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d: 被封杀的教授：丈夫比你想象的更危险！男人天生会出轨！科学证明一夫一妻制并不真实！——加德·萨德
The Cancelled Professor: Husbands Are More Dangerous Than You Think! Men Are Hardwired To Cheat! Science Proves Monogamy Isn't Real! - Gad Saad
嘉宾：Gad
全文文稿 · 按对话顺序保留完整内容，深入理解上下文。
§01文稿 — 第 1 部分
你知道吗，斯蒂芬，一个女人一生中会遇到最危险的异性是谁？她的丈夫。而压倒性的首要原因就是因为……加德·萨德博士是一位进化心理学家……他以那些发人深省且具挑战性的见解而闻名……这些见解揭示了影响决策、人际关系和社会趋势的根本原则……如果你认为有些知识不该去追寻，因为它不符合你的意识形态，那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原则。
举个例子，一夫一妻制是自然的本能，这种说法并不正确。男性更倾向于拥有更多性伴侣。这一点已在跨文化的大量研究中被证实。但我解释为何出轨在进化上可能有其合理性，并不意味着我为这种行为辩护。但接下来才是有趣的部分：女性也进化出了对性多样性的强烈渴望。你知道女性什么时候最有可能出轨吗？就是在她们……
在你的书中，你提到了“伴侣吸引力评分”。是的。通常，我们会根据自身的匹配价值来选择伴侣，也就是综合我们所有的特质，然后评估自己的得分。例如，女性最看重的特质，任何与社会地位相关的因素都算。如果一个得分为87的人去和一个得分为36的人在一起，那显然不合适。这会给我们的关系带来巨大的压力。但好消息是，有一些有效的策略可以提升我的得分。
我们来简单分析一下。首先……加德博士，你分享过哪些观点而让你惹上最多的麻烦？我可要为此收费了。系好安全带，加德·萨德博士。你毕生致力于什么？追求真理、捍卫自由。那这意味着什么呢？真理，是我们 hopefully 能够通过科学方法达到的目标。当然，真理具有暂时性——无论我们300年前认为什么是真理，我们都应有认识论上的谦逊，承认自己可能错了。
现在有了新的真理。但作为一名研究人类行为的进化科学家，我每天早上醒来时都会想，关于人性，还有许多奇妙之处等待我们去发现。从这个意义上说，真理、理性和自由，以及人们应该能够毫无禁忌地展开研究、自由发声，这一点至关重要。例如，你现在越来越频繁地听到“禁忌知识”这个概念——即有些研究因为可能冒犯某些人、可能边缘化某个群体，就不该被开展。
我不相信那一套。因此，只要你的研究是以不偏不倚的方式、遵循科学方法进行，那么就没有什么是禁区。举个例子，作为一名社会科学家，如果你想让自己的职业生涯迅速终结，有一个办法就是开展任何关于群体差异的研究——尤其是种族差异，千万别碰这类研究。就连研究性别差异也不是什么好主意。所以，如果你研究了性别差异，并且发现女性在某些任务上优于男性，那尽管去做，你将成为英雄，可以发表出来。
但如果你开展的研究表明男性在某些任务上优于女性，那你最好把这份研究锁进抽屉，从此永远闭嘴，因为我们不想传播带有性别歧视的父权主义刻板印象。而作为一名进化心理学家，我深知人类由男性与女性这两种表型构成，因此可以预见，男女在很多方面存在相同之处，也存在男性比女性更擅长的事情，以及女性比男性更擅长的事情。
这叫做进化，也叫做生物学。我第一次意识到那些本应非常聪明的人——也就是教授们——竟然可以愚蠢到何种地步，就体现在他们否定我刚才所说的这一点上：在社会科学领域，承认存在与生俱来且经过演化的性别差异，竟被视为一件可怕的事情。这正是我第一次产生“尤里卡”式顿悟的时刻：休斯顿，我们遇到麻烦了。这些受过良好教育、见多识广的教授，怎么可能否定连一只出生三天的新生鸽子平均都能识别出的事情呢？
正是这件事促使我踏上了一段旅程，并最终在30多年前写出了《寄生心智》。那么，什么是进化行为科学家呢？没错，问得好。研究行为的方式有很多种。例如，行为主义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它主张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刺激与反应的结果。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就是行为主义的一种形式，对吧？它将一种无条件反应——也就是你与生俱来就具备的反应——与某种刺激联系起来。
狗看到食物时会流口水，现在你通过训练，让它们听到铃声时就把铃声与食物联系起来。这样一来，当我只是摇响铃铛时，它也会流口水。因此，70年、80年甚至100年前的行为主义者认为，所有的学习都源于行为主义。在研究人类行为的最佳框架问题上，存在着许多不同的学派。一位进化行为科学家则认为，如果不将研究框架建立在理解进化如何塑造人类心智的基础上，就无法研究人类行为。
现在，这听起来应该再明显不过了。但再次强调，对社会科学家来说，这简直是纳粹式的言论。因为社会科学家认为，进化论适用于地球上除人类之外的所有物种。没错。即便他们相信进化论适用于人类，那也是用来解释我们为什么有对生拇指，或者我们为什么进化出了现有的呼吸系统。但你可千万别想用进化论来解释脖子以上的东西——人类心智。
我现在是在模仿那些人的口吻。他们认为，我们是文化动物，我们的行为超越了生物学本能。因此，进化行为科学家所做的，就是无论研究什么，都试图寻找其中终极的达尔文主义印记。我给你举两个例子。这个例子来自马丁·戴利和玛戈·威尔逊合著的《凶杀案》一书，他们夫妇二人是进化心理学的先驱人物之一。我第一次读这本书，是在康奈尔大学读博的第一个学期，当时这是一门高级社会心理学课程。
学期进行到大约一半时，教授丹尼斯·里根给我们布置了这本书。他们在书中运用进化框架来研究犯罪模式。稍后我会详细解释这是什么意思。有些犯罪模式，无论在何种文化、何种时代，都完全以相同的方式、出于相同的原因发生。因此，这些模式显然不可能是文化暴力的结果。
它也不可能是时代因素造成的，因为这些模式超越了所有这些因素。下面让我从书中举两个例子。那其实是我的“尤里卡时刻”，我下定决心，要将这个进化框架应用到消费者心理学和决策心理学领域，而这最终成为了我开创的研究方向。好，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如果我要让你当场回答，还请见谅，但这很有必要。你认为，家庭中是否存在虐待儿童行为，最重要的预测因素是什么？
父母一方缺席。好的。这个答案非常、非常合理。通常，在我讲授进化心理学课程的第一节课上，我会提出这个问题，然后开始写下所有学生的答案。他们的答案都很合理。比如，如果家里有酗酒问题，或者父母中的一方过去曾遭受虐待，从而将这种行为模式模仿并施加在孩子身上……这些都合情合理。那么，如果我……顺便说一句，从来没有人猜中真正的答案。
然后我会说，嘿，大家猜猜看？你们刚才列出了25个合理的预测因素。而排名第一的预测因素，其预测能力比板子上列出的任何因素都要高出100倍。我已经讲过无数次了，现在跟你们讲这件事，我身上都起鸡皮疙瘩了。让我解释一下“100倍”是什么意思。在科学领域，假设我想检验一种药物的疗效，并将其与安慰剂（一种糖丸）进行比较。如果它的比值比为1.2，也就是说它的有效率高出20%，那么比值比就是1到1.2，这就算是一个很大的效应了。
而我要说的是1比100。这意味着其效应之大，在天文学意义上都远超我们在科学界通常会发表的任何结果。好了，斯蒂芬，我让你吊了这么久，现在揭晓排名第一的原因：如果家庭里存在继父母。也就是说，如果家庭不是由两个亲生父母组成的，那么发生儿童虐待的概率就会增加100倍。这就是《灰姑娘》这个寓言之所以如此普世的原因，因为它触及了一个进化原则。
那个刻薄的继母只是对她继女格外刻薄，实际上她对自己的两个亲生女儿非常、非常好。这时你可能会问，这背后的进化解释是什么呢？我们知道，在许多物种中，亲代投资都非常高。以狮群为例，狮子是唯一具有社会性的猫科动物群体。大多数其他猫科动物都是独居的。雄狮唯一做的事情就是交配，然后就离开了。
但在狮群中，雄狮会对其幼崽进行大量投资。最终的情况是，一个狮群中有两到三只主导雄狮，它们会把所有逐渐长大的年轻雄狮都赶走。于是，大草原上就出现了一大群心怀不满的年轻雄狮，它们正伺机接管一个狮群。它们会挑战那两到三只主导雄狮。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那些年长的雄狮都能击退这些攻击。但岁月终究不饶人，作为主导雄狮，你最终只剩下两个选择。
你要么……离开，最终在荒野中孤独地慢慢等死；要么就会被他们杀死。现在，当新的雄狮群到来时，你知道它们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吗？议程上的第一件事，它们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它们会攻击幼崽。没错。它们会通过一种系统性的、种族灭绝式的杀婴行为，把每一只从定义上就不可能由它们所生的幼崽全部杀死。为什么？因为作为狮群这种需要父母双方共同抚育后代的物种，我将投入大量的精力和资源。
我不想投资在别的雄狮的幼崽上。因此，矛盾又难以置信的是，当雌狮们奋力抵抗那些新来的雄狮却最终失败后，接下来发生的第一件事就是它们进入发情期，也就是说，它们开始对新来的雄狮产生性接受。所以我常跟学生们开玩笑说，在人类社会中，你想让女士们对你产生兴趣，可以放些巴里·怀特的音乐，买份精美的礼物，多花些心思。
想在狮群社会里吸引女士的注意？那就杀了她的孩子。这就是一个例子，说明我们大脑中的计算方式是如何演化的，让我们投资在自己孩子以外的其他孩子身上时，感受到的快乐会少一些。接下来，总会有学生说，哦，但这是否意味着你是在用科学为虐待儿童的行为辩护？当然答案是否定的，对吧？肿瘤学家研究癌症，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或她就支持癌症。
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赞成癌症。这意味着，如果你想了解癌症，就必须诚实地去研究它。所以，如果你想解决虐待儿童的问题，而你现在又知道继父母关系是最大的预测因素，那这就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信息。这是第一个例子。第二个例子，你知道谁是你一生中可能遇到的最危险的个体吗？无论是在亚马逊的亚诺马马部落，还是在非洲中部的哈扎部落，还是在2000年前的古希腊，亦或是在2000年后的密歇根州底特律。
