理解这个问题。
这件事发生在1970年左右，也就是现金自动存取款机出现的时候。我回去查阅了当时的新闻报道，上面写着大约30万名银行柜员会在一夜之间失业。但接下来40年发生的事情却恰恰相反：随着ATM机越来越多，银行柜员的数量也越来越多，而不是减少。这是因为ATM机让银行网点的运营成本变得更低。所以，虽然银行网点总数减少了，每个网点的柜员也减少了，但网点的总数实际上是增加了，抱歉，我刚才说反了。
但这份工作从根本上发生了改变：从处理重复性交易、重复性现金业务的人，转变为类似市场营销专家、客户服务代表，甚至可能是财务顾问的角色。他们的工作转向了更具战略性的目标，需要更广泛、更综合的战略技能。所以，如果我们能把那些需要大量重复性学习的内容外包出去，让人类更多地转向战略性工作，我认为这……
是件好事，对吧？想想看，我知道放射科医生——也就是处理医学影像的医生——常常出现在那些银行发布的报告中，名单上写着哪些职业会被取代。他们通常排在很靠前的位置，因为报告说技术可以很轻松地解读这些影像。放射科医生看看扫描结果，就能告诉你有没有得癌症之类的。没错，但首先，我还没听说过有人说哇，现在太多人能太容易地获得放射科诊断服务了，对吧？
我觉得我们其实是希望有更多这样的服务。大多数医生并不像《豪斯医生》里那样工作。你知道的，他们看到的大多数情况都是已经见过无数次的。我认为他们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是发挥战略性思维：嗯，这对患者意味着什么？我该如何与他们沟通？在患者的生活中，哪些治疗方案是合理的？他们又有哪些可行的改变方式？所以，我觉得如果能把工作重心转向这些方面，那就太好了。我不认为技术会取代这些医生。
我认为这可能会让他们转向更具战略性的角色，不再需要花费时间处理那些偏战术性的事务，而是能专注于更具战略性的工作。这一点在象棋中也能体现出来。比如，1997年IBM的“深蓝”在象棋比赛中击败了加里·卡斯帕罗夫，当时他注意到，当“深蓝”击败当时世界顶尖棋手卡斯帕罗夫时，表现得非常出色。而如今，你手机上的一款免费应用就能击败加里·卡斯帕罗夫。
他注意到，这台计算机在战术层面要强大得多。那些他曾耗费一生去记忆的微小棋步模式，计算机都能轻松应对。但他也发现，计算机在战略层面却没那么出色——战略指的是如何布阵以赢得整场战争。于是，他推动了他所谓的“自由式”象棋锦标赛，允许人类与计算机以任何组合形式参赛。而最终的获胜者既不是超级计算机，也不是特级大师，更不是特级大师与超级计算机的组合。
获胜者是两位业余棋手，他们带着三台笔记本电脑。他们既懂一些象棋，也懂一些算法搜索方面的知识，能够指导计算机该往哪个方向去分析。当时，在“深蓝”夺冠后的新闻发布会上，他们甚至无法深入分析自己的对局，因为他们的象棋知识还不够深厚。但我认为这其中的启示是：当战术部分被外包之后，首先，它改变了那些原本最擅长这项任务的人；其次，它促使人类转向更具战略性的层面。
所以，我认为我们需要做好准备，思考一个问题：我们可以把哪些工作交出去，从而让自己转向更具战略性的层面？我们又可能错在哪里呢？也许在战略层面，这些工具会比我们做得更好。我仍然认为，人类在决定这些工具的目标应该是什么方面，依然有其作用。那又是另一个层面的战略问题了，比如：我们希望生活在什么样的世界里？我认为在短期内，我们不会在这一角色上听从它们的指引。
不过，我想即便是去年，我和一些人围坐在篝火旁时，也看到了类似的情况。其中一人经营着一家生成式人工智能公司，另一人则是他的首位投资人，而他自己也曾从事过人工智能相关工作。他们两人技术都很精通，利益诉求也一致。其中一人说：“我们肯定能在三年内实现通用人工智能。”而另一人则说：“我觉得这不过是个被过度吹捧的玩具罢了。我平时用谷歌的次数还是更多。”
