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ving Finkel: 欧文·芬克尔：破译古代文明的秘密与洪水神话

莱克斯·弗里德曼介绍欧文·芬克尔：这位古代语言学者在大英博物馆担任策展人已逾45年，是楔形文字的世界级专家。弗里德曼还列举了他在苏美尔语、阿卡德语和巴比伦语，古代棋盘游戏，以及美索不达米亚巫术、医学、文学和文化方面的专长。对话从一个基本问题开始：文字最早出现在何时何地？

芬克尔把最早的、“我们可以称之为文字”的尝试定在公元前四千纪中期，“大约公元前3500年”。这些尝试来自生活在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之间的人们；在黏土成为书写载体之前，他们早已用它来建造房屋，并派作许多其他用途。他将文字的核心定义为一套约定俗成的符号：一个人写下一个符号，另一个人看到后就知道它代表什么音。他把读者比作回放，可以在脑中默读，也可以朗读出来，“有点像留声机唱片”。

他小心地区分了最早的证据与真正的起点。“事实是，我们完全不知道任何事情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他说。最古老的证据可追溯到约公元前3500年，但他认为这个时间“非常、非常不可能”接近文字最初出现的时刻。最早的信息简单，属于象形性质，每个符号就表示它所描绘的东西：“脚就是脚，腿就是腿，大麦就是大麦。”

按照芬克尔所描述的标准说法，这一转变是“非常、非常缓慢地”发生的。最先出现的是书写数字的方法。随后人们意识到，一幅图画不仅可以代表事物本身，还可以代表这个词的读音，于是一幅脚的图画也表示“脚”这个词的发音。他称之为“关键所在”。他认为，“某些很可能极富想象力、又极其聪明的人”灵光一现，意识到可以创造出一整套表音符号。这使文字摆脱了图画，让人们得以记录语言本身：先是语法，很快又有了谚语和文学。

他再次强调时间无从知晓：“我们真的不知道这一步最早是什么时候迈出的。”但现存证据仍显示出一条“大致清晰”的路径。这套系统从简单起步，逐渐变得复杂，“然后变得宏伟壮观”。训练有素的书吏能书写苏美尔语和巴比伦语，芬克尔称这是伊拉克的两种主要本土语言。同一位书吏还能把他听到的任何其他语言的读音记录下来。芬克尔开玩笑地举例说，比如有人“超前于时代”地说起了法语。

作为证据，芬克尔指出，青铜时代有一些用楔形文字纯凭听音记录下来的“世界各地奇奇怪怪的语言”的文本。有时负责听写的书吏写下的内容连他们自己都看不懂，尽管别人能够读懂。他总结说，楔形文字“复杂、看起来令人困惑、让人望而却步”，但也“非常美、非常灵活”。它延续了远超三千年，“可能更接近四千年”，之后才被字母文字慢慢取代；他承认字母文字“有用得多，也合理得多”。

芬克尔认为，继文字发明本身之后，最重要的一步是对它加以控制。文字兴起后不久，书吏们不断为尚无符号的读音或概念增添新符号。他相信，在某个阶段，“很可能只有一个人”看出了两个问题：如果不加控制，符号数量会不断增加，直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文字；而且除非以可供查阅的方式把这些符号记录下来，否则没有人能记住它们。

他说，答案就是词典编纂。早在公元前三千纪初，书吏们就编纂了各类清单：木制物品、芦苇制品、颜色、国家、神祇等等。这些清单是一项系统性的工作，目的是规范符号，使其便于检索，并用于教学。芬克尔认为，正是这种早期的严谨，使这套文字在三千年乃至更长的时间里保持“大体原样”。他称“那些早期的远见者”的影响“效果惊人”。

芬克尔如何说明这套文字的延续性：在三世纪或二世纪、亚历山大身处巴比伦的时期，那里的学者看着一块出土的、用极早期文字写成的泥板，能够“相当清楚它是什么意思”；他们能认出这些古老的符号，并看出它们之间的关联；词汇表就像这套系统的“脊髓”，受到“严密的守护和保护”。

弗里德曼点出了这套系统的名称：楔形文字。芬克尔解释了这个名称的由来。大约1840年至1850年间，人们在伊拉克的大型亚述城市进行发掘，有时也发掘更南边的巴比伦城市，出土了在地下保存了“难以想象的漫长时间”的泥板。这个名称意为“楔子形状的”，源自拉丁语“cuneus”。早期观察者发现，每一组刻痕都可以分解为若干三角形的组合。芬克尔指出，这些楔形在亚述浮雕上的大字中最为清晰，在泥板上则没那么明显。

