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meter（与 Brad Gerstner 对谈）

Ben：欢迎收听 Acquired 第十季第四集。Acquired 是一档讲述优秀科技公司及其故事与打法的播客。我是 Ben Gilbert，西雅图 Pioneer Square Labs 的联合创始人兼董事总经理，同时也是我们的风投基金 PSL Ventures 的负责人。

David：我是 David Rosenthal，常驻旧金山的天使投资人。

Ben：我们是节目主持人。我们聊过红杉，也聊过 Andreessen Horowitz，却还没有深入讲过当下风投行业最大的故事之一：跨界投资。我们看到 Tiger Global、Coatue 这类对冲基金一路下沉到种子轮投资；同时，红杉等传统早期风投机构也在彻底重塑架构，希望即便被投公司上市，也能长期持有赢家。今天我们想分析一家率先采用双轨模式的机构：同时经营对冲基金和风投业务的 Altimeter Capital。

David：过去几年风投行业变化太多了。我觉得，过去几年里的变化，比我做风投以及此前观察这个行业的十年还要多。

Ben：听众们，为了把故事讲好，今天我们邀请到这家公司的创始人 Brad Gerstner。其实说实话，是他邀请了我们。我们在 Sand Hill Road 的 Altimeter 办公室当面录制了这期节目，还架了摄像机、支架和麦克风。

如果你不认识 Brad，他的职业生涯非常了不起，创办过五家公司。他的思维方式和典型对冲基金经理很不一样。在投资方面，他领投了 Snowflake 的 C 轮，现在仍持有公司大量股份。他还对 MongoDB、Roblox、Zillow 和 Plaid 等你熟悉的公司进行了大额投资，并担任董事。

他还领导了 SPAC，将一家东南亚公司推向公开市场。由于参与过 Expedia、Orbitz、Uber 等许多公司，他也被广泛认为是最了解在线旅游业务的人之一。

David：你漏掉了可能最重要的一点。我觉得他是我们好友 All-In 播客里最受欢迎的嘉宾。

Ben：我觉得很可能是。

Ben：现在我们切到对 Brad 的采访。提前提醒大家，节目结束后欢迎到 acquired.fm/slack 和我们及另外 11,000 名聪明、认真思考的成员讨论这期节目和科技行业。我们还发布了一些精彩的新 LP Show 内容，你可以在任意播客播放器搜索 Acquired LP Show。最后声明，本节目不构成投资建议，请自行研究。

下面请听 Altimeter Capital 的 Brad Gerstner。

David：先谈谈你的家庭，以及你父亲创业的经历吧。

Brad：我在印第安纳州北部一个靠近圣母大学的小乡镇长大，是家里第一代上大学的人。我父亲的故事很典型，像许多移民家庭一样。他的父母几乎倾尽所有，供唯一的孩子上大学。他先去了西北大学，但家里付不起学费，最后转到伊利诺伊州的 Bradley 大学，拿到了工程学位。

长话短说，我 1971 年出生。1977 年，他成为镇上那家汽车零部件制造商的总经理，那家公司雇用了镇上大多数居民。

David：类似通用汽车那样的公司？

Brad：它是当时通用汽车和福特的供应商。记得那时日本汽车制造商正在冲击美国汽车工业。利率和通胀都达到两位数，这是近 30 年来第一次又成了大家讨论的话题。

Ben：当时美联储主席是沃尔克。

Brad：没错，是沃尔克。你还记得 70 年代末的滞胀：经济增长低、通胀高。有家公司想收购这家工厂，需要说服我父亲和工人接受交易。我父亲说，只要他们同意不裁员，他就能让工人配合。对方当然答应了。

三个月后，对方却打算解雇镇上的这些工人。父亲坚信“说出去的话就是承诺”，无法接受这种结果。一时冲动，他决定创办一家竞争企业。他对创业一无所知，当地也没有风险投资这种东西。他只知道自己懂得如何制造这些零部件，也知道自己能鼓舞这些工人加入他的事业。

那是一场征途。我带着滤镜看这件事，但它确实是一场英勇的征途。遗憾的是，他不得不向镇上的银行借钱。

David：典型的 Acquired 故事通常是英雄旅程，主角最后获胜。你经历了如此精彩的创业历程，想必会觉得：“太棒了，我也要这样做。”但事情并没有这样发展，对吧？

Brad：我希望故事能那样结束。为了创业，他向银行借钱，把房子和汽车都抵押了。重点是，有时困难会大到即便尽了最大努力，即便团队作出了巨大牺牲、创意再出色，也未必能成功。那个时刻可能就是不适合。

在风险投资里，如果失败，风险主要由风投承担。在硅谷，只要创始人行事正派，失败就归于创始人；但敢于尝试本身是一种勋章。制度安排让风投能够承受损失，因为他们有投资组合来分散风险。

年轻创始人常会说：“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承担这个风险。”他们刚从斯坦福毕业，没有学生债务，拿到风投的钱去创业，失败后不用还钱；如果成功，则能获得巨大的上行收益。

Ben：如果他们已经走到拿风投的阶段，手里也有投资条款书，那么个人风险其实非常低。

Brad：根本没有风险。你说的风险是什么？风险是你有年轻的家庭，却要抵押房子和汽车；利率和通胀都是两位数；公司倒闭后，我父亲失去健康、房子和婚姻。这才是风险。

这个国家的美好之处，在于我们建立了鼓励冒险者的制度。可惜在 1980 年，印第安纳州中部的那个小镇上，我父亲拒绝申请破产。他此后用余生偿还借来的钱，因为他曾向放贷者作出承诺。

当我听创业者谈风险，或者想起自己创办 Altimeter 和其他公司的风险时，我会想到这段经历。和我父亲承担的风险相比，这些都算不上什么。我从小在创业者身边长大，但那不是一个英雄式的创业故事。我的祖父，也就是父亲的父亲，几乎禁止我们做企业家。

他对四个孙辈说：“你们可以做专业人士，当医生、律师、建筑师，但请别创业。”虽然我觉得自己从高中起就在做各种小生意，我弟弟大学时也一样，但我还是觉得自己欠他一个交代，所以去读了法学院。

Ben：你当时还以为自己会从政，成为政府里的领导者。那条路你走了多远？

Brad：这条路很早就规划好了。1991 到 1992 年我在牛津学习，回来后为印第安纳州参议员 Dick Lugar 工作。当时他是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我们正在推动俄罗斯去核化。那是个非常激动人心的时期，他是资深政治家、罗德学者，也是个了不起的人。我很荣幸与他共事，至今仍与他保持联系。

法学院毕业后，我去了一家大型律所工作。有一天，Lugar 参议员打电话给我，问我愿不愿意接受任命，出任印第安纳州副州务卿。我当时大概 26 或 27 岁。后来成为州长和参议员的 Evan Bayh 也从这个职位起步；这算是印第安纳政治的一条知名起点。

我成为副州务卿后，面临一个岔路口：要么竞选州务卿，要么去赚钱。我想到自己在一个缺钱的家庭长大，最后决定先赚钱。我祖父曾说，我们没有钱的问题，我们只有缺钱的问题。

David：我听你以前讲过这件事。你不愿意为了竞选政治职位而到处募款，这么说公平吗？

Brad：一辈子低声下气地求人给钱，这种想法让我很不自在。我有点奇怪，但很敬佩 Ross Perot 1991 年的竞选。他花了数千万美元自己的钱，用海报板在电视上以一种有点滑稽的方式抨击国债。我当时想：“没有人能控制这个人。”大家可能忘了，Perot 在投票前三周退出了竞选，但我记得他当时仍拿到了 17% 或 19% 的选票。

Ben：他自己也是企业家，对吧？他创办了 EDS，也就是 Electronic Data Systems？

Brad：我不了解 Ross Perot 的方方面面，也不是在认同他的政治立场。但这件事提醒了我：我可以一辈子拿着募捐罐求人，也可以像许多前人那样回商学院，试着赚点钱。我的计划是去哈佛商学院。

David：你是怎么决定去哈佛商学院的？有人启发或鼓励你吗？

Brad：这是个有点尴尬的故事。我其实没做太多研究。记得我在考试截止的最后一天才匆忙参加入学考试、填写申请。我甚至没填完申请，因为后来拿到了面试机会。面试官说：“这情况很特别，我好像从没面试过一个连申请都没时间填完的人。”他开场就问：“你为什么没时间填完申请？”

David：你可以回答：“因为我当时是副州务卿。”

Brad：我解释说，决定得太晚了，而且工作忙得不可开交。不过我说：“现在该开始了。”后来我们就继续聊了。

David：这和 Warren Buffett 的故事形成对照。他特别想去哈佛商学院，觉得自己肯定能录取，于是连申请都没填完。结果当然没录取，只好仓促应对，最后去了哥伦比亚大学。之后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

Brad：我高中时做过最早的一份工作，边工作边上学。我父亲那段创业经历之后，我找到了工作。我来自印第安纳州的那个地区，那里生产了全国大多数房车和改装面包车。

我后来找到一份工作，成了一个叫 Pete Liegl 的人的得力助手，类似幕僚长，什么都得做。Pete 正在创办一家房车公司。我跟他工作了两年，在 1987 年做过很多事：在会计部门协助首席财务官，也在生产线上工作，还帮 Sierra 房车生产线负责采购。

有意思的是，Pete 后来打造了全球最大的房车公司，并把它卖给 Warren Buffett。Warren 在年度股东信里多次提到 Pete，说他是个传奇人物。我从他身上学到很多。后来我和 Warren 的搭档 Ted Weschler 逐渐熟悉，还一起做过一些交易，这真有趣。