而这两个人拥有相似的专业知识，激励措施也一致。在我看来，这说明就连从事这项工作的人，也并不完全了解它的能力边界或它究竟在做什么。所以我认为，还有很多未知之处。有人曾这样向我论证：史蒂夫，你试着这么想。你面前有一个史蒂夫，他的智商是100。而在那面墙的另一边，还有另一个史蒂夫，他的智商是……
……一千。那么，你会给我安排什么任务，又会给他安排什么任务？你希望谁来送你的孩子上学？谁来回答你的问题？你会说，把所有事情都交给那个人。好，这就是他打的那个比方。他接着说，那你还剩下什么呢？好吧，即使真到了那一步，即使真到了那一步，我们仍然会面临比较优势的问题。因为这些模型极其耗能，对吧？
所以，你只会把能源分配给它们，让它们去做那些你真正希望它们完成的事情。因此，即使它们最终在所有事情上都比我们更出色，但由于能源并非取之不尽，仍然会有一些事情更适合由我们来做，而不是由它们来做，对吧？我的意思是，这种情况一直存在。你在自己的业务中可能在某些方面更擅长，但你并不会亲自去做，因为从比较优势的角度来看，你做这件事比做那些事更有价值。
所以我认为，即使它们真到了在所有事情上都比我们更出色的地步，人类仍然有其角色，但这会带来巨大的颠覆，对吧？说真的，最让我担忧的是……我去年在读一些关于历史上技术创新的资料。粗略地说，大概是这样：在30万年的时间里，我们活得像松鼠；接着在1万年的时间里，我们活得像农民；而最近的250年，一切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几乎每一代人都如此。
而适应这种变化一直很困难。我想，我曾以为工业革命——它最终让数十亿人摆脱了贫困——已经改变了一切。我以为，既然生产力大幅提升，工资和各方面收入也会随之水涨船高。但事实证明，有相当可靠的证据表明，生产力的提升和工资的增长之间，其实存在大约40年的差距。
这可不太好。在重大的技术颠覆与普遍繁荣之间，如果隔着一个长达40年的空白期，我认为我们真的承受不起。而这个问题之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解决，是因为在工业革命期间，大量人口涌入城市，他们环顾四周后发现：嘿，你遇到的问题和我是一样的。我们需要团结起来，采取集体行动。而我认为，如今的挑战在于，我们就像身处一座看不见的工厂里。
因此，要让人们采取集体行动就更难了，因为我们不再坐在一起共同应对这个问题。但我认为，我们需要开始作为一个群体去思考：这项技术很酷，但我们要明确它应该用来解决哪些问题，而不仅仅是因为它很酷就一味地开发它。我们到底想生活在什么样的世界里？我觉得我们需要提出这些问题。不过，我认为我们不太可能像你希望的那样，对这项技术加以有意识的引导。
那将会很遗憾。不过，我觉得一个积极的信号是，即便是那些通常容易夸大其词、总爱说“这将是史上最伟大的发明”（即使显然并非如此）的技术人员，如今在早期阶段也对这项技术发出了谨慎的声音。因此，我认为这也让其他人开始关注这些警示。但我绝不认为这就能让我们高枕无忧。这些警示让我感到担忧。
§05文稿 — 第 5 部分
哦，这正是重点所在。它们确实应该引起担忧。我认为，如果我们身处现状却一点也不担心，那情况反而会更糟。在你看来，你的研究中还有哪些最重要的观点是我们尚未讨论到的？在《运动基因》一书中，我认为我们尚未讨论到的最重要观点是：天赋的基准线，也就是天赋本身……假设你对某件事进行一项测试，而在此之前你并未接受过相关训练，我们就把那个结果称为你的天赋基准线。这个基准线有时与你通过训练获得进步的能力是相关的。
因此，由于人与人之间存在差异，训练就像药物一样。某种药物对你有效，但对我可能无效。训练也是如此。两个人接受完全相同的训练，最终却可能得到不同的结果。有时，你一开始的水平可以预测你进步的快慢，但很多时候情况并非如此。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我们通常是根据一个人当下的表现，或者在他真正有机会训练之前的基准表现，来判断其潜力的。
