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性的角色、责任，以及构建充实人生的选择｜Scott Galloway

Scott Galloway：这就是目标。目标就是被拒绝，因为你一定会遇到拒绝。等你去尝试之后，我会给你打电话。你可以发短信告诉我：“我去尝试了。”“被拒绝了吗？”“是的，被拒绝了。”这正是重点，这就是目标。因为你所钦佩、认为做得很成功的人，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他们要成为全球最受欢迎的十档播客之一，要找到品格比自己更好、也更有魅力的伴侣，要赚到远超自己想象的钱，都经历过无数次拒绝。让他们走到今天的，只有愿意预料到拒绝、并坚持下去的韧性。

Andrew Huberman：欢迎收听 Huberman Lab 播客，我们在这里讨论科学，以及适用于日常生活的科学工具。我是 Andrew Huberman，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神经生物学和眼科学教授。今天的嘉宾是 Scott Galloway。他是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教授，也是全球领先的公众教育者之一，擅长讲解如何设计更明智的人生，包括财务、人际关系，以及今天也会谈到的社会政治环境。今天我们主要讨论男性气质，以及年轻和年长的男性——以及两者之间的所有年龄段——如今在工作、人际关系和健康方面面临的角色与责任。我们不只会回顾数据。你会听到统计数据，Scott 非常重视定量证据，这很重要；但他也会分享一些明确、可执行的日常步骤，帮助你在工作、人际关系和财务方面取得进展。我们还会对酒精、大型科技公司和社交媒体究竟是否有益等问题展开讨论，也会谈到单亲母亲家庭、离婚带来的影响，以及更广泛的男女关系动态。因此，今天的节目会探索许多我原本没预想到的话题，但也非常注重实际行动。Scott 会清楚说明你每天可以、甚至应该做些什么。这些不是简单的清单或窍门，而是来自他的知识、数据和深入思考、并反映当今现实的有效工具。很感谢 Scott 抽出时间进行这场谈话。你会发现我们很多观点一致，也有几处意见不同。他思想深刻、非常聪明，而且显然关心他人。今天他也慷慨地为你提供了一些坦率、甚至严厉但有价值的建议。开始之前，我想强调，这档播客与我在斯坦福的教学和研究工作相互独立。不过，它确实体现了我希望向公众免费提供科学及科学工具信息的努力。秉持这一宗旨，本期节目包含赞助商。下面开始我与 Scott Galloway 的对话。Scott Galloway，欢迎。

Scott Galloway：谢谢你，哥们。很高兴见到你。其实我开车过来时有点紧张。我喜欢你、尊敬你，还在想自己为什么紧张。我真的很希望今天表现好。上次有这种感觉，还是去参加 Rich Roll 的播客时。和你一样，我很喜欢也很尊敬 Rich，当时也想着自己一定要表现好。总之，很高兴来这里。

Andrew Huberman：哎呀，很高兴你来。

Scott Galloway：尽管我有点紧张。

Andrew Huberman：你这么一说真有意思。我刚才来这里时也在想，我很敬仰 Scott。

Scott Galloway：哦，谢谢。

Andrew Huberman：我尊敬你。我们之前有过一次交谈，最后聊了很久。我一直很期待能向你学习——

Scott Galloway：谢谢你，哥们。

Andrew Huberman：……和你坐下来聊聊。

Scott Galloway：好。

Andrew Huberman：所以今天这档播客，我要做一件和以往不同的事：有个问题——

Scott Galloway：嗯。

Andrew Huberman：……像我马上要问的这种问题，通常我会在镜头外问。

Scott Galloway：好的。

Andrew Huberman：今天我想在镜头前问。来这里的路上我想到，我们俩都属于某个年龄段。你多大了？

Scott Galloway：我11月就满62岁了。

Andrew Huberman：62岁。哥们，你看起来状态真好。

Scott Galloway：谢谢，哥们。

Andrew Huberman：如果时间允许，你可以聊聊自己的健身情况。我50岁了。我意识到我们可能会面临一个风险：我16岁、20岁、30岁时，确实想获得知识——

Scott Galloway：嗯。

Andrew Huberman：……甚至想听长辈的智慧，但我也很确定，他们并不了解我那个年纪、那个时代是什么感受。因此我意识到，无论我们自以为知道多少，我们都不知道16岁、25岁、30岁或40岁的男性生活是什么样。今天我们也会谈到女性——

Scott Galloway：嗯。

Andrew Huberman：……不过大概主要还是男性，以及他们在2026年面对的处境。那我们该如何在这样的讨论中处理这个问题？我想问问你怎么看。你的许多内容和教学都讲永恒不变的道理，但当下也发生了许多新变化，不只有痛点，也可能有新的机会。我们真的了解年轻一代正在经历什么吗？应该怎样传递信息，才能真正对他们有帮助？显然，这也是我们两人都希望今天的谈话做到的事。

Scott Galloway：就像你说的，如果你不是16岁，也不知道16岁的人正在经历什么，就不可能完全理解他们。你们是滑板爱好者；我16岁时，回家后要么等妈妈回来之前看动画片，要么就冒险出门找朋友、做些事情。如今，家里有太多诱惑：大科技公司、口袋里的赌场、口袋里的 Netflix、口袋里的色情内容。要理解他们经历的事情确实很难。我认为第一步是承认自己不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然后转向数据，因为有人在研究这些数据。我会用数据来检验自己的偏见或未经充分了解的判断。我会寻找可靠的人和研究，用它们来补充认识。另外，我有两个儿子，15岁和18岁。我经常问他们、观察他们，也常和他们待在一起，因此会逐渐了解一些情况。但首先，我们要愿意接受别人提出异议。偶尔有人在评论里指出问题，如果这话真的刺痛你、让你不高兴，往往是因为他说对了，碰到了你的痛处。我努力保持开放，愿意学习，也愿意承认自己错了。

Andrew Huberman：你认为所有男性——无论三条、五条还是十条——都应该努力做到哪些事，才能过上好生活？不是只在某个特定角色中表现出色，而是你认为构成良好人生的主要“营养成分”是什么？

Scott Galloway：嗯。

Andrew Huberman：……才能成为健康、快乐、充实的男性？

Scott Galloway：我认为每个人，不只是男性，都需要一套行为准则。你每天会面对数百个决定；总体来说，你要尽量比同龄人作出更多好的决定。准则会有帮助。有些人从宗教、军队或紧密的家庭关系中获得准则。我最早是在第一份工作中学到的。我在摩根士丹利工作时，那里有一套专业标准；在 UCLA 参加体育运动，也让我建立了准则。如今有很多迷失的男性，我在想，男性气质是否能成为一套准则，或某种值得追求的男性气质，让出生为男性的人更容易投入其中。我也想说明，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并不只属于出生为男性或女性的人。我喜欢更具女性气质的男性朋友；我的亲密朋友会照顾我，也更有养育关怀的一面。但我认为，如果年轻男性觉得自己可以培养一些积极的男性特质，这能成为他们的行为准则。我把它粗略归纳为三个很简化的特点。第一是供养者。我不是在描述世界现在的样子，而是在说世界理应怎样。我认为每个年轻男性都应该有计划，并假设自己未来某个阶段需要成为家庭的经济支柱。有时，这意味着不妨让更擅长赚钱的伴侣发挥作用；如果伴侣的经济发展更快，也可以由自己承担更多家务或情感劳动。我的伴侣有孩子时，她在高盛工作，收入比我高。我刚成为纽约大学的学者，年薪16万美元住在纽约，这听起来很多，但其实并不算多；她的收入明显更高。所以我努力多承担家务、补上缺口，也负责家庭财务。但从一开始就要找到计划，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成为有经济贡献的人，这很重要。无论我们是否愿意承认，从自尊、性吸引力以及部落或社会的评价来看，男性往往会被不成比例地依据经济能力评价。因此，尽早制定计划很重要。你以后不一定非得按原计划走。我不是说你一定要去哈佛，再到高盛工作；也许你会去职业学校，学习安装节能暖通空调系统，但你需要有个朝着目标前进的计划。第二是保护者。想想最具男性特征的职业：消防员、警察、军人；它们共同的概念是培养技能和力量，以保护他人。我觉得自己最有男子气概、最满足的时刻，是夜里觉得家人受到保护的时候：孩子睡着了，伴侣感到被爱和支持，我也希望通过合作和经济能力为他们创造温暖、舒适的生活，让他们能专注于对自己重要的事情。不幸的是，有些我们应该仰望的男性——无论是总统，抱歉我还是谈到政治了，还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天然会被视为男性榜样，但他们似乎跳过了保护者这一环。挣钱只是手段，最终目的是保护他人。我觉得这才是世界上最有满足感的事。第三是创造后代者。我认为我们应该停止妖魔化年轻男性对关系和性的渴望。年轻男性想要性关系，可以成为激励自己变得更好的强大动力。它像火，可能极具破坏性；但如果把它放在钢制外壳里，用火花塞引导，就能推动巨大的进步。我常讲一个故事：我在迈阿密 Raleigh 酒店，看到一位很有魅力的女性。当时是大白天，没有酒精壮胆，我没有信心上前搭话，但我答应自己会去。后来我出去取代客泊车取来的车，坐在车旁边，心想：“天啊，你真是个胆小鬼。”于是我跑回去，走到她面前说：“你好，我叫 Scott，你从哪里来？”长话短说，18个月后，我们儿子出生了，中间名就叫 Raleigh。Andrew，我看到她时，想的不是“我真想降低汽车保险费”，而是“我真想和她发生性关系”。我认为，如果引导得当，年轻男性对关系和性的渴望，会让人想成为更好的男性。培养善意的习惯，表现卓越。拜托，至少要洗澡。锻炼身体，做好计划，保持韧性和毅力，追求卓越。总之，就是供养者、保护者、创造后代者。我觉得自己在书里有所遗漏，也很希望听听你的回应，因为我愿意接受批评。首先，这些做法对我有用，但许多年轻人可能会有不同形式的男性气质，不一定需要经济稳定或找到伴侣。还有一个我真正遗漏的部分是服务。我认为，每天做什么、男性气质如何体现，有个很好的问题或替代指标：你是在追求关注，还是在为他人服务？Richard Reeves 算是我在这方面的导师，他给过我的一条检验标准是“剩余价值”这个概念。有些人生来是男性，到死却从未真正成为男人。这与宗教仪式、年龄、某种经历或成年礼无关，而是看你是否能有一天诚实地看着镜子里的自己，说——

Scott Galloway：我创造了剩余价值。我带来的税收和就业机会，比我消耗的更多。在美国，每个人都会消耗税收资源。我听别人抱怨的时间比自己抱怨的多，对吧？我爱别人的程度超过别人爱我的程度。我想我直到四十多岁才真正成为一个男人，因为我过去用资本主义的方式经营关系：总想得到更多。我希望女朋友对我比我对她更好；我希望工作给我的报酬可能超过我的贡献。后来年纪渐长才明白，整件事的关键是创造剩余价值，做更好的朋友、更好的伴侣。我投入孩子身上的一切，他们永远不可能等量回报。贺曼频道和保险广告会告诉我，总有一些时刻能让我感受到回报，我确实也有那种感受。但我的孩子不会凌晨两点醒来担心我，他们不会，对吧？我会对他们说：‘你们现在创造的是负价值。’这话得说清楚。你们上着这么好的学校，身边都是有才华的人，却仍在创造负价值。我和你们妈妈一直在为你们投入，这些投入你们根本不可能偿还。我终于明白，整件事的关键就在这里：Andrew，我终于走到了创造剩余价值的位置。抱歉我说得有点乱。供养者、保护者、生育者。你追求的是服务他人，而不是吸引注意吗？你真的能说自己创造了剩余价值吗？

Andrew Huberman：我们先暂停一下，感谢本期赞助商 David。David 制作的蛋白棒与众不同。最新的 Bronze Bar 每根含 20 克蛋白质、仅 150 卡路里，糖含量为零。我得说，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蛋白棒；这些年我尝过很多种。新款 David 蛋白棒以棉花糖为基底，外层裹着巧克力，味道非常出色。当然，我也吃普通的天然食物，包括肉、鸡肉、鱼、鸡蛋、水果、蔬菜等等。但我也会特意每天吃一两根 David 蛋白棒当零食，这样更容易达到每磅体重摄入一克蛋白质的目标，也让我能摄取所需蛋白质，同时避免摄入过多热量。我喜欢 David Bronze Bar 的所有口味，包括曲奇面团、焦糖巧克力、双重巧克力和花生酱巧克力。它们吃起来都真的像糖果棒。再说一次，味道很棒，而且不含糖，每根只有 150 卡路里，却有 20 克蛋白质。如果你想试试 David，可以访问 davidprotein.com/huberman。目前 David 有优惠：购买四箱，第五箱免费。你也可以在亚马逊，或 Target、Walmart、Kroger 等商店找到 David。再说一次，访问 davidprotein.com/huberman 购买四箱即可免费获得第五箱。本期节目也由 Wealthfront 赞助。在市场不断波动、新闻纷乱的当下，人们很容易对如何储蓄和投资感到不确定。Wealthfront 提供一套方案，帮助你掌控资金并管理风险。近十年来，我一直信任 Wealthfront 来应对这种波动。通过 Wealthfront 现金账户，我可以从合作银行的存款中获得 3.3% 的年化收益率（APY），并知道这笔钱会持续增长，直到我准备好消费或投资。Wealthfront 的一项功能是可以随时向符合条件的账户即时、免手续费提款；这意味着我可以把钱转到需要的地方，不必等待。当我准备从储蓄转向投资时，Wealthfront 也能让我顺畅地把资金转入其专家构建的投资组合。限时优惠期间，Wealthfront 为 Huberman Lab 听众提供三个月、比基础利率高 0.75 个百分点的 APY 加成。这意味着最高可在 150,000 美元存款上获得 4.05% 的浮动 APY。已有超过一百万人信任 Wealthfront，以更有信心地储蓄、提高收益并积累长期财富。如果你想试试 Wealthfront，可以访问 wealthfront.com/huberman，领取加成优惠并立即开始赚取 4.05% 的浮动 APY。网址是 wealthfront.com/huberman。本内容是 Wealthfront 的付费推荐。客户体验可能有所不同。Wealthfront Brokerage 不是银行。基础 APY 数据截至 2026 年 1 月 30 日，且可能变化。更多信息请查看本期节目说明。

Andrew Huberman：我很喜欢这些内容，没什么要补充的。我有两个问题，还有一点感想。我的感想是，你一开始说，每天都要不断作出选择；与同伴相比，你希望自己作出的好选择多于坏选择。我觉得这是理解进取心的绝妙方式，我从没听人这样表达过，所以我真想把这句话加粗、加下划线，再高亮给所有人看。无论是八年级学生、十二年级学生、大学三年级学生，还是四十岁的男人，都要比身边的平均水平作出更好的选择。不过这里有个问题——我想补充一个保留意见。大多数人可能不记得了，但我认为《杰瑞·斯普林格秀》之所以那么受欢迎，是因为人们喜欢盯着那些过得比自己差的人看，这样就能轻松地待在原地。

Andrew Huberman：是啊。

Andrew Huberman：那么，一个人在努力每天作出更好选择时，可以把谁作为比较对象？你刚才的第一句话触及了很深的智慧。我想知道该以谁为参照，又该如何理解这个参照？你研究市场，也了解市场。在一天的生活中，当我们试着让较好的选择多于较差的选择，并与平均水平比较时，市场中的参照点是什么？

Andrew Huberman：我认为有一点非常重要。你刚才谈到了一些榜样和参照。首先，我认为有个迷思需要打破：成功就等于剥削。现在存在一种很不健康的时代风气，尤其在极左派中，似乎认为任何非常成功的人都在剥削别人