你一生中可能遇到的最危险的人到底是谁？让我想想。你一生中可能遇到的最危险的人是谁？其危险程度远超其他任何人。我一说出答案，你就会觉得，哦，不是吧。但你之所以想不到，恰恰证明了我的观点。而这正是进化如此重要的原因。我认为她一生中可能遇到的最危险的人，是另一个……你已经猜错了。好吧，我不知道。
她的丈夫。我正想说这个。就是这样。我当时想得很近，因为我的大脑直接想到了她未来的丈夫。没错。因为我在想，在求爱过程中，这其实相当危险。所以，无论是她的长期伴侣，还是潜在的长期伴侣，对吧？所以回到你的观点，丈夫是最危险的身份，而压倒性的首要原因——可能促使他从家庭暴力一路升级到凶杀案的原因——就是怀疑或确认存在不忠行为，明白吗？
我是个真正的罪案迷。在这些罪案节目中，总有一个统计数据，我记得大概是70%的情况下，当一名女性失踪或被谋杀时，凶手都是她的丈夫。没错，差不多就是这么惊人的数字。当然，有时在那些节目里，是因为男人想摆脱现任妻子，好跟另一个女人远走高飞。是的。但撇开这种可能性不谈，通常当我陷入杀人的暴怒时，是因为我担心你要么已经背叛了我，要么我确实有证据证明你背叛了我。
那么问题就变成了：为什么人类男性在进化过程中，会形成以这种方式作出回应的认知、情感和行为模式？再次强调，你并不是在为这种行为辩护，也不是在说，哦，只要我给出了科学解释，那就意味着打女人是可以接受的。真正的原因在于，我们是一个双亲共同抚育后代的物种。从哺乳动物的角度来看，人类父亲是非凡的。我们绝对是最投入、最尽责的父亲群体之一。当然，我们的投入不如人类女性那么多，但我们确实是超级奶爸。
因此，史蒂芬，你和我的祖先——那些男性祖先——他们的血脉并非来自这样一种情况：他们会说，嘿，别担心，女士们，你们尽管和那个帅气的园丁亲近好了，反正我很乐意在接下来的18年里抚养你们的孩子。正因如此，我们进化出了这样一套机制，试图防范一个对我们基因利益构成根本性威胁的问题，那就是亲缘关系的不确定性。而母缘关系则不存在这种不确定性，对吧？所以当我读到那本书时，书中那些极其复杂的现象被解释得如此优雅、简洁、明了，让你不禁觉得，是啊，这完全说得通。
那一刻就是我的“尤里卡”时刻。而进化行为科学，正是我过去五到十分钟所描述的内容，也就是运用进化生物学和进化心理学的视角来研究人类现象。在我们回到更广泛的讨论之前，我突然想到，基于刚才那个背景，出轨——在恋爱关系中的出轨——似乎就变得可以辩解了。所以，这取决于你……当你说“可以辩解”时，你就掉进了那个陷阱：只要用科学来解释，那就意味着这样做是对的。
我们还有一个道德指南针，它源于一种进化机制。所以，人生的一大难题就是，如何在我们身上那些朝不同方向拉扯的“达尔文式绳索”中找到平衡，对吧？我进化出了一种渴望大量摄入高脂肪食物的欲望，但如果我不加节制地这么做，我就会变成一个相扑选手，并在42岁时死于心脏病。因此，我也进化出了自我控制的机制。所以，我解释了为什么从进化角度看，出轨可能是合理的，这并不意味着我在为这种行为辩护。
是的，没错。而且我认为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我们需要给人们一套工具来思考这个话题，这样他们就不会把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当成对某种行为的认可。这仅仅只是通过进化的视角对事物的一种解释。你知道吗？有些人就是做不到这一点。有些人会因此产生强烈的抵触情绪……我的大多数同事都这么想。哦，真的吗？是的，没错。所以我只是希望现在正在听的所有人都明白，这里所说的内容并非对某种行为的认可。
它只是对某种现象的进化论解释。完美。你知道，我相信我们俩都充满偏见，所以任何事都谈不上那么纯粹。完全正确。但我们会努力，并希望从现在开始人们能理解这一点。当我问那个关于出轨的问题时，我试图通过进化的视角来理解的是：一夫一妻制到底算不算一种……正常现象。接下来的10分钟就交给我了，你准备好了吗？我准备好了。让我先提供一些背景信息。
当然，请讲。我有很多男性朋友，坦率地说，我看到了各种各样的关系模式。我可以这样来描述：我有一群男性朋友，他们绝对忠诚，拥有美好的感情，对自己的伴侣全心全意，并且——我猜——他们通过某种形式的自律，抵制住了可能出现的任何诱惑。我很喜欢这帮朋友，他们很棒。然后还有中间这一群朋友，他们正与各种各样的力量作斗争，从色情内容到可能偶尔的越界行为，不一而足。
接着是另一群朋友，我会把他们归类为出轨者，他们几乎无法控制地背叛伴侣。完全无法控制。这整个朋友圈大概有20个人。现在，我看着这群朋友，就会想：到底哪边才是对的？因为从道德层面来说，我可以说中间这帮人正在伤害他人。出轨者正在伤害别人，尤其是当他们的行为被发现时。但从进化的角度来看，谁才是对的？
嗯，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都是这样的，因为我们都有出轨的欲望，但我们不一定会通过外显行为来实现这种欲望。男人和女人？是的。所以这一点非常好。通常如果我说，哦，男人进化出了对性多样性的渴望，那么大多数人，即使他们对进化一无所知，也会说，是的，这说得通。但现在有趣的部分来了。女人也同样进化出了非常强烈的对性多样性的渴望。
当然，程度不如男人。已经有一些研究在数量多得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文化中展开。而在每一种有记录的文化中，男人都更有可能想要更多的性伴侣等等。但这并不意味着女人就是维多利亚时代那种贞洁的保守派。现在，让我给你们提供多条证据，表明女人远非我们可能在维多利亚小说中希望她们成为的那种贞洁保守派。
你知道女人在什么情况下最有可能出轨吗？我知道，因为我读过你的著作，所以……好吧，行。那我来说，还是你想说？嗯，就是当她们处于生育能力巅峰的时候，对吧？非常好。你做了功课。所以当她们处于生育能力巅峰时，最有可能出轨。顺便说一句，在这种情况下，她们也更不愿意坚持使用避孕措施。你可能会想，如果我在婚外出轨——我现在是作为女性来说——如果我在婚外出轨，我当然会希望增加怀孕的可能性，我的意思是，使用保护措施，因为我不想怀孕。
但如果我出轨的策略是为了寻找更优质的基因，那么我就有责任不使用保护措施，对吧？所以你很少会看到一个女人和一个表型质量、基因质量都更差的男人出轨。我倒是很想让比尔·盖茨作为我的长期伴侣待在家里，但同时又想让那个男性奥运游泳选手躲在暗处。现在，如果我能说服比尔·盖茨，那个男性奥运游泳选手其实看起来很像他，说“亲爱的，那其实是你啊，比利，就是你”，那么作为女性，我就赢得了基因彩票，明白吗？
所以，问题并不在于女人对性多样性不感兴趣。这是第一条。再来看第二条。如果你把这些情况绘制出来——这是来自一些研究，我记得是在80年代初，我没有确切的参考文献，但很容易找到。抱歉，就在你的研究中，你说女人更有可能和有优良基因的人出轨。是的。那比尔·盖茨难道没有优良基因吗？因为他有钱但个子矮？所以是的，智力方面的因素是肯定的。
也许驱动力是“是”，但表型则是“否”。什么是表型？表型就是你的外在表现，对吧？所以，如果我说我想要一个身材高大、有倒三角身材、有充满睾酮感的下颌线的男人，对吧？我的意思是，如果我是一个女人，我通常不会在内心深处幻想被比尔·盖茨占有。我会吗？是的。这些外貌特征难道不正是表明这个人能为我提供所需吗？绝对如此。
我的意思是，你可能会说，但比尔·盖茨本来就已经能提供这些了。是的，但这里还有一个所谓的“性感儿子假说”。比尔·盖茨不会……我的意思是，他可能会生育出一些孩子，就智力具有遗传性而言，这些孩子可能会很聪明，但他不会给我那些身强体壮的孩子，对吧？当然，我们中有些人很幸运，既有强健的体魄，又有聪明的头脑，但那……但那毕竟是少数。这可真是个很高的赞美，谢谢。
现在想象一下，如果我个子再高四英寸。那，我的意思是，我就无敌了。不，说正经的，男性和女性在性行为方面都非常表里不一。因此，一夫一妻制是自然形成的这种说法并不正确。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又是自然的，因为大约85%有记载的文化都将一夫一妻制作为一种制度化的机制，因为我们是一种需要父母双方共同抚育后代的物种。而几乎所有其他文化都实行所谓的“一夫多妻制”，这个术语不要和“多配偶制”混淆。
所以，我在这里插一句，稍后我会回到那些证明女性也喜欢性多样性的证据。所谓“多配偶制”其实只意味着“一个对多个”。人们常把它等同于一个男人娶多个女人，但这并不是多配偶制的真正含义。多配偶制是指一个对多个，它可以有两种形式：可以是一个男人娶多个女人，这称为“一夫多妻制”；也可以是一个女人嫁多个男人，这称为“一妻多夫制”。
在制度上实行一妻多夫制的社会几乎不存在，因为从进化角度来看，这种交配系统没有产生的道理。唯一著名的例子是“西藏兄弟共妻制”。其中“兄弟”这个词的意思是，在存在某些生态原因、使我们必须容忍一个女人与多个男人结合的情况下，这些人会是兄弟。其原因在于一种叫做“广义适合度”的机制，即我可以通过直接繁殖来提高自身的繁殖适合度。
我有孩子，因此他们会共享我一半的基因。但我也可以投资于兄弟姐妹的子女，他们同样与我共享基因，而这样做仍然能提升我的广义适应度。所以，多妻制未必是达尔文式演化的死胡同，因为即使在这样的制度下，我仍在延续自己的基因。那么，我之所以会照顾兄弟的孩子，部分原因是不是因为我的侄女和侄子与我有关呢？答案是100%。事实上，我做过好几项科学研究，专门进行这类测试，也就是考察：投资不同家庭成员的模式，如何随着他们与我之间的基因亲缘关系而变化？
这里的R，叫做基因亲缘系数。比如，我和我兄弟的R值是0.5。我和我同卵双胞胎的R值是1。我和一个随机陌生人的R值是0。我和侄女、侄子们的R值是0.25。我和父母的R值是0.5。我和祖父母的R值是0.25，明白吗？我们想检验的是，这种投资模式——在这个例子中是通过送礼来体现的——是否与送礼人和收礼人之间的基因亲缘关系相关。正如你可能凭直觉想到的，即使你不是什么高深的演化心理学家，也会发现：基因亲缘关系越近，礼物价值就越大。
在兄弟的婚礼上，我更有可能送出一份比给表亲更重的礼物。因此，我们演化出这样一种计算方式，能让我们根据基因亲缘关系来分配这些投资。顺便说一句，这种现象在无数动物物种中都能看到。如果你所在的群体里，某个成员与你的基因亲缘关系越近，你愿意走出自己的群体去保护他们的可能性就越大。2018年那篇论文中还有另一个部分，可能会让你大吃一惊，因为凭直觉你根本不会想到那个结果。