我认为科学表明，这种可塑性天赋甚至比基础天赋更为重要。因此，如果你想在人们有机会找到适合自己的训练方式之前就对他们进行评估，答案其实很复杂，因为这意味着人们必须尝试各种适合自己的训练方法。而这种可塑性才是最关键的天赋。我觉得这描绘了一幅与众不同的天赋图景。
好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作为雇主，我立刻想到，当我要为某个播客招聘制作人时，我不应该过多地关注……如果计划让他们与我共事十年，我就应该考虑他们的可塑性。是的，我本来想说，这取决于你需要他们多快上手。如果你需要了解他们今天掌握的知识，并且他们明天就必须用上这些知识，那是一回事。
但如果关注的是他们未来能成长到什么程度，你就不能简单地认为他们今天展现出的水平能预测他们未来的提升能力。那么，我们能衡量一个人的可塑性吗？我的意思是，在某些方面，比如他们的有氧能力，也就是身体能输送多少氧气，你可以很容易地衡量出来。事实上，一些早期的相关研究就是在这样的场景下进行的。我们让所有人都进行完全相同的训练，然后直接测量他们的生理参数。
在其他类型的认知测试和能力测试中，你也可以这样做。但如果你要考察的是某个特定任务，那就难一些了。如果你要考察的任务是根据你公司的具体情况量身定制的，我认为那就更难了，会更具主观性。我想你可以看看他们在职业背景下的其他生活领域，观察他们成长的速度有多快。当有人申请在我公司工作时，我会看他们的领英简历，尤其会关注他们晋升和跨部门调动有多快，因为这算是一个指标。
这当然不是最重要的因素，但当你点开某人的领英主页时，会看到他们最初是以实习生身份加入的，一年后就成了团队经理，再过一年升为团队总监，又过一年调到了另一个部门，再一年后成为了全球负责人。这时你就会想，天哪，这个人……在组织内部的发展路径非常顺利。而这本身就能说明一些问题。
他们之所以能继续发展，是因为有人在提拔他们，说：“那个人，升上去吧。”他们的团队基本上也在投票，认为他们应该成为管理者。他们具备快速学习的能力，尤其是当他们在不同部门之间调动时，比如从人力资源调到企业文化部门或其他岗位。我总觉得，如果他们展现出改变职业、快速晋升的记录，这会使他们更具适应性和可塑性。
这很有趣，因为这似乎与我们之前没谈到的一个关于“连续性创新者”的重要概念有关。这些人无论身处何地，都能持续为自己的组织做出创造性贡献，即使像我说的那样，他们不断变换岗位。这些人中，有一位名叫艾比·格里芬的女士，她是一位教授，和她的同事一起研究了这类人。下面这些描述他们的说法，几乎直接摘自她的著作。
他们是系统思考者，比同龄人读得更广泛；他们有动力去学习自己专业领域之外的知识；他们渴望与不同领域的专家交流；他们似乎总是在各种想法之间跳跃——这听起来通常不像什么褒义词；他们还会以新的方式重新利用已有的事物。诸如此类。从她的文字中，你几乎能感觉到她是在对人力资源部门的人说：“请你们注意，当你们把某个职位定义得过窄时，你们就注定会把这类人排除在外，或者迫使他们去别处发展，以培养这种广泛的能力。”
我不认为我们可以凭空创造出这样的人，但我相信，如果不允许他们在组织内部进行这样的流动，就绝对会扼杀他们的发展。因此，在招聘时，至少在我所接触过的组织中，那些不断自我革新、而不是被动等待被颠覆的企业，会预留一部分招聘名额。他们不会说：“我们需要一个明天就能填上某个固定职位的人”，而是会问：“我们想要什么，而那种东西是我们很难教给别人的？”