Scott Galloway：我认为我们得戳破那种说法，告诉人们应该努力取得成功。当然，成功对不同的人可能意味着不同的东西。我并非在有钱的环境中长大，所以在我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里，成功就是努力获得经济保障。经济上的焦虑一直困扰着我和母亲，仿佛有个幽灵跟着我们，不断告诉我们不值得拥有更好的生活。因此，我一直把那些已经实现经济成功的人当作榜样。每个人都得自己选择榜样。我过去以为，男子气概就是别人没给我应有的尊重时，当面顶回去。有人开车加塞，我就觉得自己得加速超过他，再抢到他前面；达美航空柜台的工作人员态度不好，或者正忙着，我也会冲着人家发火，像是在说：‘你知道我是 1K 会员吗？’其实一个不错的参照，就是你欣赏的那些男人；这样的人到处都有，他们也许能承受挫折，明白别人可能只是今天过得不顺。你刚才说的话让我想到，我前面讲的其实都很抽象，有些主题未必能直接付诸行动，所以我想把它落到更具体的层面。就像我们刚才在录音外聊到的，我通常会同时指导两三个年轻男性。他们确实需要指导，正面临困难，多数人可能还住在家里。他们不是那些上过布朗大学、如今在高盛工作的人。我想分享一些更实际的做法，作为成功或取得进步的参照。第一件事，也是第一个小技巧，是我会说：‘解锁手机，我要看看。’他们会有点紧张。为了让气氛轻松一些，我会先说：‘好，我告诉你两件事。’第一，我会赌博；我不在 FanDuel 上下注，而是交易期权。我知道这很蠢，也知道长期下来会亏钱。我很聪明，也喜欢市场，但那种多巴胺刺激太诱人了，所以我会卖出看涨期权和看跌期权。我也看色情内容。61 岁还说自己看色情内容有点尴尬，但我确实还在看。我把这些告诉他们，他们就会放松些。我再打开他们的手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势。许多年轻男性若按传统西方资本主义的标准算不上成功，他们的优势就是资本，具体来说是人力资本：他们有时间。大约五到七分钟内，我就能从 TikTok、X、色情网站、赌博网站、YouTube 上找到八个小时。我会说：‘我们就找出这八小时。你告诉我，准备从哪里省出这八小时。下周我来检查，然后把这份时间资本重新分配到三件事上。’第一件事是练得非常强壮。我认为最好的抗抑郁办法就是举铁、增加一些肌肉，或者去跑长距离。我开玩笑说，30 岁以下的男人都该努力做到：走进任何一个房间时，心里知道如果真遇上状况，自己能把所有人打倒吃掉，或者跑得比他们都快。体能有不同形式：可以练速度、柔韧性，也可以练力量；但没有理由完全不练。男性身体有更高的骨密度、更多的快速收缩肌纤维，以及你常谈到的、覆盖全身的奇妙物质——睾酮。等你到了我这个年纪，可能会回想：‘我当年为什么不练得更快、更精干、更强悍、更有力量？’所以我们至少每周锻炼三次。第二件事是要赚钱，而且我希望你在家门外赚钱。做 Lyft 司机、接 TaskRabbit 的活都行；Panera 每小时 18 美元招人，但接受工作的人中，十个只有一个第一天真的来上班。只要认真去做，就能挣到还不错的钱。尝到赚钱的滋味很有意思，因为你会开始学习怎样赚更多钱。如果想赚大钱，除非你足够幸运，生来就有富裕父母，否则可以先从赚一点钱开始，逐渐摸清资本主义怎么运作。最后一件事是每月至少三次，把自己放到一个团体环境中，和别人一起努力做成一件有意义的事：非营利组织、教会团体、体育联盟、写作俱乐部都可以。接下来是第二阶段，我称之为‘主动接触’。比如：‘嘿，要不要一起看喷气机队的比赛？’这是在表达友谊。如果你足够自在，也可以在让对方感到安全的前提下表达浪漫兴趣：‘有空一起喝杯咖啡吗？’目标就是得到拒绝，因为你会被拒绝。我会在你主动邀约之后打电话给你。你会发短信说：‘我主动约了。’我会问：‘被拒绝了吗？’你说：‘对，被拒绝了。’这就对了，这正是目标。你所欣赏的每一个人、你觉得做得很成功的每一个人，我能保证的是，他们一路上经历过大量拒绝：无论是把节目做到全球前十的播客之一，找到品格比自己更好、也更有魅力的伴侣，还是赚到自己从未想过能赚到的钱。让他们走到那一步的，是愿意预期会被拒绝，并有耐心承受拒绝。遗憾的是，大型科技公司用算法让你相信，毫无阻力的生活才是好生活，你不必忍受任何拒绝。结果是，你缺少坚持下去的能力，也没学会认识到自己其实没事。第二天我会问年轻人：‘你还好吗？’他们说：‘我很沮丧。’但你还是没事。如果一位 30 岁以下的男性每周锻炼三次、每周在家外工作 30 小时，并参加志愿服务，立刻就能超过所有年轻男性中的 92%。抱歉我说得有些杂乱，但我很讨厌‘非自愿独身者’运动（incel）。纵观历史，大多数男性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处于非自愿独身状态。年轻男性很少有比性更想做的事；但按我这里引用的历史数字，男性中只有 40% 留下后代，女性则是 80%。所以没有男人天生就有繁衍后代的权利。在西方，这个比例如今其实已经达到 75%。现在年轻男性拥有的自主权比以往更多。如果你做到这些——在家外工作、锻炼身体、保持善意并服务他人——你就会立刻进入年轻男性中的前十分位。身处这个群体，久而久之，我可以保证你会从‘非自愿独身’变成‘自愿独身’，而这很棒，因为你会建立一段关系。许多研究显示，30 岁以下的男性从亲密关系中获益可能比女性更多，但这一年龄段的男性只有三分之一处于恋爱关系中，女性却有三分之二。你也许会想：‘Scott，这在数学上不可能。’其实可能，因为女性会和年龄更大的男性约会，她们希望对方在经济和情感上更成熟可靠。回到更具体的建议：保持健康、开始赚钱、制定计划，并参与和他人共同完成的事情。我认为，对抗抑郁或自我感觉糟糕的终极方法，是开始帮助别人。还要始终记住——这很难做到——对年轻男性成长构成最大威胁的，是大型科技公司。它们是拥有数万亿美元的魔鬼、敌人、反派，仿佛邦德电影里的恶棍。它们每秒用 AI 做上百万次尝试，想办法让你每天多在手机上停留一秒，把你从人际关系中隔离开，因为这样能提高股东价值。标普 500 指数中有 40% 来自十家公司，它们唯一的使命就是把你的时间变现。不幸的是，这些公司的人未必是坏人，但他们的做法导致一批——而且规模并不小，是数百万——男性正在变成一种新的、反社交又缺乏性关系的群体：他们 30 岁时醒来，觉得自己过着毫无阻力的生活，住在家里，肥胖、焦虑、抑郁，却从未培养出在职业和个人生活中取得成功所需的技能。因此，大型科技公司不是你的朋友。如果你不学会调节自己使用大型科技产品的方式，无论是 Instagram 还是 YouTube，你就会落入陷阱，最终与人隔绝，无法培养建立人生最重要事物——关系——所需的能力。

Andrew Huberman：关于大型科技公司我有两个问题，我想稍微提出一点不同看法——

Scott Galloway：当然。

Andrew Huberman：……我对大型科技公司提出异议并不是因为害怕它们。我在硅谷长大，所以我——

Scott Galloway：而且你在斯坦福任职。

Andrew Huberman：……没错，我和它们的关系难免有所不同。

Scott Galloway：是。

Andrew Huberman：我不是在炫耀人脉。我恰好和一些经营这些公司的人，或担任第二、第四把手的人关系很近，有些人本身就是公司负责人。先说一位我从未见过、但你刚才提到的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埃隆·马斯克。

Scott Galloway：对。

Andrew Huberman：坦白说，你在谈到保护者的重要性时点名批评他，我有点惊讶。

Scott Galloway：嗯。

Andrew Huberman：我理解政治方面的因素。我们先——

Scott Galloway：对。

Andrew Huberman：……暂时先不谈特朗普。他是个极具争议的人物。你愿意的话我们可以谈，但我知道你对他的立场。不过你把埃隆说成一个不保护他人的人，让我很惊讶——

Scott Galloway：嗯。

Andrew Huberman：……因为我觉得埃隆看起来非常爱自己的孩子。他安排家庭生活的方式和多数人不同——

Scott Galloway：嗯。

Andrew Huberman：……但他显然有能力照顾他们，也致力于推进大型项目。

Scott Galloway：嗯。

Andrew Huberman：比如他在 Neuralink 上的产出简直超人，而这正是我最熟悉的领域。

Scott Galloway：嗯。

Andrew Huberman：对吧？进展惊人，而这还只是 SpaceX、Neuralink、Tesla、X 等项目中的一个。所以我想知道，究竟是什么让你——

Scott Galloway：当然。

Andrew Huberman：……认为他不是保护者？我不觉得他缺乏保护者的一面。

Scott Galloway：对。

Andrew Huberman：我不确定他在私人生活中是不是某种意义上的保护者，但我不了解他的私人生活。不过从他保护人类物种的动机来看——

Scott Galloway：对。

Andrew Huberman：……我个人相信，他想去火星的愿望是真诚的——

Scott Galloway：嗯。

Andrew Huberman：……这是为了给人类留一个选择。所以我认为他是保护者。说这话可能会惹恼很多人，但这不代表我认同他所说、所做的一切。我觉得他是历史上一个很了不起的人物，他的想法像是：‘如果地球出了问题，我们就去火星。’而且，‘去火星本身也很酷。’

Scott Galloway：我觉得你的观点完全合理，也补充了必要的细节。我们来谈谈埃隆·马斯克吧。如果我有一个红色按钮，按下后就能让大型科技公司或埃隆·马斯克消失——像加西亚·马尔克斯小说里的人物那样飘走，但不死，只是从未存在过——我不会按。我认为大型科技公司和埃隆·马斯克总体上给世界带来的好处大于坏处。我们会更快转向电动汽车，也会更快抵达火星，这都与他有关。他推动了电动车竞赛，这对世界有益。问题在于“总体”二字。就男性气质和年轻男性榜样而言，他在极具进取心、敢冒风险、不理会杂音、专注如激光、讲出精彩故事并吸引资本方面，可能是最好的榜样之一。无可否认，他非常鼓舞人心。但我认为，关键在于：如果你成了世界首富，你的责任就转向保护他人。我认为他不是很好的榜样，也没有很好地让年轻男性相信保护和照顾他人的重要性。我觉得他在网上的表现常常是向弱者出拳。他说某人坏话时，我知道后果是什么：我有钱，不依赖任何一个人的评价，所以我承受得住；可他若批评你、给你起难听的外号，他的一亿两千万粉丝就会来围攻你。一般而言——尤其对男性来说——绝不要向弱者出拳。我自己也会公开攻击别人，这里其实也是在批评埃隆·马斯克，说某人不是好榜样，本身就是人身批评。但我绝不会攻击比我明显弱势的人。我发现唐纳德·特朗普和埃隆·马斯克这类人并不介意向弱者出拳。所以回到原点：他总体上是否对世界有益？我理解你的观点，甚至会说是的。但他也应该为自己的幸运和影响力负责。我受不了他在网上嘲讽美国和政府。看看世界上最成功的公司：我们现在所在的美国西海岸沿线到处都是，从圣迭戈的高通、这里的 SpaceX 和 Snap，往北有 Salesforce、Meta、Google，再往北是 Amazon 和 Microsoft；到加拿大边境就停了。再往北，得一直到 Lululemon 才找到一家数十亿美元级公司。回到南边你在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任教的地方，那里有那些优秀公司；再往南停了，得走七千公里到布宜诺斯艾利斯才有 Mercado Libre。美国有某种特质，能创造令人难以置信的机会，造就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我认为这些科技巨头完全不感激美国付出的牺牲和建立起来的制度，却最先在网上嘲讽政府、抱怨监管和各种阻碍，这尤其让我恼火。但我也承认你的观点：整体而言，埃隆·马斯克和大型科技公司对世界是净利好；不过，我们仍应该追究他们的责任，问问他们蒙受如此多恩惠时，为什么还要做这些事。

Andrew Huberman：这就触及一个我认为极其重要的问题：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公众人物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几乎都可能公开。

Scott Galloway：是。

Andrew Huberman：当然不是全部，不过——

Scott Galloway：很多。

Andrew Huberman：……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多，部分原因是他们自己分享了更多生活细节。并非只是有人挖出这些事；他们会谈论公司，也会在网上和前任争论，有时还会看到他们的孩子和为人父母的一面。我父亲是第一代移民，来自阿根廷，后来成为科学家。他常说，在美国走进教授或商人的办公室时——

Scott Galloway：嗯。

Andrew Huberman：……你会看到一张朝外摆放的家庭照片。

Scott Galloway：嗯。

Andrew Huberman：他说这很奇怪。在阿根廷，你会把妻子和孩子的照片——

Scott Galloway：对，朝里。

Andrew Huberman：……还有狗的照片朝里放。那是你的私事，不会分享——

Scott Galloway：对。

Andrew Huberman：……给走进办公室的人看。谁会这么做？

Scott Galloway：对。

Andrew Huberman：回头看，过度分享在美国商业界由来已久，到了网上当然更加明显。比如埃隆；但还有一位截然不同的榜样，也是我的好友 Jocko Willink。

Scott Galloway：嗯。

Andrew Huberman：他非常了不起，是一位真正的战士。

Scott Galloway：是。

Andrew Huberman：他是很棒的父亲和丈夫。我认识他的家人。他在很多方面都是很了不起的人，也像许多年轻时没能遇到的那种强硬足球教练。

Scott Galloway：是。

Andrew Huberman：我想这就是人们愿意追随他的原因之一。你不会怀疑他是否真能做到自己建议的事，因为他每天都在做——

Scott Galloway：是。

Andrew Huberman：……还把锻炼记录发在手表上。Jocko 是个很好的例子，也是我敬佩的人之一。

Scott Galloway：嗯。

Andrew Huberman：那为什么不把公众人物——

Scott Galloway：嗯。

Andrew Huberman：……比如你，甚至我，当作一份可供挑选的特质菜单？从中采纳某些特质，而不必采纳另一些。只要他们做了很多好事，其他行为并非真正恶劣——

Scott Galloway：嗯。

Andrew Huberman：……比如犯罪或极其恶劣的行为。我不确定我们是否对榜样、领导者和商业领袖提出了合理的期待。我不是出于个人原因这么说。我很早就知道自己缺点很多，从不声称自己没有缺点。但年轻男性可能会想：‘我也必须完美；如果我不完美，又没有一亿五千万粉丝，那我就得有一群人保护我。’我认为这种情绪推动了“男性圈”（我讨厌这个词）中有毒的一端。

Scott Galloway：嗯。

Andrew Huberman：我讨厌这个词，因为它把太多不同东西混在一起。

Scott Galloway：嗯。

Andrew Huberman：它不是一条连续光谱，根本就是一团混乱。那么你怎么看待这种期待：世界领袖和榜样不该有这些缺点？

Scott Galloway：嗯。

Andrew Huberman：同时又告诉年轻男性：“去主动邀约，并接受被拒绝。”

Scott Galloway：嗯。

Andrew Huberman：你我都知道，虽然我不确定这来自现实观察还是统计数据，但我有许多女性朋友，也有一个姐妹。

Scott Galloway：嗯。

Andrew Huberman：如果一个有吸引力的男人走近女性说：“有空一起喝咖啡吗？”

Scott Galloway：那就是浪漫邀约。

Andrew Huberman：这是浪漫邀约。如果一个没那么有吸引力的男人这么做——

Scott Galloway：就会显得令人不舒服。是。

Andrew Huberman：……就会显得令人不舒服。

Scott Galloway：是。

Andrew Huberman：那么，怎么告诉一个长相不出众的男人——

Scott Galloway：是。

Andrew Huberman：……可以主动邀约，又不被叫作怪人？不只是被当面这么说，还会在应用上被公开说成怪人。这些应用不只是为了防止性侵，也会分享谁值得约会、谁不值得约会的信息。年轻男性告诉我——我没用过约会软件——他们会被列入黑名单。

Scott Galloway：嗯。

Andrew Huberman：不是因为性侵，而是因为有人说他们吻技不好、身上有异味之类。这些过去只是女性私下交谈的内容。

Scott Galloway：嗯。

Andrew Huberman：我知道，因为我有个姐妹。

Scott Galloway：嗯。

Andrew Huberman：女性会聊天。我隔着墙听过，对吧？我知道她们聊什么。现在这些内容公开了。这里有类似的结构性问题，我相信你也看到了。但对所有听众来说，这都是个严肃的问题。

Scott Galloway：嗯。

Andrew Huberman：我们能不能承认，像埃隆这样的人——就以他为例——是一个至少一百年来都罕见的天才人物——

Scott Galloway：嗯。

Andrew Huberman：……拥有宏大愿景。他生活中或许有些问题与我无关，但他仍能为年轻男性树立许多好的榜样。我相信这一点。他也说明，人可以不完美，同时不伤害别人。

Scott Galloway：我承认你的观点，这里面有很多值得讨论的内容。但我仍认为，如果有人持续追求关注，以此为自己的公司吸引廉价资本，又非常公开地批评别人，而且很可能是影响下一任总统选举的最具支配力的人物，我们就应该密切关注他的行为。比如媒体报道他有氯胺酮成瘾问题、睡觉时在床边放着上膛的枪、也不和任何一个孩子同住——还有其他事情。

Andrew Huberman：你认为这些事理应成为公开讨论的对象吗？

Scott Galloway：如果他持续把生活中的某些方面公开出来以寻求肯定，那么这类审视大概是合理的。我也承认人都会犯错；我们应该留些余地，认识到没人完美，试着向别人学习、理解他们，并表现出宽容。再说回大型科技公司：我们已经把经济利益和贬低他人联系在一起。你有过畅销书，我也有过。

Andrew Huberman：我的书还没出版。我希望它能成为畅销书。

Scott Galloway：你已经出书了吗？

Andrew Huberman：还没有，九月出版，已经延期一阵子了。不过我很感谢——

Scott Galloway：我感觉我已经读过了。

Andrew Huberman：还没有呢。希望上帝保佑它卖得好；如果没卖好，那就算了。

Scott Galloway：让我先说明一下：我不算很了解你，但我也确实认识你。我感觉你和我一样，很多批评并不会轻轻松松从身边掠过；你会放在心上，有时也会难受。我知道有一本书……我可以这么说：它让我很难受。

Andrew Huberman：有些批评确实会影响我，但真正让我难受的并不是人们以为的那些批评。这是另一个话题。

Scott Galloway：你的书会成为畅销书。你甚至可以把《音乐之声》的剧本拿出来出版，我不知道，照样会畅销。

Andrew Huberman：它会比我自己写的版本更好，但不会比《音乐之声》更好。

Scott Galloway：这就是 TikTok 和 YouTube 算法会做的事：马上就有人说：“这就是 Andrew Huberman 的书一派胡言的原因。”只要在一本畅销书前放上知名人物的名字，再配上“胡言”这种词来制造对立和评论，算法就会捕捉并优化这类内容，让它获得数百万次观看，带来更多日产汽车广告和更多股东价值。所以，社会对权力的制衡和更多审视本来是有益的。总统理应受到大量监督；至少在能体现其品格的范围内，总统的商业和个人生活也应接受调查与审视。一定程度的权力制衡很可能是健康的。遗憾的是，如今贬低他人背后有经济激励。我不知道你是否也有这种担忧：我在职业和个人生活上都很不完美，做过许多自己不引以为傲的事。我离过婚，对曾为我工作的人也不够友善。我担心这些事有一天会全部曝光。有时我觉得，自己在这样的播客上说这些话，是想把自己描绘得比实际更好。我有很强的冒名顶替感。大型科技公司在经济上有动力尽可能找出能用“揭短”内容攻击的人；一旦你有了一定名气或可信度，寻找你的软肋就太有利可图了。于是社会出现一种非常不健康的风气：大家都等着坏消息，并有经济动机说：“这个人不完美，看看他做过什么。”所以我同意，我们需要多一点宽容。我很讨厌自己所属政党的一点——我自认是坚定的进步派——就是这种纯洁性测试。我发过一张照片，里面是我在 UCLA 读书时的一群朋友：一个是航空母舰飞行员，一个是眼科医生。我配文说：“找到令人敬佩的男人，并和他们交朋友。”