第一个发现，你可能会说，嗯，这说得通。我给我兄弟的礼物确实比给三代表亲的要多。于是我们想检验一下，在以色列的实际婚礼上是否也是如此——他们收集了30场婚礼的数据，应该是30场。他们掌握了现场数据，包括所有宾客以及他们赠送的礼物。莫德凯叔叔送了180美元，拉菲卡送了……好的。我们想检验的是：新娘和新郎双方的父母亲属——也就是母亲一方和父亲一方——在所有基因亲缘系数中，哪一方会送出更多的礼物？
现在，在中东地区，这是一个父权社会，但进化论的预测却有所不同。让我来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以你的四位祖父母为例，好吗？有外祖母、外祖父、祖母和祖父。从基因亲缘关系来看，他们每个人与你的基因亲缘关系都是均等的，都是0.25。他们各有四分之一的基因与你共享。但接下来是第二部分。
这四位祖父母的基因确定性并不相同。你的外祖父面临着两层亲缘不确定性。而你的外祖母则完全没有代际亲缘不确定性，因为不存在母系不确定性。因此，我们可以预测，外祖父对其孙辈的投资会最少，外祖母的投资会最多，另外两位祖父母则介于两者之间。许多跨文化研究都发现了这一现象。
你可能需要解释一下什么是亲缘不确定性。亲缘不确定性是指，当一个孩子出生时，你永远无法确定他就是你的孩子，对吧？而母亲总是确定那是她的孩子，因为是她生下了孩子，对吧？所以我们想检验一下，新娘和新郎双方的母系亲属是否会比父系亲属赠送更贵重的礼物，原因恰恰在于不存在母系不确定性，但确实存在亲缘不确定性。
而我们发现的情况正是如此。女方家庭赠送的礼物更多。没错。好的。是的。感谢你总结了这么一大段。好的。但再次澄清一下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他们想确保男方有所投入吗？不，因为女方的亲属之所以更愿意投资给新娘或新郎，仅仅是因为他们知道那就是自己的后代。不存在任何不确定性。没有任何不确定性。哦，是的。你明白了吗？
是的。好的。那么现在，我们能把性多样性这个话题收尾了吗？到目前为止，我说过有确凿证据表明，女性也存在性多样性策略，因为当她们处于生育高峰期时，会更倾向于出轨，而且并不坚持使用避孕措施等等。这里还有另一个例子。你可以对灵长类动物进行一番梳理。比如倭黑猩猩、山地大猩猩、黑猩猩，还有人类。你把所有的灵长类动物都放在一起。
然后，你会根据某个物种中雌性个体的性随意程度，来计算该物种雄性个体的睾丸大小。你跟上我的思路了吗？是的。以山地大猩猩为例。它们是体型惊人的动物，体重可达450磅，其中一些雄性个体堪称最雄伟的代表。它们采用领地性的多妻制结构。有一个占主导地位的雄性，控制着许多雌性的交配权。那么，根据我刚才所说的，你能预测它们的睾丸大小如何吗？
它们的睾丸会很小？是的，因为不存在精子竞争。因此，试想一下，一个基本的雄性形态特征——睾丸的大小——竟然是对物种内雌性行为的一种适应性反应，这有多么不可思议：在该物种中，雌性越随意，睾丸就越大。所以山地大猩猩的睾丸非常小。而黑猩猩简直就像行走的睾丸，它们的身体几乎就是为了支撑巨大的睾丸而存在的。
为什么呢？因为在黑猩猩社会中，我们说“你好”就性交，说“再见”也性交；打架时性交，打完架也性交。雌性会与多个雄性交配并受孕。因此，我应对这种情况的方式就是进化出更大的睾丸，因为这样一来，就存在某些机制，让拥有更大的睾丸来解决这个问题。现在，罗宾·贝克登场了。他其实是一位英国科学家，写了一本名为《精子战争》的书。他在书中提出了一些观点，有人说是争议性的，也有人认为很有道理，那就是人类精子的形态特征。
它的构成。它的构成并不仅仅是我们常见的那种标准形态：一个头部带着一根尾部，所有精子都冲向那颗神话般的卵子。这些被称为“受精者”。他在研究中证明，男性射精物中还存在另外两种精子表型。一种是“阻断者”，它们看起来不像“受精者”。是“防御者”。防御。非常好。还有一种是“击杀者”，它们会四处猎杀其他男性的精子。
现在，我们把所有这些信息整合起来。精子在女性的生殖道内大约可以存活72小时。因此，男性之所以进化出化学武器——即“阻断者”和“击杀者”——意味着在我们的祖先历史中，女性在72小时之内与不止一个男性发生过关系（无论是自愿还是被迫）的可能性很高。正因如此，你才进化出了这种应对机制。而接下来，你就能看出意识形态会产生什么影响，这也是我写下《寄生心智》一书的原因。
当我在激进女权主义者面前讲授这些内容时，他们会走上前来，说：“萨阿德博士，您真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为什么呢？因为我刚才描述的研究表明，女性同样可以像男性一样充满性欲，她们也进化出了对性的渴望，这与我教授的女性研究和激进女权主义课程相符。因此，当我用这张嘴说出支持她们意识形态的话时，我就成了英雄。
如果我换用这张嘴说：“哦，顺便一提，跨文化研究已经证实，在许多文化中，男性对性多样化的渴望确实要强烈得多。”——嘘！这样一来，我随时可能从英雄变成小丑，完全取决于我刚才说的话是否支持你们的意识形态。但这并不是评判科学的方式。科学和真理的存在，独立于它是否支持某种意识形态。因此，最终会导致一种寄生性的思维，因为你已经被错误的意识形态所寄生。
§02文稿 — 第 2 部分
您分享过哪些观点而给您带来了最大的麻烦？在我的科学研究中，人类是受性选择和自然选择这两种力量共同塑造的生物。——嘘，纳粹！嘘，纳粹！我的意思是，现在人们的态度正在转变，因为科学的美妙之处就在于它能自我修正。要知道，一些最伟大的著作，其伟大之处恰恰体现在它们当初受到的排斥有多强烈。许多诺贝尔奖的故事都是如此。
科学家提出一个完全离经叛道、与当时主流科学观念相悖的观点，并不断遭到拒绝，直到后来不再被拒绝为止。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过去100年里，最有可能拯救人类免于死亡的因素，就是与卫生相关的一些措施，因为过去很多儿童死亡都是由于接触了各种病原体所致。而那位提出这一想法的先生，则解释了为何女性在生产时常常死亡。
您知道答案是什么吗？是因为医生没有洗手吗？——是的，太棒了。干得漂亮，史蒂夫。他就是塞麦尔韦斯，一位医生。他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这些产妇会出现产后高烧，这种烧非常凶险，往往一两天内就会导致死亡？于是他说，哦，等一下。外科医生们刚才是解剖过尸体的。“尸体”是什么？就是死人的身体。比如说，他们当时可能在做法医病理方面的工作。
然后他们就直接对女性采取了妇科干预措施。所以当他说出这些话，并做了相关研究来证明——嘿，看，这些女性中，有些我们让男性去打扫，有些则没有——结果人们都嘲笑他，把他赶出了城。他最后死在了一家疗养院，也就是精神病院里。他彻底被社会抛弃了。可如今，我们却为他竖立雕像，对吧？所以……要回答你第一个问题，当我刚开始职业生涯时，我说，哦，顺便说一句，如果不了解消费者的生理结构和荷尔蒙，你就无法研究消费者，因为这到底算哪门子学问？
这里又不是生物系。清醒点吧。你根本不该在商学院待着。那你的意思是什么？难道你认为消费者在吃东西的时候，就能超越自身的生物学特性，完全脱离生物本能吗？嗯，现在很多人已经转变看法了。所以，30年前我刚提出这个观点时，我简直成了“纳粹”；可如今呢？“尊敬的萨阿德博士，如果您能来我们学校发表主旨演讲，我们将深感荣幸。”哦，但30年前当我被当成一个满嘴胡话的人时，又发生了什么呢？
嗯，显然他们后来接受了这个观点。所以在我的学术工作中，仅仅是说出“我们是生物体”这个事实，就足以引发最强烈的反应。而在我的公共事务工作中——那些与我的科学研究没有直接关联的领域——情况就复杂多了，相关例子不胜枚举，这也正是《寄生思维》一书的由来。但毫无疑问，当我谈论一些与伊斯兰教相关的话题时，很遗憾，这并不会为我赢得太多伊斯兰教的朋友。你是犹太人，对吧？是的，我是犹太人。没错，我就是犹太人。
但我所说的内容，无论我是犹太人还是其他什么人，都同样成立。那么，作为一名进化行为科学家，我们有多少行为是由性和关系驱动的？我的意思是，在我早期的著作中——我现在再用一个比较宏观的方式来回答这个问题——我在第一本著作《消费的进化基础》以及后来的《消费本能》中提出，有四种关键的达尔文机制，驱动了我们大部分有目的的行为。
这正好回应了你的观点。确实存在一些与自然选择或我们的生存本能相关的行为。举个例子，我几乎可以肯定，你我都更偏爱某种形式的油腻食物，而不是生芹菜，这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我说的对吗？是的，我同意。好。而且我敢打赌，在演播室里的每一位也都会同意。当然，我们各自的偏好可能不同——比如我偏爱油腻的牛排，而你偏爱巧克力慕斯——但我们都更喜欢吃巧克力慕斯和牛排，而不是生芹菜。
因此，有很多消费行为和偏好，我最终都可以很轻易地将其归因于这种驱动力。其中最明显的就是我们的饮食偏好。好的，回到你直接提出的问题，接下来是下一个模块，也就是第一个模块，我称之为“生存模块”。下一个模块是“繁殖模块”，也就是你提到的性相关话题，它涵盖了所有我们因性相关因素而做出的行为。因此，男性和女性用作性信号的各类产品，在不同文化之间惊人地一致。
例如，法拉利的车主99%是男性，尽管有上百万女性完全具备购买法拉利的能力，但她们却并不这么做。奥普拉·温弗瑞并非因为买不起法拉利而放弃购买，但她依然没有买。在人类社会中，豪华汽车就承担了类似孔雀尾巴那样的形态特征。因此，所有进行有性繁殖的动物都会使用性信号，而人类作为同样具有消费行为的动物，也会使用特定的产品来传递这样的信息：“看看我，我比史蒂文更优秀。”
我实现这一点的方式，是希望能展示出一些信号，表明我的地位比你更高，明白吗？当然，女性也会积极地进行性信号传递，但她们的方式往往与美化自身有关，对吧？全球范围内的整形手术，虽然男性并非完全不做，比如植发，但主要仍然是女性群体在参与。因此，无论是与消费相关还是无关的许多行为，都可以归入繁殖模块来回答你的问题。
此外，还有我先前在谈到送礼时提到的另外两个模块。其一是“亲缘选择模块”，它涉及的行为源于这样一个事实：通过投资于我的亲属，我能提高自己的广义适应性。明白吗？另一个是“互惠利他模块”，它解释了为什么我会跳入河中救人。比如，如果我跳入河中救我的三个孩子，这属于亲缘选择，因为我的每个孩子平均与我共享50%的基因。
因此，如果我在救这三个孩子的过程中不幸丧生，从进化的角度来看，这样的结果是完全有利的，谁在乎呢？但另一方面，我为什么要跳入河中救史蒂文呢？首先，在我们今天见面之前，你只是一个陌生人。我为什么要去救一个陌生人？如果你不是陌生人，而是我的朋友，但我们之间仍然没有任何基因关联。在这种情况下，论点就指向了互惠利他——人类已经进化出互惠机制，用以维系我们的社会关系。