“那我们就去找具备这种能力的人，然后我们可以教他们我们擅长的部分。”举个极端的例子，苏格兰有一家投资公司。我曾花了一些时间与贝利·吉福德公司接触，那是一家非常成功的公司。我认为这个例子比较极端，但那里有人告诉我，他们不招任何有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的人。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完全排除这类可能性。不过，他们通常会这样说：“我们希望找到一个有这方面或那方面经验，或者具备某种思维方式的人。”
我们得去招聘那些具备这些能力的人，因为我们没法教他们这些。然后，我们可以在财务方面对他们进行指导。他们需要多花几个月的时间才能上手，因为我们得教他们。但问题是，我们为什么要去招聘那些我们最容易教的东西呢？我们应该招聘那些我们想要但又很难教的东西。然后，我们再去教他们。我认为那些寻求自我颠覆的企业，会一直留意这类人才。
不是每一次招聘都这样，但有些情况会这样。我非常喜欢您研究的一点是，您总是引用各种研究，而且这些研究特别引人入胜。我今天记下了您提到的许多不同研究。但有没有哪一项研究最让您感到惊讶，或者最彻底地改变了您的认知范式？关于预测的一些研究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关于预测所做的最著名的研究，是一个为期20年的研究项目，参与者需要对地缘政治、社会和技术事件做出预测。
他们总共收集了83000个概率预测，因为参与者必须在特定的截止日期前，对某一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做出具体的概率预测。比如，这件事在某个时间点前发生的概率是20%？没错。而且预测必须非常具体。比如，未来12个月内，南海地区发生军事冲突并造成至少五人死亡的概率是20%。
预测必须非常具体，这样才能判断谁对谁错。他们需要如此多的预测，是为了区分运气好与坏，以及技能与运气。结果发现，最差的预测者恰恰是那些专业领域最狭窄的人。当然，这些人对于产生知识并非不重要，但他们看待整个世界的方式往往只通过一种视角或思维模型。他们可能用整个职业生涯研究一个问题，并围绕这个问题来理解整个世界，基本上把所有事情都套进这个故事里。
在这项研究中，他们被称为“刺猬”，也就是只懂一件大事的人；而优秀的预测者则是“狐狸”，他们懂得许多小事情。有时……他们有自己的专业领域，有时则没有，但比他们知道什么更重要的是他们如何思考。他们会收集不同的观点，利用社交媒体和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提出自己的假设，并让别人来证伪它。
结果发现，这些人竟然是最出色的预测者。当他们将彼此组合成团队时，表现甚至更上一层楼，因为他们基本上采用了一种借鉴科学方法来检验自身想法的路径。这让我很惊讶：在许多情况下，这些看似随机的普通人，在一个与美国情报机构展开较量的竞赛中——那些机构拥有他们无法获取的机密信息——他们竟然轻松取胜。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绝不会相信这一点。关于预测能力的研究，也就是预见未来的能力，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主导这项研究的学者将这些人的眼睛比作“蜻蜓眼”。蜻蜓的眼睛由成千上万个不同的透镜组成，每个透镜都拍摄一张独立的图像，然后在蜻蜓的脑中将这些图像综合起来。因此，这些人会收集各种不同的观点，看起来或许有些困惑、模棱两可。