Andrew Huberman：我好像看过那条帖子。你是照片里比其他人高出一大截的那位。

Scott Galloway：是啊。我觉得自己变矮了。

Andrew Huberman：啊？

Scott Galloway：这不奇怪吗？我变矮了。

Andrew Huberman：你个子很高。不，我觉得没有……我现在才认识你，不过——

Scott Galloway：我大学时身高 6 英尺 3 英寸，现在是 6 英尺 1 英寸半。到了会变矮的年纪，倒也挺有意思。总之，我早就知道这种事迟早会发生。“白人特权。”“真讨厌。”诸如此类的评论，以及各种人跑来攻击你，对吧？有人就是不能说一句“真不错，做得好”。这也是成功的一部分，是获得一定程度成功所要付出的小代价。但算法会立刻抓住这些内容并推高热度，因为对立能赚钱。网上细致、有分寸的讨论和积极鼓励的评论，并不会刺激那些算法传感器；如果你能在网上挑起争斗，比如声称 mRNA 疫苗会改变 DNA，就会引来大量评论，算法也会喜欢并推送它。遗憾的是，标普 500 指数 40% 的市值都与煽动性、撕裂社会的内容绑定在一起。结果是，人们不再认为越过边境入侵乌克兰的俄罗斯军队是敌人；他们反而把挂着特朗普标牌的邻居，或在性别政治问题上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视为真正的敌人。我认为这些平台极其糟糕，而且我知道这听起来像偏执，但这不代表我错了：它们有经济动机推送对立内容，也会被恶意行为者利用，无论是俄罗斯联邦安全局（GRU）还是中国共产党（CCP）。他们看着美国说：‘我们在经济上赢不了，在军事上也赢不了，那就让他们互相憎恨。’现在美国人真的把其他美国人视为最大的威胁。首先，审视像你这样有巨大影响力的权势人物（我影响力小得多），质疑他们的看法、写批评文章，是有益的。《大西洋月刊》还是《纽约客》——我不记得是哪家——刊出一篇批评我书的评论时，我非常难受。我想之所以这么受打击，部分是因为其中有些内容是真的。对书作出认真批评是健康的。但如果我收到数百条指控我做过根本没发生过的事的评论，而发帖账号叫“威斯康星狗妈331”、只有三个粉丝，那就是机器人账号。平台选择不筛掉这些机器人，因为它们知道煽动性评论会制造更多评论和日产汽车广告。我认为这正在撕裂美国社会。但我还是想承认你的观点：成熟就是知道人不完美，从他们身上学习能学到的东西。不过我确实认为，世界首富和总统应该被要求达到更高标准。他们蒙受了非凡的恩惠，他们的决定影响重大，受到审视是合理的。我要说的是，在某种程度上，总统和埃隆·马斯克也为我们的缺点制造了许多掩护。

Andrew Huberman：正如很多人知道的，我服用 AG1 已经将近 15 年。我早在 2012 年、还没有播客时就发现了它，此后每天都在服用。我开始服用并持续使用的原因是，据我所知，AG1 是市面上基础营养补充剂中品质最高、配方最全面的产品。它把维生素、矿物质、益生元、益生菌和适应原整合在一勺粉末里，冲泡方便、味道也很好。它旨在支持肠道健康、免疫健康和整体精力，并帮助补足日常营养中可能存在的缺口。当然，每个人都应该尽量吃有营养的天然食物，我每天也这样做。但人们常问我，如果只能吃一种补充剂，会选什么？我的答案总是 AG1，因为根据我自己的体验，它对我的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和表现各方面都非常关键。我也不断听到其他每天使用 AG1 的人这么说。如果你想试试，可以访问 drinkag1.com/huberman 获取特别优惠。限时期间，订阅即可获赠六包 AG1 旅行装和一瓶维生素 D3+K2。再说一次，访问 drinkag1.com/huberman（AG1 中的 1 是数字一），订阅即可获得六包旅行装和一瓶 D3+K2。还有一点我强烈不同意：你的影响力比我大。你非常有影响力。事实上，我一位前女友的妹妹在纽约大学读书，她问我是否认识你。我说当然认识。她原话是：“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Scott 就像父亲。”她在风险投资行业，所以也许和金融圈有关。我追问了一下，她说：“是啊，我们仰慕他，听他说话；他给人一种很慈父的感觉。”我想你会喜欢听到这个。

Scott Galloway：我确实很感激。

Andrew Huberman：这还是一位女性说的。

Scott Galloway：如果她说我是哥哥，我会更高兴。我现在很在意自己的年龄，不过……

Andrew Huberman：是吗？真的吗？

Scott Galloway：哦，当然。是的。

Andrew Huberman：你已经六十多岁了，身体特别健康，有两个健康的儿子，感情关系也很幸福。你的书……

Scott Galloway：继续说。

Andrew Huberman：我想你的银行账户也不错，而且你积极参与服务他人的活动。在我看来，你过得很好。

Scott Galloway：我很感激你这么说，但我宁愿 40 岁、41 岁时就处于这样的状态，而不是 61 岁。我非常在意自己的年龄。不过我想回到一个我认为阻碍成功的问题；克服它对我帮助巨大，那就是你对批评的恐惧。想成功就会面对批评。创业就意味着把自己置于可能公开失败的境地。我还想回到你刚才说的主动接近女性、男性害怕成为那种人的话题。我觉得其中有些担忧被夸大了。

Andrew Huberman：嗯。

Scott Galloway：大多数女性——绝大多数女性——只要你保持尊重，你在酒吧走近一位女性，说“嗨，你好吗？”，如果她没兴趣，你们都会没事。我认为约会市场上有两个有害迷思，让我非常难过。第一，男人认为很多女性想让他们难堪，甚至可能让他们在职业上被取消。如果你尊重女性、主动接近时让她感到安全，而她没兴趣时你礼貌离开，你和她都会没事。我不接受“这样做会拿职业生涯冒险”的说法；我认为这完全是借口，会让人变成 incel（非自愿独身者）。我不信这套。第二，对我帮助极大的一点是：作为无神论者，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会看着孩子的眼睛，知道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就要结束了。我曾经也和他们一样年轻。这里有一群年轻小伙子，像以前的 Abercrombie & Fitch 模特；我记得他们那个年纪时的样子。他们看着像 25 岁，大概其实 35 岁。我仿佛昨天才和他们一样年轻，也就是说转眼间我就会再次意识到自己所剩时间不多。再过一百年，没人会在乎我说过什么、想过什么、做过什么或犯过什么错。接受这一点给了我巨大的勇气：去创业，做可能很疯狂的糟糕投资，终于告诉生命中的男性我爱他们、我很欣赏他们。我年轻时有一种奇怪的男子气概观念，觉得说“哥们儿，这家伙真英俊”会损害自己的地位；我不能告诉别人他们很出色。我也不敢对女人说：“天啊，我真的非常喜欢你，愿意付出一切和你多待一会儿”，因为怕她不回应我的感情、怕自己受伤，于是只能装酷、假装不需要她。这些胡扯阻碍我过上好生活。我后来发现，每次我失败，比如公司破产，人们会说：“哦，他的公司破产了。”然后就回去想自己的事。你担心的那些人其实根本不在乎你。顺便说一句，长相一般却和品格极好、魅力十足的女性在一起的男人，只有两种可能：一是父母有钱；二是他愿意承受拒绝。所以我不信男人主动邀约就会毁掉个人或职业声誉这种说法。另一方面，我讨厌的另一个迷思是——你可能见过 TikTok 上很多女性说自己不约会，因为担心被“未遂杀害”（这是如今所谓觉醒文化里对谋杀的替代说法）——

Andrew Huberman：我觉得这是因为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如果你说“谋杀”或“自杀”——

Scott Galloway：哦，内容就会被降权？

Andrew Huberman：我不确定是否真的会这样，但大家有这种看法，觉得内容会被降低排名。

Scott Galloway：数据是这样的：每年有 2,500 名女性被男性杀害，这个数字太高了，是个严重问题。性侵犯问题更严重。大多数遭谋杀的女性是被认识的人杀害。现实是，在约会时被陌生男性杀害的女性人数很少，这种事并不常发生。每年有 40,000 名男性自杀。所以你和男性约会时，他回家后伤害自己的可能性是伤害你的 16 倍。我想对男性说：主动邀约、承担风险；只要保持尊重，你和她都会没事，个人或职业声誉也不会因此受损。我想对女性说：如果你和在应用上认识的男性约会，可以留下各种数字线索，而且约会涉及很多因素。我可以用统计数据证明：乘 Uber 前往约会地点的车程比约会本身危险得多；吃饭时被噎死的可能性也比被那个男人伤害的可能性高。我讨厌网上媒体不断推高煽动性内容，妨碍人们得到人生中最有回报的事情：找到一个自己在身体上有吸引力、精神上合拍的人，然后决定共同建立生活。这样的事发生得还不够多。我们正处于性衰退期，而网络让情况更糟。约会应用有动机让你继续寻找更大、更好的选择。不同性别也都很擅长说服彼此：问题是对方的错。我认为我们应该重点关注的一件事，是我所说的“重建联盟”。我希望看到我们与欧洲伟大盟友重建联盟，也希望温和派彼此重建联盟。我不了解你，但我无法相信你是极左或极右的极端分子。我只是不——

Andrew Huberman：说得非常到位。

Scott Galloway：我认为我所说的温和左派和各处的温和保守派之间需要重建联盟。听着，我们都是美国人，但最需要重建的是历史上最伟大的联盟，毫无疑问：男性和女性之间的联盟。女性能量与男性能量的结合、找到愿意共同生育并一起建设生活的人，是人生最有回报的事情；我也可以证明，这是人类进步与延续的关键。如今男女被教导不要信任彼此、要相互指责。我讨厌那些“男性圈”内容，也讨厌左派中某些逆反观点——坦白说，那是装扮成社会评论的厌男思想。网上有很多荒谬的厌男言论，假定每个年轻男性都是掠食者，每个亿万富翁都是恶人，或者每个白人都有种族主义。但男女联盟需要修复，这是历史上最伟大的联盟。网络在教男性把自己的问题归咎于女性。事实并非如此。女性的崛起救了我们。二战时女性走进工厂，是我们四年而非七年赢得战争的原因；七八十年代女性进入职场，并获得同工同酬的权利保障，是我们如今没有沦为中国二流强国的原因。如果女性没有崛起，我们就会彻底陷入困境。女性的进步与男性的衰退毫无关联，男性必须停止这种胡说。移民没有抢走你的工作；他们让你能付更低的房租、以合理价格买到一餐，也能在母亲年老时有人照顾她。同样，如果你在恋爱上遇到问题，也不是女性的错。女性正在进步，她们自然会有更高标准，因为她们不再经济上依赖男性；这应当激励男性提升自己，而不是责怪女性。网络把这些事煽动得完全失衡，因为它能制造紧张、吸引眼球、带来更多日产汽车广告。但我一直在想，怎样才能创造经济激励，让更多男女能超越基本层面、真正欣赏彼此？我们该如何重建这种联盟？

Andrew Huberman：我很喜欢这句话。我甚至是在 X 上看到的。偶尔你会遇到某句话，真的会留在脑海里；偶尔就会有一颗宝石落到你面前，让你认真思考。我不知道是谁发的，可能只是一个只有一个粉丝的账号。它出现在我面前，上面写着：“摧毁一个社会的方法，就是让男人和女人彼此憎恨。”

Scott Galloway：有意思。

Andrew Huberman：作为一名生物学家，我首先想到：“这完全说得通。”对吧？如果你想让某个物种灭绝，就让雄性和雌性开始互相憎恨；这不只是让它们不再交配，还会扰乱交配关系，进而导致雄性之间内斗，我们也看得到女性之间的内斗。不过，我觉得关于我们以什么标准要求异性，还有很多值得探讨的地方。这是个有意思的问题。我不能说自己的想法已经成熟到足以深入讨论，但我知道你思考过这个问题。我认为很多男性躲在一种观念后面：自己必须面面俱到，必须高、必须有钱、必须肌肉发达、必须善良。当然，希望每个人都善良，不过——

Scott Galloway：嗯。

Andrew Huberman：……你懂我的意思，他们觉得自己连一句话都不能说错。所以他们把这个当作挡箭牌；如果去了解现实，就会找到很多支持这种看法的证据。

Scott Galloway：嗯。

Andrew Huberman：对吧？没有保护者，没有这些……事实上，我很少这样做，但这次把手机带进录音室了。

Scott Galloway：是。

Andrew Huberman：因为就在我进来之前，一个认识了 20 年的女性给我发消息，问我能不能向你提一个问题。

Scott Galloway：哇。

Andrew Huberman：这和我们正在讨论的话题直接相关，所以我就照做了。

Scott Galloway：好。

Andrew Huberman：当然，我不会说她是谁。我告诉她今天要和你谈话，她就说：“请转告 Scott，我个人想感谢他努力鼓励男性接纳自己作为保护者、供养者的责任，并且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因为异性恋男性严重缺乏这些品质。”她住在旧金山。“特别是在湾区。”我说：“我会转告。不过你说的‘负责’具体是什么意思？我认真问，是想确保我能准确表达。”她说：“我说的负责，是指在恋爱关系中，很多时候男性似乎想尽可能逃避羞耻和内疚，以至于面对伴侣表达的感受时，常常缺乏同理心，也不承担责任。我在旧金山——好吧，旧金山有很多女性。我想我还没暴露她身份——或者也许在美国所有大城市都能看到，骑士精神已经消失。男人害怕表达自己的愿望，因为他们不想承担可能随之而来的义务。他们一遇到需要内在成长或提升自己的事情就放弃。他们不愿保护伴侣，转而主张平等关系；但这有缺陷，因为男性显然有更强的身体力量。”天啊，她还说了很多。

Scott Galloway：嗯。

Andrew Huberman：这几乎让我不知所措，不过我觉得我能应付。哦，谢谢你。我发誓这不是我安排的。她说：“如果你想知道，这些话从来都不适用于你。”这句也谢谢她。她还说：“他们很软弱。因为不想感到自己不够好，就回避那些需要付出和承担责任的关系。他们回避艰难的对话和修复关系，因为不想感到羞耻或内疚。他们不愿明确提出需求，因为不想承担义务；也不愿赞美女性、送花或表现浪漫。他们都害怕这么做。真奇怪。”就是这些。

Scott Galloway：就这些？

Andrew Huberman：好，我是第一次听到后面那一段。

Scott Galloway：对。

Andrew Huberman：那段比较长的内容。我得说，如果我现在是 25 岁的男人——

Scott Galloway：是。

Andrew Huberman：……我会觉得：“哇。”

Scott Galloway：对。

Andrew Huberman：内容很多。好，这里面有些东西。他们希望我带花、浪漫一点、表现得亲昵。

Scott Galloway：嗯。

Andrew Huberman：很明显，其中也提到了要主动追求性关系。

Scott Galloway：嗯。

Andrew Huberman：但同时又要承担责任、提升自己、富有同理心。我不是要替我生活中这位亲近的人辩护或攻击她，但要求确实很多。一个还在努力弄清楚怎样每周锻炼三次、戒掉色情内容的男人，要爬上这样一座高楼，难度很大。

Scott Galloway：是。

Andrew Huberman：总之，我想把这段话分享出来，听听你的看法。

Scott Galloway：首先，我认为我们都有一系列担忧，怕自己达不到要求。我再次强调，大型科技公司总体上可能有益，带来了惊人的经济和就业增长；我能和大学同学联系，也能更低成本地建立并推广公司。只要有才华，人们就有机会崭露头角。但自从社交媒体进入手机以来，青少年自杀率急剧上升。它不是唯一原因，不过据我在圣迭戈州立大学的同事 Jonathan Haidt 和 Jean Twenge 说，这是首要或第二大原因。我认为 16 岁以下的人没有理由使用社交媒体；在这些平台上，年轻女孩会被鼓励把自己性化，而当她们出现自杀念头时，平台竟会给她们发邮件，原文写着：“这里有一些我们觉得你可能感兴趣的自杀图片。”

Andrew Huberman：哦，真不错。

Scott Galloway：而且，它还给年轻男女制造了不合理的外貌期待：他们得赚到几百万美元、坐私人飞机去科切拉音乐节、拥有腹肌明显的男友、时时刻刻看起来都光鲜亮丽。我认为这会造成巨大的焦虑和不合理期待。那么谁该负责？我们自己也有责任。我们不断盼着科技公司 CEO 良心发现，但那不会发生。我一辈子都在和 CEO 打交道。他们会不断做出微小决策，推动股价上涨；这就是他们的工作，也是资本主义。他们要用手里的资源设计产品，让收入超过获取这些资源的成本，从而创造股东价值。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什么都愿意做。我们的职责是征税，用来修路、照顾退伍军人，并制定法律防止他们失控——防止他们撒谎说“吸烟不会上瘾”，然后我们的母亲、姐妹、父亲因此死去。我们有监管。化石燃料和杀虫剂总体上给我们带来了好处，但我们仍然设立了环保署和食品药品管理局。大型科技公司却完全没有受到监管。这个麦克风受到的监管都比大型科技公司多，因为它们把华盛顿和金钱武器化，也利用了“公民联盟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的结果。住在华盛顿特区、为亚马逊这一家公司全职游说的人，比美国参议员还多。它们极其有效地逃避了监管，几乎可以不受约束地运营：无论是机器人账号、对儿童的伤害，还是让恶意行为者影响选举。在我看来，如果你的内容能被逆向分析并证明会导致青少年自我伤害；如果统计上能够证明你的播客导致少女自我伤害，这个播客就会被关停，你会被起诉，最后可能决定停业。