David：我们是不是要稍微聊聊你们一起做过的某笔交易？

Brad：这段经历确实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闭环。

Ben：我和你有相似的性格，都不喜欢向人要钱。政治募款尤其难。你这些年好像为 Altimeter 募集了数十亿美元。现在的募资方式为什么在心理上感觉不一样？

Brad：当时我觉得这是一种很个人化的请求，也许那时我还没有现在这么相信自己。我感觉自己是在说：“给我的竞选捐钱吧。”现在我则是替你们履行受托责任的管理人，我相信自己能帮你们赚很多钱。我们确实为有限合伙人赚了不少钱。

如果你能看到我们收到的信，会发现大学捐赠基金会、基金会和家族办公室都写信感谢我们，讲述我们帮助他们实现了多么重要的改变：提供免费教育、显著增加奖学金，无论是环境保护、移民相关事业，还是市中心学校等。我觉得这些都是很好的事业。正如有人说过的，我们可以代表这些事业开展工作，同时帮助创业者、促进经济，也推动一些根本问题发生改变。对我来说，这样募资容易得多，因为不像是在为自己请求帮助。

Ben：虽然竞选公职是公共服务，但你当时还是觉得自己在说“帮我做这件事”，而你又没法让选民清楚看到他们作为公民能得到什么回报。

David：如果你不能让投资人看到把钱交给我投资能有什么回报，那倒是个问题。

Brad：我认为你说得对。我后来为许多政界人士和其他很好的事业筹集过很多资金。替别人募款对我来说很容易，自己成为受益人时，这个请求就更难开口。

David：你 26 岁时，即使有导师支持，也不可能已经拥有广泛人脉，或有很多人替你去募款。

到了哈佛商学院，你认识了两个人 David 和 Joel，他们后来创立了 General Catalyst。你当时并不会觉得他们显然会去创办风投，对吧？

Brad：完全相反，但我很爱他们。先稍微倒回去讲讲。1989 年，我开始迷上电子邮件网络，在 Prodigy 上活动，90 年代又关注 AOL，也对投资很感兴趣。1996 年，我从法学院毕业。

我祖父去世时留给我 25,000 美元。我靠这笔钱做日内交易，支付了法学院和商学院的学费。我考了 Series 7 证券从业资格考试，当时想：“这些人是不是知道什么我不知道的东西？我得弄清投资的黑暗秘密。”后来我发现，哇，他们其实什么都不懂。

Ben：这就是那个黑暗秘密。

Brad：黑暗秘密就是没有秘密。1996 年，我法学院毕业时也有一个顿悟，和许多人通过 Netscape 浏览器获得的顿悟一样。我意识到，这个叫互联网的东西要改变游戏规则。那时所谓互联网，不过是一堆电脑彼此通信和电子邮件网络，感觉既古怪又难以接近。我记得当时把一群朋友聚集到法学院图书馆里，其中就有如今坐在那里的我的总法律顾问。我说：“你们一定得看看这个。”

1996 年之后，我回到律所工作。那年开始有人因域名抢注而提起诉讼，而这家有 600 名员工的律所里，没人懂互联网、域名或任何相关知识。我主动举手说：“这些案子都交给我。”

我帮他们建立公司网站，很快就成了大家口中的“互联网专家”。但我心里想，如果回商学院，就得想办法去硅谷。法学院毕业时我曾专程来过这里，因为当时有一家很创新的律所叫 VLG，也就是 Venture Law Group，会以公司股权作为提供法律服务的部分报酬。

我真的坐飞机飞了过来。律所办公室就在街对面、Rosewood 酒店旁边。我直接走进去说：“你好，我来找工作。”他们当时没有职位，但这件事让我开始觉得这里不再神秘。商学院将成为我的转折点，是我来这里的跳板。

我在 1999 年读商学院。那是互联网泡沫的顶点。在哈佛商学院，麦肯锡和高盛竟然找不到人参加招聘面试。

Ben：因为你的同学们都被创业迷住了。

Brad：每个同学都想创业，每个同学都想去初创公司工作。大家甚至在创办只做互联网业务的咨询公司。那是个非常有意思的时期。

那时我又在金融课后面做 CMGI 的日内交易。我知道这只股票迟早会跌到零，但想趁它还有行情时赚点钱来支付商学院学费。

Ben：那是通过 E*TRADE 吗？你那时怎么做日内交易？

Brad：是啊，我们教室外有 Bloomberg 终端。我其实有 Fidelity 账户，会用 Bloomberg 做研究，然后下单交易。

我这种人被金融圈叫作“文科生”，我是印第安纳州来的律师，此前人生中连电子表格都没用过。我到学校后，身边都是做过对冲基金、私募股权、风投、华尔街和投行的人。突然之间，我和这些懂得远多于我的人一起挤在机器旁边。

Ben：金融里的“文科生”是不是就像扑克里的鱼？

Brad：差不多。换句话说，当时我们正把考试改成用电脑完成。只有两个人坚持用计算器和笔做金融考试，其余人都用电子表格。我记得我和一位同学 Chris Gilligan 医生就是那两个人。

David：看看现在的你。那时竟然不用电脑，真不可思议。

Brad：但我一心想来硅谷。1999 年我开始往返这里。我迷上了一家小型搜索公司 Google，开始用它搜索；还有一家很热门的初创公司 Tellme，由 Mike McCue 领导，做语音识别。

David：还有 Hadi Partovi。

Brad：没错，后来他们把公司卖给了微软。我很想搬来这里。但我有一位同学后来成了我的妻子，她当时很想留在波士顿。我也认识了 David 和 Joel，于是想：“也许我可以帮他们创办一家风投公司，先留在波士顿，看看之后会怎样。”

1999 到 2000 年，我们为这家风投公司想出了一个创业项目，可以说是它要推出的第一家公司：一个在线旅游业务，叫 NLG，也就是 National Leisure Group。我们想建设一套基础设施，有点像 Shopify，为 Expedia、Travelocity、Yahoo 等销售旅游产品的网站提供支持。

这些网站当时卖机票，接入了全球分销系统，但销售度假套餐、邮轮等产品还没有对应的 GDS。于是我们想，要不我们来建这样一套系统。我们和软银合作，为业务募集了 5,000 万美元。

我们收购了一家小公司，把它当作业务的雏形，然后在上面搭建数字服务层。当世界其他地方陷入崩溃时，我们的处境却相当不错。我们的业务总预订额超过 10 亿美元，巅峰时员工人数应该超过一千人。

David：这都是一年之内发生的，对吧？

Brad：用了 18 个月，因为业务确实跑通了。人们真的愿意在线上购买这些产品。我们接入了现成的需求池，不必从头创造需求。Expedia 上线了邮轮或度假套餐预订引擎，第二天就有很多人来订购。我们有点像它内部的 Shopify。

经营 Expedia 的 Rich Barton 说：“我们想买下这家公司。”接着我们碰到了当时替 Barry Diller 负责并购的 Dara Khosrowshahi。他说：“我也想买这家公司。”

Ben：要说明一下，当时还没发生 IAC 收购 Expedia。这是两家完全不同的公司在竞购你们。

Brad：对。我跟 Dara 说：“我们已经有一个潜在买家在谈了。”他说：“那我跟 Barry 聊聊。”他去找了 Barry，回来问：“是谁？”我说：“不能告诉你，不过是大型在线旅游公司之一。”他说：“我觉得 Barry 也想收购他们。”

最终的结果是，2000 年 10 月到 2001 年 5 月间，我们促成了一笔交易：USA Networks 更名为 IAC，同时收购了 NLG 和 Expedia。

Ben：这两笔交易是同时进行的吗？

Brad：是同时宣布的。我记得自己和 Rich Barton 坐在好莱坞的一辆豪华轿车后座上，正要去 Barry Diller 家。我们互相看着对方说：“真是个奇怪的世界，我们怎么会走到这一步？”

David：这也是 Barry 从媒体人转向媒体和科技、开始打造 IAC 的起点之一。那时叫 USA Networks，后来改名为 IAC。

Brad：我简单说两点。第一，Barry 很早就理解屏幕上的交易性商业，他的经验来自 Home Shopping Network。他还收购了 Ticketmaster、一个叫 1-800-HOTELS 的业务以及一些目录邮购公司。这些业务的共同点都是电子商务，只是使用不同的媒介，规模最大的是通过电视运作的 Home Shopping Network。

要让他稍微设想一下，所有这些交易都会转移到互联网，并不难。1-800-HOTELS 是当时发展最快的电商业务之一，后来他把它改名为 hotels.com。

他在旅游领域的业务做得非常成功，也知道旅游会成为重要的在线商务类别。我清楚记得他谈到交易会通过各种屏幕完成，那是在 1999 到 2000 年，大多数人还没有看到这一点的时候。

Ben：我认为这是理解互联网泡沫的重要一点。大家回头看时都爱开玩笑，但消费者的行为已经在改变。这些交易方式客观上更好。泡沫破裂，是因为投机资产泡沫和资本退潮；没有商业模式的公司就拿不到钱。但有商业模式、能实现自由现金流的公司，正好处在需求流向的方向上，这个趋势从未消失。你们当时能感受到这一点吗？人们还是会想这样交易，只要……

Brad：我不能说我感受到了。要记住，泡沫破裂的规模、风险溢价的变化，以及 2001 年 9 月 11 日发生的事件，全都挤在很短的时间里。这就是战争迷雾。

我想，我们当时真正确定的只有一件事：互联网不会消失，围绕它会出现真正的企业。但什么时候能获得建设这些企业所需的资本、资本又会来自哪里，都非常不确定。

事后看，事情似乎很简单。现在回想 2001、2002、2003 年，这段时期最终成了一份礼物，但身处其中却是漫长艰难的挣扎。如今我看到一些公司的商业模式单位经济效益为负、毛利率为负，却以极高估值融资。我对那段时期有创伤后应激反应，因为如果一家高烧钱、单位经济效益为负的企业遇上风险溢价变化，无论它多优秀，都可能不复存在。

