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手机与社交媒体如何影响心理健康，以及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 Jonathan Haidt 博士

这一段落的开头把讨论围绕《The Anxious Generation》（《焦虑的一代》）一书展开，Huberman 将它点明为本次谈话的主题，同时强调这场对话并非全然悲观，Haidt 针对智能手机使用所造成的心理健康危机提出了若干明确的解决方案，尤其是针对正进入并经历青春期的孩子。他列出了打算涵盖的范围：所谓社会性发展的关键期或敏感期，对竞争与暴力、对性的理解是如何形成的，男孩与女孩受智能手机使用的影响有何不同，以及能让男孩、女孩乃至年轻人重新回到心理健康轨道上的具体解决方案。他把相关意义扩展到青少年之外，指出如今几乎每个人都在某种程度上受到智能手机的挑战，既因为它的实用功能，也因为它会削弱社会与家庭互动、学业表现等等。他所申明的目标，是把神经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心理学与技术结合起来，服务于我们这个物种中最要紧的成员——也就是我们的年轻人。

被问到我们作为一个物种过得怎么样时，Haidt 把生物学意义上的存续与文明层面的健康区分开来。他说，作为一个物种，人类是相当难以被消灭的（就像蟑螂），在这方面很有生存本领；但作为一种文明，历史上有高峰、有低谷、也有周期，我们或许正处在其中一个转折点上，而未来 5 年或 10 年会发生什么相当不明朗。他的回答刻意用可能、也许会这类措辞留有余地，最后谢绝进一步展开，说他就此打住、点到为止。

当一名社会科学家，眼下正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时代。

Huberman 把智能手机带来的新变化锚定在神经可塑性上，他引述哈佛的同事 Jeff Lichtman——此人以研究神经可塑性闻名于世——几年前曾观察到：这大概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人类用拇指来书写，这意味着我们所有人大脑中拇指所对应的表征区很可能已经大不相同。Huberman 想说明的是，大脑在许多方面都是我们经验的一张适应性地图，所以这算是已经发生的种种变化中一个相对无害的例子；他借这个例子把话题引向一切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改变的。

这大概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人类用拇指来书写。

关于时间点的提问被明确摆了出来：决定性的时刻，是不是差不多在 2010、2011、2012 年前后、几乎人人都拥有（并且至今仍握着）一部智能手机的那一天？还是这一切其实更早就开始了？Huberman 也预告会讨论解决方案，而且这些方案是每一位收听、收看的人都能参与的，并不只是靠限制来实现；但他先问的是：我们眼下处在什么位置，心理健康下滑的趋势又是从何时开始的，尤其是在女孩当中。这个铺垫之所以要紧，是因为本批内容在那些解决方案真正给出之前就结束了。

Haidt 回答这个时间点问题时，给出的是一段历史，而不是某一个日期，简短的答案就是 2010 到 2015 年。他对技术整体上是刻意持维护态度的：凡是让人们联系更紧密的变革（道路、电话、互联网），都会带来知识与生产力的大幅跃升，虽然偶尔会造成扰动，但放在人类历史里看，它们的总体作用是好的。他回忆起第一款网页浏览器，觉得简直像奇迹（你只要敲进一个问题就能得到答案，不用跑图书馆，还有免费电子邮件），并说 1990 年代我们对互联网都极为乐观。他坚称，这场讨论绝对不是说互联网不好。

因果主张被专门收窄到社交媒体上，而不是笼统地指向屏幕或连接本身。Haidt 说，互联网绝对了不起，智能手机或者说 iPhone 也绝对了不起，尽管其中确实有些方面存在问题；真正尤其改变了局面的，其实是社交媒体。

核心证据是一组前后对照的快照：把 2010 年 1 月的一个青少年，与 2015 年的一个青少年放在一起看。2010 年还没有 Instagram，也没有前置摄像头；iPhone 虽在 2007 年问世，但多数青少年当时基本还没有，他们用的是翻盖手机，当作互相打电话、发短信、约着见面的工具。到了 2015 年，绝大多数美国人、当然也包括青少年，都有一部带前置摄像头的智能手机；女孩大多泡在 Instagram 上，Haidt 把它认定为第一个必须在智能手机上才能用的社交媒体平台（此前其他一切都是基于网页的）；高速网络加上不限量短信，使人一天花 10 或 15 个小时在手机上成为可能，而这是翻盖手机谁都做不到的。