芬克尔打趣说，确保全国每个人都知道“楔形文字”这个词，已经成了他毕生的事业，因为遇到一个从没听说过它的人“太可怕了”。不过他是认真对待这项使命的。这些泥板承载着海量知识，从日常书信、商业文书和契约，到王室关于军事远征的记述。

文献类型还包括文学、巫术和医学，芬克尔说这基本上涵盖了人们会用文字来做的一切。黏土具有能在地下保存下来的“意想不到的特性”。他估计，除了博物馆和各类收藏中的“数十万块泥板”之外，“地下一定还有数以百万计的泥板等待发掘”。他把这作为估计而非确切统计提出，并称之为“一个令人宽慰的想法，因为它们在那里很安全，受到保护”。

弗里德曼称文字或许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发明，并问想出它有多难。他特别指出，对声音进行编码才是真正的飞跃：画出大麦或太阳在直觉上说得通，“但真正把声音写下来，是天才的发明”。芬克尔同意这一区分很重要，随后称公认的演变顺序“相当矛盾”。

他先阐述了标准观点。最早的泥板使用象形符号，符号表示的就是它所画之物，这是“一种非常有限的方法”，无法记录语法。考古学表明，第二阶段出现在同样的符号也开始承载词语读音的时候，芬克尔把这些符号形容为“所有这些美妙的冰块”，能够表达这门语言的每一个音。他称这种先图画、后声音的顺序为“亚述学的公认定律”。

嗯，我得说，我觉得这非常难以置信

他的反对理由很实际。如果一个使用同一种语言的群体迫切需要一套通用的符号，为什么不从表音符号开始？说这种语言的人完全可以分辨出它的语音成分，而无需把它们称为元音和辅音。他提出一个假设：“我们有26个，假设他们有50个符号。”有了这么多表音符号，他们“就可以毫不费力地写下任何东西”。他认为他们竟然从最不灵活的系统起步，这“非常令人费解”，并说：“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费那个劲。”

芬克尔明确把他的另一种解释称为一种直觉：在这一点上，考古证据“归根结底具有误导性”。他提出，早在苏美尔人之前很久，整个中东地区的人们就已相互接触。他们彼此贸易，“很可能甚至打过仗”，并互相传递信息。不讲同一种语言的人会依赖一套长期沿用的图画系统，比如商人画上“三只小羊”，表示自己有三只羊要卖。按照这种观点，苏美尔象形文字出现在一个非常漫长时期的末尾，那时有人决定拿起“这些愚蠢的、受限的禁止吸烟标志，用来书写语言”。

他把这作为自己的解读而非既定事实提出：“我认为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他给出了图画可能先出现的理由，但没有举出他所设想的那种更早的跨语言图画系统的任何现存实例。当弗里德曼问这一观点是否有争议时，芬克尔回答：“极具争议。很多亚述学家会直接离场。”

欧文·芬克尔开头就说自己不怕争议，他的第一个论点解释了为什么音节文字系统是一种自然的发展。他说，要把词语拆分成音，并不需要字母表。苏美尔语以一个核心词根构成动词，他举的例子是“du”，意为“走”，词根前面会附加E、Mu或Ba等前缀。他说其中一个表示被动，另一个表示主动，词根后面还会接更多成分。用他的话说，“每个小品词都构成一点意义”。他开玩笑说，这种系统“被那些喜欢把事情弄得比实际更重要的人称为黏着语”。

他举的例子是一个很长的动词形式，可以承载类似“要是他能做，他早就做了，可惜他做不到”这样的意思。他的实际论点是：任何着手书写这种语言的人，都会先为反复出现的音节Mu、Ba和E造符号，“因为人们每五分钟就会发出这些音”。他把这作为关于表音符号如何产生的常识性推断提出，而不是有据可查的历史顺序。

莱克斯·弗里德曼问，是否可能发现年代早得多的楔形文字类泥板。芬克尔说他认为可能，并把问题扩展到比楔形文字更古老的象形文字泥板。他的证据来自土耳其的哥贝克力石阵。他说，在考古学家公布的照片中（他说他们“不明智地把它们放到了网上”），有一张彩色图版显示着“一块圆形的绿色石头，就像埃及的圣甲虫”。它背部拱起、底部平坦，平坦的一面刻有他称为象形文字（hieroglyphic）的符号。他说：“根本没有人对此说过任何话。”