因此，他们可能并不适合当电视嘉宾。研究也发现，他们不会像那样直接说“事情就是这样”，比如“房地产崩盘即将来临”。他们在某些方面更为谨慎。他们或许不是那么出色的电视嘉宾，但却是极佳的预测者。这件事让我反思：就个人而言，我需要更多地逼自己走出舒适区。这是我从《Range》一书中得到的重要启示之一，同样，你的许多研究也表明：人很容易对自己已知的一切、自己的身份认同以及所做的事情感到自满。
事实上，这或许是我未来成功面临的最大风险，也可能影响我的自我实现。而这与我们的天性相悖——我们并不愿意主动将自己推向未知领域。是的。因为随着年龄增长，人们常说“老狗学不会新把戏”。我倒觉得，与其说是学不会，不如说是老狗根本不想学新把戏，它看不到学习新把戏的意义。说到这一点，在心理学所谓的“大五人格特质”中，有一个特质叫做“经验开放性”，而它对创造力的预测作用最强。
而在中年阶段，这一特质往往会稳定下降。但书中有一项我非常喜欢的研究发现：如果强迫年长者尝试一些新事物，比如数独之类的活动，即使他们并不擅长，只要这件事对他们来说是全新的，就能提升他们的经验开放性。因此，我们其实可以减缓经验开放性的下降，它并非不可避免。只要强迫自己去做一些不擅长、从未尝试过的新事情，就对大脑健康大有裨益。
这会让你感觉生命更悠长，因为我们的记忆是以一种“章节”形式运作的——每当你尝试新事物时，就像开启了一个新章节。因此，这会让你觉得生命流逝得没那么快。同时，它也能让你对新鲜事物的开放心态不会下降。所以，哪怕你并不打算精通，只是选一件新事情来做，我认为都很重要。说来有趣，我刚才提到，当我查看某人的领英资料时，低头发现了一篇领英自己做的简短研究报告，其中指出：判断一个人未来能否成为公司高管的最佳预测指标之一，就是此人在整个行业内从事过多少种不同的岗位职能。
所以这是领英做的研究，对吧？是的，研究对象大约是五十万名会员。有趣的是，当时我与领英联系，讨论这件事并试图获取部分数据时，我曾说，我觉得你们的产品可能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人们这样做，因为你们在展示“谁表现最出色”，而他们或许希望自己的职业轨迹看起来更清晰、更线性。是的，没错。
所以也许你们应该开发另一款产品，让用户可以在其中构建自己的故事，说明“我为什么转行”“我学到了什么”。那么，你能再总结一下那个研究结果到底是什么吗？其实差不多就是这样：在五十万名会员中，最能预测一个人未来能否成为高管的，就是他们在整个行业内从事过的不同岗位职能的数量。是在同一个行业内吗？
是在同一个行业内。也就是说，不换行业？对，不换行业。当然，换行业也有它的好处，那属于一些较低层级层面的因素，而且换行业在某些时候也确实有用。但要想成为某个特定行业的高管，关键是在该行业内拥有多种岗位职能经历。那这指的是同一行业内的不同部门吗？领英对“岗位职能”的定义是，你必须从事一些本质上不同的工作。好的，那请举个例子。
我的意思是，我想最简单的例子大概是：你从一名优秀的执行者，转变为一名管理者，去管理其他执行者，对吧？哦，明白了，这算是一种晋升。不过也不一定非得是晋升，但我觉得这个例子确实非常简单明了。或者以我的行业为例，从写作转向编辑，肯定算是一种转变——这其实融合了写作与管理两方面的工作。
但那是你所在行业里的一种旁路。旁路，是的，当然。我的意思是，有些人会……嗯，我想这取决于具体情况。有些人会那样看待，而且在某些地方这种情况正在增加，但我认为那是一种旁路。我发现的另一个相当令人震惊的事情，是你书中开始谈到专业化的一些危险时提到的内容。你引用了一项研究，该研究发现，如果心脏病患者在医生们都不在的时候入院，他们死亡的可能性反而更低。
我们可以把之前讨论过的一些内容跟心脏外科联系起来。这就是那项研究。我想，因为我在写到专业化的危险时，会意识到……专业化当然极其重要。在医学领域，如果说医学专业化，尤其是专业化的程度不断提高，在诸多方面并非不可避免且有益，那将是荒谬的。但我试图表达的观点是，它同时也是一把未被充分认识的双刃剑。以至于这两项由哈佛大学主导的研究发现，如果你在某个全国性心脏病学会议召开期间，因某些心脏疾病入住教学医院，而此时那些最受尊敬的专业专家都不在，那么你死亡的可能性反而更低。