为了回报人情。为了回报人情。所以，“你帮我挠背，我帮你挠背”这句话，字面意思上源自我们的灵长类表亲物种，它们会进行互惠梳理。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我的皮毛上有很多我够不着的寄生虫。于是，我会站过来，把我的背交给你，你就会坐在那里把那些寄生虫都清理掉。当然，大家心照不宣的是，现在你也该回报我了。所以，这就是字面意义上的“你帮我挠背，我帮你挠背”。
那么，这个说法最初是怎么来的呢？有一种观点认为，想象一下我们正在草原上行走，我们面临的最常见威胁，说白了，生活无非就是两件事。我的意思是，除了繁衍后代，就是搞到食物，并确保自己不会成为别人的盘中餐。就这么简单。这就是生活。好吧，我们所有人都面临的一个问题，也是我们之所以进化出对高热量食物的偏好的原因，就是热量的不确定性和稀缺性。
我们没有社区商店可以去买食物。所以我真的可能会饿死。那么，如果我们能降低这种风险呢？比如，我们与没有血缘关系的另一群同样在草原上行走的人签订一份“保险协议”。嘿，下次我们猎到一头重达一千磅的大型猎物时，会分给你一些。但同样，你也要做正确的事，回报我们。现在你可能会说，好吧，这听起来都是些高大上的科学理论，但它具体是如何体现在人类的消费行为中的呢？
嗯，如果你我之间是朋友，我们会有很多完全基于这种互惠模式的行为。比如，当你过生日时，我会打电话约你出去吃饭。我理所当然地期望，除非你是个社交骗子，否则我过生日时你也会回报我。现在，从纯粹的经济角度来看，我们为什么不省去这套繁文缛节呢？我花70美元请你吃饭，你也花70美元请我吃饭。
我们最终的结果都一样。那干脆就别这么干了。我们之所以必须这么做，是因为这种互惠的仪式润滑了我们之间的情谊纽带。因此，我们有很多行为都是专门为此而设计的。总结一下，我在之前的书中提出，我们的大部分行为都可以归入这四个模式之一。在那本早期的书《消费本能》中，你谈到了一个“伴侣吸引力评分”。
好的。什么是择偶吸引力评分呢？我们可以想象一辆汽车。汽车是由许多属性组成的，对吧？比如，这辆车的燃油效率如何？发动机动力怎么样？操控性好不好？它环保吗？是新能源车还是尾气排放很严重？所以，汽车是一种多属性产品，它由许多属性构成。而我选择哪辆车的方式，可能就是选择在所有这些属性上综合得分最高的那辆。
好的。这就叫多属性选择。其实，人也是由许多属性构成的“产品”。在择偶市场上，假设我们现在以男性为例——当然，这也同样适用于女性——我们知道女性会对我们身上的某些属性产生好感，而另一些则不然。顺便说一句，压倒性多数情况下，女性普遍追求的第一大属性，就是与社会地位相关的一切。对吧？
换句话说，这可以是我的雄心壮志，可以是我的果断自信，可以是我的社交主导地位，也可以是我身后那一摞沉甸甸的文凭，可以是我银行账户里那一串零的个数，如果我是哈扎部落的，还可以是我拥有的牲畜数量。但在任何文化中，都从未有女性说过这样的话：给我一个不自信、是“贝塔型”、懦弱、臀部呈梨形、声音尖细的男人，我就会立刻变得性欲高涨。
在人类历史上，从未有人说过这样的话，明白吗？但顺便说一句，女性并非只寻找有钱人。因为很多女性会疯狂地爱上一个穷困潦倒的艺术家，但这个艺术家展现的是什么？是雄心壮志，是果断自信。他展现出了一种即将实现的创造轨迹：“我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位伟大的摇滚明星。”不过，也正因为如此——顺便说一句，我记得有一项研究做过类似的实验，我班上的一些学生也为他们的课题做过类似的研究。
他们只是给一个男人看同一张个人交友广告上的照片。照片里同一个男人，有时带着吉他，有时没带吉他。其他什么都没变，还是同一个人，还是史蒂文。但只要给他一把吉他，哦，有吉他的史蒂文就帅呆了；没吉他时，他就没那么帅了。人们可能会立刻想到的另一种解释是什么呢？他们可能会说，嗯，我喜欢音乐，所以我更喜欢带吉他的史蒂文。他会唱歌，让我感觉很好，然后我就会和他发生关系。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这也就是直接解释和最终解释之间的区别。科学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在直接层面运作的。它解释的是现象“如何”发生以及“是什么”。糖尿病是如何产生的？哪些因素会增加你患上糖尿病的可能性？这完全没问题。而最终解释则是达尔文式的“为什么”。为什么这种现象会进化成那种类型？所以你可以说，我就是会被一个懂得如何演奏音乐的男生吸引。
你刚才解释的就是直接解释。这就像在说，我们为什么会进化出性行为？因为感觉很好。这就是直接解释。而最终解释是：一个有性繁殖的物种必须拥有一种机制，让你被吸引去从事能导致繁衍后代的行为。所以，并不是说最终解释比直接解释更优越，而是你需要这两个分析层面才能完整地解释一个现象。那么，从进化角度来看，吉他这件事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为什么吉他会有吸引力？因为他有创造力。是的。呃，他有足够的毅力和自律去练习。那为什么小提琴演奏大师会有吸引力呢？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或者像毕加索这样的人。毕加索个子又矮又小，穿着邋遢，还秃头。然而，却有一长串非常有魅力的女性排着队说：“毕加索，今晚我能和你上床吗？”这怎么可能呢？是不是因为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将那种才华与地位联系起来了？
绝对如此。能在聚会上弹钢琴的人通常地位很高，他们会有很多选择。说真的，你只要听听那些著名的摇滚明星，看看他们说自己为什么成为音乐人就行了。我的意思是，他们说的话几乎一字不差，就好像是互相抄袭了一样。哦，我很快就意识到，这就是我能吸引女孩的方法。对吧？他们从来不会说，是因为我小时候听着巴赫和莫扎特长大，这触动了我听觉上的某种反应，对吧？
他们通常会说，哦，我去参加一个派对，拿出我的家伙，然后队伍就开始排起来了。然后吉恩·西蒙斯和5000个女孩上过床，而Simple Red乐队的主唱——请原谅我，不管他叫什么名字——他是个红头发的小伙子。如果我是个女人，他可完全不是我性幻想中的理想型，但他却和无数女性交往过，对吧？不过，为了把关于择偶吸引力排名的话题说完，现在想象一下，我能列举出的所有这些特质。
好吧，上帝说，嗯，我不高。这对我来说是个减分项。不过我长得也不算难看。这算是我的加分项。我踢足球踢得很好。我在15岁时很快就明白，要想不被任何人欺负，最好的办法就是成为足球明星。好吧，我这一生过得还不错。所以，有些特质我得分很低，也有些特质我可以弥补。我们可以把这些特质都归拢到一起，然后说，好吧，在0到100的量表上，上帝在择偶吸引力方面的得分会是多少呢？
所以，这个量表就是这个意思。它基本上是把我们所有的属性都考虑进去，然后说，你的得分是多少？斯蒂芬是78分还是92分？现在，关于这个问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而你并没有问到。人类会进行所谓的“同类婚配”。同类婚配的概念就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里有两条准则：一条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另一条是“异性相吸”。而“异性相吸”只在短期择偶中效果不错。
我在性方面比较矜持、害羞，而且是个内向的人。而你则很大胆、外向。这种互补性或许真的能带来一段美好的“灌木丛后的短暂欢愉”。但对于长期择偶而言，如果你想确保一段长期婚姻能够成功，那么绝大多数情况都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通常我们指的是，我们拥有相似的价值观、相似的目标和相似的心态。我们必须在这些方面进行匹配。如果我是一个刻薄的无神论者，而你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凡事都从耶稣的角度来看待，那不用什么高深的教授也能知道，我们一开始就没能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对吧？
但关于同类婚配，还有另一个方面。这其实是我多年前在一次乔·罗根的节目中首次……作为一个开放性问题提出来的。我当时收到了大约一百封邮件，都说“哦，我想和你一起做这项研究”，但我至今还没做。所以也许现在有机会了。让我再重复一遍。我认为，人们会根据自己整体的择偶吸引力得分来进行匹配，这正是你问的那个问题。
也就是说，如果我的得分是87分，那么我——我——不太可能，因为择偶市场实际上就是一个市场。它就是一个市场。如果我的得分是87分，我就能吸引到或期望得到一个80多分的女孩。一个87分的人如果去选择一个36分的人，那就不太划算了。我们都想得到100分。男性和女性都想要100分。但阻碍我们的是，我自己的得分不是100分。所以我想找一个绝世的超模之类的。但也许我还没优秀到能配得上她。而所有女性都想要……
那位才华横溢、英俊潇洒的男性奥运游泳运动员，不仅肌肉发达，还是一名神经外科医生。但没人能追到他，因为他有任人挑选的资本。所以通常，我们最终会根据自身的择偶价值来匹配伴侣。但现在我要提出一个假设，这个假设从未被检验过，尽管我在《幸福》一书中讨论过它。我主张并预测——虽然尚未验证——决定一对情侣未来能否继续在一起的关键因素是：他们整体的择偶分数是保持一致，还是开始产生分歧。
比如，我是高中橄榄球队的四分卫。所有女孩都觉得我超有魅力。我能和啦啦队长，也就是首席啦啦队长一起参加毕业舞会什么的。她是个大美女，而我则是高中的王者。这感觉棒极了。在那个时刻，当我们都18岁时，我们根据各自的择偶价值进行了匹配。现在，我们把时间快进到十年后。那位漂亮的啦啦队长如今正在完成她神经外科学习的第三年。没错。而身边有很多帅气又聪明的男医生。
而我那位18岁时帅气的四分卫，现在已经发福了，头发也掉光了，还一直找不到工作，除了玩电子游戏之外对什么都不感兴趣。那么，我们18岁刚认识时，择偶价值是相同的，但现在发生了什么？那位漂亮的啦啦队长已经成了神经外科医生，她的择偶分数大幅上升。而帅气的四分卫如今却成了一个废人。我们之间的择偶分数现在存在巨大差异，这会给我们的婚姻带来巨大的压力。
所以我在《幸福》一书中提出的观点之一是：没错，要确保找一个和你择偶价值相当的人，并努力维持住自己应有的择偶价值。一旦出现这种分歧，我预测婚姻就会走向离婚。好吧，这真的很有意思。随之而来的问题是：随着男女年龄增长，谁的吸引力分数更容易下降？你怎么看？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想让我来回答这个问题？因为这样我就能收到那些骂人的邮件了。