Andrew Huberman：是的。如果我们在伤害他人，那样做也情有可原。

Scott Galloway：我认为大型科技公司每天做的正是这些，甚至更多。刚刚判决的案件中，洛杉矶有一案裁定 Google 负有责任。你知道新墨西哥州总检察长在诉讼中做了什么吗？他创建了一个账号，假扮成 12 岁女孩。几分钟之内，他就收到了已知性侵者发来的消息和诱骗信息。他们拿出的第一项证据就是：只要创建账号并声称自己是 12 岁女孩，几小时内就会有已知性掠食者主动接触。公司既然能通过屏幕看出我戴着 Warby Parker 眼镜并据此给我推广告，也能知道我在科切拉音乐节听 David Byrne，然后给我推荐他的精选专辑，那它们当然也能判断一个 12 岁女孩不该收到 55 岁男人的搭讪。

Andrew Huberman：我先把这句话放在一旁。这是个非常公允、也极其重要的说法：如果优化能更多指向真正的保护措施，那会很重要。

Scott Galloway：我想它们去年从 18 岁以下人群身上赚了 110 亿美元。但你问该怪谁？该怪我们，因为我们没有选出愿意追究这些公司责任的人。政客唯一的任务就是连任，而在 97% 的选举中，筹款最多的人会赢得连任。大型科技公司现在增长最快的支出项目，不是按比例计算的人工智能，不是研发，也不是资本支出，而是游说。向政客花钱的投资回报率，是历史上最高的。我越来越积极参与政治，也会给政客捐钱，因此他们像妓女一样我并不惊讶。最令人失望的是他们竟然这么廉价。我给一位参议员 5 万美元，他就会在纽约和我吃饭，不论他还是她，因为制度让他们不得不这样：筹款最多的人才能当选，而大型科技公司已经看懂了这一点。所以除非我们有判断力，选出愿意对抗大型科技公司、真正实施安全且合乎常理监管的人，否则局面不会改变。我不想让这些公司倒闭，让我们的纯种赛马继续奔跑。我确实认为，美国少监管、多创新的模式是我们比欧洲成功得多的原因之一，欧洲 20 年来几乎没有增长。但如今我们似乎完全不关心孩子的福祉，也不在乎美国人彼此憎恨；我们正在从内部吞噬自己。所以，大型科技公司需要有一个环保署、食品药品管理局之类的监管机构，尤其面对人工智能时更是如此。但我也承认你的观点：没有化石燃料，这些发展都不可能发生。这里确实存在取舍；杀虫剂对食品安全很重要，但我们仍然有食品药品管理局。我们却选择让大型科技公司不受约束地运营，我认为这已对社会造成相当大的伤害。我觉得孩子们被剥夺了很多东西。我的孩子 15 岁和 18 岁，正处在危险年龄。我了解这些问题，而且我有个儿子有设备成瘾，会撒谎、把手机拿走、说自己不舒服，再带进浴室玩 45 分钟。我得敲门，还开玩笑大喊：“开始自慰吧！”因为这孩子对 TikTok 上瘾。我认为，中国当年用鸦片让英国人上瘾的做法，如今正被反过来：通过漏洞百出、以股东利益驱动的平台，以及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我们的年轻人正在被诱导上瘾。我们会培养出一代憎恨美国的公民组织、非营利组织和军队领导者。我们在教孩子互相憎恨、憎恨美国、憎恨每个特殊利益群体、憎恨每个不符合自己意识形态的人；如今人们对作为美国人所享有的幸运毫无宽容。我认为问题核心是，这些极其聪明的公司完全不受监管。世界上技术最先进、财力最雄厚的公司正试图把年轻人和我们隔离开，偷走他们的青春。过去 20 年里，每天能见到朋友的孩子人数减少了一半。Andrew，20 到 30 岁的男性待在户外的时间比监狱囚犯还少。我们拒绝监管这些公司，正在剥夺年轻人的青春。那么，我希望这些公司消失吗？我认为它们的人都是坏人吗？不。但我们的制度把财富和股东价值放在一切之上，因此科技公司 CEO 和董事会会不断做出微小决策，不管会对公众造成什么伤害；而民选领袖没有尽到职责——他们本该防止公共资源悲剧。这既是民主党问题，也是共和党问题。说到底，解决办法非常枯燥：除非改革“公民联盟”判决的影响、取消美国国会选区的党派操纵，金钱就会继续获胜，而这些公司拥有更多的钱。但我还是要反驳一点：这些公司正在严重伤害年轻人。我担心我的孩子会习惯于轻易、迅速地获取多巴胺——这正是你的专业领域——最后让一群极易成瘾的年轻人进入社会，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快速掏出手机就能自动获得多巴胺。

Andrew Huberman：我觉得在这个播客以及其他节目中，有一点我还没有充分强调：我们可以换个角度理解多巴胺和手机。我不是要纠正你，但我觉得这对这场讨论和听众可能有帮助。我们应该摆脱“手机给我们带来多巴胺刺激”这种想法，因为并非如此。社交媒体上的行为，以及更广泛的手机使用——

Scott Galloway：嗯。

Andrew Huberman：……其实更像真正达到临床程度的强迫症。

Scott Galloway：嗯。

Andrew Huberman：我有一些同事研究强迫症，我想特别提一下这个领域的先驱 Judith Rapoport。她是一位我非常敬爱的人，最近去世了。大家可以查阅她的讣告，《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很好的文章。她发现了与我们所说的强迫症有关的大脑结构，对吧？强迫症包括洗手、抓挠、拔头发等各种表现。强迫症的定义之一是：重复某种行为并不能缓解强迫观念。比如说某人追求完美，什么都要做到极致，做好之后就说“好了，我能放松了”，这不是强迫症。强迫症是你一次又一次地做某种强迫行为，而这只会进一步强化强迫观念。

Scott Galloway：嗯。

Andrew Huberman：在我看来，这更像我观察到的手机使用情况——

Scott Galloway：嗯。

Andrew Huberman：……而不是那种“手机太棒了”的想法。偶尔确实会有那种体验，但在社交媒体或 YouTube 上花了一整天之后，我们都会陷入一种更被动、缓慢退化的状态；我相信这会影响多巴胺通路。事实上，强迫症和多巴胺通路有直接关系，所以我并不是要把它和多巴胺割裂开来。但如果我们开始把自己和手机的关系看成一种被诱发的强迫症——

Scott Galloway：嗯。

Andrew Huberman：……而不是成瘾，我认为这或许是走出困境的一条路。这不只是因为词语和概念很重要，而是因为要打破这种循环，你得从外部观察自己，并意识到自己正被劫持。我认为现在人们使用手机的诱因太多了，比如待在浴室里盯着手机看。

Scott Galloway：嗯。

Andrew Huberman：我不认为自己对手机上瘾，但有些日子我明明不想拿起手机，却发现自己还是伸手拿了。

Scott Galloway：是。

Andrew Huberman：这和成瘾不同。我知道成瘾是什么感觉，这不是成瘾，而是反射性地发生；人们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我跑题了，请原谅，不过你今天谈到这些时，我一直在想解决办法。我认识 Mark，实际上和他关系不错，所以——

Scott Galloway：嗯。

Andrew Huberman：……我认为他们在乎。我确实认为他们在乎。他们创造的东西太庞大，很难驾驭，也很难兼顾股东和所有其他事情。但我希望人类与手机和社交媒体的关系能改变，让我们个人拥有更多掌控权——

Scott Galloway：嗯。

Andrew Huberman：……变得更有益。

Scott Galloway：但这不符合他们的经济利益，他们会竭尽全力反对。

Andrew Huberman：不过我想知道，是否有办法激励他们这样做。

Scott Galloway：好，我们来谈谈这个。那——

Andrew Huberman：我在试着想解决办法。对。

Scott Galloway：那我们来谈解决方案。第一，反垄断。我认为 Meta 当初就不该被允许收购 Instagram。它们的数据规模和影响力会压制任何强有力的竞争者。如今三分之二的社交媒体流量都归于一家公司。缺少竞争，就没有空间让新公司说：“我们不让 18 岁以下的人使用；任何煽动性内容、任何看起来被机器人武器化或可能来自外国恶意行为者的内容，我们都不允许。”我认为很多家长和很多用户会愿意使用这样的平台。但竞争已经结束，它们赢了。我也认为 Google 当初不该被允许收购 YouTube。有人会说：“它们都是很棒的公司。”如果 YouTube 从 Google 拆分出来，第二天 YouTube 就会开发基础搜索算法，而 Google 会建立另一个视频平台；这样就有两个竞争者，劳动者和广告主面临的租金成本也会降低。竞争非常重要。这些公司各自构成垄断，从劳动者、消费者和美国福祉中攫取租金。反垄断方面，参议员 Amy Klobuchar 做了很多好工作。她基本上说：“我被他们淹没了。”她的团队有 60 个人，而 Meta 和 Facebook 雇了 200 名律师，专门阻挠所有反垄断工作，并给那些拖延、模糊反垄断议题的人提供资金。第二，取消算法推高内容所适用的《通信规范法》第 230 条豁免。它们的基本说法是：“我们不是媒体公司，只是平台，只是把东西放在公告板上。”好吧，但如果你决定某些内容能获得更多浏览量，就把它们推上去，那就是你主动做出的决定。有时被推高的内容不利于美国人的心理健康，甚至撕裂社会。如果你用算法推高内容，就应该承担和新闻集团等媒体公司相同的法律责任。Fox News 曾指示主播重复一个他们明知是谎言的说法，说 Smartmatic 投票机被 Hugo Chávez 武器化。Smartmatic 起诉他们造成经济损失，Fox 最后支付了 7.5 亿美元赔偿。Fox 当时的情况，相较 Facebook 那天发生的事情，不过是垃圾场着火；Facebook 那天的事情像核爆后的蘑菇云。但这些刚起步的平台在 1997 年曾需要发展空间，因此享有媒体公司没有的科技平台保护。如果你用算法推高内容，你就已经是一家媒体公司，理应承担其他媒体公司同样的责任。第三，也是最后一点：对这些内容设年龄门槛。Instagram 和 YouTube 对 15 岁孩子造成的坏处远远大于好处。有人跟我说：“Scott，这属于家长教育问题。”这句话说明他们没有孩子。孩子们用这些平台获取作业信息。我在纽约大学的同事、心理学系也有任职的 Adam Alter 说，完全让孩子远离屏幕实际上更损害他们的心理健康，因为他们会被排除在所有社交活动之外。近来学校成绩提升最大的一次，正是它们采纳我朋友 Jonathan Haidt 的建议、禁止学生使用手机之后。我认为存在一些常识性方案，既保留这些公司的许多优点，也承认一个 14 岁的孩子或许不该在单亲母亲上班、无暇看管时，每天花七小时刷 TikTok 或 Instagram。因此，常识性解决方案和共识是可能的；但我提出的每一项措施，它们都会花数千万、甚至数亿美元来阻挠，确保此类事情绝不发生。

Andrew Huberman：我很感谢你的回答。我愿意相信他们正在听，尤其是最近这些诉讼之后——他们虽然支付了赔偿，但和总收入相比只是沧海一粟，不过案件都很公开。也许我过于乐观了。我愿意相信他们在乎到会认真关注。现在经营这些公司的大多是男性。YouTube 曾由女性经营，但现在几乎所有公司都由男性经营。他们都有孩子。我可以保证，他们的孩子不会花很多时间玩手机。他们——

Scott Galloway：他们会把孩子送去那些不准用屏幕的学校。

Andrew Huberman：对。

Scott Galloway：他们在做好自己的工作，我们没有做好自己的工作。我甚至不怎么怨恨他们。我认为 Mark Zuckerberg 的破坏性尤其大，但他们是在尽职。资本主义社会需要营利性公司在法律范围内赚很多钱。没有税收收入，就不可能有海军、创新，也不可能有公园。我们需要让这些纯种赛马尽情奔跑。它们是很棒的公司，但理应受到基本、合乎常理的监管；它们却成功拖延、搪塞，确保这些监管永远落不到自己头上。

Andrew Huberman：我们暂停一下，感谢本期赞助商 Function。Function 提供 160 多项先进化验，帮助你清晰了解身体健康状况，包括心脏健康、激素健康、自身免疫功能、营养水平等。他们最近还增加了先进 MRI 和 CT 扫描服务。Function 不仅检测 160 多项与身心健康相关的生物标志物，还会分析结果，并由顶尖医生提供改善健康的建议。比如，我最近通过 Function 检测发现，部分血脂指标略微超出正常范围。于是我开始补充纳豆激酶，它可以自然帮助降低 LDL 胆固醇，确实起到了作用。后续检测证实这种方法有效，我的血脂现在回到理想范围。Function 提供的这种全面化验对健康非常重要。我多年来一直做这类检测，但过去它们总是流程复杂、价格昂贵。现在通过 Function，操作非常简单，价格也实惠。访问 functionhealth.com/huberman，并使用代码 Huberman，即可获得 50 美元会员抵用金。你提到了海军，我很高兴。最近我受邀前往安纳波利斯的海军学院，有幸为 4,000 名男女海军学员演讲。

Scott Galloway：对。

Andrew Huberman：那是一次很棒的经历。

Scott Galloway：我相信。

Andrew Huberman：我要告诉你，组织这次活动的是上过本播客的一位嘉宾 Coleman Ruiz。他的人生经历非常精彩，虽然不太公开露面，但有自己的精彩故事。我到了那里，看到这些男女学员都穿着制服——

Scott Galloway：嗯。

Andrew Huberman：……他们两人住一间宿舍，每天早上 5 点进行体能训练。午餐是一段特别的经历：你走进有数千名男女学员的餐厅，里面非常热闹——

Scott Galloway：嗯。

Andrew Huberman：铃声一响，所有人安静下来、坐好；铃声再响，大家开始吃饭。十五分钟后铃声响起，大家起身离开。每个人都必须参加竞技体育项目，每个人都禁止使用手机——

Scott Galloway：嗯。

Andrew Huberman：……几乎一整天和整夜都是如此。同一间宿舍里，一个人可能在学习，室友则在睡觉。每一个提问都围绕如何在身体、心理和情绪上成为更好的人。这次访问正值最近和伊朗开战初期，他们有很多事情要担心，而且离这些事很近。一位年轻女性走过来告诉我，她现在参与太空项目。

Scott Galloway：嗯。

Andrew Huberman：海军的太空项目。真了不起，和我们讨论的一切完全相反。我当时心想：“天啊，这样的年轻人仍然存在。”

Scott Galloway：是。

Andrew Huberman：每个人握手都很有力，也会直视对方。顺便说一句，那里的人有各种肤色。

Scott Galloway：是。

Andrew Huberman：各种肤色、各种身材的人都有。

Scott Galloway：各种收入阶层。是。

Andrew Huberman：各种收入阶层。我会在见面交流时问大家来自哪里。问题是他们会说……我想知道的其实是——

Scott Galloway：嗯。

Andrew Huberman：……每个人来自哪里、叫什么、对什么感兴趣。这可能要花好几天，对吧？但那经历太棒了。我心想：“好，还有希望。”我们出来后，团队也说：“是啊，还有希望。”好，这和军队有关，我知道有人会抓住这一点不放，但谢天谢地，这些年轻人和我们称作海军的机构仍然存在。

Scott Galloway：嗯。

Andrew Huberman：那次经历非常鼓舞人心，让我这个 50 岁、觉得自己大体上还算靠谱的男人也得提升自己——强调一下，只是“大体上”。我当时想：“哇，我得加把劲。”他们唯一所谓的“缺点”，大概是我做了个投票；关于尼古丁的问题很多。

Scott Galloway：嗯。

Andrew Huberman：我问现场大约有多少人每天使用尼古丁，我估计大概有 20% 到 30% 的人举手。

Scott Galloway：嗯。

Andrew Huberman：年轻人中尼古丁的使用非常普遍。

Scott Galloway：他们用的是……我忘了叫什么，尼古丁袋吗？

Andrew Huberman：口含尼古丁产品。

Scott Galloway：是。

Andrew Huberman：顺便说一句，尼古丁不会致癌，但确实极易成瘾，也会升高血压；我并不是在鼓励人们使用。不过这让我想到另一件事。我只是想先描绘一下这个背景。你我从未公开争论过酒精或大麻，现在也不会，不过我们对酒精的看法有些不同。

Scott Galloway：是。

Andrew Huberman：我一直公开谈论酒精，也许我们收听量最高的一期节目——

Scott Galloway：嗯。

Andrew Huberman：……就是关于酒精的那期。

Scott Galloway：嗯。

Andrew Huberman：我没想到会这样。如果纯粹从健康角度看，不喝比任何饮酒量都好。

Scott Galloway：对。

Andrew Huberman：每周喝两杯大概没问题。

Scott Galloway：对。

Andrew Huberman：如果喝得更多，可能就应该多做其他事情来减少炎症、抵消影响、保证良好睡眠等等。

Scott Galloway：嗯。

Andrew Huberman：我不是在告诉人们该怎么做，只希望他们了解自己在做什么。

Scott Galloway：嗯。

Andrew Huberman：你很有说服力地指出，酒精可以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交润滑剂，帮助——