所以，当技术帮我们达成目标时，那是好事。

童年大重构

Haidt 指向 2010 到 2015 年这五年，他称之为 Great Rewiring of Childhood（童年大重构），因为它影响了一切，影响到儿童和青少年所做的一切。Huberman 补上一段可作佐证的亲身回忆：2010 年他去纽约市拜访朋友时拿到了自己的第一部智能手机，凌晨 1:30 还醒着在上面刷个不停，当时觉得它令人上瘾得难以置信。

这段交流里贯穿着一场真实却克制的分歧。Huberman 提出，使用智能手机、尤其是使用社交媒体，与其说是成瘾，不如说更像某种 OCD（强迫症）；他谨慎地澄清，自己指的并不是临床上被诊断的 OCD，但指出在 OCD 中，那些强迫行为、那些举动，并不能减轻强迫观念，反而会加剧或强化它们，于是他得出结论：使用智能手机是一个强迫性循环，不只是习惯，也不只是成瘾。

它不只是习惯，不只是成瘾，而是一个强迫性循环。

Haidt 并没有直接认同这套临床化的说法。他同意：保持专注本就已是一件难事，古老的传统曾教过提升专注力的技巧，而人本来就很容易分心；他还坦白，即便是在电脑前工作，自己一天大概也要查 40 或 50 次邮件，他知道这很糟糕。可是当他反问自己：这是不是一种强迫——感到被拽着非得去看一眼、否则就会出什么坏事——他的答案是否定的。

这是不是一种强迫——我感到被拽着、非得去查一下，不然就会出什么坏事？不是。

Haidt 给出的另一套解释是情境性的，而非强迫性的。他请听众想象：一个孩子坐在教室里，桌上同时摆着电视机、电唱机、对讲机、吉他和一套画具，而老师正在讲几何——你会去做什么？八成会去碰其中某一样。设备并不需要强迫任何人；光是更有吸引力的选项随手可得就已经够了。他所做的区分是：翻盖手机是一件工具，你想跟谁说话时掏出来、用完就收起来；而智能手机，你根本没有任何理由把它收起来。

可智能手机，你根本没有任何理由把它收起来。

Huberman 追问那些吓人的数据，说这一关绕不过去，同时重申解决方案随后会讲到。Haidt 把回答建立在美国每年或每两年一次的调查上，其中三四项大型调查让我们能看清自 70 年代以来发生了什么。他请听众想象代表男孩和女孩的两条曲线，显示患有焦虑、抑郁或有自伤行为的百分比（他说这三项指标其实是相伴出现的）；这些曲线略有起伏，但从 1990 年代一路到 2010 年、甚至 2011 年都相当平稳，看不出问题的迹象，在有些指标上还略微好转。

当 Huberman 问这是不是意味着平稳且处于低位时，Haidt 不愿用低这个字：假如比方说有大约 12% 或 15% 的女孩符合曾患重度抑郁的标准，这已经远高于我们希望的水平、本身就是个问题，但跟今天的数字相比根本算不了什么。曲线在大约 2012 年之前都相当平坦，随后女孩的曲线突然像曲棍球杆一样向上翘起；这不是什么细微变化，而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拐点。他特意限定说这是美国的数据，并表示在国际上也能看到非常相似的走势，只是在其他国家未必正好是 2012 年。

女孩的曲线像曲棍球杆一样向上翘起。

就像有人在 2012 年啪地一下打开了电灯开关。

谈到幅度，Haidt 说男孩在抑郁和焦虑上也上升了，而且同样大幅上升；视具体指标而定，各类数字大致落在 50% 到 150% 这个区间，几乎所有数值都在这个范围内，而不是 10% 或 20% 那种增幅，其中多数接近翻倍，年纪更小的女孩尤其如此。他特意标出一条留待后文的线索：男孩的曲线更平缓——男孩确实更抑郁、更焦虑，但拐点并不是 2012 年，往往更像是 2009 或 2010 年就开始了，之后逐步持续上升。