他的解读是“这是一枚用于批准认可的印章”：把它压在黏土或其他封泥材料上，就会留下印痕。他坚称“一定是这样”，并将这件器物的年代定为“大约公元前9000年”。他的论证建立在器物的形制上：由于它是一件成品，带有一个专为按压而制的平面，他认为不能把它当作“只是陶罐上的一道涂鸦”而不予理会。他设想它被用于某份契约或建筑方面的安排，比如支付砖块的费用，由一名官员把它按下去以批准这笔交易。

那就是象形文字。也许甚至是表音文字，我不知道，但那是比南方早数千年的文字。

他语气坚定，但也限定了这一主张的范围。他称这些符号是象形的，形容它们是“一条弯弯曲曲的蛇和一个弯弯曲曲的这个”，并承认自己不知道它们是否表音。他也没有断定这枚印章记录的是什么：是一名官员批准货物，还是“他爸爸的名字之类的”。当弗里德曼称这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说法”时，芬克尔表示同意：“确实非常有争议”，但仍然坚持回答说，哥贝克力石阵时期就已经有了文字。

芬克尔反驳了他学生时代教授给他的解释：文字之所以出现在美索不达米亚，是因为拥有塔庙、大型建筑和众多人口的复杂城市需要管理。他把这套推理反过来用：如果苏美尔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需要文字来管理事务，那么他认为，哥贝克力石阵“铁定”也需要。他说那里的发掘远未完成，这个遗址“没完没了，就像曼彻斯特和纽卡斯尔联队一样”。

他把旧规则概括为：在伊拉克南部，没有文字，就不可能出现依原则规划和建造、由许多不同人员参与的建筑。于是他问，这种建筑怎么会在早得多的哥贝克力石阵突然出现？他说，那枚印章回答了这个问题。需要注意一点：按他自己给出的年代，约公元前9000年对比约公元前3000年，相差大约6000年，但他说的是“早7000年”。

他从组织能力出发的论证，依据的是合理性，而不是出土文本。他形容哥贝克力石阵建筑的工艺、结构和构想“令人惊叹”。他追问，在没有文字的情况下，劳动力、工具和协调工作该如何管理，并嘲讽了靠扩音喇叭来指挥这一切的想法（“你的早餐！”），随后回答：“不可能。不可能。”

芬克尔为早期文字设想了一个社会背景。来自安纳托利亚的人把金属或宝石带到南方，他们知道南方物产丰富，想要交易，也需要沟通。他用了一个现代的类比：画着一个叉的香烟图案。这个标志人人都看得懂，哪怕不知道当地语言里“香烟”“癌症”“过滤嘴”或“烟草”怎么说。“这就是象形文字。我们至今还在用，”他说。他认为那是当时使用的主要体系。

这背后是他对古人的一个假设：“这个时期的人并不愚蠢。他们不是大猩猩。他们并不比我们落后。”他认为他们“很可能和我们没有什么区别”。他想象当时有商人、四处漫游的人，还有说“咱们顺着河往下走，看看最后会到哪儿”的人，并称“当时肯定就是这样”。这幅图景来自直觉和类比。在这段内容中，他没有为此引用任何具体证据。

芬克尔坦率地点明了自己的方法。他自称非常推崇夏洛克·福尔摩斯，认为这是传授智慧、理性和逻辑的一种方式。他回忆起福尔摩斯引用过的一句话（他指出这句话并非福尔摩斯原创）：“理论上，从一滴雨水就能推断出尼亚加拉瀑布的存在。”接着他把这句话用到了自己的论证上：“哥贝克力石阵的那枚印章就是一滴雨水，我从中推断出文字的存在。”

他用一个类比来支撑这一推断。他说，“他们完全有可能都写在扁平的叶子上”，因为世界上许多地方都出现过这种情况。他提到印度河流域，说那里“基本上我们只有印章”，并补充说，人们关于那种文字写了“最糟糕透顶的胡说八道”。在他看来，那些印章同样用于认证，并用三个、四个或者五个符号标出所有者的名字，“大概是‘我，我爸的儿子’，或者‘送奶工’之类的”。他认为印度河流域的人也在易腐材料上书写，这一点“显而易见”，因为他们“不可能只有刻字的石印章”。他还指出，印度许多地区至今仍在棕榈叶上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