没问题，不不。我之所以也问这个问题，是因为显然有一些数据可以说明谁在提出离婚、谁在主导离婚、谁出轨最多。结果显示，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女性率先提出离婚。是的，这是真的。尽管从严格的进化角度来看，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男性的择偶价值会随着年龄增长而上升，而女性的择偶价值则会随着年龄增长而下降。没错。现在，我要告诉你，如果你是女性，该如何降低自己在择偶市场上的风险。
准备好了吗？当然，只是变老了。是的。第一点。第二点，如果你个子高。那就是致命一击。为什么？因为女性并非只想要高个子男性，否则其他所有男性就只能大眼瞪小眼，在沮丧中过着独身生活。但女性想要的是比她们高的男性。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几年前，其实有一项研究，现在已经很多年前了，他们研究了720对真实情侣。猜猜看，有多少对打破了这个常规？
在720对中，女性比男性高的有多少？我不知道。一个。在这么多对里只有一个。一个，对吧？所以，女性不想找比自己矮的男性，这一点根本就不用考虑。当然，她或许会喜欢，我的意思是，莱昂内尔·梅西和我身高一样，但他是莱昂内尔·梅西，而且他找到了一位比他矮的漂亮女性，对吧？但如果你不想遇到麻烦，比如我是一个6英尺1英寸（约185厘米）的女性，当然，还是有6英尺2英寸（约188厘米）及以上的男性，但从统计学上来说，我们只是缩小了可选的范围。
确实有那种超级帅气、非常风趣、受过良好教育的男性，身高5英尺8英寸（约173厘米），但我有6英尺1英寸（约185厘米）。我比他高出很多。如果我穿上高跟鞋，再加4英寸（约10厘米），他就快成我儿子了。嗯，这又引出了另一个问题，也是我们在这档节目中讨论过几次的，那就是男性的择偶吸引力得分一直相当稳定。总的来说是上升的，除非他们做了什么非常糟糕的事。但与此相反的情况是，女性的择偶吸引力得分如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而她们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年轻。
所以，据我所知，男性的择偶吸引力得分如今是前所未有的低。如果我们从收入角度来看——如果我们从不同年龄段来看——在较年轻的年龄段里。好的，我明白了。所以，如果你考虑收入差异、教育差异，谁大学毕业了，谁更聪明，以及所有这类问题，由于社会中发生了非常重要的变化，男性和女性在这里正变得越来越平等。
是的。这意味着，我的意思是，有位播客嘉宾把它描述为“高个子女性问题”，但也可以称之为“矮个男性问题”。是的。嗯，这既涉及矮，也涉及高。我本来想早点说完的。是的，是的，是的。这不仅仅是身高的问题。所以我才说，致命一击就是你年纪渐长、个子又高，而且受过良好教育。所以，如果你是一位38岁、身高6英尺2英寸（约188厘米）、拥有斯坦福大学博士学位的女性，那祝你好运吧。
为什么呢？首先，我年纪大了，可选的范围就小了，对吧？其次，我个子高，我想找个更高的男生。第三，当我读到博士时，我已经是个女性了。到了那个阶段，我希望找一个和我一样有学识、有成就，甚至更胜一筹的男生。所以现在我要找一个身高六英尺四英寸、同样拥有博士学位的男生，对吧？顺便说一句，这里有一个人们没有意识到的悖论。人们总以为，哦，女性总是渴望高地位男性，这纯属无稽之谈，根本不是真的。他们认为这是因为历史上女性一直被父权制所支配。
所以她们会去寻求自己不曾拥有的东西。但一个事实完全推翻了这个说法：地位极高的女性实际上更坚持要求男方的地位比她更高。比如说，如果我是一名神经外科医生兼外交官，同时我又是女性，我不会说，哦，既然我已经拥有这一切了，那我去找一个不识字、连三个词都读不出的17岁酒店服务生吧，因为那是我的菜。不，她甚至会更坚持要求男方的地位与她相当或更高。
所以，如果我年纪偏大、个子又高，而且受过顶级教育，那简直是致命打击。这一切说明了当前男性气质正经历着什么？我在节目中提过几次，但当你看看男性自杀率的统计数据，看看男性面临的心理健康问题，再看看如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吸引男性的一些网红——他们正在提供一种全新的男性气质愿景——显然，社会正在经历某种转变，某种与“何为男人”相关的变革。
你之前提到过“次等男性”（beta male）的说法，说没人想要次等男性。但你知道吗，社会似乎一直存在一种叙事，鼓励男性更多地表现出“次等男性”的特质。而现在我们正看到一种反作用力。有很多女性——其中一些也来过我的节目——告诉我，她们有年幼的儿子，但在如今这样的世界里，她们不知道该给儿子怎样的建议，感到很困惑。
我收到大量女性的来信，她们问我——我来转述一下——“那些有魄力的男人都去哪儿了？”“我去一个地方，明明已经准备好认识新朋友，外表也还不错，却没人来搭话。”嗯，如果你经过好几代人的灌输，已经形成这样一种观念：如果我走上前对你说，“天哪，我叫God，你看起来真美，裙子真漂亮”，而这样的赞美竟被视作一种“赞美式骚扰”，那我对你有所迟疑，不敢主动搭话，又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我经常开玩笑说，考虑到如今被称作“我也是”（#MeToo）的那些事，意大利这个国家根本就不该存在，因为整个国家都是“我也是”运动的一部分，对吧？我这话是什么意思呢？从刻板印象上来说，意大利人是天生的追求者。他们会去追求女性。我的意思是，女性会说，我喜欢意大利男人，喜欢他们搭讪的方式。当然，我们这里说的并不是那种坚持到骚扰你、甚至对你进行身体纠缠的程度，而是一种求爱互动模式：那些大胆、主动、敢于冒险、充满自信的男人，往往能赢得漂亮女孩的青睐。
现在想象一下，如果出于各种原因——其中一个是激进女权主义，另一个则是通过“有毒男子气概”这个标签，把人类的一半（即男性）病理化——你创造出了一种新的互动模式。不，这其实叫“性感”。一个男人冲进大楼去救一只小狗，他被称为“消防员”，这正是我们幻想中的形象。那不是有毒的男子气概，那只是男子气概，对吧？所以很多女性会写信给我，问：“教授，这样的男人去哪儿了？”
嗯，那些男人现在太害怕站出来了。我给你举几个例子好吗？在我任教的大学，现在有一个强制性的性教育培训课程，我们必须参加，否则就无法继续学业。比如，必须在10月15日之前完成更新培训。因为在我那位仁慈的……好心的雇主教我如何与女性交谈之前，我简直是一窍不通。所以在我人生的前57年里，我一直像个中东的野蛮人一样生活着，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和女性相处。
当然，我是在讽刺，对吧？但后来我那位仁慈的雇主出现了，他们通过一些非常可爱、居高临下又充满说教意味的卡通短片，教我该怎么做。比如，一句不合时宜的赞美，就可能构成性暴力。举个例子：你走在街上，看到有个男人赞美一位女性，而她似乎并不欢迎这份赞美。这算性暴力吗？所以，为了测试一下这个算法，我先回答“不算”。
然后系统提示说：“哦，我理解你为什么可能这么想。”但这也算是一种情况。你跟上我的思路了吗？是的。现在我59岁了，个性鲜明，这种狗屁东西已经影响不到我了。所以我才敢公开、坦率地发声，尽管这让整个学术界都感到不快。但那个21岁的年轻人，他没有同样强大的人格力量。你觉得他在下一次聚会上，鼓起全部勇气走向一个女孩、问她要不要一起喝杯咖啡之前，会不多考虑几遍吗？
他当然是这样。所以我认为，那个“气场”问题就是这么来的。现在我要分享一个关于我兄弟之一的亲身经历，这个故事也收录在《幸福之书》里，它讲述的是当你与那个不具威胁、胆小怕事的形象截然相反时会发生什么。我有个兄弟自1984年以来就一直住在南加州。他后来变得非常非常成功和富有，还曾是奥运会柔道选手，代表黎巴嫩参加了1976年奥运会。之所以提这个，是因为他在身体上极具优势。
但我兄弟身高两英尺——当然不是真的，但他比我矮。好吧，你多高？我大概5英尺6英寸到5英尺7英寸。那他呢？他可能5英尺3英寸左右，但跟个斗牛犬似的。对吧？我总喜欢这么说，因为这样简单明了，我说“我跟梅西一样高”，这样就省事多了。好吧，那他当然没梅西那么高，他比梅西还矮，比马拉多纳还矮，对吧？但他走路的样子，就好像自己有七英尺高。我们以前，在九十年代初，我常去看他。
他以前住在新港比奇，也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我们会一起去夜店。那时候我还是单身。我兄弟就会说：“行啊，老天，咱们要开始‘游戏’了。”我心想，哦，他叫大卫。我不知道……“大卫，我没心情。”“去找到这里最漂亮、最遥不可及的女孩。”“哎呀，老兄，我不想这样。”“快去！”好吧，那我环顾四周。现在我不光要找最漂亮的女孩，我还要给你找个障碍，让你追不到她。
什么叫障碍？就是她身边一个看起来特别强势的男人。这样一来，你追到她的可能性就更小了，对吧？好，大卫，我找到她了，就是舞池中间那个穿高跟鞋的女孩。你确定是她？没错，就是她。好，他站在那儿。那个身上有刺青、看起来很强势的男人去上厕所了。大卫立刻进入“大白鲨模式”，朝那个女孩走去。她穿着高跟鞋，而他差不多只到她这儿。
我当时就想，好吧。哈哈哈，我能听到他们在笑。他回到我身边时，一脸淡定，说：“她明天会给我打电话。”“胡说八道，大卫，不可能。零可能，这事儿绝不会发生。”第二天，电话果然来了。这有点阿拉伯人的风格，你知道的，就那种“快来快来”的感觉。“嗨，大卫，我是坎迪。我们昨天见过面……”“我很期待再见到你。”“他是怎么做到的，史蒂芬？”他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他的“本钱”有这么大。他的气场足足有七英尺二英寸。现在你可能会说，是啊，老兄，当你拥有法拉利之类的东西时，这在比喻意义上确实能给你加不少“高度”。
但这里还有一个更普遍的故事。他拥有整个世界，他走路的样子就像世界属于他一样，对吧？但他身上没有优雅的气质。所以如果你问女性，是的，如果我身高六英尺二英寸，走路时气场十足，那当然很好；但我也可以是六英尺二英寸，却非常怯懦、平淡无奇、毫无男子气概；或者我也可以只有五英尺七英寸，但看起来很邋遢。大多数女性会选择那个邋遢的。顺便说一句，这就是我说择偶是一种补偿性选择的意思。所谓补偿性，是指针对你刚才提到的择偶吸引力问题，我们是通过一揽子特质来被评判的。