Scott Galloway：嗯。

Andrew Huberman：……年轻人和年长者——

Scott Galloway：嗯。

Andrew Huberman：……参与社交、拥有自己的生活。

Scott Galloway：嗯。

Andrew Huberman：我担心现在的年轻人如果喝得更多，最后会独自喝酒。他们会——

Scott Galloway：嗯。

Andrew Huberman：……独自看色情内容并自慰。

Scott Galloway：嗯。

Andrew Huberman：在这些独自进行的活动之后，他们还会宿醉得更严重。

Scott Galloway：嗯。

Andrew Huberman：我觉得你主张的是健康的兄弟情谊、健康的约会和社交。你几次提到酒吧。

Scott Galloway：嗯。

Andrew Huberman：酒精可以成为把人们积极地聚在一起的东西。

Scott Galloway：嗯。

Andrew Huberman：如果你不介意，可以再展开谈谈吗？我也想顺便提一下大麻——

Scott Galloway：嗯。

Andrew Huberman：……大麻也有问题，不过我承认它也有自己的好处。

Scott Galloway：先说第一件事。我想先谈谈海军。我 17 岁时去过安纳波利斯，因为我父亲想省下大学学费，觉得我应该去安纳波利斯，于是带我参观。我们当时都不太懂情况，很快就发现我完全不够资格进安纳波利斯。那里的孩子——平均 SAT 成绩都很高——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年轻男女。而且你还得拿到参议员推荐信；我们竟然会在那里，简直荒唐。我根本达不到那种水平和标准，但我父亲曾在英国皇家海军服役，就说：“去安纳波利斯吧，我们不用付学费。”总之，那是我最后一次去安纳波利斯。如果我能制定一项政策——我现在给很多准备竞选总统的民主党人当顾问，大概有 40 个，都说自己没参选，其实全在参选。如果有人打电话说真的很想听我的想法，那就是想要我的钱、准备竞选总统；我就说：“好啊，上我的播客，我给你开张支票。”如果我有一项万能政策，就会是强制性全国服务。西方年轻成年人抑郁水平最低的两个国家是以色列和新加坡。尽管以色列面临各种生存威胁，强制性全国服务带来了什么？它让人觉得自己在服务一个比自身更宏大的事业，赋予人目标感；人们要操作危险设备，这是很好的平等化力量。你不会在意那个同性恋孩子和你多么不同，而会看重他的品格和能力。因为受到攻击时，你根本不在乎他的父亲有多富有；你只想知道这个人擅不擅长自己的工作。你把别人的生命交到他手里，他也把生命交到你手里；你们都在服务比自身更大的事业。我曾在以色列和一支以色列国防军营待过一段时间，体验和你在安纳波利斯听起来很像：那些年轻人朝气蓬勃、身体健康，整天在户外，结识朋友、导师和伴侣。新加坡总统——可以说是上世纪最伟大的领导人之一——曾说：“这是世界上宗教最多元的社会，我们会发生族群暴力。会有强人把这种多样性武器化，让人们互相反目。所以我们需要一种新的宗教，那就是国旗。我们要让人们重新向国旗致敬。”看看美国 60、70 年代那些伟大的立法，那可能是美国最有成效、最团结的时期；原因之一是许多民选领袖都穿过同一套军装，他们首先把自己看作美国人，然后才是共和党人或民主党人。我说的不只是军队服役，也可以是照护老人、去不杀动物收容所做志愿者、当森林消防员；服务社会的方式很多。但我认为年轻美国人会从走出自己的圈子中获益巨大，亲眼看到美国和美国人有多么美好，也获得服务的机会。有人会说：“你说得轻巧，你已经超过服役年龄了。”但作为两个男孩的父亲，我可以告诉你，如果我们把制度设计好、投入足够资源，我觉得他们会很喜欢轮流去美国各地、参与不同服务项目。所以回到安纳波利斯、以色列国防军和新加坡的做法，我支持强制性全国服务。说到饮酒，首先我要声明：谈到任何物质的使用，无论是 Andrew Huberman 还是 Scott Galloway，都应听取 Andrew Huberman 的建议；他才是有资格、拥有专业领域知识的人，我先把这一点说清。我个人认为，对 25 岁年轻人来说，肝脏风险远小于社会孤立的风险。我担心英国在新冠后酒吧减少了 40%，而交往和联结也在减少；据我看到的数据——如果我说错了请纠正我——95% 的人能够把酒精和毒品纳入生活，而不会造成严重后果。如果你有成瘾史，如果你出于任何原因不喜欢这些东西，那当然要避开它们。如果别人告诉你你有问题，或者它开始影响工作，或者你会在酒后变得暴力、刻薄，那就务必少喝。但我会请大家回想年轻时，想想人生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关系、友谊、找到愿意与之交配的人。我会问他们，酒精在其中起到过作用吗？没有一杯酒，走近一个人并亲吻对方并不容易。换个说法：喝杯酒之后会容易一些，而且很有趣。我 20 多岁和上大学时抽过很多大麻，也喝过很多酒，留下许多美好的联结时刻。我说的是其中的平衡与取舍，每个人都应该自己决定。但让我担心的是，反酒精风潮和远程办公造成了更多孤立，也减少了人们建立联结、冒险走向陌生人说“嗨，最近怎么样？”的机会。我看到年轻人把酒精妖魔化，但这并不表示他们不嗑药，而是他们在大量吸毒。我不喜欢其中许多毒品，因为那更像是独自或小团体活动。我觉得酒精更像一群人聚在一起，也许还能认识陌生人。我上大学时，所有吸可卡因的男生都缺乏性吸引力；他们会把喜欢可卡因的女性带到一边，躲进洗手间。

Andrew Huberman：这他妈太诡异了。

Scott Galloway：确实诡异得要命。最后大家都会说：“一个男的要是碰可卡因，就说明他没魅力。”我发现吸毒的人往往是小团体聚在一起，把自己隔离起来；酒精，以及某种程度上的大麻，则更容易带来社交和联结。所以一定要考虑自己的成瘾史，也要认真对待任何其他成瘾问题。但我相信——我说过很多次，也在 Bill Maher 节目上说过好几次，因此挨过骂——其中有些道理：年轻人应该多喝点酒、出门社交，做一系列可能最终带来好结果的糟糕决定。我不觉得喝一点酒有什么问题。我担心孤独的风险远远超过酒精的风险。酒精被妖魔化，好像只要喝一杯就会得癌症或成瘾。我不认为数据支持这种说法。

Andrew Huberman：我很感谢你坦率表达自己的立场。我同意孤立比酒精更糟，而且酒精会加重这种情况。为了说清楚这一点，我去了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我们主修的是喝酒。

Scott Galloway：说到酒精——

Andrew Huberman：那属于通识教育的一部分。

Scott Galloway：我记得宿舍里还有沙子，我当时想：“我当初为什么没来这里上学？”

Andrew Huberman：不过，如果有人有成瘾倾向，那种环境确实会筛选出更容易酗酒的人；你也必须自律，才能完成学业。我谈酒精时想让三类人听到信息。第一类是不喜欢喝酒、却觉得自己必须喝的人；他们现在有了充分理由不喝。

Scott Galloway：是。

Andrew Huberman：很多很多人写信告诉我：“谢谢你，我每次喝酒之后都觉得糟透了。”

Scott Galloway：是。

Andrew Huberman：“我不想喝酒，现在我明白为什么喝完会觉得那么糟了。”我不是专门针对某个年龄群体，但很多人到了四五十岁会想：“天啊，我老得好快，看起来很糟，睡得很差，锻炼也没效果。”你可能是酒喝得太多了，对吧？

Scott Galloway：嗯。

Andrew Huberman：另一类是优化生活的人，他们追求的不只是长寿，而是尽可能充沛的生命活力；在我看来，这是最重要的事情之一。总之，只要不伤害别人，每个人都可以自行决定，但要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关于酒精，我还想把另一件事放进讨论里——

Scott Galloway：嗯。

Andrew Huberman：……你刚才的说法，我总体非常认同：出去喝酒，做一些糟糕的决定，也可能做出一些好决定。不过——

Scott Galloway：算是有点糟。

Andrew Huberman：对，有点糟。问题就在这里：手机。

Scott Galloway：是。

Andrew Huberman：有人说错了话，喝得放松过头。现在没关系吗？三年前，你可能就得坐在人力资源部门面前了。

Scott Galloway：嗯。

Andrew Huberman：同学可能会孤立你，对吧？你以前参加过兄弟会。

Scott Galloway：嗯。

Andrew Huberman：我没参加兄弟会。我是在滑板、朋克摇滚音乐的兄弟情谊中长大的——

Scott Galloway：嗯。

Andrew Huberman：……也在男性染色体带来的兄弟情谊中长大。

Scott Galloway：嗯。

Andrew Huberman：男人喝酒后会开始说蠢话。现在周围有手机，蠢话会被录下来；录下来就可能造成很大伤害。

Scott Galloway：嗯。

Andrew Huberman：喝酒的时候，人们对自己说什么会更不加筛选——

Scott Galloway：嗯。

Andrew Huberman：……比没喝酒时更不加筛选。所以我不是在反驳你，但我能理解二三十岁的男人为什么会害怕。一个绝不会——

Scott Galloway：嗯。

Andrew Huberman：……绝不会强迫女性、甚至绝不会做更严重的事，也绝不会给别人下药的男人，也可能担心。我说的不是 Bill Cosby 那类例子。

Scott Galloway：嗯。

Andrew Huberman：我说的是许多年轻男性确实存在的恐惧，如今许多年轻女性大概也会有这种恐惧——

Scott Galloway：嗯。

Andrew Huberman：……这和我们看到的取消文化有关。具体来说，我想说很多白人女性——

Scott Galloway：嗯。

Andrew Huberman：……害怕被说成“凯伦”。

Scott Galloway：嗯。

Andrew Huberman：对吧？好像她们说什么都会出事。我很喜欢 Billie Eilish 的音乐，她曾因某件事被批评，好像她有一次模仿了亚洲人。

Scott Galloway：名人总会遇上这种事。

Andrew Huberman：对，没错，总会发生。

Scott Galloway：是。

Andrew Huberman：但人们看到名人遇到这种事——

Scott Galloway：嗯。

Andrew Huberman：……就会想：“天啊。”我觉得 Billie Eilish 是种族主义者吗？不是，而且我很喜欢她的音乐。她当时也非常懊悔并道了歉。但这已经足以让人想——

Scott Galloway：完全正确。

Andrew Huberman：……“那我还是待在房间里刷 Instagram 好了。”所以你可以理解，害怕喝酒或社交，可能会加剧我们讨论的社交媒体问题。

Scott Galloway：是。我想先承认你的观点。我希望、也愿意相信，总有一天我们会更宽容。我很庆幸 18 岁时没有摄像机 24 小时不停地跟着我拍。我简直无法想象——

Andrew Huberman：就因为你曾经说过一句蠢话，对吧？

Scott Galloway：我无法想象。不过我确实认为我们正在走向这样一个时代：在社交媒体和手机普及的时期，人们会慢慢变得更宽容，尤其是对年轻人。10 月 7 日之后，校园里出现过一些我非常反对的年轻人运动，但我对他们的愤怒比对一些教职员工少，因为我会想，我愿意给 18 岁年轻人很多宽容，至少我会努力做到。我想补充的是，有些东西能窥见人的内心，比如他们如何对待宠物，以及喝醉后如何表现。我发现，每一个喝醉后会说蠢话的人身边，还有更多人喝醉后会说：“我觉得你真棒，我非常欣赏你。”或者走到女性面前说：“我很喜欢你的裙子。”、“天啊，你的笑容真美。”或者一开始就走过去，表达自己的兴趣。向别人表达兴趣是一件很美好的事。

Andrew Huberman：或者说：“你想跳舞吗？”

Scott Galloway：是。它表达的是：“我看见你了，你的动作和笑容让我心动。我对你感兴趣。”这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所以我认为，每一种负面结果，都可能让某人……当然，如果一个人极其糟糕的判断力暴露出来，那他的问题比酒精大得多。酒精也会降低人的抑制，但我总觉得大多数人是好人。我发现，我的大多数朋友和我相处的大多数人稍微喝点酒之后，抑制会降低，更愿意拥抱你，也更愿意表达他们多么珍惜这段友谊。我年轻时不知道你有没有做过类似的事：喝了几杯酒后，我会打电话给妈妈，告诉她她对我有多重要。

Andrew Huberman：别让我妈听到这话，求你了。我没有这么做。

Scott Galloway：在不谈更严重的滥用问题的前提下，我认为酒精在一定程度上会降低抑制，让你看到一个人真实的一面。当然很多人会说：“得喝醉了才能展现真正的自己，太可悲了。”但我认为很多人会展现出自己很美好的一面，也会鼓起勇气把这些感受告诉别人。我担心现在的障碍太多，年轻人根本无法建立联系。所以我想承认你的观点：你必须非常谨慎。如果你不确定自己能控制酒精，就别在工作场合或职业活动中喝酒；这可能毁掉你的整个职业生涯。

Andrew Huberman：哦，我在学术生涯中观察到一件事，简直难以置信：每次研究生、教职员工和博士后聚会，很多人的重头戏就是欢乐时光。理论上，大家在会议期间会到酒吧边喝边聊当天的数据；但实际上，教师和学生、博士后之间，以及已婚教师彼此之间的大多数问题，都是酒精助长的。我确实相信这一点，而且我一次又一次地看到这种情况。

Scott Galloway：这造成了很多问题。

Andrew Huberman：造成了非常多的问题，而且经费还来自科研资助。我非常支持……我也一直努力争取 NIH 经费至少不要被削减，看起来原计划削减的间接成本经费也没有被砍。这是学术界内部的事，当然可以做得好得多；但至少那些原本要发生的削减没有发生。我的职业生涯是由 NIH 资助的。

Scott Galloway：嗯。

Andrew Huberman：如果没有 NIH，我不会有今天。我拿过资助，也评审过资助等等。但以前竟然可以把钱花在酒精上，人们就围着酒喝酒，这确实造成很多问题。现在学生和学生一起喝酒，问题小一些，对吧？

Scott Galloway：我提个建议，听听你的看法。我认为应该研究并认真考虑把法定饮酒年龄降回 18 岁。我住在英国。看你的表情，我知道你准备说什么了。我住在英国。

Andrew Huberman：军队里 18 岁就能喝酒。我听到的有些内容挺有道理。

Scott Galloway：在军队里，21 岁以下也可以喝酒，因为逻辑是：既然你可以为国家牺牲生命，那你就足够成年，可以点一杯酒。

Andrew Huberman：至少这个逻辑说得通。

Scott Galloway：有道理，对吧？

Andrew Huberman：是。

Scott Galloway：但在英国，17 岁时和成年人一起吃饭就可以点啤酒；到了 18 岁，即使没有成年人陪同，在酒吧也能点啤酒。我儿子寄宿学校放假周末回家时——虽然他回来的次数没有我希望的那么多——我喜欢带他去当地酒吧喝一杯。我发现喝完一杯后，他更愿意告诉我一些自己的近况。作为父亲，你最想要的其实就是能和孩子交谈，知道他们最近怎么样。他不会喝醉，也不沉迷酒精；他会听你的，也会听别人的，对酒精很谨慎。但我发现，让年轻男女逐渐接触酒精，而不是等到 21 岁突然放开，或许值得考虑是否应该降低饮酒年龄。之所以把年龄提高，是因为“反对酒驾母亲组织”很有效、也很有道理：当时许多年轻人死于交通事故。

Andrew Huberman：我记得那个时期。

Scott Galloway：我认为这种情况已经大幅减少，因为有 Uber，也有安全气囊。所以我建议，是否该研究一下：如果允许年轻人从 18 岁开始逐渐接触酒精，他们是否会有更多社交联结，成年后酗酒是否反而更少？既然政府正在提议征召他们入伍，那么如果一个年轻人可以被征召，他或她难道不该有判断力决定是否能点一杯啤酒吗？

Andrew Huberman：这些论点都很好。我没想到我们会聊到这里。

Scott Galloway：是你提到大麻的。

Andrew Huberman：是。

Scott Galloway：我想听听你的看法。

Andrew Huberman：好。

Scott Galloway：我大学时抽过很多大麻。我能用任何家用物品做烟斗。我把《人猿星球》的每一句台词都学会了。

Andrew Huberman：你还知道怎么用苹果做烟斗。这是很典型的 90 年代技巧。

Scott Galloway：哥们儿，那是大二时的事。

Andrew Huberman：好吧，好吧。

Scott Galloway：我还能做得更厉害。总之，22 岁时我进了摩根士丹利工作，开始认真规划生活，之后 20 或 25 年几乎没抽过大麻。现在我睡眠有问题，很难让大脑平静下来，所以会吃大麻软糖。我大概每周吃两次。如果我很亢奋，或者觉得晚上会睡不好，就吃一颗 5 毫克的软糖，能让人放松下来。我忘了是哪一种成分。它改善了我的生活。不过我读到不少关于潜在精神病风险之类的内容。

Andrew Huberman：那不适用于你。精神病易感风险不适用于你；你早就知道了。如果你有易感性，现在应该已经出现精神病症状了。

Scott Galloway：那就好。

Andrew Huberman：是。

Scott Galloway：或者只是我还没承认而已。不过总体上它改善了我的生活。我很喜欢 THC，而且我吃的是包装产品，所以知道来源。我喜欢软糖，因为剂量明确。我认为 THC 有一些好处。我母亲得胃癌时，我和她住在一起，唯一能缓解她恶心的就是大麻。我真的，Andrew，当时在 2004 年 7 月的拉斯维加斯市中心街头试图买到大麻，因为我太害怕带着它旅行了。我当时想：“天啊，我竟然在这个陌生地方的街角给患胃癌的母亲找大麻。”所以我觉得它有些益处……好，我就说到这里。我喜欢使用 THC，认为它对我的生活有帮助。