Ben：而且风险溢价迟早会变，这才是关键。

Brad：看看过去八周发生了什么。成长股估值倍数下跌了 50%，风险溢价剧烈变化。很多符合我刚才描述的企业都撑不下去。

David：经历这些之后，自然会想去做公开市场投资。这个故事很精彩。而且 Altimeter 最后成为了这类模式的典范之一——你们可能是最早的一家，甚至是第一家全生命周期投资机构。但在当时，你会去加入对冲基金并不是显而易见的选择。你是怎么走到那一步的？

Brad：中间还有些事。9 月 11 日发生了，这是个灾难性事件，对我们这家在线旅游公司尤其如此。我们和 IAC 谈妥了一个软着陆，我不细讲所有曲折，但对 General Catalyst 来说，结果还不错。我本以为自己会回去加入 David 和 Joe。我知道他们是两个特别出色的人，会把事情做得很大，但我已经有点被创业的感觉吸引住了。

后来，一位朋友 Bejul Somaia，也就是现在 Lightspeed 印度和东南亚业务的负责人，提出一个想法，大致相当于 Yelp 出现之前的本地服务网站。Bej 和我一起创办了这家公司。我们靠自有资金起步，也拿到过很多风投条款书，但出于种种原因没有接受。几年后，我们把公司卖给了西雅图的一家上市公司。

第一笔交易里，我在 NLG 非常努力地工作，担任 CEO，还帮忙促成交易，最后离开时拿到一百万美元。对印第安纳州一个穷孩子来说，这足以改变人生；但按今天硅谷的标准，人们可能会觉得：“你是不是太不懂行情了？”那笔交易背后确实付出了很多努力。

我和 Bej 创办的第二家公司，出售时我持股 40%，最终回报是前一笔的四到五倍。我开始思考自己想做什么时，有两个互相竞争的想法：一个是再去经营一家公司。创业者脑子里总会冒出点子，不做出来就会一直惦记。但我真正觉得更适合自己的，还是做投资。

有个人让我看清了这一点，那就是 Rich Barton。有一天他把我叫到一边说：“我不觉得你是个很好的企业家。”我说：“Rich，这话太冒犯人了，为什么？”

Ben：尤其是 Rich 说这话，他可是个……企业家。

Brad：没错。

David：看来他就是这么直言不讳。

Brad：他说：“创业是一门把可能性变成现实的艺术。你必须让事情凭意志出现。你总是在想什么会出错；但做企业家时，往往要暂时放下怀疑，只想哪些事情可能顺利。”他说：“可作为投资人，你考虑的是概率分布，而不是可能性。”

他说：“我一直在观察你。你接受过律师训练，也像投资人那样思考，你会成为很好的投资人。”我想：“你说得对。”而且我认为最好的投资商业模式，就是风险投资加对冲基金的模式。我觉得这个模式会受到很大冲击。

Ben：你说的这种风投加对冲基金的商业模式，在你和其他一些人开始这么做之前，根本算不上一个商业模式。它们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业务。

Brad：没错，我马上会谈到这一点。我想创办一家机构，并认为自己能把这个模式做得更好。当时如果把时间倒回去，Warren Buffett——我不确定是 1955 年还是哪一年——刚开始经营对冲基金时，既投资公开市场，也投资私营企业。他没有把两者区分开，只是在寻找优秀的投资。

创办 PAR Capital 的 Paul Reeder 在 Brad Gerstner 加入之前，就已经做私募投资了。Baupost 的 Seth Klarman 也早就在做私募投资，那时我们还没发明“跨界投资”这个词。波士顿还有 David Abrams。我敬仰的许多传奇投资人都不把世界分成跨界投资，但他们也没有人为地规定：上市前才能投，或上市后才能投。

David：他们说的私募投资具体指什么？和我们现在的理解一样吗？还是指别的东西？

Brad：对他们来说，私募投资可能是买汽车经销商、报社、纺织企业，或者其他类型的公司。你知道，价值投资曾风靡几十年，核心就是找到一家有大量自由现金流的公司，再用这些现金流投资于回报率更高的项目。

Paul 投资了我的第一家公司 NLG，还担任董事。我们因此非常熟悉。他看到我做日内交易、投资 Priceline 这类公司，觉得“有意思，一个 CEO 自己也做投资”。我记得他对我说：“有一天你应该来和我一起工作。”

公司出售后，我去找他，说：“我想来和你一起工作。我可以负责业务中的科技部分。你没有科技业务，我来建一个科技业务，既做公开市场投资，也做风投，这和你过去的做法一致。我说，如果我喜欢这门生意，就自己创办，不用给我发工资。收我做学徒就好。我只要求每天和你一起吃午饭，跟你学习对冲基金业务。”

David：那时你已经赚了几百万美元了。

Brad：对。我没多少钱，不过……

Ben：他接受了吗？他说“好啊，你可以来‘工作’，我也不用给你钱”？

Brad：有趣的是，他确实说让我来当学徒。我想我才做了两周，他就说：“这太离谱了。”然后他说：“好，我会给你发工资，你来做这些事。”接下来的两年半，是一段极其出色的师徒关系。

他是个传奇人物，只是没有得到应有的认可。他给了我自主权，让我在公开市场投资自己看好的全部仓位，比如 Google、Priceline 和几家很棒的公司；也让我去做风投投资，比如领投 Zillow 的 B 轮。

我记得当时觉得这太简单了。我对 Google 的信念非常坚定，不需要持有高度分散的投资组合。如果股价跌了，Paul 会走进办公室问：“你怎么看？”我会说：“再买点，我要去做瑜伽了。”我们一起度过了非常好的时期。

Ben：我之前不知道你是在 Paul 的公司领投 Zillow B 轮的。你后来当了 Zillow 董事很久。离开 Paul 的公司、创办 Altimeter 后，你还以独立董事身份留在 Zillow 董事会吗？

Brad：没有，我离开了董事会。具体时间可能和那件事差不多。我从 Paul 身上学到很多。说正经的，投资组合管理和风险管理——Paul 没把它叫作“本质主义”——但围绕最好的想法打造简化、集中的投资组合，这是我在本能上可能也认同的理念。我们在投资组合管理上非常合拍。

他非常支持我。我们一起度过了市场十分火热的时期。2007 年底，我对他说：“我想自己做点事。”

David：你以跨界对冲基金的方式领投 Zillow B 轮。正如你说的，跨界投资的概念早就存在，科技及其他领域也有 TCV 等机构，但它们当时并不会领投公司的 B 轮。

Ben：那时 B 轮通常是多少？一千万到一千五百万美元？不是五千万或一亿美元吧。

Brad：对。我在回想支票金额，我们可能投了两千万到三千万美元。如果我没记错，公司的估值是几亿美元。还有一位早期开拓者 Jay Hoag，他创办了 TCV；我加入 Zillow 时，他已经投资了这家公司。

David：他是从 A 轮和……进入的。

Brad：是，可能只是轮次的叫法不同。我不知道当时算种子轮、A 轮还是 B 轮，但那是前三轮机构投资。Jay 和 Rich 早在 Rich 任职 Expedia 时就认识。我也认识 Rich，知道他是个特别的企业家，我也认识 Bill。

这是个大胆的想法，也是 Expedia 团队里由 Rich 和 Lloyd 带领的一群特别的人。我当时和 Jay 谈科技跨界投资，说：“你是做跨界投资的人。”我记得自己坐下来就说：“我喜欢这个模式，这才是能赢的模式。”

我当时的想法更明确地区分公开市场资金池和风投资金池。TCV 后来逐渐更像一家后期风投机构，也持有一些公开市场头寸，但不是真正的对冲基金。我想法略有不同，不过必须承认，他们对世界未来走向的判断领先于时代。

David：好，到了 2007 年底、2008 年初，你对 Paul 说要自己创业。

Ben：你又一次精准踩中了时机。全世界正处于狂热状态，而你偏偏在那时离开……以防事情突然崩盘。

Brad：我希望自己真这么会踩点。2007 年底我结婚了，2008 年 6 月 3 日迎来第一个孩子。记得 2007 年 8 月市场已经出现裂痕。你看股市走势图时，似乎整体还算稳定，但那段时间我有多少个夜晚睡不着。

我记得我对妻子 Michelle 说，我们没多少钱，住在波士顿一间地下几千平方英尺的公寓里，正要迎来第一个孩子。到了 2008 年夏天，形势显然越来越严峻。我说：“我想创办自己的公司，我要告诉 Paul。”

可以这么说，2008 年 9 月到 10 月，你一边抱着婴儿喂奶，一边看 CNBC，只想找个垃圾桶吐出来。我是在身无分文的情况下创办公司的。

David：你原先谈好的一些资金承诺后来都撤回了，对吧？

Brad：没错。2007 年底我的业绩记录不错，和几所大学捐赠基金会及基金会聊过。我完全不了解有限合伙人，也不熟悉他们这个圈子，但我和几个人谈了谈，他们说愿意给我一些钱。于是我以为自己能以一到两亿美元的规模启动。但到了 2008 年 9、10 月，人们觉得金融世界可能永远都要完了。

Ben：这两百年来过得还算不错，不过……

Brad：现在很难让自己回到当时的处境。人们觉得雷曼、摩根士丹利、高盛都要倒闭。没人知道连锁反应会有多大，也没人知道美元会受到什么影响。大家觉得一场更严重的大萧条即将到来。创业者的视角很有意思。如今人们对我说：“你选的创业时机真好。”

Ben：我说这话时可是反讽，天哪。

Brad：事实上，我有位顾问经营着一家大型对冲基金……

Ben：你说的大型对冲基金有多大？

Brad：当时他的基金规模有几十亿美元。我有个非正式顾问团，他说：“你犯了个大错。回去问问 Paul 愿不愿意让你复职，别做这件事。”