如果我们只被以一种非补偿性的方式评判，也就是说，比如女性总是说我只和个子最高的男人约会，那我就没有任何办法去弥补这一点。我的幽默感不会让我得分更高，我的长相、我的学历、我的成就都无济于事，我就没戏了，因为有很多比我更高的男人。但如果你选择我的标准是看我在一揽子特质上的得分情况，那我或许还有机会。
§03文稿 — 第 3 部分
所以，顺便说一句，我才会告诉人们，尽管我们在某些方面得分都很低，但还有很多其他方面是我们有可能提升的。我敢保证，无论你是什么样的人，只要你在 assertiveness（果断）和 ambition（雄心）上有所进步，只要你的词汇量有所改变，那么当你在聚会上时，人们就能通过你所说的几句话就对你做出判断。仅仅是你的谈吐、你使用的词汇、你回答时的深思熟虑程度。
我能很快判断出该把你归入哪一类。所以方法是有的。你知道吗？你为什么不翻开书读一点呢，对吧？你为什么不放下电子游戏呢？在男性气概这个问题上，再往前追溯一点，我们谈到了男性如何接近女性。现在我必须提出一种与之相反的观点，因为我不认为大多数男人明白成为一个美丽的女人意味着什么，也不明白她们每天都要经历些什么。
英国独立电视台（ITV）大约七天前制作了一则报道，我在X平台或推特上看到，它展示了当一个美丽的女人走在街上是一种什么体验。这仅仅发生在七天前。虽然类似这样的视频已经有很多了，但我还是播放给你看，这样你就能亲眼见到了。我当时就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正在加的夫独自进行秘密拍摄，而警方最近刚宣布当地针对女性的暴力事件有所减少。可没过几秒钟，就有一群男人朝我走了过来。
我可以打网球吗？可以。可以。什么？这家伙不尊重我的个人空间。我不是想粗鲁什么的，但我跟你说过，我必须打个招呼。你看起来不错。我对自己的品牌不太满意。没关系。那个穿黑T恤的家伙在远处看到我，就加快脚步想跟我并排走。和很多人一样，他待得太久了。我想我应该没问题。短短两小时内就有20个人来找我。现在，我觉得男人们没有意识到，这就是女性所要经历的事情。
所以，在我们讨论“不，如果我们想找伴侣，就必须主动出击”这个话题时，当你明白那位美丽的女性所说的——你正考虑去接近的她——已经经历过这些时，你的想法就会改变。你知道的……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我有一个……当然，我早就准备好了现成的回答。生活在于调节，对吧？在恰当的时间，用恰当的方式，说恰当的话，对吧？我这是在转述亚里士多德的一句话，不是指他本人，而是在那本关于幸福的书里，我专门有一章要讲你这个“美丽女性”的故事。
所以我谈到了“倒U型曲线”。这个说法你有印象吗？你知道什么是倒U型曲线吗？我能想象它在图表上的样子。在图表上，但不是这个方向。哦，抱歉。对，是另一个方向，像一座山丘。没错。倒U型曲线基本上是对某件事物的数学表达，古希腊人很久以前就教过我们这一点，但他们并不是唯一这么说过的人。你知道，“凡事都要适度”，对吧？所以亚里士多德在他的“黄金中道”理论中说，你看，如果一个士兵过于懦弱、温顺、缺乏勇气，那是不好的。
如果一个士兵又过于大胆、鲁莽、冒险行事，那同样也不好。所以，太少不好，太多也不好，而最佳点就在中间。因此，在那本关于幸福的书里，我专门用了一整章来论证：生活中的一切，实现最佳繁荣的第一条普适法则，就是找到那个最佳点，无论你所讨论的具体情境是什么。然后，我通过大量令人眼花缭乱的例子，从神经元层面、个人层面到社会层面，都证明了这一点，明白吗？
那么现在，让我们把这个原则应用到这里，对吧？那些家伙正处于曲线的另一端，对吧？他们不知道在恰当的时间，以恰当的方式，采取恰当的尺度去行动。因为当一个美丽的女孩出现时，你冲上去像个骚扰者一样像个傻瓜一样行事，而她却说：“你知道吗？我心动了。我们现在就去那棵树后面疯狂做爱吧。”——这种可能性几乎为零。因此，从统计学上来说，我们知道那种搭讪方式是绝不会成功的。
他们这么做纯粹就是为了骚扰。可要是我在一个本该互相交流的聚会上，走到你面前说，不好意思，希望你不介意，我只是想说，你这裙子真漂亮。你觉得我刚才说的，和他们刚才的行为有相似之处吗？所以说，生活讲究的是分寸感。而那帮家伙显然毫无分寸可言。很明显，他们做的那些事，完全违背了你刚才所说的一切——不该在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时间做错误的事。
他们看起来喝醉了，时间已经很晚了，而那个女孩又是独自一人。所以从很多方面来说，她都处于弱势地位。可那些人却用那样的方式凑到她跟前。但从男性的角度来看，你刚才说，那样做很可能不会有好结果。可在那些男人眼里，他们大概会想：嘿，就算成功的可能性只有万分之一，那又怎样？我赌一把。他们很可能就是这么想的。当然，话又说回来，如果你是个有同理心的人，你就会想：她可能感到被威胁，光是这一点就足以成为不这么做的理由——没错。
所以不该这么做。因此在我看来，他们全都是混蛋。我同意。不过，这件事的核心，其实在于自我意识。正是如此。因为那些凑上去的男人，可能在心里觉得自己有机会。他们或许对自己成功的可能性有着扭曲的认知。我的意思是，其中一个人走上前去说，嘿，想不想学打网球？我是个网球教练。而从视频里看，他比那个女孩大至少三十到四十岁。
在他心里，他一定觉得自己所付出的努力，配得上他臆想中的成功概率，因为他根本没有自我意识。而我认为，问题的核心在于：我们该如何培养这种自我意识？我很高兴你问起这个问题，因为社交中最让我感到沮丧的一件事就是——我不是什么美女，所以不会遭遇那种骚扰，但我每天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冒犯。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很多人能认出我，会主动走过来。他们这么做，并不是想把我骗到灌木丛后面，但他们拦住我，接下来整整25分钟，滔滔不绝地讲他们脑子里冒出来的任何想法。
当然，我很有礼貌，也很感谢别人欣赏我的作品，愿意主动和我交流。但我可没答应过，在带着孩子和妻子走路的时候，被你连续25分钟滔滔不绝地教训，而我连一句话都插不上。如果你走过来，说，哦，我读过《波斯人思维》教授，非常喜欢。请问能和你合个影吗？我当然会很客气。我总是如此。但所有这些社交上的失态，几乎都可以归结为你刚才说的那一点——完全缺乏自我意识。我们不妨把这一点再剖析得更深入一些。
心理学中有一个概念，叫做“心智理论”。你熟悉这个概念吗？不熟悉。心智理论是一种你必须具备的能力，才能进行有意义的社交互动。那心智理论是什么意思呢？当我跟你聊天时，我必须能够设身处地地进入你的思维。举个例子，如果我跟一群对进化心理学一无所知的听众讲话，我可能会调整自己使用的具体词汇，因为我具备心智理论，知道他们不了解什么是“领域特异性计算系统”。
如果我用了那些词，我就已经失败了，不是因为他们笨，而是因为他们不懂那个行话。所以，我已经展示了一种良好的沟通技巧，也就是我能设身处地地站在听众的角度思考，并根据对话对象来调整我的信息。顺便说一句，自闭症儿童在心智理论方面存在障碍。因此，诊断自闭症的方法之一就是，你无法通过血液检测来发现某种自闭症标志物。
所以，通常早期诊断自闭症的方式是让他们完成各种任务。有一种针对疑似自闭症儿童的任务，他们会在这种测试中失败。这从直觉上就能说得通，因为你知道自闭症儿童的社会技能通常很差，情感上比较封闭，也不太会解读他人发出的信号。比如，如果我坐在这里听你讲25分钟，而你一直在跟我说为什么卡玛拉·哈里斯是一位出色的总统。
我可没答应要听这些。你想跟我握手，这很好。现在你能看出来，如果你没有自我意识，就会察觉不到我已经变得不耐烦了。你应该能注意到我的孩子们开始不安地挪动身体，因为他们也变得不耐烦了，但你却跟那些混蛋一样浑然不觉。所以，很多社交互动上的问题，都是因为人们缺乏自我意识。而大多数人缺乏自我意识的程度，着实让我感到震惊。
所以，并不是说我遇到的95%的人都极其彬彬有礼，只有那5%的败类才糟糕。事实恰恰相反。不过，这背后也有一个解释。好的，请讲。因为那些真正有自我意识的人，根本就不会出现在我面前。没错。因此，我接触到的就只剩下那些糟糕的例子了。是的，那些有自我意识和心智理论的人，看到你带着家人经过时，会想：他正和家人在一起，我很喜欢他的作品，但我不会在他家人面前冒冒失失地凑上去。
你说得完全正确。顺便说一句，这正是解释“过度自信偏差”的机制。这是一种认知偏差，指我们会高估某些事情。举个例子，如果你问大多数教授：“您认为自己教学能力如何？是低于平均水平、处于平均水平，还是高于平均水平？”90%的教授都会回答高于平均水平。从统计学上讲，这显然不可能。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就和你刚才说的一模一样。
那些觉得我很棒的学生会花时间走到我面前说：“教授，我很喜欢您的课。”而那些觉得我是个混蛋的学生，则根本不会来找我。于是我的大脑只记录下了那些积极反馈，进而得出结论：我一定很棒。对吧？但如果你的自我表达方式并不受世人欢迎，那该怎么办呢？这又回到了我们之前提到的“β型男性”这个概念。当你提到β型男性时，我们到底该如何定义它呢？
是的，这个说法在口语中很常用。所谓β型男性，指的是不具备那些通常被认为能吸引女性的特质的男性。这些特质可能包括社交支配力、身体支配力、高地位、果断、雄心，等等。举个例子，女性常说：“我喜欢……我特别被幽默的男性吸引。”她们真正想表达的意思是：“我想要一个聪明的男人。”
因为如果你不够聪明，几乎不可能成为一个非常出色的讽刺作家。戴夫·查佩尔可能比我那些拥有众多学位的同事还要聪明，但如果他不够聪慧，就不可能站在观众面前，用极具分量的社会评论吸引他们整整一个半小时，而他们为此要付150美元。对吧？所以，α型和β型并不仅仅意味着身材高大、具有支配力，或者我有个俱乐部，然后用它来打你。
它指的是：你是否散发出那些在婚恋市场中，人们通常会认为“天哪，这家伙真吸引人”的信号。不管这具体意味着什么，我就是这么定义的。那么，如果让你给那些希望提升自身价值和地位的男性和女性一些建议，你会说什么？这些建议会有什么不同呢？有些建议对两性来说完全一样，但有些则会有性别差异，因为我们要承认，异性对婚恋特质的偏好并非完全相同，对吧？
举个例子，从来没有任何男人说过这样的话：“琳达，你的身材真棒，我对你有着难以想象的性冲动。但你并没有表现出那种努力提高平均分的积极性。而你在学业上缺乏果断的态度，说明我今晚是不会和你发生性关系的。”从来没有任何男人说过这些话。但很多女人在夜店里遇到一个超级帅的男生，他一开口说出的话却愚蠢得令人难以置信。