视具体指标而定，各类数字大致落在 50% 到 150% 这个区间。

Haidt 预先想到并反驳了自我报告式的质疑——很多人说这不过只是自我报告而已，说 Z 世代（Gen Z）对心理健康其实态度很积极、也愿意谈论它，还说这是件好事。针对这一点，他举出完全相同的曲线，以及女孩因自伤而住院、因精神科急诊就诊的人数出现极为陡峭的上升，这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都能看到。他由此得出结论：2012 年前后，整个发达世界发生了某件事；他把最早真正拉响警报归功于 Jean Twenge，并说他和 Twenge 一直在讲，他们找不到另一个候选解释，因为没有别的因素能吻合这个模式。他还补充说，不只有相关性数据，也有实验数据，但这一节恰恰在他开始给这个说法加限定语的地方被截断了。

没有别的因素能吻合这个模式。

也有实验数据。

Huberman 不愿把智能手机使用当成单一的一件事，他提议把一组彼此不同的变量先统统放进一个贴着智能手机使用标签的篮子里，再随着谈话推进把它们一个个拎出来。他先从时间这个变量入手，索要 2012 年关于使用时长的数据，并附上年龄区间，还问：青少年是拿到智能手机后立刻就每天花 6 到 8 小时在上面，还是逐步递增的？

Huberman 提议把智能手机使用这单一标签拆解为： - 花在手机上的时长； - 所观看的具体内容（他称这是个值得大谈特谈的话题）； - 待在手机上、而非面对面互动所关联的社会动力； - 作为一名受过视觉系统生物学训练的神经科学家，他还关注一天中大部分时间盯着约 8 到 12 英寸外的东西看，与此前几十万年来我们穿行于环境之中相比，会产生什么影响； - 睡眠被打乱； - 额外的蓝光暴露。

Haidt 认可这个框架，并把它扩展成一张因果图：一边是一大堆有害的变化（睡眠变少、夜间蓝光、不走进大自然、久坐不动，以及被世界各地想跟你发生性关系的陌生男人联系上——这对 11、12 岁的女孩可没好处），大约 15 种不同的东西；另一边是许多可能的后果（抑郁、焦虑、自伤、学业变差、变得更为浅薄、冲突）；而夹在两者之间的，是有待考察的因果联系。关键在于，他怀疑纯粹的使用时长并不是主要推手：假如我们能量化仅仅每天花 5 个小时会在多大程度上自动让你更焦虑，嗯，也许有一点点，但那大概不是主要作用。

嗯，也许有一点点，但那大概不是主要作用。

所以说，这是一个庞大的多因效应网络。

在数量上，Haidt 特别归功于 Pew 追踪了 2000 年代以来的变化，并说综合 Pew 与 Gallup 的数据，美国年轻人如今光是花在社交媒体上就大约每天 5 个小时。Huberman 猜主要是 Instagram，Haidt 纠正了他：真正吞噬时间的是视频，在这份分析里 TikTok 和 YouTube 都被算作社交媒体（YouTube 只是勉强算，更像一个通用的信息来源）。他所强调的机制是：尤其是短视频真的、真的很容易上瘾，因为行动与强化之间的间隔太短了，而正如他指出的，这在行为主义里正是关键所在：快速强化。

美国年轻人如今光是花在社交媒体上就大约每天 5 个小时。

行动与强化之间的间隔太短了。

总量还从这里继续往上叠。每天 5 个小时——女孩略多一些、男孩略少一些——光是社交媒体这一项，就等于一周有 35 个小时在接收网络上随机怪人塞进来的稀奇东西；再加上电子游戏以及在智能手机上做的其他一切，就到了每天 7 到 10 小时这个区间，这还没算学校，而对很多孩子来说，一天 6 小时的在校时间里又有两三个小时也是对着屏幕。Haidt 的总结性对照是：孩子们过去拥有的是以玩耍为基础的童年，而自 2010 或 2012 年以来，拥有的是以手机为基础的童年，他认为这与健康的人类发展不相容。

一周有 35 个小时在接收网络上随机怪人塞进来的稀奇东西。

玩耍是哺乳动物最基本的事。

这与健康的人类发展就是不相容。

Huberman 请 Haidt 把历史的时钟往回拨，拨到 2010 年之前、回到 1950、60、70 年代那种以玩耍为基础的童年，并回忆起 Haidt 在一次讲座里说过：当我们不信任邻居时，就远不可能让孩子在没有照看或监管的情况下出门玩耍，而这会带来一连串负面后果。接下来那段插科打诨（被赶出家门、死胡同、妹妹跟邻居男孩们的姐姐们混在一起、惹点小麻烦、经历些小冒险）铺陈出了无人看管的玩耍的那种质感，而这套论证正是把它当作已经失去的基准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