Andrew Huberman：我们暂停一下，感谢本期赞助商 LMNT。LMNT 是一种电解质饮料，包含你需要的一切，没有多余成分：按合适比例搭配钠、镁、钾，不含糖。适当补水对大脑和身体功能至关重要，轻微脱水也会降低认知和体能表现。摄入足够电解质也很重要；钠、镁、钾对全身所有细胞的运作都至关重要，尤其是神经元，也就是神经细胞。喝 LMNT 可以轻松确保补水和摄入足够电解质。我的一天通常开始得很快，醒来就得马上工作或锻炼。为了确保补水和电解质充足，我早上醒来会把一包 LMNT 冲进 16 至 32 盎司水里喝。我锻炼时也会把 LMNT 冲在水里喝，尤其是炎热、出汗很多、流失水分和电解质的时候。LMNT 有很多好喝的口味，我都喜欢，包括西瓜、覆盆子、柑橘，尤其是柠檬水味。如果你想试试，可以访问 drinklmnt.com/huberman，购买任何产品即可领取一盒免费试饮装。再说一次，访问 drinklmnt.com/huberman 领取免费试饮装。是的，我认为 THC 的影响高度因人而异。尤其是有精神病或双相情感障碍遗传易感性的年轻男性要非常谨慎，特别是高浓度 THC；不仅要注意软糖，也要谨慎其他形式。我认为，许多正受冷漠、肥胖、自我厌恶、色情内容和自慰成瘾困扰的年轻男性不该使用 THC。如今大家常说“高能动性”，对吧？你指导一年后每周锻炼三次、有目标、并且希望寻找或已经处于一段关系中的男性，他们对自己的看法不同，我看不出 THC 为什么不能成为他们一周生活的一部分。它会严重抑制快速眼动睡眠。具体来说，停用之后他们的梦会特别生动，因为快速眼动睡眠会增加。但有些创作者能恰当地使用它来提高专注、缓解焦虑或帮助应对焦虑；也有同样多的人使用后会极度焦虑。所以我认为关键是背景情况。酒精也是一样。如果一个人超重、不锻炼，一个二三十岁、状态不佳的男性——我们就描绘一下：他玩电子游戏，虽然没到病态肥胖，但有些超重、身体不健康、感觉很糟糕；他不该喝酒或抽大麻。他应该去健身房，把身体练好，然后或许每周和朋友喝几杯。情境非常重要。我认为绝不要独自使用任何物质；一周之中，如果第二天必须保持清醒敏锐，尽量别用。它应该只是娱乐。我想听听你的看法：我正在指导一些年轻男性，其中一个问题是，我认为色情成瘾是研究最不足的成瘾问题。我担心大型科技公司在说服年轻男性：何必花力气去争取朋友圈、进入人际层级？你有 Reddit 和 Discord。何必费劲打领带、去办公室、努力过好生活并适应企业环境？你可以在 Robinhood 或 Coinbase 上炒股或加密货币赚钱。何必花时间、花钱、冒着被拒绝的风险去培养善意、保持好形象、锻炼、承受拒绝、出门约会？你有逼真的色情内容。我以自己为例：我从 UCLA 毕业时 GPA 是 2.27，这分数不容易拿到，因为我挂了九门课，却还是毕业了。再说时代不同了。我们都是加州大学的学生，UC San Diego；我们有多幸运，顺风有多强，推动我们走向成功。我申请 UCLA 时录取率是 74%，现在是 9%。我以 2.27 的 GPA 毕业，后来 Berkeley 竟然让我读研究生。但回到 UCLA：我当时一个动力是，去校园就有一定概率认识一位女性、和她建立联系、见到朋友，也许带她去兄弟会派对或约她出去，最终也许能和她发生亲密关系。这对我来说是巨大动力。如果手机或电脑屏幕 24 小时都能看到逼真的色情内容，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还会那么有动力去校园；当时我少去几次校园，几乎就没有容错余地。我担心逼真的色情内容大幅削弱了那种动力和欲望——说白了，想自己创造色情体验的欲望——让男性不再成长为愿意冒险、积极进取的男性，不再愿意穿着得体、锻炼、接近陌生女性、努力寻找伴侣。这很难。找伴侣确实很难。我对这些男人说：“欢迎来到工作周。这件事一直很难，困难正是其中的意义所在。”女性比男性更挑剔，这是有原因的：我们想把种子撒向世界四方；她们会用更严格的筛选，选出最聪明、最快、最强壮的种子，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孩子会比我们更聪明、更高。这就是自然规律。但如果削弱了这种欲望，不仅会妨碍你寻找伴侣，也会阻碍你发展生活其他方面所需的能力。回到核心问题：我想知道并担心，色情内容是否是研究最不足、且正在伤害年轻男性的成瘾问题。因为——

Scott Galloway：我在同事中观察到一些情况。我想知道……我曾和一位非常有思想的女性谈过这个问题，她是斯坦福的成瘾研究教授。你肯定认识她，我忘了她的名字。

Andrew Huberman：Anna Lembke。

Scott Galloway：Anna Lembke。

Andrew Huberman：是，她负责我们的双重诊断成瘾项目——

Scott Galloway：太棒了。

Andrew Huberman：……她是很棒的女性、很棒的人。

Scott Galloway：播客刚录完，她就马上对我说：“如果你的大麻使用哪天成了问题，就给我打电话。”她是真心的。

Andrew Huberman：这完全——

Scott Galloway：我当时——

Andrew Huberman：这完全是 Anna 的风格。

Scott Galloway：……我就问：“你觉得这已经成问题了吗？”

Andrew Huberman：这完全是 Anna。

Scott Galloway：我马上就——

Andrew Huberman：她是个真正靠谱的人。

Scott Galloway：……我说：“你觉得这有问题吗？”然后又说：“Anna，抱抱我。”总之，我认为目前关于色情内容的优质研究还不够多，因为没人想被称作“研究色情的教授”。所以我担心我们根本不知道它的影响。我从个人观察中看到，很多年轻男性缺少健康的冲劲，因为他们会想：“唉……”过去 20 年里，那些不懂得如何约会、或不想成功的男人，会去某些低收入国家当外籍人士。这种现象如今变得更普遍：与其提升自己，不如待在家里，通过色情内容获得近似恋爱关系或性关系的体验。我怀疑它的危害是否比目前人们估计的更大。

Andrew Huberman：是的，这是个很重要的话题，人们经常联系我谈这件事。你把色情内容和“性旅游外籍人士”作类比，我们可能得解释一下。外籍人士是离开美国生活的人。我不确定所有人都明白“性旅游外籍人士”的意思；我理解是有些人会去东南亚之类的地方——

Scott Galloway：对。

Andrew Huberman：……或者南美，在那里基本上可以花钱买到自己想要的体验。

Scott Galloway：对。

Andrew Huberman：一般来说，我只能猜测——我真的从没做过，也完全没兴趣——但我想这些男人会觉得，有了钱以后这种方式很轻松；而真正约会、真正发生性关系，如果可以这么说——

Scott Galloway：需要努力。

Andrew Huberman：……需要付出努力、学习——

Scott Galloway：是。

Andrew Huberman：……尤其是你想真诚地听到“做得好”，并且知道对方是真心这么说。

Scott Galloway：对。

Andrew Huberman：你得多练习。把自尊放上赌桌，学会沟通、学会倾听等等。

Scott Galloway：没错。

Andrew Huberman：我认为你说色情内容是范围更广、破坏性更强的对应物，这个判断非常准确。你一说出来，我就想：大家需要听到这个。你想成为那样的人吗？从神经科学角度看，任何行为改变都需要同时调动厌恶和趋近系统：既要有想得到的东西，也要有想避开的东西。我真的认为，要实现真正的行为改变，你必须远离某些东西，同时朝别的方向迈进。色情内容涉及人类最基本的神经线路。大脑中真正能够大量产生多巴胺的两个回路——

Scott Galloway：嗯。

Andrew Huberman：……好，其中有与繁殖有关的回路——

Scott Galloway：嗯。

Andrew Huberman：……与性有关的回路——

Scott Galloway：嗯。

Andrew Huberman：……以及与愤怒有关的回路。

Scott Galloway：嗯。

Andrew Huberman：20 世纪 60 年代有一项很了不起的研究，研究者 Robert Heath 是个极具争议的人。他是神经外科医生，会刺激大脑不同区域；不幸的是，他支持扭转治疗，试图通过刺激某些脑区让同性恋者变成异性恋，因此他被科学界合理地驱逐了。

Scott Galloway：那祝他好运。

Andrew Huberman：是。他的人品确实很差，但还是应该把研究结果和他本人分开看。实验中，他让受试者通过植入大脑的电极自由刺激不同区域。他们可以产生性唤起、引发笑声、感到醉酒——基本上就是我们正在谈的这些体验；也可以获得仿佛母亲抱着自己般的安慰感。他们最常选择刺激的区域，是丘脑中央中线核；我的实验室在其他研究中花了很多时间研究这个区域。他们会一次又一次按压杠杆，只为体验轻微的挫折和愤怒。

Scott Galloway：嗯。

Andrew Huberman：因为这种唤起本身就构成了强化。我的一位学生 Lindsay Salay，希望很快会成为教职人员；我不说她拿到教职的大学名字，但那是一所非常优秀的大学。她以非常机制化的方式研究这个问题。当我们愤怒、受挫时，与多巴胺回路的联系会被反复强化。我们整天都在这样做。惊人的是，这种反应不会减弱。愤怒没有阈值：你越生气、越挫败，就会感到越强的唤起——

Scott Galloway：嗯。

Andrew Huberman：……你永远不会满足，没有性高潮后的幸福感，也没有“我吃得太饱了，感觉肚子快撑破了”的感觉。

Scott Galloway：嗯。

Andrew Huberman：这也关系到社交媒体。我担心的就是这个回路，我认为大型科技公司确实触及了它，无论是否有意；我们必须特别小心。我自己也经历过。我想此刻就有一点这种体验：那种兴奋感，好像“没错——”

Scott Galloway：嗯。

Andrew Huberman：……那种向前推进、充满力量的感觉；但如果变成“去他妈的共和党人”、“去他妈的左派”或“去他妈的极端觉醒派”，人们就会整天沉浸在自己的愤怒中——

Scott Galloway：嗯。

Andrew Huberman：……和挫败感里。我觉得这种情况到处都是。我也举手承认，自己有时候肯定也会这样。

Scott Galloway：是。这很有启发，因为我觉得愤怒会引发抑郁。我一直受愤怒和抑郁困扰，通常是某件事刺激了我，我变得非常愤怒，感觉血液都像腐蚀性酸液一样，把我一点点耗尽。

Andrew Huberman：那是肾上腺素。

Scott Galloway：之后两三天我都精疲力竭。所以我一直练习让自己平静下来。但听你这么说，我想起有时在自己的播客上看到明显错误或不公的事情，就指出来；那一刻确实会感到一阵兴奋，好像自己在领导、很有本事，或揭露了什么。

Andrew Huberman：确实如此。我想说，睾酮——

Scott Galloway：嗯。

Andrew Huberman：……我们之前私下稍微谈过：在大脑层面上，它会让人从付出努力中感到愉悦。

Scott Galloway：嗯。

Andrew Huberman：我不想跑太远，不过想听听你怎么看：睾酮可以如何被用于好事或坏事？我也不认为应该让所有人都用睾酮，我不是这个意思。如果不采取其他措施抵消影响，它可能严重损害生育能力。所以年轻人要小心。你怎么看睾酮、男性主动性，以及成年人、年长一代使用睾酮？

Scott Galloway：我就是其中一个。我接受睾酮治疗，坦白说是因为我想感觉年轻些。它让我在健身房更有力量，勃起更好，甚至还改善皮肤等意想不到的方面。我会这样描述睾酮治疗：它让我在健身房感觉年轻了三到五岁。所以我是支持者。你应该在医生指导下使用，我就是这样做的；我很喜欢这种疗法。我觉得你在激素替代疗法方面做了很有意思的研究，我听过你很多相关内容。围绕睾酮和男子气概的争论，在政治领域非常重要。要肯定极右翼的一点是，他们比所有人都更早意识到年轻男性的问题。问题是他们把男子气概和粗俗、残酷混为一谈，而他们提出的解决方案是把非白人和女性送回 50 年代。

Andrew Huberman：有些人是这样。我不是要替他们辩护，但我不清楚他的政治倾向；我的朋友 Jocko Willink 有女儿，他并不是你刚才说的那种人。

Scott Galloway：不，我说的是极右翼。

Andrew Huberman：极右翼。

Scott Galloway：我说的是唐纳德·特朗普，或所谓“传统男性圈”这类人。他们主张女性从属，展示强硬、粗鲁，甚至我认为是残忍的行为，并把这些和男子气概混为一谈。极左派也没帮上忙，他们给年轻男性的建议是表现得更像女性，并把男子气概等同于有毒行为。两边之间必须有中间地带，必须有一种值得追求的男子气概。我认为我们应该肯定男性主动、敢于行动的特质。我的偶像之一 Jimmy Carr 说：“你可以表现残忍，也可以表现英勇；你可以成为爱人，也可以成为瘾君子。”Richard Reeves 有句很棒的话：“你希望一个男人在沉船时不可或缺，在舞会上也合乎礼数。”所以其中的分寸需要拿捏。但卡内基奖授予那些以自己的身体安全为代价、拯救他人生命的人。这简直就是“冲进着火房屋”奖：看到汽车着火，你冒着危险去保护别人的身体安全。去年颁发了 83 个奖，其中 75 个给了男性。男性更容易冒一些既有坏处也有好处的风险，我们应该肯定这种品质。当然，两种特质都需要。战场上也是如此：男性更可能冲出去救战友，女性更可能说：“别犯傻，先想清楚。”两种都不可或缺。男女能量结合时会创造更好的世界，但现在我们似乎很不信任男性能量。我认为应该肯定它：部族中有人发现动静，立刻拿起长矛去猎杀它，为社区谋福利；有人想把人类送上火星，敢于做看似疯狂、荒谬的投资，并且在这些事上极为积极。我认为这是一种很棒的能量。我参加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时，看到许多特殊利益团体依次发言，谈他们面临的真实问题；但我没听到任何人提及近代历史上跌得最快、跌得最深的群体——年轻男性。

Andrew Huberman：我想这是因为，根据我收到的反馈，比如我们请 Terry Real 上节目时，他谈到治疗和伴侣沟通中男性与女性特质的平衡。听众对我的反应——并不是针对 Terry 本人——总是说：只要我们不能谈“有毒女性气质”，这些显然是男性写给我的——

Scott Galloway：嗯。

Andrew Huberman：……那么整场讨论就显得不平衡。他们感受到的就是：好男人、坏男人、非常坏的男人，好像只有这几类。

Scott Galloway：嗯。

Andrew Huberman：我完全同意。谈到人类中的某些群体，我的视角就像一个被蒙住眼睛、吸了 LSD 的猕猴。但谈到男性，我是在一大群男孩和男人中长大的，我理解。那句话确实没错：有很棒的人、有一般的人，也有非常糟糕的家伙。

Scott Galloway：嗯。

Andrew Huberman：所以你谈到“男性圈”时，如果由我决定，这个词应该只指那些特别糟糕的人，因为它已经成了“坏男人”的代名词。这个问题之后可以再谈。但如今似乎没人能说：女性气质有美好的一面，女性也会有问题，对吧？

Scott Galloway：嗯。

Andrew Huberman：还有坏女人。你不能这么说。我能和讨论这个话题的女性只有女同性恋者，是她们告诉我：“确实有很坏的女人。”我问：“为什么只有女同性恋会谈这个？”她们说：“因为现在男人谈论女性，或谈自己希望女性做出不同改变——”

Scott Galloway：嗯。

Andrew Huberman：……这种谈话本身就被视为有毒。她们觉得——这是别人告诉我的，我只是在复述——她们在男性手中遭受了太多伤害，所以还需要 20 或 30 年，我们才会准备好讨论这个问题。

Scott Galloway：追赶进度。

Andrew Huberman：……然后才能谈这个话题。

Scott Galloway：是。

Andrew Huberman：当然，这会让成长中的年轻男性觉得，好吧，问题全在我们身上。这也有好的一面：为自己的人生负责很重要。别成为特别糟糕的男人，最好也别做不太好的人。但这种两极化来自这样的情况：我们可以谈有毒男子气概、男性危机，却为什么不谈自杀率？我想是因为女性议题方面，我们仍然认为应该保护和供养社会中的女性与儿童，并把这放在最高优先级。泰坦尼克号沉没时，他们会先上救生艇。所以事情很复杂，有很多禁忌用语。我很高兴今天这些话题自然地出现，因为这些禁忌或许能成为桥梁，让我们从“男人一团糟，有些人简直很糟糕”，走向理解“他们确实极度不满”。大家通常假定，女性如果不满或过得不好，一定是男人失败了。

Scott Galloway：嗯。

Andrew Huberman：很多人会作出这种假设，但我不这么想。我回想年轻时，90 年代的一些论调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这种看法。但现在我认为我们得揭开面纱，认真审视自己，努力实现我们正在讨论的融合。

Scott Galloway：是。只有数据能说明问题。1945 年到 2000 年间，美国以仅占全球 5% 的人口创造了全球三分之一的经济增长和繁荣，也就是全球其他地区的六倍增长。其中大部分繁荣又集中在三分之一的白人、男性、异性恋人口手中。如果你不属于这个群体，要参与并分享这种繁荣就困难得多。

Andrew Huberman：嗯。

Scott Galloway：所以，像我这样出生于这一代、拥有我的性取向、肤色和性别的男性，顺风顺水的程度可能是别人的 15 到 18 倍。问题是：现在的年轻男性是否应该为我的特权付出代价？