于是，那个本可以发生的性机会就这么泡汤了。那我为什么要说这些呢？因为有些特质，如果男人去努力提升，会比女人努力提升更能事半功倍。当然，也有些特质对双方都重要。比如，善良和聪明是男性和女性都同样普遍向往的特质。这一点在跨文化背景下对男女都成立。而社会地位，则在所有已知文化中都是男女共同偏好的。
而在所有文化中，男性都比女性更看重外貌和年轻。所以，有些特质的建议是相同的，有些则因性别而异。我之所以思考这个问题，是因为我试图弄清楚该如何给那后50%基本没有性生活的男性提供建议——我一遍又一遍地听到关于他们的情况：他们面临着成为“因塞尔”（incel）的风险，整天躲在房间里玩电子游戏，甚至把色情内容当作生活的“解药”和“安慰剂”。
那么，你会给那些感到幻灭的男性什么样的建议呢？比如那个男生……还超重90磅，身材呈梨形，大概也没什么运动习惯。好吧，那该怎么办？去跑步机上锻炼吧。外表确实重要，虽然它对女性的影响不如对男性那么大。不过，我妻子经常拿这事跟我开玩笑。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网上见过类似的内容：我常常会开玩笑地发一张自己1985年的照片，那会儿我在南加州圣地亚哥，正值踢球的黄金时期，有八块腹肌、有清晰的“V”形线条，全套装备。我妻子就会打趣我：“我怎么就没见过那个版本的你呢？”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她在我重了86磅的时候还和我在一起，所以外表并不是唯一重要的因素。但说真的，拥有六块或八块腹肌总比没有要好得多。至于我的身高，那是没法改变了，对吧？所以我不能对那些将来可能从事销售工作的男生说：“拜托，请努力长高四英寸吧。”但话又说回来，还是多读点书吧。就拿我自己的孩子们来说吧，你可能会想，他们有这么一位父亲，一生下来、一离开母体，就已经开始读书了。
你知道要让他们离开这该死的东西有多难吗？对吧？这是我作为父母最头疼的事情之一。而且我前面也说过，他们举止优雅、沉着稳重，跟其他孩子比起来，懂得的东西也多得多。但对他们来说，并不会自然而然地想到：在现在能做的所有事情里，我想找个房间去读书。可对我来说，这种想法至今仍然是一种本能反应，而且能让我全身心地投入进去。
所以，多读书，学怎么把话说得更好。再说一遍，择偶是一个补偿的过程。有些关于我自己的事情我是改变不了的。我改变不了自己的身高，也改变不了自己脸部的对称性——不管是对称还是不对称。但如果我能再瘦一点……在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我的情况可能会更好。所以，这从来都不是一件毫无希望的事。无论我目前的择偶吸引力分数是多少，总有有效的干预策略可以提高这个分数。我现在的分数是42分。
我觉得，如果我采取策略A、B、C，大概就能把分数提高到60分。而60分会让我接触到比42分时有吸引力得多的女性。我们前面稍微聊了聊色情内容。我记得我好像只提过这个词一次，但我发现这个话题挺有意思的。你知道，我们之前也谈过性方面的多样性，你提出了一种观点，认为色情内容在某种程度上可能对我们有好处。我不太同意。我认为，从进化角度看，色情内容完全说得通——它是一种行为陷阱，可能会导致成瘾。
所以我不是说它对你有好处。我也不是说我们进化出专门消费色情内容的倾向。但色情内容正在产生这样的作用：在进化理论中，适应和“前适应”是有区别的。适应是指某种特征因为有助于生存或繁殖而进化出来的结果。比如，我对高脂肪食物的偏好就是一种与生存相关的适应。而我希望通过拥有高地位的产品来给女性留下印象，则是一种有助于我在择偶市场上竞争的行為特征。
好。“前适应”不同于“适应”，它指的是某种现象搭上了某个适应特征便车的情况。这种现象本身并没有什么用途。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举个例子，我们骨骼系统的颜色并不是一种适应。那只是某种路径依赖的工程解决方案导致的结果，才使得我们的骨骼呈现出现在的颜色。它本身并不是适应。那么，你会怎么利用这一点呢？我接下来就要把它和色情内容联系起来讲了。
例如，你可以说宗教是一种适应。如果你想这么说，就需要论证以下几点：宗教群体因其宗教性而展现出更强的共同体意识、更强的凝聚力，以及更明确的群体内与群体外界限。因此，宗教群体往往比非宗教群体存续得更久。这就可以作为宗教为何演化的适应性解释。而另一种关于宗教为何演化的“搭便车”解释则认为，宗教本身并无适应功能，而是利用了我大脑中早已存在的系统。
举个例子，我天生就有一个具有联盟倾向的大脑。我会把世界看作蓝队和红队，有“我们”和“他们”之分。这种机制早已因其他原因植入我的大脑。而宗教的出现，正是搭在了这个机制的“便车”上。犹太人有犹太人和外邦人；基督徒有将与耶稣同在天堂的信徒，以及其余那些将下地狱的混蛋；穆斯林则有信徒和“库法尔”（kuffar），这是一个对非穆斯林的贬义词。
所以，所有这些宗教——至少是亚伯拉罕诸教——都采用了同样的“我们对抗他们”的结构，对吧？有了这个背景，我们就能理解，色情内容并非专门为我们演化而来，因为在祖先生活的草原上根本不存在色情内容。但就男性而言，我们确实演化出了对视觉刺激的偏好，也更倾向于寻求多样的性伴侣。而现在，有一种产品搭在了这些先天偏好的“便车”上，它仿佛在说：嘿，你猜怎么着？
屏幕上有一个地方，能让你尽情挑选年轻、貌美、有生育能力且随时待命的新女性。就算你再连续看上600年，也永远不必重复看同一个女人。我的大脑就这样被劫持了。因此，色情内容并非我们演化出特定基因来应对的东西，而是利用了现有系统来困住我们。顺便说一句，这也是我在早期两本书中探讨“阴暗面消费”的演化根源的原因。
“阴暗面消费”指的是一些非适应性行为，比如色情成瘾、病态赌博、饮食失调和强迫性购物。我解释了这些非适应性行为如何具有某种生物学特征。我当时正在读《心理学今天》上的一项研究，该研究调查了688名丹麦年轻人。受访者认为，观看硬核色情内容对他们的性生活、对性的态度、对异性的看法以及对生活的整体态度都有好处。
所以我想这里的问题是，从人类进化的角度来思考，考虑到我们消费色情内容以及由此引发的行为，色情内容到底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这个问题问得好。嗯，目前的研究对此尚无定论。我看到过一些研究，正好印证了你的观点，它们说，你知道吗，只要公开地进行，这其实能给生活增添情趣。说到底，这还是一个度的问题。还记得我说过吗，要在恰当的时间、以恰当的量、在恰当的情境下进行，对吧？
如果偶尔出于某种原因，无论是独自一人还是与伴侣在一起，你决定借助色情内容来增添情趣，那很好。但如果你因为花六个小时狂热地看色情内容并自慰而上班迟到，之后又没有精力与伴侣亲热，那我们就有问题了，对吧？许多精神疾病都源于行为失调。只要适度，它们就不是问题。
问题在于当它们越过临界点，走向负面时。让我再次从宏观角度为你分析一下这个问题。强迫症（OCD）是一种精神疾病，它可能表现为不同的强迫观念或强迫行为。比如，强迫观念可能是这样的：我开始反复琢磨，昨天聚会上我是不是说了什么蠢话，现在大家都觉得我是个白痴？于是我会开始以一种反复、强迫的方式与聚会上的每个人交谈，以确保自己没说错话。
现在，再把它与强迫症的另一种形式——对细菌污染的恐惧——比较一下。我会为了确认自己在与人握手时没有被任何东西感染，而反复洗手600次，对吧？不过，这种行为在进化上其实也有其适应性的一面，即对环境中的威胁进行扫描。只要行为调节得当，就没什么问题，对吧？检查一下后门是否锁好了，在聚会上握了很多手之后洗一次手。
但对于没有强迫症的人来说，当脑海中出现一个警示信号时，他们会去处理这个信号。然后这个信号会怎样呢？它会消失，事情也就结束了。而对于强迫症患者来说，这个信号会过度活跃，陷入一个无限循环。我洗了手，信号消失了。可当我刚离开水槽，信号又出现了。于是我又去洗手。我就这样被困在一个重复的仪式里，在滚烫的水里泡上八个小时，直到皮肤都泡脱了。
我没去上班，因为从早上七点开始我就一直在洗手。色情成瘾就是这样，对吧？我会坐在那里，花六个小时上网看色情内容。所以，这属于行为失调的范畴。偶尔看看色情内容本身并没有什么天生邪恶、魔鬼般或不好的地方，但一旦变成一天六个小时，问题就来了。很多看色情内容的男性——有好几个人都跟我提过——会感到强烈的羞耻感。
他们对自己这种行为感到羞耻，希望自己没有这样做。如果可以按一个按钮，或者写下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他们大概会希望自己是个不看色情内容的人。我认为作为一个普遍规律，这个假设应该是成立的。另外我还听到一种说法，由于我们大脑中的多巴胺受体，这种行为会削弱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对性的吸引力和表现，甚至导致勃起功能障碍。
所有这些说法当然都很有可能，对吧？我的意思是，是的。还有动力问题。很多人也跟我提过动力方面的论点：如果你以这种方式干扰自己的多巴胺，那其实和你去追求目标所需的正是同一种多巴胺、同一种化学物质。没错。那么，你所说的那些人，是属于我们所说的功能失调人群吗？还是说，即使他们只是每四周看一次色情内容，也会感到强烈的羞耻并自我谴责？
我不确定。实际上，这是有人告诉我的。我确实会收到一些男性发来的私信，他们不断希望我能多聊聊色情内容，因为这件事让他们感到羞耻。当我查看谷歌搜索词时，在我搜索的类别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搜索词是“我该如何戒掉色情内容？”而且遥遥领先，就色情相关内容而言，这个搜索词多到惊人——也就是“我该如何戒掉？”
而这个问题本身就透露出一种绝望。对吧？这让我觉得他们已经处于那条曲线的错误一侧了，对吧？他们已经进入了行为失调的状态，因为如果我只是……这有点像，如果我一个月吃一次不健康的东西，那似乎不成问题。但如果我每天都吃三次不健康的东西，醒来时我肯定会超重86磅，对吧？所以，还是亚里士多德教给我们的道理：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并且保持正确的量。
所以我不认为存在什么道义规则。如果你愿意，我们也可以解释一下这是什么意思。并没有哪条道义规则规定，在任何情况下，观看任何色情内容都是邪恶的、魔鬼般的。我不认为这是真的。当然，也许我不是一个宗教清教徒。也许如果你是宗教清教徒，你会说，哪怕只看一秒色情内容，你就是魔鬼。但从一种不具评判性、不清教徒式的角度来看，嘿，听着，你已经脱离了……我的意思是，请原谅我，我要说得直白一点。