我把生活安排得很朴素，不需要很多钱。我还创办过几家公司，基本都是从零起步，所以知道那是什么感觉，也懂创始人在第一天既兴奋又害怕的心情。我当时想：“我能行。”事情已经无法回头，我要做下去。

Paul 非常支持我。他说：“你能行。”1991 年储蓄贷款危机期间，他创办 PAR 时手里不到三百万美元。我有了路线图，也有一位相信我的导师，还对未来有清晰的设想。我知道自己会长期做这件事。

Ben：如果我查到的资料没错，你当时手上也有三百万美元左右。

Brad：对。我第一天的投资人里，Paul 是其中之一，我哥哥也是。我大哥比我大约 15 岁。顺带一提，他是建筑师。他一生积攒了 100 万美元，工作了大概 15 年才存下这些钱。

他把所有钱都投进一家洛杉矶的对冲基金，结果基金经理卷走了其中的两亿美元。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他哥哥工作 15 年，毕生积蓄全没了。他又拼凑出 50 万美元，对我说：“我把这些钱交给你投资。”

我当时说：“我不知道能不能收这笔钱。”我记得我们在洛杉矶徒步时，他说：“我知道你会做得很好。”我回答：“我保证，我可能会因为投资失败而把它亏光，但我不会偷走它。”我很高兴地说，不到十年后，他就退休了，投资结果也非常好。

David：你们家的人怎么都这么敢冒险？你父亲几乎破产，你哥哥也……

Brad：我们家人非常亲近，彼此支持，包括我父亲。他是那种会把身上的衬衫都脱下来给别人的人。我不是要把这件事说得多么英雄化。我们当时几乎没钱。Altimeter 于 11 月 1 日开出的第一笔交易是……

Ben：这是 Altimeter 的第一笔交易？

Brad：对。我们 2008 年 11 月 1 日启动。我买入的第一笔投资是 Priceline，当时每股 42 美元。

Ben：后来它又收购了 Booking，自己也变成了 Booking。

Brad：我在 2004 到 2005 年买过 Booking，不过那笔每股 42 美元的投资——

David：当时人们可能还没看出它会成长为多大的巨头。

Brad：我持有 Priceline，一直持有到它涨到每股 2,000 美元。我在哥伦比亚商学院教证券分析课，内容就是这笔投资：大家当时漏掉了什么，我们看到了什么。总之，那就是开始。我想去硅谷，但创业时我还在波士顿，因为我没钱。

记得 2007 年底，很多人开始把未上市公司加入公开市场基金。我记得 Legg Mason 的 Bill Miller 曾在 2006 或 2007 年投资 Zillow。2008 年，他又把所有股份卖回给公司，因为大家都在解除私募投资头寸。2008 年，有限合伙人发现自己手里有太多流动性差的资产……

David：这就是跨界投资的反面教材。

Brad：到了 2008 年，大家都说：“公开市场基金里别放未上市公司。”我有这个愿景，但当时还不知道怎么实现。2008 年秋天，“跨界基金”“混合基金”“公私募基金”都是不受欢迎的说法。

Ben：到 2007 年，为什么大家开始把未上市公司加入对冲基金组合？

Brad：我受过证券律师训练，也参与过很多 IPO。也许这有帮助。我认为私募市场正在变得更大、流动性更强；互联网提供了扩张网络，公司能够更快成长；更深的私募资本池也使它们能够更长时间保持私有。2000 年之后，我们又让企业上市变得更难。

Ben：2008 年以后更是如此。

Brad：没错。TCV 早就在做这个方向；Chase 创办了 Tiger，Philippe 创办了 Coatue。我们开始看到一些对冲基金非常聪明地做私募投资。我想建立全球最好的跨界基金，总部放在硅谷，由创始人打造。我认为自己的优势是拥有硅谷的人脉。

当时其他对冲基金大多在纽约或波士顿，他们是选股者，不是创始人。我觉得自己能用更有同理心、也更贴近创始人的方式做这件事，像真正的风投一样支持公司，同时又能一路投到公开市场。

2008 年，这个愿景被推迟了，因为没人想投资混合型基金。我们在 2008、2009、2010 年开局不错。到了 2010 年，人们开始说：“好吧，现在可以让你逐步实现这个愿景了。”于是 2011 年，我们开始筹建第一个专门的资金池。2012 年，我搬到了硅谷。那第一个专门资金池……

Ben：是专门用来做风投、而不是……

Brad：我们有一个公开市场资金池，主要做科技股多空投资。我们也因大量投资旅游相关公司而颇有名气。在那个资金池里，我们也可以做一定规模的私募投资。但我们发现，要抓住看到的风投和成长投资机会，需要一个期限更长的资金池。

David：这个策略听起来合理，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但如何权衡呢？做公开市场投资，你可能希望资金几乎全部投入；投私募公司又需要留有子弹。你是通过募集专门资金池来解决的吗？

Brad：和所有创业者一样，你得看到市场变化给新参与者提供了机会，因为在位者本来就有优势。我相信，正如我提到的三个趋势：IPO 更难、公司成长更快、私募资本池更深。这些因素会推动风投行业产业化。新一代赢家会和上一代看起来不同，而这个行业当时也不过才发展了一两代。

Ben：你说的是风险投资。

Brad：做风投需要期限更长的资金池。我们的公开市场投资人也需要适合他们的产品，所以我们募集了第一个资金池。募资时，大家难免怀疑：“你觉得自己怎么和红杉竞争？怎么和 Kleiner 竞争？你要怎样和他们竞争？”

我觉得，这第一轮机构融资开启的企业建设过程，和我们原本打算做的事并不一样。我曾作为创始人为三家公司募集过很多钱。

Ben：如果每家公司要融资两三轮，甚至更多，而且你得和 30 家机构谈才能拿到一份投资条款书，那时你已经认识了数百家风投机构。

Brad：没错，而且和许多人建立了深厚关系，我们还一起赚过钱。

David：面对“你怎么和红杉竞争”这个问题，我猜你当时的回答是：“我们不和他们竞争。”

Brad：没错，我们不竞争。想想那些备受尊敬的早期风投机构：Mike Spicer 和 Jim White、Sutter Hill 的团队、我在 Benchmark 的朋友，以及 Sequoia 的朋友。还有挺有意思的，当时 Andreessen Horowitz 也刚出现。我记得 2009 年 3 月在亚利桑那州参加 Allen & Company 会议。

Ben：他们那时准备推出第一只基金，对吧？

Brad：市场的底部不是 2008 年，而是 2009 年 3 月 9 日。那时我们都在参加 Allen & Company 的会议。

David：那是在他们投资 Skype 之前还是之后？

Brad：早得多。我记得自己拿着小小的融资演示文稿坐在一张桌子旁，旁边那桌坐着 Marc 和 Ben，也拿着他们的演示文稿。只能说，他们扩张得快得多。不过我们当时确实同时在场。他们有一个愿景：让风投产业化，他们改变风投的方式非常出色。

David：快进到今天，你们两家公司的规模大致处于同一个数量级。

Brad：管理资产规模可能相近，但两家机构很不一样。我们之后可以细谈；他们做得非常出色。

Ben：我环顾了一下，这里有 30 个人。和另一家公司真是不同……

Brad：对，30 人对 350 人。

David：而今天是你们公司的全体活动，对吧？

Brad：我们在 2012 年募集了第一个资金池，基本上是挨桌传帽子募款。我们为有限合伙人赚了不错的回报，就把这只基金带到餐桌上募资。我是这只基金里最大的有限合伙人，远远超过其他人，因为我想把基金做到一亿美元左右。第一只基金大概有六笔投资，我认为它的回报表现会相当不错，最终确实成为表现出色的基金之一。

Ben：你领投 Snowflake 那轮时，还记得每股价格是多少吗？

Brad：不记得具体股价了。我想当时企业价值大约是 1.75 亿美元。

David：好，所以那是 2012 年。

Brad：那只基金的年份大约是 2012 到 2013 年。Snowflake 第一轮融资的时间我记不清了，可能是 2013 到 2014 年。

David：当时你有什么别人没有的洞见吗？还是说就是时机合适？比如……

Brad：有几个因素。第一，我确实相信自己是个还不错的投资人。我们非常努力，做事风格也很朴实。执行策略有不同方法。我认为有些人会混迹社交场合，像人类学家一样研究未来会发生什么、什么会变得重要。

当时，人们对云计算相当悲观。Salesforce 有几个季度的增速放缓，超过了许多人的预期，市场上也有很多障碍。其中一个障碍是云端计算成本和自建数据中心的成本之争。但更大的障碍是，人们认为：“我绝不会把客户数据放到云端。”这本质上是个安全问题。

Ben：回头看历史，那些认为数据必须留在本地数据中心、坚持自建的公司，很多都遭遇了黑客攻击，客户数据大量泄漏。而迁到云端的公司会问：“我们真的能信任微软和亚马逊吗？”他们在安全方面确实做得很不错。这是个好决定。

Brad：数千名安全专家和你数据中心里两个顾问相比，你觉得哪边更安全？不过，当时真正改变局势的是 Sony 黑客事件。你还记得吗？Sony 董事会相关的邮件被黑，若我没记错，Colin Powell 的邮件也被黑了。邮件里有 Salesforce 的并购目标清单。

David：那次攻击泄露了很多东西，包括 Snapchat 的资料。

Brad：各种信息都被泄露了。如果你是董事会成员或 CEO，会立刻想到：“要是我的邮件被黑怎么办？”那是一个改变游戏规则的时刻。

Ben：对整个云计算行业都是如此？

Brad：对整个云计算行业都是如此。我们认为云端更安全，而计算成本和效率迟早也会胜过本地数据中心，云计算还能做更多事情。所以我们一直在寻找机会。这十年来，我们的投资主题之一是：软件并非都一样，每一美元经常性收入的质量也不一样。

