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ulia Shaw: 朱莉娅·肖：谋杀、连环杀手、记忆与性的犯罪心理学

朱莉娅·肖以四个维度取代怪物与普通人的划分：精神病态、施虐、自恋和马基雅维利主义。施虐涉及以他人痛苦为乐；马基雅维利主义涉及为达目的的工具性谋进；自恋涉及优越感和过度自我欣赏。她描述的精神病态包括低共情、欺骗和寄生式生活。每个人在不同维度上得分可以不同，具有相关特质也未必达到临床门槛。按她的说法，四项均高意味着伤害风险更大，不意味着任何具有某项特质的人都会犯罪。

是否杀死婴儿希特勒，检验的是人们是否把有害的成年结局视为宿命。肖说不会：她不认为婴儿到成年人是一条直线，也说他早年没有表现出许多后来定义他的特征。这是她的发展性解释，并非证明仅凭养育就能解释他。更广泛地说，她反对称人邪恶，因为标签会终止探究、为虐待提供许可：说话者想象一个善良自我，与一个本质异类的犯罪者之间有绝对差别。

弗里德曼以战争为例，双方都可能把自己的暴力描述成善恶之战。肖在非人化之外加入去个体化：认同群体可能消解个人责任，同时提供道德正当感。这两种机制都不能判定某场冲突中谁正确，但能解释为何自觉正义可以与严重伤害并存。

肖对共情的辩护是实用性的。在性虐待、强奸和谋杀案件中，称行为者邪恶，并不能识别促成行为的心理与社会条件。理解条件可能有助防止重演，她将这种探究与贴标签区分。弗里德曼提出公开采访的困难：善于讲故事的人可以把自己描述为善良、被误解。肖回应，即使是受到控制、为自己开脱的叙事，也会揭示合理化模式。

声称人人都做、别人也会做、自己的贡献很小，都是在削弱能动性。肖将其与普通人不愿承认错误相连。背景可以提供真正解释，却不消除停止伤害的义务。她还提醒，不要相信直觉的发毛感：表面古怪、偏离社会期待，未必意味着危险。因此，应考察行为和证据，而不是从一张脸推断道德本性。

肖描述人们远离已知重度精神疾病患者，包括一项候诊室研究：人们选择坐得更远。重点是感知中的不可预测性，违反预期的行为可能被误认为危险。她不把一般精神疾病视为暴力证据。同样，外貌吸引力与信任存在相互作用，不能简单认定有吸引力的人绝不会让人发毛。

她把警告扩展到测谎。调查经验可能使人确信证人或嫌疑人在说谎，却不带来相应的实验准确率。过度自信既可能漏掉欺骗，也可能针对无辜者。在亲密关系中，不确定和对伴侣想法的假设，也会成为不可靠的私人测谎器。这些例子说明直觉局限，不是在断言某项具体指控必假。

精神病态使干预复杂，因为有些人可能模仿良好行为或共情。肖提到一种担心：聚焦共情的治疗，可能教会更好表演，而非关心他人。她以詹妮弗·斯基姆的针对性项目作对比，教授社会规则，将亲社会行为呈现为更好实现目标的方法。区别在于要求某种情绪，还是改变激励与行为；这里没有给出成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