Andrew Huberman：嗯。

Scott Galloway：我理解，当我开始谈论或支持男性时，人们会本能反感，因为他们看着我说：“你享有不公平的优势。”完全没错，我认罪。但现在的年轻男性自杀可能性是女性的四倍，成瘾可能性是三倍，被监禁可能性是十二倍；而我这一代的男性没有挺身而出提供指导，也没有支持那些可能动用一点我这一代资源来帮助所有年轻人、让他们成长的项目。我支持的大多数项目和政策其实是面向所有年轻人的。如今 7 岁儿童的平均财富比 40 年前的 7 岁儿童高 72%，而 25 岁年轻人的财富却低了 24%。他们每天收到 110 条通知，不断告诉自己失败了。结果呢？他们是很长时间以来肥胖、抑郁和焦虑程度最高的一代，却没人诚实地讨论这些问题。我在台上说过这话，也遭到一些反弹：我认为女性更擅长管理。我觉得她们更能体察他人情绪，情商更高；她们可能更适合当医生和律师。我认为无论从基因还是人类学角度，她们都更注重细节，床边关怀更好。现在法学院和医学院里女性更多，尤其是医学院。如果我说女性更擅长管理、更适合当医生，大家都会点头，女性同意，男性也会看看周围跟着点头。但如果我说男性平均而言更擅长创业——这并不是说女性不应享有同等机会，事实上她们一直没有得到机会：95% 的资金不仅分配给男性，而且大多数由只上过一两所学校（哈佛和斯坦福）的男性分配——人们就会说：“我在你身边感到不安全。”

Andrew Huberman：谁在你身边会感到不安全？

Scott Galloway：说女性更擅长某些事情，大家都觉得没问题。

Andrew Huberman：嗯。

Scott Galloway：但说男性在任何事情上更擅长——

Andrew Huberman：如果你在 X 上这么说——

Scott Galloway：比如男性是更好的战斗士兵。

Andrew Huberman：……说实话，如果你在 X 上这么说，大家都会说：“好啊，男性更擅长创业。”如果你在一个更偏中间或偏右的群体里说——我不想把话题政治化，但也绕不开——

Scott Galloway：是。

Andrew Huberman：……我觉得女性可能也不会那么反感。

Scott Galloway：我觉得这个说法合理。

Andrew Huberman：我不是说这取决于你和谁交往。

Scott Galloway：对，这话说得有道理。

Andrew Huberman：我几乎不和任何人交往，所以我的世界很小，不过——

Scott Galloway：回到你的观点：如果你访问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网站 dnc.org——他们后来改过页面，但我之前在 CNN 上多次谈到——这个偏左的网站有一页叫“我们服务的群体”，列出 16 个特殊利益群体：退伍军人、残障人士、非裔美国人、原住民、老年人等等。我算下来占人口的 74%。但你说自己代表 74% 的人口，其实并不只是代表 74%，而是在排斥其余 26%。基本上，唯一没有被提到的群体就是年轻男性。我理解男性过去享有极不成比例的优势，因此需要一段追赶时期，但我认为现在有点过头了。我认为我们的 K 到 12 年级学校体系对男孩有偏见。按行为因素调整后，男孩被停学的可能性是女孩的两倍；黑人男孩是五倍。K 到 12 年级教师中 70% 到 80% 是女性。人们自然会支持那些让自己想起年轻时的群体。高中毕业生代表中十人有七人是女孩；如今大学生中女性与男性比例是 60 比 40。所以归根结底，我们让竞争环境更公平后又出现了一点偏见，女性也完全超过了男性。很好，祝她们更成功。但现在该怎么办？年轻男性确实看不到明显的繁荣道路，年轻人的经济状况也不如以往；而在社会中，尤其在约会市场，年轻男性很大程度上被按照经济能力评价。我收到很多反驳，说：“不，我只想找一个情感上细腻的男人。”我认为这纯属胡扯。

Andrew Huberman：哦，这完全是胡说。

Scott Galloway：经济上的向上婚配仍然存在，教育程度上的向上婚配则已趋于平衡。如今不少女性愿意嫁给没上过大学的男性，教育层面的差距大幅缩小。但在女性收入和男性相当的城市里，如果观察情侣，男性收入高于女性的配对仍然是她们的两倍。经济层面的向上婚配仍然非常明显。如果我们不想办法提升所有年轻人的经济能力，让年轻男性拥有更多实现经济独立的路径，我认为这会撕裂社会。出生率会下降，支持那些昂贵社会项目的人也会减少；如今政府 40% 的支出用于 65 岁以上的人群，社会会面临真正的问题。有人说：“这是在把暴力重新包装，说男人更暴力。”我会说不，这就是现实。纵观历史，每个不稳定、暴力的社会都有一个核心问题：一群缺乏经济或恋爱机会的年轻男性。不论是魏玛德国，还是中东、非洲一些最不稳定的地方，世界上最危险的人就是孤独又贫穷的年轻男性，而我们正在制造太多这样的人。顺便说，我不认为解决办法是对男性实行平权行动，那太容易被政治化。但我们必须停止把财富从他们这一代转给我这一代。为什么每年要把 1.3 万亿美元从美国历史上最焦虑、抑郁、肥胖的一代，转给地球历史上最富有的一代，用来支付社会保障？这是政治上的禁忌。我不是说任何人都应该穷困而死。你我应该领社会保障金吗？

Andrew Huberman：不。

Scott Galloway：不。

Andrew Huberman：我不需要。对，我不需要这个。

Scott Galloway：我想大概三分之一的老年人确实不需要社会保障金。但你一旦接近这个议题，就无法当选，对吧？政府 40% 的支出给了 65 岁以上人群，十年内将达到 50%。我们花在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上的钱都比花在孩子身上的多。我这一代——我算是 X 世代边缘、婴儿潮后期——我甚至不愿这么叫我们；更准确地说，我们是“吸血鬼一代”。我们从未被征召参战，也几乎不必服务社会。我们在美国的经济境况如何？享有前所未有的繁荣，却缴纳现代史上最低的税。所以我认为很多解决方案其实很常识。我们要改革社会保障税：税率 6%，只对前 16 万美元收入征收。我雇的一个年轻人赚 15 万或 16 万美元，生活不错，却要缴 9,000 美元。我赚得多得多，也只缴 9,000 美元，因为税额在 16 万美元处封顶。这合理吗？最大的两项税收抵扣是房贷利息和资本利得。谁拥有房子和股票？我们这个年纪的人。谁在租房、靠当前收入生活？这间办公室里的年轻人。我们确实在把数万亿美元从年轻人转给老年人，却还奇怪年轻男性为何焦虑、找不到人生目标。75% 的女性认为经济能力是伴侣的重要条件，男性中只有 25% 这么认为。女性仍然把男性视为经济供养者。于是整整一代年轻男性觉得自己没有目标、没有进入中产阶级的通道，却要按照越来越难达到的标准接受评价。与此同时，他们还被灌输各种不切实际的期待：好像其他人都在靠卖以太坊赚上百万美元、身材完美、拥有极其性感的伴侣，还拿着科切拉音乐节的艺术家通行证。所以如果他们不抑郁、不肥胖才奇怪。

Andrew Huberman：哇。这让我想到学术科学。我以前开玩笑说，父亲是科学家，而且有点不拘一格，让我早早了解学术界的运作方式。尽管我很喜欢同事，但我很早就觉得他们很多人该退休了，应该离开。

Scott Galloway：完全同意。

Andrew Huberman：他们该离开，是因为有些人同时拿着三四个 NIH 资助项目，每个每年有数百万美元。这本身不是问题，问题是年轻研究者没有足够经费，于是领域会停滞，科学也会停滞。他们却不退休。

Scott Galloway：是。

Andrew Huberman：这很有意思。特朗普政府上台前不久，我开始登录 NIH 听证会。我想说一下，前任 NIH 主任和现任主任 Jay Bhattacharya 都很优秀，只是用不同方式努力做重要的事情。你会注意到，Jay 任内预算没有被削减；对学术界的人来说，间接成本也没有被削减。但前任主任 Carolyn 任期末暴露出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有人问：“为什么人们活得更久，而年轻人却在自杀？我们有这么多心理健康问题，主要在男性中，但年轻女性也有。”她说：“的确，我们在医学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功，让 65 岁以上的人活得久得多，能够治疗晚期糖尿病和癌症。我们虽然还没有治愈这些疾病，但延长了老年人的寿命，在很大程度上也提升了生活质量，尤其是如果他们愿意晒太阳、锻炼、到了这个年纪少喝酒或不喝酒、不抽烟。”人们越来越长寿，大量研究经费投入其中。但对于年轻人蓬勃发展最重要的许多问题——不只是身体健康，还有心理健康等等——却几乎没有研究。因此，无论你谈的是老年人和资历更深者在资源分配中占优，还是科研经费的分配，都存在严重向老年倾斜的现象，这显然伤害年轻人，因为没人以足够规模认真研究色情成瘾。没人以足够规模认真研究社交媒体成瘾。我认为 Jonathan 的研究非常棒，现在也有其他人加入。但如果看看数据，这些问题对年轻人的严重程度不亚于癌症对五十岁以上人群的影响。前任美国卫生局局长也指出，癌症、糖尿病和绝望致死是年轻人的主要死因。我们在很多方面都完全失去了正确的视角。

Scott Galloway：同意。

Andrew Huberman：我不知道该如何处理社会保障，这是你的专业领域，不是我的。但我非常支持像日本那样的做法：强制科学家退休。我会惹恼很多同事，但还是要说：让他们 65 岁退休。他们仍然能领工资；在很多公立学校，他们还有养老金，也仍能享受医疗保险；他们的孩子上大学时大概还享受过部分免费教育。这就是我们工作所在学校的内部情况，对吧？

Scott Galloway：嗯。

Andrew Huberman：就是这种关系网。

Scott Galloway：他们进去了。

Andrew Huberman：是，他们进去了。所以让他们退休吧，办公室可以留给他们。我确实认为老一辈有很多智慧，但我很高兴看到——

Scott Galloway：这就是你的土地致意。让我岔开一下。

Andrew Huberman：我只是想说，有些资深教授，比如写了《生物化学》教科书的 Lubert Stryer，我就直接点名了——

Scott Galloway：嗯。

Andrew Huberman：……他是那样的人。Lubert 退休了，关闭实验室。他在基因芯片公司 Affymetrix 赚了很多钱。

Scott Galloway：嗯。

Andrew Huberman：他以前会来实验室问：“你们在做什么？”和学生聊天，给出很好的建议。我认为代际传承智慧非常棒。但你猜他没有做什么？他没有继续消耗研究经费，也没有占着校园空间。他免费分享知识，因为这个制度已经善待了他。

Scott Galloway：是，他就像尤达大师。

Andrew Huberman：他就像尤达大师。

Scott Galloway：但他是个例外。

Andrew Huberman：是。

Scott Galloway：你在斯坦福工作，那里汇聚了史上最优秀的教师团队之一。纽约大学商学院也有非常优秀的教师队伍，我认为是世界顶尖之一。原因不是我们的错，而是所有优秀教师都喜欢来纽约住四年、八年、十年，住在 SoHo。

Andrew Huberman：是，这确实不错。

Scott Galloway：这就是我们的优势：“来我们这里吧，我们给你提供免费住房。你和妻子孩子都不用再为住房发愁，来这里教会计。”我们因此能吸引优秀教师。三分之一的人应该被送到冰原上去。他们的价值已经不如从前。1988 年，他们在 GAAP 会计准则方面很厉害，拿到终身教职后就不肯离开，最后只能被抬着脚先离开。结果是，那些能带来创造力和新视角的年轻人没有发展空间。我想回到“吸血鬼一代”的说法。我们总谈晒太阳、社交、吃好、睡好，都是关键，对吧？但我认为寿命最重要的预测因素只有一个：钱。中国的平均预期寿命从 47 岁升至 77 岁，是随着财富增长而实现的。你如果处于收入最低的十分位，寿命比收入最高十分位的人短 12 年。关键是钱。我们不只是把钱从年轻人身上吸走、转给老年人；我们还因为自私、不愿将好处传给下一代，夺走了他们的生命。老年人选出更老的人，让他们为自己争取更多钱。这些老年人也许不是故意的，但他们确实在夺走年轻人的生命与幸福，再把它转给老年人。我们不仅需要任期限制。华盛顿特区里分配资金的人，已经变成《黄金女郎》和《行尸走肉》的混合体。够了。我们不仅掠夺了年轻人的钱，也掠夺了他们的生命和健康，因为在我们的社会里，钱就是健康。

Andrew Huberman：我们如何在保持独特优势的同时创造经济激励？我认为这正是美国伟大之处。我过去也这样看待社交媒体，但我承认，那是因为它对我奏效了。我喜欢学习、喜欢教学。我架起摄像机，和坐在那边的那个人开始做播客，结果非常成功。

Scott Galloway：我会这样描述美国不好的转变：我成长时，美国致力于接纳、甚至热爱那些平凡普通的人。我就是个非常普通的人，这不是在谦虚炫耀。我的 SAT 考了 1130 分，GPA 3.1，家里没钱。但我得到了午餐补助。加州曾把和学校里其他孩子购买的优惠券颜色相同的券寄到我家，这样我就不会觉得难堪。我拿到佩尔助学金。第一次申请 UCLA 没被录取——当时录取率 74%，我属于没录取的 26%——后来申诉成功。我在 Solomon Sheldon，某天回家时非常难过，说：“这就是我的人生吗？”别人总说我很幽默，我想当医生。我妈妈问：“可以申诉吗？”我至今记得招生主任给我打电话那天，说：“你不符合资格，但你是加州之子，我们愿意给你一个机会。”

Andrew Huberman：加州之子。

Scott Galloway：加州之子。

Andrew Huberman：想想看。是啊。

Scott Galloway：这句话真棒。

Andrew Huberman：是。

Scott Galloway：光是想到这件事我就很激动。之后我进了 Berkeley。这是在炫耀，也是展示实力，但我还是要说：过去五年里，我已经向加州大学捐回了 2,000 万美元。

Andrew Huberman：太棒了。

Scott Galloway：所以这个体系曾让我们所有人受益。美国不该只挑出一小群富家子弟和极其出众的人；美国应该押注那些普通孩子。我们该做的是：如果一所大学的捐赠基金超过 10 亿美元，而新生人数的增长速度还赶不上人口增长，那它就是开着课程的对冲基金，应该失去免税资格。如果它提供的学位中，面向非传统领域的比例不到 20%——比如护理、专业建筑施工或职业培训——它就不该享有免税待遇。在我看来，还应强制实行全国服务。我认为还有很多事要做。私立学校应该缴很高的税，然后把钱重新投入公立学校。我们还需要让房产税和学校质量脱钩。想想其中的不公平：公立学校平均每年每个孩子花 15,000 美元；贫困地区只有 9,000 美元；私立学校平均每个学生花 72,000 美元。像我孩子这样幸运地上私校，我们在他们身上花了 85 万美元，有的家庭则花 12 万美元。然后你让这些孩子和另一个孩子竞争进入精英大学？如今大家还自我安慰说，有了 AI，大学就不重要了。大学从未如此重要。如果有一种药物能让你结婚概率翻倍、自杀概率减半、成为百万富翁的概率提高三倍、竞选公职的概率提高十倍、成为军官的概率提高四倍、肥胖的概率降低三倍，你会把这种药藏起来吗？一个人进入职场或经济体系后，你还会制定税收政策，把钱从自己转给世界上最富有的一代吗？高等教育和 K 到 12 年级教育有很多非常基本、合乎常识的解决方案，但我们总找各种借口，用“网络效应”“全球化”“科技”等词包装，不过是披着薄薄外衣转移更多财富。年轻人中最底层的 99% 只是老年人的营养来源。在我看来，这很明显，解决方法也很常识。然而高等教育不幸成了美国拒绝普通人的典型象征：18 岁时你要么极其出众——是长曲棍球队长，还去非洲打井？那就进来吧，我们会帮你铺好道路，让你有机会成为亿万富翁或总统；要么你很普通，那就倒霉了。也许你可以去某处建数据中心，勉强进入中产阶级。而且我们这里甚至没有学徒文化。许多家长因为孩子没进精英大学而觉得羞耻。德国和英国的 LinkedIn 个人档案中有 11% 写着“学徒”，美国只有 3%，因为家长觉得孩子没进精英大学很丢脸。我们需要大幅扩充职业培训和大学新生规模，停止这种从年轻人身上掠夺财富与健康、转给老年人的疯狂行为。不幸的是，高等教育行业成了煽动这种排斥文化的先锋，我们认定自己有权定义成功。你知道谁能进斯坦福和纽约大学吗？两群人：富人的孩子——顶层 1% 家庭的孩子进精英大学的机会高出 77 倍——以及极其出众的人。关键是，我们都能用数学证明，99% 的孩子不属于顶层 1%。我小时候，美国热爱普通人，如今却不再热爱普通人。美国究竟是为了挑出一小群人去当亿万富翁，还是为了播下尽可能多的种子？18 岁时没人能判断谁会伟大。没人会看着 18 岁的我说：“你将来会产生影响，还会变得富有。”没人能预见。我们却决定只要富人孩子和极其出众的人，其他人最好勉强进入中产阶级；如果做不到，大型科技公司正等着让他们成瘾，还有税收政策可能让他们陷入贫困。有人说年轻人自以为是。我觉得他们有理由愤怒。我无法想象他们如今有多愤怒：他们抬头、环顾四周，看到这么多繁荣；看到我这一代积累了多少好处，却想每年再花 2 万亿美元，记在他们的信用卡上。我们的支出是每年 7 万亿美元，收入 5 万亿美元，多出来的 2 万亿美元都给了老年人。我在俱乐部里和人吸氯胺酮、喝香槟，年轻人能做的最接近的事，就是把信用卡交给我，让我继续刷。这种赤字支出方式和预算优先级在道德上简直腐败。我们的预算反映价值观，而我们的价值观全都乱套了：“尽情享乐吧。”婴儿潮一代说：“及时行乐，反正明天不一定会来；年轻人以后再收拾烂摊子，房子和车库着火了、狗也怀孕了，那是他们的问题，反正那时候我已经死了。”不知为何，我这一代人没有同样的义务感，觉得应该把好处传给下一代，或投资建设基础设施。我觉得问题显而易见，解决方法也很常识。但我们可以一直进行理性讨论，而社会保障仍是政治禁区；我们也能给出一堆合理理由，说我卖掉公司时为什么前 1,000 万美元应该免税。我上次卖公司时，头 1,000 万美元就免税了。这到底是什么鬼？有人说：“Scott，创业者生产力更高。我们要释放他们的生产力，让最能干的人发挥作用。”我根本不知道税收政策是什么，大家不会因为税收政策而创业。你知道 1202 条款吗？如果你卖掉一家 C 型公司，前 1,000 万美元免税。这根本不是人们创业的原因。