把时间倒回 2000 年，当时最大的软件行业是数据库。如果你把主要靠数据库业务取得收入的公司市值加起来，2000 年大约是一万亿美元。再快进到现在，每年产生的数据都超过人类历史上此前所有年份产生的数据总和。这些数据必须有地方存储。未来我们只会采集更多数据，建设更多数据中心。它们最终会存在哪里？

我记得 Bill Gates 被问到一个问题，好像是 Meg Whitman 问他：“有意思的事情是不是都已经做完了？”他说：“Meg，你意识到我们做决策的方式有多原始吗？”未来会有海量数据储存起来，机器会分析这些数据，帮助我们更好地诊断疾病、教育阅读障碍儿童、维护飞机发动机。最终，一切决策都将由分析数据的机器来辅助完成。

我们非常确信，整个数据库市场会被重新打造，转向为云计算专门设计的云端数据库。我们重点关注云端的基础设施层，以及让企业迁入云端所需的各种技术。我认为，我们比大多数人都更专注于这一领域，结果这成为一条非常丰厚的投资主线。

Ben：这里很值得谈谈，因为这像是 Altimeter 的第二根支柱。如果我想你们最初的成功，是意识到互联网是非常适合交易的地方，消费者想在那里购物，而他们大多从 Google 开始。

你们沿着这条路线往下看：用户通过 Google 进入之后，会在哪些有趣的企业买东西？比如 Expedia、Priceline、许多旅游公司，还有 Amazon。但随后出现了另一个投资论点。你在 2010 年代中期投资 Snowflake，这算不算当时正在形成的新论点？

Brad：是 2013 到 2014 年。

Ben：这和之前完全不同，是 B2B。我们需要借助不断上涨的浪潮，让这些公司都能发展。你们还会关注哪些核心方向？有没有那种让你们觉得“这是个数万亿美元的机会，我们应该在投资组合里布局几笔”的领域？

Brad：你说对了一点：如果没有一套分析框架，不去拆解世界发生了什么、理解背后的主题和驱动这些事件的人类行为，那么看到的就只是一堆互不相关的数据点。投资人的工作就是观察复杂事实，试图从中理出头绪。

2000 年代初，有一点对我来说非常清楚：互联网是人类历史上最了不起的东西之一，它能连接所有人、释放大量生产力，但它也很混乱。你怎么才能找到任何东西？回看那十年，那就是搜索的时代，包括横向搜索和垂直搜索。

Booking.com 是垂直搜索公司，KAYAK 也是；Zillow 也是垂直搜索公司。Google 和百度则是横向搜索。还有一些电商公司从中受益，学会借助搜索引擎获得曝光。那是一个持续十年的可投资主题。

我想，Google 桌面搜索的使用量到 2012 年才开始同比下降，可能是 2012 年秋天，因为人们开始改用手机搜索。

Ben：而手机有完全不同的入口。

Brad：完全不同。像个人类学家一样，我们在 2010 年做了什么？我当时想，整个搜索业务会被手机颠覆。我不知道具体会怎样，但进入手机世界的方式不会再是以搜索为核心。接下来大家会问：“我怎样才能成为 iPhone 首页上的一个图标？”

你还记得 Facebook 当时有名地选择了 HTML5，而不是开发应用。我记得 2012 年 Facebook 上了《巴伦周刊》封面，IPO 后股价跌到 17 美元时，成了我们最大的投资。所有人都说它永远无法变现。如果你认真研究，会发现我当时在亚利桑那州参加 Google Zeitgeist 活动，和很多首席营销官交谈，他们说：“天啊，Facebook 已经在他们的封闭生态里把我们压得喘不过气了。”它的移动广告变现效果会更好，而不是更差。手机信息流和移动端定向投放都能产生收益。

如果说搜索行业有十年好光景，那么 2012 年时，你就得把那些依赖搜索流量的公司，比如 Yelp 和 TripAdvisor，放进“太难做”的清单里。它们过去获客太容易了：几乎零成本获得数百万客户，再通过后端服务变现；但免费的流量红利结束了。

Ben：如今要创办一家在线旅行社很难，为什么？你要和 Expedia 竞争，还要赌 Google 会把流量给你。祝你好运。

Brad：正是如此。于是我们开始寻找哪些公司会受益于转向移动端。这是一场架构变化。如果你能把这些点连起来，或许就能判断谁是赢家、谁会输。

软件行业也处于类似阶段。我们投资软件周边领域很多年了，但大约从那个时期起，机会才真正变得有意思。

Ben：你说的软件是 B2B SaaS 吗？你具体关注什么？

Brad：你问的是现在吗？

Ben：对，或者说你刚开始形成这个论点时。

Brad：企业软件市场规模是一万亿美元，企业每年在软件上的支出也是一万亿美元，而且这些支出都将发生变化。投资需要市场错位，需要有变化，才能给新入场者创造机会。

第二，你刚才问 2012、2013 年 Dev Ittycheria 接管 MongoDB 时，情况是否一目了然？他当时非常难才完成最后一轮私募融资，估值达到十亿美元。融资花了更长时间，进展也更慢，但我们研究产品路线图后，理解了公司正在做什么。

这类公司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发展起来，但开发者社区一旦形成，就会极其稳定。Buffett 说过，最好的投资必须既逆共识，又判断正确。问题是，逆共识的判断大多数时候都是错的。共识之所以形成，总是有原因的。

Ben：而且当你做出逆共识的选择时，生活里的各种因素都会让你不舒服，仿佛在惩罚你，因为许多聪明人都在告诉你这是错的。

Brad：没错。如果你创办了一家投资机构，做出这种决定往往可能断送职业生涯。想想这个有趣的例子：当时硅谷最知名的公司之一，我就不说名字了，他们拒绝投资 Snowflake 那轮。那位合伙人对我说：“我不会投，我给你讲讲原因。”我们最后还是投资了。顺便说，他当时的理由很有说服力。

那笔投资里有件事我们做得很特别。那年圣诞节期间，我们为自己的对冲基金整合了大量数据：爬取网页、购买数据、建数据仓库。

我的合伙人 Kevin 当时还是个年轻分析师，是 MIT 的计算机科学专业毕业。他说：“圣诞节期间我把我们的数据仓库换成 Snowflake 怎么样？”当时 Snowflake 还没正式发布，只有几家公司在测试。我们这么做之后，他说：“这东西肯定会赢，这条路是正确的，产品太棒了。”不过，他也写了一份列出十个问题的测试报告，并把这份 bug 报告发给了创始人 Benoit 和 Thierry。

Ben：这可不是赢下交易的标准做法。

Brad：是啊，他们说从没遇到过其他投资人这么做。

David：更别说对冲基金了。

Brad：没错。

Ben：听众们，我们稍微交代一下背景。大家可能会想，Ben 和 David 节目里请了很多优秀投资人，他们肯定有些很棒的投资。说几个数字：你提到的那轮 Snowflake 融资估值是 1.75 亿美元左右。公司后来以大约 44 亿美元估值上市。今天市值大概多少？

David：我想大约一千亿美元。

Ben：大约一千亿美元。你们这种机构很特别的一点，是可以长期持有资产，甚至持有到公司上市。我直接说出来吧：Snowflake 可能仍占 Altimeter 公开市场持仓的一半以上，至少截至上季度末是这样。无论从回报还是信念强度来看，长期陪伴这种有创业者精神的创始人，实在令人难以置信。我觉得这正是这种资本平台的独特之处。

Brad：我想说两点。首先，这是一笔非凡的投资，也是一次非凡的合作关系。作为创始 CEO 的 Mike Spicer、Bob Muglia、Frank Slootman、Mike Scarpelli，都成了很重要的朋友。我们一起经历了很多困难。

最终，多投一美元并不会改变结果。但能并肩工作，共同打造一件让你无比自豪的事业，这才是激励我的东西。

关于这笔投资，我要说的是，对风投基金而言，我不记得它的峰值是多少，但前面我提过两种不同的资金池。风投基金通常是十年期基金。去年，我们为很多合伙人分配了极高的回报，甚至是能改变人生的回报。

与此同时，在公开市场这边，我们个人也认为它会在多年内持续复利增长。我认为未来五到七年，这家公司价值可能超过五千亿美元，前景非凡。它拥有业内最好的管理团队之一，面对的是业内规模最大的潜在市场之一，而且提供了广受欢迎的服务。

如果你无法继续参与这段增长历程，那有点可惜，但你必须让投资期限匹配产品。有限合伙人投给我风投基金时，并不是要我永远持有这项投资。你要确保 LP 所购买产品的利益、投资期限和投资性质彼此一致。

红杉在这方面创新了一种很有意思的永久基金结构。我们有一种架构，能让我们继续合作、让资本复利增长并长期持有。我认为这种模式会越来越常见。

回想一下，我开始投资 Priceline 时，它的企业价值还不到十亿美元。如今它的市值超过 1,300 亿美元。当初它上市后，你在公开市场上花不到十亿美元就能买到它。

David：这种情况今天可能不会再发生。

Brad：对，Salesforce 上市时的估值是 8.5 亿美元。

David：我记得 Amazon 上市时不到五亿美元。

Brad：所以我不会说永远不可能。我甚至希望早期 IPO 能重新出现。

Ben：这对公众投资者也有好处。

Brad：对散户投资者和公司都有好处。上市能带来纪律。公司账上有数十亿美元、估值达到数百亿美元，却不受公开市场纪律约束，这对公司、员工和创始人都不是好事。我不是说这些公司缺乏纪律，而是说“上市后就无法创新”这种想法完全不对。

Jeff Bezos 在公开市场上做了很多创新，Facebook 也是。看看 Marc Benioff 在公开市场上的作为。我认为公开市场不仅是重要的资本来源，也能提供纪律。资源稀缺会激发创造力。

