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effrey Wasserstrom：中国、习近平、贸易战、台湾、香港与毛泽东

Jeffrey Wasserstrom 先提出一个可能掩盖重大差异的相似点：毛泽东和习近平都拥有持续的个人崇拜，领导人的书籍、讲话和形象无处不在。他回忆 1986 年首次访华，将如今习近平的突出地位，与当时游客可以连续几天都不强烈意识到谁在领导党的情形作比较。然而，毛欢迎动荡和群众动员，习近平则重视秩序、稳定与可预测性，不信任失控的人群。同样致力于共产党统治，并不意味着两人偏好的手段相同。

他们对孔子的态度，使这种差异更加鲜明。Wasserstrom 将儒家关系描述为不平等却又互有义务：儿子应当尊敬父亲，父亲则应当照料儿子；兄长保护弟弟，弟弟服从兄长。皇帝与天的关系，又把这种模式延伸到家庭和政府之外。这种观念认为，恢复过去典范人物的行为，才能实现良好秩序。它与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和历史进步的叙述存在张力，毛也把儒家视为障碍，而非可利用的资源。

不过，习近平仍能同时颂扬毛泽东与孔子：选择那些象征中国力量和伟大的元素，同时淡化其间冲突。Wasserstrom 还区分了秦始皇所建的城墙，与今天所见、年代晚得多的长城。他关注的是民族主义叙事如何拼装出可为当下所用的过去，而不是认为这些传统构成了一套自洽哲学。他也提醒，对历史上孔子的认识，如同对苏格拉底的认识一样，都经过了门人记述和后世归于其名下的对话的中介。

教育提供了另一条延续线索。Wasserstrom 认为，儒家对于人能够通过学习、效法典范而改变，持相对乐观的态度。他将这种观念与科举相联系：通过考试展示学识，成为进入官僚体系的途径；也与后来通过教育改造人的思想相联系。中国最后一位皇帝得以生存、被改造为公民，并不是用来证明整体上的温和。Wasserstrom 明确指出，历史上发生过大量杀戮，这类教育也常带有强制性。

考试制度并不使所有人站在同一起跑线上。Wasserstrom 指出，昂贵的教师，以及家族把资源集中到最有希望的考生身上，都会带来优势。因此，同一种尊重学习的文化，也可能在人脉绕过成就时激起愤怒。他把这种不满与 1989 年早期批评腐败、任人唯亲、大学名额走后门的抗议标语联系起来。这种怨愤并不只是仇视成功，而是觉得一套被大力宣扬的成功标准遭到了破坏。

儒家等级秩序也包含一种有条件的统治合法性解释。按照 Wasserstrom 对孟子的阐释，统治者如果道德败坏，就可能失去天命，人们也就不再有服从的义务。成功的反叛，随后成为天命已经撤回的追溯性证据。这不是现代民主机制，但使“儒家就是无条件服从”的印象复杂化。落第考生成了叛乱领袖，则提供了教育抱负与政治挑战之间的另一种联系。

Wasserstrom 认为，如果把 1989 年简单看成中国版本的东欧终结共产党统治的革命，就会产生误解。许多抗议者希望党兑现自己的改革承诺，使政治开放赶上经济变化。他对 1986 年上海 Jan and Dean 演唱会的记忆，把这种挫折具体化：学生欢迎参与全球流行文化，却被保安禁止跳舞。给了开放，却不给运用开放的自由，成为日常生活中的政治体验。官方将抗议比作文革混乱，有助于平息那一轮行动，部分原因是学生不愿认同红卫兵身份。

1989 年，五四运动七十周年为学生爱国行动提供了正当性的历史参照。胡耀邦意外去世，则提供了公开表达的机会：悼念一位被降职的改革派领导人，可以表达对仍在世的保守派的不满。当官方社论再次提到混乱时，抗议者坚持自己反对腐败、支持改革。经济不公、校园对私人生活的干预、言论诉求和反主流文化表达汇集在一起，崔健也来到广场演出。Wasserstrom 认为，与其说目标只是推翻共产党，不如用布拉格之春式的社会主义改革来比较，更有解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