Andrew Huberman：不。

Scott Galloway：但每天都有新的税收政策，只做一件事：把钱从那些年轻人手里转给我们。我的份额比你的更多，因为我比你大十岁。必须停止。税收政策、医疗和公共服务政策都存在基本问题。你是医生，天啊，我们每人花 13,000 美元，却比其他 G6 国家更肥胖、更焦虑、更抑郁。我们绝对应该实行全民社会化医疗。底层 99% 再一次成了顶层 1% 的肉袋和营养来源。医疗商业化这件事我交给你评论。我完全认为现在就需要单一支付者的社会化医疗体系。美国的医疗制度简直无从辩护。抱歉我跑题了：40% 的家庭背负医疗或牙科债务。你没有孩子。你能想象作为父亲，如果 16 岁的女儿突然牙疼得大叫，你却得借钱给她做根管治疗，这件事还压在你心头两三年，会有多羞愧吗？第三——

Andrew Huberman：我赞成从社会保障里拿钱，因为我喜欢这个想法。你一提全民医疗，我就想：“哦，天啊，又来了。”不过我喜欢从社会保障里拿钱。我不是说把老年人赶出去、让他们在街上徘徊、自言自语。我认为照顾老一代很重要，但我们的文化确实过于偏重老年人。可能是因为我想把你看作 X 世代，而不是婴儿潮一代。

Scott Galloway：我很感激。

Andrew Huberman：我是真的这么想，这也让我想到一个问题。你可以不回答，直接跳过。你之前说自己对年龄有点羞涩或不自在。我的朋友 Kelly Starrett 是生理学博士，也是很棒的训练师。他在我 50 岁时说，过了 50 岁最棒的一点是，你会是同年龄段里身体状态最好的人之一。我觉得你看起来甚至像状态很好的 40 岁，做得太棒了，身材也很好。但我想知道，你这种羞耻感是不是因为你描述的同龄群体表现很差，还是确实就是因为年龄？对我来说，最棒的事情之一是觉得自己的朋友、伙伴和身边的人都很出色。我认为 X 世代是很棒的一代。随着谈话继续，我越来越多地想到我们对下一代的责任，以及我们的失败和弥补问题的机会。这也是我们谈话的起点。所以有两个问题：第一，你这样想是不是因为你的同辈表现不佳、而你不想成为他们的一部分？我把你当作 X 世代，不是想套近乎——年轻人怎么说来着，给你戴高帽？你在各方面都过得很好，两个儿子听起来也健康、有出息。你拥有一切，老兄。

Scott Galloway：我想很大程度上归结为非常基本的事情：对死亡的恐惧。我害怕变老、害怕身体不健康，但不介意死亡本身。我也只是害怕无法继续年轻、有活力、保持男性气概，害怕这些东西正在离我而去。生理规律无法战胜。所以我有点迷恋青春，也有点年龄歧视；总之我害怕衰老。不过你提到把东西传给下一代，我也想对听这个播客的年轻男性和成功男性说几句。在很多方面，我们这一代都没有挺身而出支持年轻男性。关于男孩何时走上歧途，如果逆向追溯单一关键因素，就是他因为死亡、离婚或被遗弃而失去男性榜样。男孩失去男性榜样后——而我这样的单亲家庭中，90% 是女性家长——他进监狱的可能性就会超过他大学毕业的可能性。但男性没有站出来。在纽约，申请做 Big Brothers 的女性数量是男性申请做 Big Brothers 的三倍。有些原因是男性担心或羞于参与男孩生活，这和天主教会性侵丑闻、Michael Jackson 等事件带来的禁忌有关。但有很多三十多岁的男性——你团队里我想也有不少——他们可能有孩子，也可能没有。你不必当高盛 CEO，也不需要有青少年精神病学学位；你只需做个好人，努力过有美德的生活。作为一个指导年轻男性的人，我可以告诉你，提供帮助非常容易：关心一下，回答他们一些基本问题。我六周前真的收到一位受我指导的年轻男性的问题：“我开始了一种新饮食，只喝菠萝汁和肌酸。”好吧，我没有医学学位，但我知道这不对。

Andrew Huberman：嗯。

Scott Galloway：八周前我还收到另一个问题：“我看到一件特别棒的事。Scott，我要搬去阿拉斯加了。”“什么？你要搬去阿拉斯加？”“我在国家地理频道看到一件特别棒的事，决定搬去阿拉斯加。”“你有份好工作，而且你妈妈生病了，对吧？”“是啊。”“那你为什么要搬去阿拉斯加？要辞掉工作搬去……”只要问几个基本问题，你就能对这些年轻男性的生活有所帮助。

Andrew Huberman：嗯。

Scott Galloway：都是些非常基本的事。有人说“我觉得很抑郁”，你就问：“你出门了吗？你锻炼了吗？”社会应该形成这样的风气：年轻男性身边一旦没有男性陪伴，整个部族就主动介入，把年轻男性带进他们的生活。我要对男性说，《木兰花》这部 Paul Thomas Anderson 电影里有句很棒的话：“我有爱想给出去，只是不知道该给谁，也不知道该把它放在哪里。”这句话说得太好了。我认为有很多男性内心有真正的爱；最有回报的爱之一，就是兄弟般、父亲般的爱。我的人生目标是帮助我的男人为他人做好准备，帮助我的儿子为他人做好准备。这就是我的职责，也给了我目标感。我认为有很多男性可以向年轻男性或男孩提供兄弟般、父亲般的爱，却没有这样做：要么太懒，要么没有挺身而出，要么担心别人会怀疑他们的动机。需要帮助的人太多了，而这就是你在做的事。你可以在工作场所找到一位单亲母亲，问她：“我要去看球赛，你儿子想和我或我儿子们一起去吗？想不想一起玩？”也可以一起洗车、看比赛，做什么都行。在我看来，这是目前最容易、又不需要政府介入的解决方案。但归根结底，我们这个年龄的男性没有挺身而出。我把这称为男子气概：先照顾好自己，这是第一圈；先戴好自己的氧气面罩。只有经济和情感上还算稳定，才能照顾别人。照顾好自己的家庭，再照顾大家庭，最后照顾社区。但男子气概的最高体现，是参与一个并非自己孩子的孩子的人生。这样做的男人还远远不够，即便非常成功的男性也没有挺身而出帮助年轻男性。最简单的事也最有回报。我可以告诉你，这让我感觉很好；虽然我做得还不够，但我确实在指导年轻男性。提供帮助真的很容易。他们会做出非常愚蠢的决定。我对儿子的工作就是当他们的前额叶皮层：“不，你去学校得穿鞋。我知道这样才对，穿上鞋去学校。”总之，我们想要更好的男人，就必须先做更好的男人。我认为，除非你参与一个不是自己孩子的孩子的人生，否则很难达到男子气概和成功的最高境界。我们是世界上单亲家庭最多的国家。过去我们仅次于瑞典，两年前超过了他们。但这就是我总是谈政府改革的原因，因为我是左派；不过现在最容易的社会解决方案，坦白说，就是男性导师制度。

Andrew Huberman：是，是，完全同意。我非常主动地去寻找这些男性榜样。有一点我想知道能否叠加一些解决方案：比如我对橄榄球没兴趣，但滑板时总受伤，于是我跟着一位很棒的橄榄球教练学习举重、增强身体力量。他就是写了《老妈最后回家》（后来改编成《老妈也疯狂》）原剧本的人。

Scott Galloway：嗯。

Andrew Huberman：他写了《老妈最后回家》，后来拍成《老妈也疯狂》。他就像是那个强壮男主角的妻子——

Scott Galloway：Michael Keaton、Teri Garr。

Andrew Huberman：……Teri，对，没错。

Scott Galloway：是。

Andrew Huberman：有人说他没写那个剧本，但 Bob Peters 身材非常强健，也会弹钢琴，还养育了这些孩子。是他妻子激励了他。她在 70 年代初对他说：“你做不到我做的事。”于是他意识到：“你说得对，这真的非常、非常辛苦。”所以我向他请教锻炼建议，但没有向他请教其他方面。我从不同男性那里获得不同方面的指导。我的学术导师、博士导师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女性，所以我也受过女性指导，不过学术界本来就常见这种情况。

Scott Galloway：你父亲当年积极参与你的生活吗？

Andrew Huberman：是的。我父母在我青少年时期分开了，所以那些年我们经历了一些困难。后来我父亲作为一名第一代移民科学家——

Scott Galloway：你父母分开时你多大？

Andrew Huberman：14 岁。

Scott Galloway：之后有其他男性参与照顾你吗？还是你父亲仍然很积极地参与你的生活？

Andrew Huberman：那时我主动寻找其他导师。我怨恨科学，也怨恨他所从事的领域。我们后来和解了。他还上过我的播客。

Scott Galloway：嗯。

Andrew Huberman：他是物理学家。他帮我理解了他的人生轨迹，我们也解决了彼此的问题。但在那段时期，我在玩滑板、举重，还想当消防员。我甚至修了消防科学课程，也做过相关工作，后来我跌跌撞撞进入科学领域，主动找上圣巴巴拉的一位优秀教授当导师，之后的故事就展开了。

Scott Galloway：是。

Andrew Huberman：你懂吧？

Scott Galloway：你听了可能会不舒服，但你很特别。大多数 14 岁孩子不会主动出去找导师，导师必须主动找到他们，因为大多数 14 岁孩子甚至不知道自己需要导师，也不知道“导师”是什么。我母亲很聪明，很快就让男性参与我的生活；这对我来说就是一切。我母亲的男友给了我 200 美元，我开始问股票的事。他说：“下周末我回来时，如果你还没花掉这笔钱或买股票，我就把钱拿回去。”于是我去了 Westwood 和 Wilshire Boulevard，走进 Dean Witter 投资公司。一个留着浓密卷发的犹太裔男人走出来，说：“你好，我叫 Sy Sero。”我 13 岁时没什么朋友，每天会从 Emerson 初中的公用电话给他打电话，花 20 美分；他就教我市场知识。我买了——

Andrew Huberman：太棒了。

Scott Galloway：……12 股 Columbia Pictures 股票。他会告诉我：“《第三类接触》很受欢迎，所以股价上涨；《Casey’s Shadow》失败了。股票买家多于卖家时，股价就上涨。”他教会我市场知识。我从 13 岁开始投资股票，靠卖公司赚了很多钱，投资股票也赚了极多的钱。这一切都始于这个男人对我的关心。顺便说，约两年前他还来参加过我的现场播客；他现在 82 岁了。他对我的关心对我意义重大。这还有个奇怪的故事，他最近刚去世。媒体里常说有人有第二个家庭：一个男人有一个家，后来才发现还有第二个家。我的母亲和我就是那个第二个家庭。母亲的男友、我的男性榜样，原本有自己的家庭。

Andrew Huberman：她不知道这件事。

Scott Galloway：不，她不知道。

Andrew Huberman：明白。

Scott Galloway：但我们当时没钱。我不会评判我母亲，也不会评判他；他对我其实是个很好的人，是非常好的导师，只是每隔一个周末才来看我们。不过，我的运动教练们在我的生活中扮演了非常积极、很好的角色。

Andrew Huberman：嗯。

Scott Galloway：我想起男孩到了某个年纪，会有一种健康本能，开始排斥父母。我在儿子身上也看到了：他们妈妈说的话简直变成背景噪音。他们不再听她的话；即使听见了，也只是照字面听，不会认真对待。五年前只要说“男孩需要男性”就会激怒一些人：“难道女性不能培养出好男人吗？”我母亲把我养大，她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但如果没有一群男性自然而然地参与进来……我们走廊对面有个男人注意到家里只有我和母亲。他每隔一周会和女友一起来问我：“想不想跟我们去骑马？”对吧？他知道我由母亲抚养，所以很自然地过来——

Andrew Huberman：嗯。

Scott Galloway：……带我出去。我担心这种做法已经消失了，我们缺少男性导师。

Andrew Huberman：哇，我们得录十期播客。我还有太多问题没问，也没谈到很多内容。Scott，我得说，能和你坐下来——

Scott Galloway：谢谢你，兄弟。

Andrew Huberman：……向你学习，真是太棒了。

Scott Galloway：谢谢。

Andrew Huberman：我很高兴我们进行了这场谈话。

Scott Galloway：我很感激。

Andrew Huberman：无论别人觉得我们之间的分歧有多大，能有这场谈话本身对我就很重要。我会认真思考你说的很多事：建立一套行为准则、真正成为供养者和保护者、为自己打好经济基础、把服务他人放在追求关注之前，还有很多有价值的内容。我知道很多人会反复回到这期节目。我很感谢你所做的一切。

Scott Galloway：谢谢。

Andrew Huberman：你打破了别人给群体贴上的各种刻板印象；我最喜欢的就是这样的人。

Scott Galloway：我很感激。

Andrew Huberman：再说一次，你的健康状态真是太棒了。不管你做了什么，老兄，大概是因为你的儿子。他们可能会说：“这就是活力充沛的样子。”而你就会——

Scott Galloway：今晚我会把自己做的所有事情都告诉你，你来帮我编辑。不过我们现在互相吹捧一下：我不喜欢播客行业的一点，是它和美国政治如出一辙——越是说些惊世骇俗的话——

Andrew Huberman：嗯。

Scott Galloway：……得到的评分就越高。播客算法鼓励人们说些惊人之语，有时他们对事情并不了解。我有时也会犯这个错误，陷入邓宁-克鲁格效应，以为自己懂营销或商业，就觉得自己对其他事情也很懂。我认为我们的领导者应该让智慧、诚实和科学重新变得酷起来，而你正在这么做。我也担心，现在一些最高级别的民选官员在健康方面，正让智慧或科学重新变得……

Andrew Huberman：我在那里有朋友。我会直接告诉他们：他们不是生物学家，应该去和生物学家谈。

Scott Galloway：这就是我的意思。你有真正的专业领域知识。我认为你正在让科学和智慧重新变得酷起来，而国家迫切需要这一点。专业资质、领域知识、谨慎评论、引用数据、披露信息，以及你对我说：“不，Scott，你不懂多巴胺，实际情况是这样的。”这些都很重要。我认为你对那些被算法吸引的年轻人有非常积极的影响；社会需要更多像你这样的人，让年轻男性希望向他们看齐，并告诉他们：“训练、专业知识、谨慎和科学都很重要。”你让这些东西重新变酷了。

Andrew Huberman：谢谢。这是一份出于热爱的工作，也有点像一种执念，所以我打算继续做下去。我很期待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尤其是在当前这些紧张的政治年份里。你是个勇敢的人。

Scott Galloway：接着说。

Andrew Huberman：老兄，你既有胆量又有头脑。我就用这句话结束今天的对话：你既有胆量又有头脑。我一直在想，你愿意冒险、愿意犯错；显然，与你同辈相比，你平均做出的好决定比坏决定多得多。

Scott Galloway：希望如此。

Andrew Huberman：欢迎再来一次。谢谢你。

Scott Galloway：再次谢谢你，Andrew。

Andrew Huberman：感谢你收听今天我与 Scott Galloway 的对谈。Scott 新书、各类播客和其他资源的链接，请查看节目说明。如果你从这档播客中有所收获或喜欢我们的内容，请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这是完全免费的支持方式。此外，请在 Spotify 和 Apple 上点击关注按钮，关注本播客；你也可以在这两个平台上给我们最多五星评价，现在还可以留言评论。也请看看本期节目开头和过程中提到的赞助商，这是支持本播客的最佳方式。如果你有问题、对播客或嘉宾有意见，或者想推荐我在 Huberman Lab 播客中讨论的主题，请在 YouTube 评论区留言。我会阅读所有评论。可能有些听众还不知道，我即将出版第一本书，书名是《Protocols: An Operating Manual for the Human Body》（《人体操作手册：实践方案》）。我花了五年多时间撰写这本书，内容基于三十多年的研究和经验，涵盖睡眠、锻炼、压力管理、专注力和动机等方面的实践方案，并为书中的方案提供科学依据。现在可以在 protocolsbook.com 预购，网站上有不同零售商的链接，你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渠道。再说一次，书名是《Protocols: An Operating Manual for the Human Body》。如果你还没有在社交媒体上关注我，我在所有平台上的账号都是 hubermanlab，包括 Instagram、X、Threads、Facebook 和 LinkedIn。我会在这些平台上讨论科学和科学相关工具；其中一些内容与 Huberman Lab 播客重叠，但很多内容与播客不同。再说一次，所有社交媒体平台上的账号都是 hubermanlab。如果你还没有订阅 Neural Network Newsletter（神经网络简报），它是一份免费的月刊，包含播客摘要和我们称为“实践方案”的一至三页 PDF，主题包括优化睡眠、优化多巴胺、刻意冷暴露，以及涵盖有氧和抗阻训练的基础健身方案。这些内容全部免费。只需访问 hubermanlab.com，点击右上角的菜单，找到 Newsletter 并输入邮箱即可。我还要强调，我们不会把你的邮箱分享给任何人。再次感谢你收听今天与 Scott Galloway 的对谈。最后但绝非最不重要的是，感谢你对科学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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