之后我们或许会谈谈自己的资本市场业务。我希望我们能帮助 IPO 市场回归一个趋势：公司不必等到营收达到一亿美元、两亿美元甚至五亿美元才上市。看看加密货币市场，就知道投资公众有多愿意投资投机性资产。

过去，散户投资者和我这样的投资人还能在 CMGI 仍然属于风投风险时投资它，用这笔投资支付商学院学费；但现在，公众市场基本失去了这类机会。我们可能会说这样更安全，但也意味着人们看不到 100 倍回报的投资。

想想 ByteDance：我们投资时是 100 亿美元，现在根据不同跨界基金的估值，已经达到 3,500 亿到 5,000 亿美元。超过三千亿美元的价值创造都流向 Sequoia、Altimeter、General Atlantic 这样的机构，而散户投资者却无法参与。

这不是公平的竞争环境，也不是好结果。我不是说应该强迫公司更早上市，但我们应该减少上市阻力，让公司获得资本市场融资，也让散户有机会分享这些公司的上行收益。

David：我稍后还想听听你的看法。先回到第一只基金，2013 到 2014 年左右。你可以反驳我：你募资时说，不会和 Sequoia、Accel 这些机构竞争，而且当时确实如此。Snowflake、Mongo 那几轮融资都不是这些机构领投的。之后几年，它们也开始进入这个领域，给自己的公司继续投入资金，这也是公司长期保持私有的原因之一。你怎么看这些年的变化？

那只基金的成绩非常好。你当然知道 Publica、Coatue、Tiger 这些机构会进入这个领域，但你也看到风投机构开始加入。你如何看待市场？这种变化是怎么发生的？

Brad：这种事会发生在所有市场。风投市场正在成熟。我甚至认为，风投行业过去很多年赚得有些过头了。市场会变得更有效率，竞争也会增加。竞争增加后，创始人就能更容易获得资本，市场也会更有效率；他们可能因此获得更好的价格，以更少的股权稀释换取资本，这就有激励让他们创造更多东西，让世界变得更好。我愿意参与让风投变得更有效率的竞争。

听着，我不是风投圈子邀请进来的。Sand Hill Road 上有个圈子，但这个圈子尊重能力主义。我们来到这里，努力工作，为公司创造价值。如果你长期这么做，我相信你就有机会成为这个生态的一员。

我们既合作，也竞争。竞争时，我们会全力展示自己为何是公司的最佳伙伴，但也会合作。我知道，我们共同的努力让美国成为这个星球上最适合创办公司的地方。

David：这对创始人来说太棒了。我们为了准备节目采访了你的一些创始人，他们都说：“太好了，这真是最好的选择。”

Brad：回想我父亲的故事，如果当年有风投给他五百万美元，他就不必失去房子。我们应该鼓励的正是这些冒险者、这些大胆的人、这些愿意走进竞技场的人。能做这件事，我觉得是很大的荣幸；但我也不认为自己有资格垄断整个跨界投资模式。

每一轮融资都会有人竞争。我的工作和任何创始人、企业家一样，就是打造最好的产品。我们能为企业家做些什么，是其他伙伴可能做不到的？我们该如何融入整个生态系统？

Ben：我们就别把问题当修辞了。你们到底和其他机构有什么不同？

Brad：我非常尊重其他机构，但首先，我不想争抢公司的第一轮机构融资。为什么？因为 Benchmark 的 Chetan、Sutter Hill 的 Mike Spicer，以及 Sequoia 的团队，都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出色。

我从 General Catalyst 起步，也当过创业公司第一天的创始人，知道最初两三年的孵化期是什么样。为什么 Andreessen 有三百多名员工？因为他们确实建起了基础设施，帮助早期创业者成功。Benchmark 也是如此。

David：你这样说有道理，不过如今这算是个逆共识的观点。

Brad：我觉得还要观察。去年下半年，Tiger 在种子轮和 A 轮投资了七八十家公司。我和 Shleifer、Che 是很好的朋友，非常尊重他们。最终由创业者选择，过些年结果会说明一切。那些选择 Roll-off、Chetan、Eric Vishria 或 Mike Spicer 这类投资人的创始人，最后建成成功的大公司的比例会不会更高？

有些公司选择的投资人会直接表示：“我们可能无法提供太多增值服务，这更多是一个新渠道，或者只是资金来源。”最终要看这些企业能否做大。

我认为 Tiger 正在打造一家很优秀的机构。但我可能是少数派：创业最早期的两三年是一门手艺。我们希望与足够明智的创始人合作，让经历过一线历练的人坐进早期董事会。我们认为这能提高成功概率，降低风险。所以我们会在那个阶段进场合作。

你问我们有什么特别之处。我认为 Altimeter 有创业者的思维方式。我们有早期创始人或风投的同理心，也有可扩展的资本。有些人说，我们兼具 Tiger 的优势和 Sequoia 的优势。如果哪天有人给我们这样的评价——我一直关注创始人对我们的净推荐值——那就是最高的赞美，也是我想做到的事。

我们想提高公司的成功概率。当我们开始合作时，创始人需要知道，面对重要问题我们会和他们并肩作战：招募首席财务官、组建董事会、推动公司上市、协助融资，而且我们会最先出资。

Ben：你们的投资组合相当集中。这是 Benchmark 的理念，只不过应用在了更后期。由于你们有很深的资金池，这种筛选和集中也能给公司带来价值。

比如 Modern Treasury，这种声誉会体现在他们与客户沟通的方式上。他们可以说：“我们只是一家四岁的初创公司，但你看，我们有 Altimeter 支持。”这不意味着你们基金里的钱直接放在他们的资产负债表上，但因为投资组合相对集中，品牌影响力确实能传递给公司和它的客户。

Brad：我想补充几点。首先，我觉得我们的投资组合集中程度和风投行业历史上的做法大致一致。现实是，如果你的基金里没有能独立带来整只基金回报的投资，那你可能分散得太多。分散过度，你就只能得到和行业年份基金的平均回报差不多的结果。那我还不如把钱放在公开市场。如果我的目标只是获得平均回报……风投行业里排名前 10% 到 15% 的公司，拿走了 80% 到 90% 的回报。

是的，我的工作就是找到世界上最好的公司并帮助它们成功。我不是来做资产募集、建立大基金、追求各年份基金平均水平的。这是另一种游戏，是资产管理规模竞赛。我觉得那种玩法没什么意思。

Ben：另外，长期把所有风投都平均化，从来都不是好主意。你不会想买一个覆盖全部风投公司的指数。

Brad：这取决于你向有限合伙人承诺什么。我是自己对冲基金和风投基金里最大的 LP。我只会把钱投给那些我认为回报高于持有非流动性证券的机会。

如果我认为未来十年我无法获得超过 Snowflake 的回报，那我就把所有钱都投进 Snowflake，然后陪孩子去冲浪。但我认为我们提供的是一项有价值的服务，也能带来显著更高的回报。

我认为，给投资人带来价值的并不是投资组合集中本身。我们能帮 Modern Treasury 的 Dimitri 邀请其他投资人，也能帮他联系大型银行 CEO、招聘人才。遇到公司历史上杠杆最高、最关键的时刻，我们会参与其中，给业务添一把火。

David：你刚才提到了资本市场。假设我是 Modern Treasury 的 Dimitri，你们也能在这方面提供帮助。即使早期风投机构开始拓展后期业务，你们仍可以在这方面发挥作用，也为 Roblox、Plaid 等公司提供过帮助。这项业务是怎么开始的？它具体做什么？

Brad：今晚我还要去一家知名风投的有限合伙人会议，谈资本市场、公开市场的变化及其对风投组合的影响。这些都是完全不同的话题。

我做过 IPO 律师，在公开市场工作了二十年，参与过一百多次 IPO。当高盛或摩根士丹利的股票承销团队需要出售 IPO 股票时，他们会联系我们，也会联系只做多头投资的机构。我们长期参与这个市场。我和 Bill Gurley、Rich Barton 二十年来都对这个低效市场及其中的错误定价很着迷。

David：太疯狂了。从外面看，这根本说不通。

Brad：对，换股交易、SPAC 等形式都在创新。Google IPO 时，我们还采用了改良版荷兰式拍卖。很多事情都很有意思。如果你研究这个行业，像我以前那样做过 IPO 律师，就会关注这些变化。

几年前我还帮 Bill 办过直接上市研讨会，这方面也取得了不少进展。归根结底，是要给创业者更多选择。竞争越充分，传统 IPO 的服务就会更好。现在确实出现了这种竞争。

直接上市对某些公司来说是更合适的另一条路径。SPAC 之所以让我感兴趣，是因为它就像进入公开市场的第三扇门。我们帮你建立订单簿、给证券定价、卖给 Capital Group、Fidelity 和 T. Rowe Price。这三种方式本质上做的是同一件事：出售公司 10% 的股份，希望卖给优秀的公开市场投资者，并以尽可能小的痛苦和干扰进入公开市场。

我认为公开市场的这类创新对创始人非常有益。参与其中很有意思。去年我们参与了 Roblox 的直接上市、Confluent 的 IPO，也通过类似方式参与了 Grab 的上市。

Ben：我看了你们的网站。你们不叫它 SPAC，而是称为 Altimeter……

Brad：对，叫 Altimeter IPO。我们的目标之一，是让 CEO 和董事会对进入公开市场这件事少些神秘感。我已经参与过一百多次，但大多数创始人一生可能只经历一次。

Ben：他们肯定不想搞砸。公司是他们的孩子，为什么要去挑战行业惯例？

Brad：对。Holman、Morgan Stanley、我的朋友 Bill Gurley 和我，在这方面可能有些不同看法。但归根结底，关键在定价。只要定价有效率，传统 IPO、直接上市或 SPAC 这三条路都可能为公司带来很好的结果。