这完全说不通。没错，这是一个不理想的结果。研究得出的结论是，这是因为这些研究人员或外科医生已经做过同样的手术太多次，以至于即使那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案，或者已有数据表明它不再有效，他们仍会继续那样做。心理学上把这叫做“Einstellung”效应，即你以某种方式解决过一个问题太多次，以至于即使问题已经改变，或出现了表明该方案并非正确解法的新数据，你仍会继续用同样的方式解决问题。
所以，这并不是说那些人不重要，但他们也是普通人。因此，他们也会受到“Einstellung”效应的影响。这再次说明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些多元化的组合。再回到外科领域，我们之前也讨论过分心与专注的问题。同样是那位研究人员做了一些工作，研究表明，如果你接受外科手术，而这项研究考察了98万例手术，那么如果手术当天正好是外科医生的生日，你在术后30天内死亡的可能性就会更高。
他们将这种现象归因于外科医生在生日当天分心的情况增加了。他们不知道这种分心是外部的还是内部的，但你可能还是不想……再说一遍，这些影响其实并不大。是的。但当影响累积到大量人群时，就会产生差异。要是这样的话，天哪，那可真可怕。所以，我今天学到的其中一件事就是，知识是一把双刃剑。对某一事物的深入了解，确实是一把双刃剑。
它可能成就你，但从长远来看，也可能毁掉你。这一点我深有同感，因为正如我们一开始聊到的，有很多领域我都非常了解，知道得很多。事实上，这正是我最大的诅咒。我必须想办法不断自我颠覆，并且始终假设自己是错的。不，不是总假设自己错，而是要始终认为，我今天很有可能是错的。
也许我昨天是对的，但今天却可能完全错误。我的意思是，我已经改变了自己年轻时的一些基本信念。回想起来真觉得奇怪，我读环境科学研究生时，曾坚信环境保护与科技进步是相互对立的。但现在我的想法完全相反。当然，我认为有些技术会破坏环境，但我确实觉得，环境的拯救离不开科技进步。
这关乎我们对世界的基本信念。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乐于更新这些观念。从职业角度来看，如果人工超智能和某种新型自由能源在各方面都做得比我们更好，那事实就是如此，我们将不得不以一种相当戏剧性的方式重新规划人生。但在那之前，我认为我们应该摒弃那种想法——我们大多数人只需经历一段学习期，然后就能靠那点训练成果安度余生。
你不必一直重新学习。大卫，我们这个播客有一个结束传统，就是上一位嘉宾……是的，是的，我知道。我很喜欢这个传统。我甚至想在朋友来访时对他们也这么做。真有意思。上一位嘉宾会给下一位嘉宾留一个问题。真有意思。哦，天哪。观察人们在我打开这本书时的肢体语言，真是太有趣了，他们会开始变得相当紧张。这太搞笑了。我今天已经问了大概一百个问题了吧。
而当我问到这个问题时，人们往往要花最长时间才能回答。于是我就想，难道这些问题真的比我的问题更好吗？不，不是的。不知为何，人们会感到紧张。那些其他问题对我来说都是再熟悉不过的事情了，就像要从脑海中的三件事里选一件说出来一样。而这个问题呢，你甚至不知道该想什么。是啊。你最喜欢的三明治是什么？我开玩笑的。不过说到底，我也不知道答案是不是这个。
我会起来的，很简单。不，其实比这难得多。问题是：你最大的恐惧是什么，你打算如何面对它？我有一种倾向，我觉得在某些方面是好的，也和我之前说的一些话相符，但在某些方面又不好，那就是总喜欢重新开始很多事情。有时这意味着把那些即使进展顺利的东西也毁掉。过去，我想我在一些个人关系中也有这种倾向，我无法接受某件事进展顺利，总觉得它必须改变或变得更好。