如果公司找了差劲的 IPO 承销银行，结果不理想，那就是流程失败了。如果选了糟糕的 SPAC 发起人，或公司本来就不该上市，那也是流程失败。如果要直接上市，但参考定价远高于公司实际水平，流程同样会失败。

我们为此投入了很多精力。我从高盛请来 Chris Conforti，他曾负责高盛的股票承销部门，很长时间里一直替高盛销售 IPO。我们希望为接触到的私营公司提供增值服务，给它们一些内部视角。

我们不是投资银行，但可以告诉你传统 IPO、直接上市和 SPAC 的内幕。只有亲历过这些流程，才有可信度告诉别人内幕；而我们这几种方式都做过。现在我们能给创始人提供我认为最有价值的见解，而且与他们合作时，我们并没有被经济利益绑住手脚。

你想做传统 IPO？很好，我们可以领投，也可以参与。想直接上市？也一样。想与我们合作，由我们帮你建立订单簿？那就做 SPAC。不同的路径适合不同公司。在帮助企业上市方面，我认为我们在参与者中属于领先者之一。

Ben：这就是芒格说的那句话：“告诉我你的激励机制，我就能告诉你结果。”你从另一边的角度看问题：当银行销售 IPO 时会找我买股票，所以我坐过那个位置，却还没有因销售而获得经济激励。我可以告诉你，这类交易会如何向我推介，让你至少了解完整情况；之后你可以说自己想怎样参与，我再告诉你怎样安排最合适。

Brad：没错。我看到银行效率越来越高。竞争带来更多选择和更好的结果。

Ben：自由市场真是好东西。

David：接下来进入分析环节。当然，我们会请你打分。你晚上睡觉时最好的梦境里，三到五年后的 Altimeter 会是什么 7A+ 级别的成功？而 C- 级别大概是“我们活下来了，但错过了一些机会”。我们之后会谈这个。

或许先谈谈全生命周期投资模式的看多和看空理由，这可能会引出打分环节。你开创并实践的模式面临什么风险？

Brad：我很感谢大家把我说成先驱，但我自己不这么看。正如我说过的，这在很多方面是回到过去。Warren Buffett 是我的偶像。你问他为什么做私募投资，他只会说：“我做的是优秀投资。”对他来说，公开还是非公开并没有区别。很多时候，是有限合伙人社群想把人分门别类。

在世界上竞争最激烈的市场里，要产生超额回报，你得对这件事极其投入。做好这行需要巨大牺牲。我如果只能做公开市场投资，会觉得不过瘾；如果只能做风投，也会觉得不过瘾。

所以我首先会问，自己想做什么、什么事情最能让我投入。我们能吸引一些世界上最优秀的分析师，我认为原因之一是，很多分析师不想到了 IPO 门口就停下思考。他们会说：“我在这家公司上花了这么多时间，现在却告诉我不能再赚钱、不能再投资了？这是什么道理？”

我认为，风投加成长投资的商业模式正在成熟，而且会长期存在。私募股权的杠杆收购业务也经历过同样过程：最初行业高度分散，现在只有少数几家全球平台在执行这种策略。风投也是一个高度分散的行业。

我们仍处于大规模创造性破坏的中间阶段。有独立普通合伙人正在挑战声望卓著的早期风投机构；一些机构正在向上垂直整合；也有对冲基金觉得风投很简单，准备进入这个领域。

我喜欢这行的一点是，它有成绩单。对冲基金的成绩单很残酷，每天都在结算。风投行业则有时间滞后。最终，你在创始人心中的声誉是一个双边市场：创始人给我们的净推荐值是多少？把资金托付给我们的出资人，给我们的净推荐值又是多少？

我每天早上起床都会想，怎样才能为这两类人打造最好的产品？如果做到并交出好回报，我们就能经营一家优秀企业，而且我认为这项业务在资本流动过程中确实很重要。

David：我完全同意。杠杆收购市场和风投很像。我记得你刚创办 Altimeter 时，我刚做投行分析师。那时杠杆收购市场比现在分散得多，现在已经整合到几家大型平台之下。当然还有专门领域的机构，也有各种可行策略，但我以前没把风投和它们联系起来。

Brad：如果你看看私募股权的杠杆收购业务，就会发现现在有些全球平台已经上市，资本成本降低了。市场效率提高后，回报率也下降了。

从长期来看，风投回报会在竞争中逐渐被压缩。过去几年我们已经看到这种情况。最终，只有真正看到、并把握住最优秀项目的顶尖机构，才会拿到与众不同的回报。普通回报会变得更差，对 LP 和执行这些策略的人都是如此。

David：那些由普通机构投资的创始人也会受到影响。正如我们节目里常说的，投资机构的品牌光环会转移给公司，在风投市场确实如此。

Brad：当然。品牌信号非常重要，我认为大家可能还低估了它的重要性。

Ben：这很有意思，因为大家对它的价值估计已经很高了。

Brad：没错。最好的基金里有最好的合伙人，这些合伙人反复合作，彼此就会建立一种默契，对信任和企业建设都有共识，从而提高成功概率。它带来的信号效应非常强。我以前作为创始人时低估了这一点，现在不会了。

创业者选择自力更生、找独立普通合伙人或接受被动资本，并非不能做大公司，但我不认为这样会更容易。正如我刚才说的，早点上市能带来纪律和资源稀缺，也能让优秀的早期企业建设者识别不同模式。我认为这些因素会创造更利于成功的条件。

David：现在不一样了，公司可以早点上市，同时仍保留 Altimeter、Benchmark、Sequoia 等机构作为股东。不需要一上市就和风投机构划清界限。

Brad：对。我认为我们才刚刚开始行业产业化。怎么给自己打分？就是看我们有没有为合伙人带来优秀回报。我会问团队：“今年创始人给我们的净推荐值是更高了还是更低了？”这对我非常重要，也是品牌能够长久的关键，是大家是否真心喜欢这个品牌的体现。

很多软件公司可以用激进销售团队，推销一种……产品来增加收入，但最终不会成为真正有价值的软件公司。你给我看一家软件公司，如果产品能快速卖出去，因为客户确实需要、想要并且喜爱它，即便收入较低，也应该得到更高的估值倍数。

我认为这也适用于我们的业务和我们想提供的价值。这也引出了一个更大的问题：我们做这些究竟是为了什么？我们正身处现代资本主义史上最幸运的体系和时代之一。我想用这个平台做些有意义的事，我认为创始人也很在意这一点。

出资人也在意这一点。毕竟，帮助某个对冲基金经理或风投多赚一点钱，并不是让我每天早上起床的动力。我认为，我们工作的本质是提高创新的速度，让 Moderna 开发出能帮助应对疫情的 mRNA 技术，改变软件的运作方式，并建设推动各种发现的基础设施。这些事情本身就有意义。

我越来越多地看到人们利用这些平台推动多元化、解决贫富差距等问题。我很重视这一点，也谈过 Invest America 倡议。我认为，在这里工作的人会说：“我来这里是因为这是个优秀品牌，我喜欢风投，也喜欢公开市场投资。”但我们也关心工作带来的影响。我很幸运能够领导这样的机构。

Ben：我很想和你谈谈 Invest America，我觉得这个概念很有意思。我们准备节目时聊过一点。这个倡议的构想是什么？

Brad：把时间倒回去。我当时显然是个局外人，和“资产拥有者”圈子无关，也不知道股票是什么。不过其他条件都一样的话，我从来没有真的觉得自己被剥夺了什么。

工业革命在很多方面是一种平权力量。我祖父是焊工，参与过曼哈顿计划。他非常聪明、靠自学成才，会读教科书；但他能靠工资和储蓄，在去世时给那个自己赚学费上法学院和商学院的孙辈留下 25,000 美元。

科技革命对人类的影响会更积极，但它自然会走向集中。到目前为止，我看不出它在财富分配上能起到平权作用。数据还会越来越清晰。

Ben：目前看来，它似乎没有起到平权作用。

Brad：因为这在逻辑上很明显。Mark Zuckerberg 的产品可以有三四十亿用户。就算 Carnegie 和 Rockefeller，也无法服务十亿人。

Ben：软件再叠加互联网，确实会让这种优势不断复利增长。

Brad：我认为社会契约必须演进。我觉得美国比几乎任何国家都更有条件来演进这种社会契约，但首先必须让人们感觉自己参与了这场游戏。新冠疫情刚开始时，政府进行了大规模干预，这件事让我深有感触。我在 3 月 26 日，也就是市场底部那天上了 CNBC。

David：我记得看过你的采访。

Ben：我要是早知道那就是底部就好了。

Brad：是啊，那是特别的一天。但那天结束时，真的有祖母、父亲、医生、律师给我们的网站发邮件，只留下一句：“你们会保护我吗？能帮我管理钱吗？能帮我做这件事吗？”当时全世界的人都感到非常害怕。

我来自印第安纳州，小镇上大多数朋友都没上大学。政府干预时，股市飙升，因为美联储和国会都全力出手。许多在房车制造厂工作的朋友却失业了。我们不能让政府干预只让资产所有者获胜，而只有 30% 的人属于资产所有者群体。

Ben：你说的是公开股票市场，还不是你刚才说的合格投资者。那只是美国极少数人中的一小部分，只有很少一部分美国人拥有股票。

Brad：对。我曾和……一起上 CNBC，提出过一个很简单的想法。我已经思考这件事很久了。我一直很反感合格投资者法律。作为证券律师，我在法学院学习证券法时就问自己：“等一下，我们是不是把游戏规则设计成只有富人才能投资最好的公司？”

Ben：Brad，他们需要保护。

Brad：对吧？这一切到底是为了什么？因为财富成了智力的替代指标。Jason Calacanis 提过设立投资者考试，我知道……

David：J. Cal 很喜欢投资者考试这个想法。

Brad：顺便说，我也见过更糟的想法。我认为他有道理，我也很欣赏他在原则上和我有同样的本能排斥。也许这是因为他也出身贫困，曾在圈子外旁观。像我们这样的人，等到进入圈子后就会想：“这得改一改。”

先不谈合格投资者制度，我们可以用其他方式解决，但有一种办法是让所有人都参与进来。我想美国每年有七百万新生儿。如果给每个孩子开一个 Invest America 账户，就把它想成父母手机里的 Robinhood 账户，等孩子长大后再转到他们自己的手机上。

Ben：孩子出生时，政府就自动给他们开账户。

Brad：政府会自动开。孩子拿到社会安全号码时，也会得到一个 Invest America 账户。我们可以按家庭收入资助账户。如果父母年收入超过 20 万美元，也许只存入 100 美元；父母最多可以再存入 5,000 美元。

Ben：类似 FAFSA 那种按家庭情况决定资助额的方式。

Brad：对。如果家庭收入低于某个门槛，我们就存入 5,000 美元。孩子不能提前取钱。假设账户以 6% 到 7% 的收益复利增长 50 年，就会变成 100 万美元。但更重要的是行为心理学和行为经济学都知道，拥有储蓄账户或投资账户的人，储蓄倾向会大幅增加。因为你有了一个小雪球，也理解了复利规律。

如果我们想让所有人都得到教育、被纳入体系，并让他们觉得这个系统没有在针对自己，就必须让他们成为参与者。我们有办法做到，而且花不了太多钱。对联邦政府来说，这一年不到 200 亿美元。

与数万亿美元的刺激计划、数万亿美元的国防支出相比，这只是九牛一毛；但在心理层面和其他方面，它会彻底改变整个体系。二十年后，资产所有者的比例就能从 30% 提高到 100%。当然肯定还有其他好想法，但这就是我真心相信的一个方案。

David：你认为账户应该像 IRA 那样自由投资，还是投资一篮子……？

Brad：我打算资助他人推进这个想法。这会引发很多讨论。婴儿债券这个话题我们争论了 30 年，却从来没有采取行动。据我所知，债券在精神上与此有关，但它受制于旧式战时债券的思路：债券更安全，所以给你债券，但它不会升值，收款人也学不到多少东西。

希望我们能借助这些经验，让每个美国孩子都拥有一点 Apple、Walmart、Tesla 或未来 SpaceX 的股权。想想 Robinhood、Schwab 或 Fidelity 的应用界面有多简单：打开应用，就看到所有这些公司，各自持有一点点股份，并且看着它随着时间增长。

我们知道他们会多频繁地看手机，也知道父母会有什么感受。我的意思是，他们很久之后才能取出账户里的钱，这基本上就为所有人提供了一套退休计划。

不过还可以增加其他账户。我们可以在旁边加上 529 教育储蓄账户，让孩子上大学时取钱。我不喜欢那种政府每年给你一点钱的项目。我希望人们获得资产的所有权，并能说：“这是我的。”

Ben：然后让我分享美国创新带来的收益。

Brad：让我分享收益、享受复利、参与整个体系。我有两个儿子，一个上五年级，一个上七年级。他们都对投资感兴趣，也都想开 Robinhood 账户。

David：现在，孩子们想要 Robinhood 账户，就像以前想考驾照一样。

Brad：想想这有多么特权。我们应该给美国的六年级学生安排标准课程：走进数学课或其他课堂时，老师说：“打开你们的 Invest America 账户。”大家从同一个起点开始。在今天的城市贫困社区里，你要是教孩子股票，他们可能像听中文一样听不懂，因为他们根本不是这场游戏的参与者。

我和 Baupost 的 Seth Klarman 谈过，他说愿意编写课程。我还和 Goldman 的 David Solomon、Schwab 和 Fidelity 的人谈过，大家都认为这是个挑战。这是个非常简单的想法，大家可以支持；在一届政府任期内启动，就能在十年间改变每个在美国出生的孩子的成长轨迹。

David：很棒的是，我认为 Robinhood 已经证明了类似方案有效。人们仍然需要有钱放进 Robinhood，然后决定开户，但过去几年它让美国和全球更多人开始投资。有些人可能不是好投资者，有些人可能会成为出色投资者。

Brad：这里的挑战之一是，人人都会说：“你这是让人们投资股市。万一股市下跌怎么办？”关键是，我们有一百年的历史数据。像 Warren Buffett 常说的，持有一份美国资产是不错的选择。

我不知道第一年市场是跌还是涨，但这对我并不重要。我知道，如果让孩子持有一份美国资产，四五十年后它的价值会远高于他们拿到它的时候。更重要的是，在他们人生的每一天，他们都会觉得自己属于这个体系，而不是站在外面旁观。这种对孩子的心理影响，远大于账户里的钱。

Ben：Brad，结束前有什么想推荐给听众的？他们可以在哪里了解你或 Altimeter？

Brad：可以在 Twitter 上关注我，账号是 @altcap。我也鼓励所有分析师使用 Twitter。我认为他们都很聪明，也很有思想。在线分享内容，对他们很有帮助。

我不喜欢在 Twitter 上当啦啦队，但我鼓励分析师检验自己的想法：无论是讨论科技行业动态、互联网市场，还是加密货币、中国市场。我常对别人说，如果想了解 Altimeter，就去关注这群出色的分析师。

总之，我们做现在的工作真的很幸运。你们也在制作一档很棒的节目，讲述创始人和企业家的故事。这在人类历史上还是相当新的尝试，而且我认为已经带来了成果。

你每年年底都会读 Bill Gates 的年度公开信。尽管有乌克兰战争，我们仍生活在历史上最和平的时期；我们最为繁荣，也最为健康。我担心的是，人们在这样的时期会转而反对资本主义、反对科技，或者反对其他东西。但我很清楚，我会捍卫这个体系，也会支持这些创始人。

十年后回头看，我认为这个体系会更加活跃，资本更多、参与机会更多、想法也更多。创造性破坏和创新的长期趋势从未如此强劲。未来十年的想法规模，会远超过去十年。我非常乐观。

David：某种程度上，乌克兰局势也提醒了我这一点。昨晚吃饭时，我和 Ben 还聊到一句近几年有点被遗忘的老话：资本主义很糟糕，但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所有试过的制度里，它是最不糟糕的那个。

Ben：这句话原本说的是民主，不过也绝对适用于资本主义。

Brad：我不认为资本主义是生活中唯一重要的东西，但它能促成其他事情。前几天有人提醒我，Julian Robertson 创造了惊人的投资记录。1999 年市场重挫，客户赎回资金后，有人问他：“你难道不遗憾离开公开市场吗？”

Ben：他是 Tiger Management 的创始人？

Brad：对，Tiger 的创始人。据说他回答：“我可不想临死前还盯着 Bloomberg 上的日元报价。”当然，在这家机构和我的生活里，朋友、家庭、孩子以及许多事情都更重要。但我坚决支持这个美好的体系。它总比抵押房子去创业要好得多。

想想资金流动的速度。如果你创业的风险是失去健康和房子，那人们就不会愿意冒险。冒险是推动人类向前发展的引擎。

Ben：创业和试验却不需要个人担保，这是件了不起的事。我们拥有一套能把大量资本投向创业的体系，真的很棒。

Brad：但想想看，这仍然是现代实验。现代资本主义已经存在五六百年，而这只是一项三十年的实验。全球主权基金正在设法把石油美元转成科技投资。如今流向科技的资金越来越多。

你提过，能投资私募市场的人很少。我前几天听到一个数据：捐赠基金等机构已经获得了很多回报，这让我很高兴；但散户和普通投资公众却没能受益。我听说，只要散户对另类投资的配置比例提高 1%，就能带来一万亿美元资金。我还没自己算过，但这个数字非常惊人。

看看 Goldman、Morgan Stanley 和其他平台上的合格散户投资渠道，它们占 Tiger、Coatue、Altimeter 等机构募资的比例，正相对于传统有限合伙人资金大幅提高。我们以后可以再做一期节目，谈谈如何摆脱合格投资者规则的限制。

David：未来 Altimeter 会不会让更多资金直接来自个人投资者？

Brad：当然会。我们的目标不是成为最大的机构，而是扩大规模、产生影响，提升创始人和出资人两边的净推荐值。我们希望同时服务好这两群人。我认为，越来越多资金可以、也应该来自愿意投资这种优秀资产类别的散户。

Ben：听众们，希望你们喜欢刚才对 Brad 的采访。他真是个了不起的人。过去二十年，他打造 Altimeter 的历程令人惊叹，也确实帮助塑造了整个行业。

David：完全同意。

Ben：我个人特别期待他提出的 Invest America 方案。我们会继续关注它的发展。

David：完全同意。

Ben：听众们，最后提醒一下，欢迎加入 Slack 社群 acquired.fm/slack，和我们讨论这期节目及其他话题。我们还有 Limited Partner Show，最近请到 NZS Capital 的嘉宾回来聊市场状况。David，Christina Melas-Kyriazi 也来和我们聊过金融科技。

我们还录了两期节目，尚未向公众发布，会先给 Acquired Limited 的付费会员收听。你可以访问 acquired.fm/lp，提前两周收听。我们还有招聘版，最近刚新增了一些很棒的职位。我前几天去 Vanta 办公室拜访了他们，见了工程负责人和团队成员，刚加了几个职位。那都是很酷的公司，欢迎去看看。

最后，如果你喜欢这期节目，就分享给一位朋友。你不必在社交媒体上大声宣传。我们更喜欢一对一、有共鸣的分享。想想谁曾和你聊过这些话题，邀请他们听一听；他们可能也会喜欢。

David：没错。

Ben：听众们，下次再见。

David：下次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