结果导致我有时毁掉了一些个人关系，对此我感到很羞愧，也很后悔。我甚至在自己的工作生活中也看到了这一点。我其实很珍视这种倾向，因为它最终让我做出了许多新颖的事情。但几乎就像我无法……这也有好处，因为我的第一本书出版后，人们说：“你要把自己塑造成一个运动基因专家。”我心想，不，那对我来说已经彻底结束了。甚至在它出版之前，对我来说就已经结束了。它对我来说已经结束了。
这促使我去做了其他一些有趣的事情。但我有时会担心自己是不是有这种病态的关系模式：为什么我就不能接受某件事是好的，然后让它保持好呢？在工作生活中，这种担心要少得多。不过在工作方面，我确实有点担心自己总是想毁掉一些东西然后重新开始。但比起工作，我更担心的是在友情这样的关系中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我知道自己过去都做过些什么。
我想我现在处理得更好了。但考虑到我今后的人生价值观，我不想……你知道的，有几段对我极其重要的关系，都因为一些本可以避免的事情而消失了，因为我当时想：如果它不完美，那就毁掉它吧。我觉得那是一种非常具有破坏性的冲动。你内心的那种东西是什么？它到底是什么？它从何而来？我不知道，我想那是一种总想成为、不断成长的冲动，一种喜欢重新开始并追求进步的感觉，而我觉得这种感觉令人沉醉。
但我认为这并不一定适用于个人关系。因此，有一个价值观是我非常想培养的。我读过一本在哲学上影响我的书，书中主要探讨所谓的“叙事价值观”。这些价值观是跨文化、客观存在的，是人们所珍视的东西。比如英雄主义，对吧？还有忠诚，这些在其他文化中人们也很看重。而主观上，你也会被某些价值观吸引。我认为在很多文化中都被重视、而我也很欣赏，但自己却做得不够好的一点，就是宽恕。
所以我的计划就是，把宽恕这个叙事价值观融入我的人生故事里，努力成为一个更懂得宽恕的人。因为我在这方面做得不好，需要把它练好。我担心自己可能练不好，但我真的想做到。嗯，我们总在学习，不是吗？而这正是你工作的核心所在——如何变得更善于学习。显然，你在这方面已经展现出了学习能力。我认为学习的第一步，往往就是意识到我们存在问题或需要解决的事情，就像你在《实验》一书中说的那样。
而你的书之所以如此精彩，是因为它们提供了一种完全原创、富有挑战且非常规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你确实深入探讨了许多我们早已接受为人生信条的东西。如果我们接受了这些信条，而它们又是错误的，那么无论短期还是长期，它们很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对我们造成了伤害。这正是我觉得你的作品如此重要的原因——在很多方面，它为我们早已接受的那些观念提供了一种反叙事。
而且你确实付出了额外的努力，尽管这大概会让你很头疼。我敢肯定，因为和我交流过的许多作者，并不会多花功夫去探究我们被告知的事情是否属实。归根结底，这是一种手段，而最终目的是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在任何领域、按照自己对那些词语的定义，过上更优化、更充实、更幸福、更有成效的生活。所以，感谢你，大卫，感谢你一直在做的工作。
我非常期待阅读你接下来创作的任何作品。你正在写一本关于“限制”的书。我几乎可以肯定，如果它像《范围》和《运动基因》这两本一样，那它一定会成为我读过的最重要的书之一。所以，谢谢你。这真是一句美妙的赞美，我不想再多说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