你没有处于一段关系中，距离你上一次性行为已经过去了六个月。你有一定的性欲冲动，于是决定坐下来看一次色情内容。我不认为这会让你变成路西法。但如果你每天花六个小时来看，而你的妻子却在问：“嘿，今晚我们要有性爱时光吗？”你却回答说：“嗯，我的不应期……”所谓不应期，指的是从上一次射精到再次勃起之间的这段时间。
好吧，如果我今天已经自慰了五次，那晚上我大概就没兴趣了。所以这又回到了那个问题：这是一种功能障碍，还是正常行为的一部分？因此，我不认为人们偶尔看一次色情内容就必须感到那么内疚。你觉得……我应该对未来儿子说些什么，关于他成长的世界，关于我们进化与他的天生本能之间的不匹配？哇，这问题问得太好了。
进化理论中有一个所谓的“不匹配假说”，它基本上是说，我们今天面临的许多问题，都源于一种现象：它在我们的祖先过去是有适应性的，但在当今的现代社会中却已不再适应。举一个经典的例子，我们还是以食物为例。我们进化出味觉偏好，是为了应对热量稀缺和热量供应不确定的情况。因此，当不知道下一顿饭何时能到来时，我们会对高脂肪食物产生吸引力，大量进食，这在进化上是完全合理的。但正是这种现象，如今却变得不适应了。
所以，如果你看看世界卫生组织列出的前八或九大杀手，它们都可以归因于这个不匹配假说。因此，我会告诉你的儿子：知识就是力量，这呼应我们之前提到的你获得学位这件事。多学一点知识永远不会吃亏。亲爱的儿子，只要你能意识到这个不匹配假说，就 hopefully 不会那么容易陷入行为的陷阱。而最重要的是……因为你这里有一本叫《幸福：过好生活的八个秘诀》的书。
如果让我给他一些关于如何过上幸福生活的建议，那么我最应该关注哪些最重要的事情呢？我会从有助于获得幸福的选择和心态这两个方面来看。下面我分别谈谈其中几项。对我而言，能够带来最大幸福或最大痛苦的两个选择，莫过于配偶的选择和职业的选择。我们来简单分析一下。如果我第二天早上醒来，发现身边躺着一个人，然后心想：哦，天哪，怎么又是这家伙。
那这一天就算没开好头了。如果我醒来时身边是那个人，然后心想：哦，天哪，我怎么能这么幸运？能跟这个人一起醒来真是太棒了。嗯，这感觉很好。有人用实证研究证明过这一点吗？真的吗？至少不是用我刚才讲这个亲身经历的方式来证明的。现在，假设我在和这个可爱的人醒来之后，开始了一天的活动，所做的每一件事都让我感到一种存在层面的喜悦。哦，今天可真是一天好日子啊。
我接下来要写我的下一本书了，书名叫《一位首席执行官的日记》，想想就觉得超有趣。很多新读者会了解到我的一些想法。然后我可能还会跟一个研究生聊聊我正在做的一些非常激动人心的研究。哇，是啊，虽然压力很大，但这一切都让我觉得充满目标和意义。到了晚上，我再回到那个可爱的人身边。你看，我算是破解了幸福的密码，对吧？
当然，问题在于细节决定成败。我能做些什么，才能最大限度地提高自己做出正确选择的几率呢？我在书里解释说，与市面上 99.9% 的所谓自助类指导书籍不同——那些书总是向你打包票，给出明确的八步法——我强调的是，人生其实是一场统计游戏，对吧？它充满了统计上的不确定性。因此，我能做的只是提高你获得幸福的可能性，而无法保证任何事情，对吧？
你就算从不吸烟也可能患上肺癌，但不吸烟当然能大大降低患肺癌的几率。刚才我提到了“物以类聚”和“异性相吸”这两种说法。压倒性的事实是，如果你想提高拥有幸福婚姻的几率，请记住：物以类聚才是关键。互补性在短期内确实很奏效，但它无法维系一段长期的婚姻。毕竟，恋爱时的那种心动的感觉和荷尔蒙分泌，并不会在婚姻长久之后依然存在。
这并不意味着25年后你就不再被伴侣吸引，但光靠吸引力是撑不起一段关系的。好吧，不过为了更具体、更细致地说明这一点，我想说的是，你并不是因为……我的伴侣她对灵性方面的东西很感兴趣。是的。她对水晶之类的东西很着迷，而我对这些完全没兴趣。我觉得我们关系很好，已经在一起很长时间了。她还说，她喜欢曼联足球队。
她不喜欢那个。嗯，看来我得让你重新考虑一下了，因为我是曼城队的球迷。不过，请继续。好吧，那这期播客就到这儿了。所以，是的。抱歉。不，听着，我不是说你们之间没有明显的差异，但如果让我来总结一下——如果我用个统计学术语，如果我对你们两人最根本的人生原则进行因子分析——你认为你们更像还是更不同？
§04文稿 — 第 4 部分
我们更像，我们的步调一致。这就是我的观点。是的，这就是我这么说的原因，因为当人们听到这句话时，他们可能会觉得这只是在说品味。不，不。这跟品味无关，不是表面上的东西。而是最根本的义务论层面的东西，对吧？我的意思是，你知道，我妻子很欣赏我这个人，因为我坦诚。她很欣赏我内心的纯粹，对吧？她也很看重这一点，而她本人也是如此。比如，我们俩都从来不属于那种会故意去激起对方嫉妒心的人。
很多人会说，哦，你知道，激起嫉妒心能让感情更有情趣，对吧？但我妻子一次都没有做过这种事，对吧？那是因为她有着非常高的个人操守标准。嗯——我也可以问问你，你妻子身上有没有一些你不太具备的特质，虽然你们的基本价值观一致，但你却被她吸引，因为她正好具备这些特质？我叫她“万能麦克”。
你还记得“万能麦克”是谁吗？《万能麦克》是20世纪80年代的一部电视剧，我记得剧里的主角据说总能想办法解决问题。他遇到麻烦，被关在牢房里，于是他用香皂切碎了来锯铁栏。而我的妻子则完全颠覆了传统的男女刻板印象——你给她一个空金枪鱼罐头和一个足球，她就能造出火箭，载你飞向火星。她真是不可思议，用法语来说就是“débrouillable”。
她懂得如何把各种东西组合起来，诸如此类。我完全被她这种能力所折服。就拿我来说，尽管我受过各种高深的学术训练，但要是给我一个灯泡，我大概要花上四周时间才能搞明白它的工作原理。而她早就已经造出火箭了。她基本上就是我们这个可怜小家庭里的埃隆·马斯克。我非常钦佩她的这一点，而这恰恰是我几乎不具备的东西。我想问的是，你刚才提到的其中一件事，是关于幸福以及何为幸福的进化基础。
你谈到了伴侣那一部分。那么，意义和目的的进化基础又是什么呢？是的。我们为什么需要这些？没错。我们有一个非常大的前额叶，对吧？还记得我 earlier 提到的“适应性征用”与“适应”的区别吗？关于为什么我们如此钟爱文学，有一种观点认为，我们的大脑需要通过故事来获得滋养，因此这是一种适应性征用。我的大脑习惯于被能持续吸引我的内容所“喂养”，所以用食物来打比方，文学就是我获取这种滋养的一种方式。
因此我推测，因为我们是有感知能力的生物，而不仅仅是受生存和繁衍本能驱使的生物。我的意思是，所有动物都必须解决两个问题：生存和繁衍，对吧？就是这样。这就是生命的全部游戏规则。但因为我们拥有意识、拥有元认知、拥有感知能力，所以人生必然不能仅仅停留在性爱和繁衍上。而提升这种意识的方式，就是通过目的和意义。
所以，我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人……不过，我得提一下，幸福感方面的个体差异中，大约50%来自我们的基因。但好消息是，剩下的50%是可以通过努力改变的，对吧？也就是说，我可能天生就比你更乐观开朗。所以现在我在起跑线上领先。但如果我不做出好的选择，不培养积极的心态，那么即使你天生的起点比我低，你也可能后来居上。
所以，这确实是先天因素与后天影响的相互作用，也关乎目的和意义。也许我回答得有点迂回。我之前说过，拥有一个好的伴侣和一份好工作，是最大化幸福感的两种方式。我认为，要实现职业幸福感，主要看两个指标，其中一个就与目的和意义有关。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拥有时间上的自由总比没有要好。
我来解释一下我的意思。比如飞机飞行员，一旦舱门关了，从洛杉矶到新加坡接下来的16个小时，行程就定死了。我的意思是，从时间上来说，从物理上来说，我都被困住了。对我来说，这简直难以想象。我随性地生活，虽然比大多数人更努力，但我是用自己的方式。比如现在，我要去咖啡馆写一份书籍企划，然后去训练一小时，再读三小时书。这种时间上的安排，我没有那种我称之为“日程窒息感”的东西。
对吧？这对我很有帮助。你也是。如果你能，试着去解决一下这个问题。第二点，这关乎目的和意义。我认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任何能让你施展创造冲动的工作，都是通往目的与幸福、目的与意义的直接途径。我这话是什么意思？一个单口喜剧演员正在创作一段表演，在他出现之前，我们从未见过。一位厨师正在无中生有地创造一道菜。一位建筑师正在建造一座此前不存在的桥。
还有作家。还记得我们之前聊过吗？我记得当时我还没上节目，你在问，你花了多长时间，或者过程是怎样的？我说，写书这件事有种魔力，对吧？因为确实有这么一天，你打开笔记本电脑，新建一个Word文档——你最终会把这个文档戏称为“寄生大脑”——保存时，里面一个字母都没有，完全是空的。然后，通过创作的魔力、通过创造的冲动，一年之后，我按下发送按钮。
一年之后，你读到的就是那本书。这一定是通往目的与意义的直接途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精算师——比如你哥哥——的人生就不值得过。但肯定的是，一个醒来后身为艺术家、身为作家的人，由于创作的性质，会说：“哦，我等不及要去工作室了。”我不确定你哥哥是不是这样，但我怀疑大多数精算师并不会说：“我今天一定要把那张精算表搞定，就跟没有明天似的。”
“我一定要好好‘收拾’那张精算表。”好吧，那么综合你作品中的这些观点，我得出了一个我之前没听你明确说过的结论。我在你的另一本书《Consuming Instinct》第四章读到，像我这样的弟弟妹妹——是的，我是四个孩子中最小的——更有可能富有创造力。哦，你居然把这一条找出来了。好的。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如果我们更有可能有创造力，而创造力又像你刚才描述的那样与幸福相关，那我就比所有兄弟姐妹都更幸福？
你想不想猜猜看萨阿德博士在家里排行老几？你是最小的。远远地甩开其他人。所以，在我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在你提出这个问题的方式上，让我先解释一下这背后的机制，好吗？另外，我还想补充一点。前几天，我和大约10位公司董事共进晚餐，他们其实都是公司的创始人。我当时觉得，如果挨个问问他们这个问题，应该会很有趣，因为我已经开始对这件事形成一些看法了。
我绕着餐桌问遍了每一个人：你在兄弟姐妹中排行第几？结果有八个人都说自己是最小的。哦，我真是太喜欢这个结果了，简直太不可思议了。没错，这就是心理学。现在，让我来告诉你这个理论的背景，好吗？我自己也对此做过研究，并发表过相关成果。不过，这个理论最初来自科学史学家弗兰克·索洛韦，他写了一本书，我强烈推荐给你们所有的观众。
这本书有点专业，但你们还是能读得下去。它的名字叫《天生反叛》。书中从历史角度探讨了那些带来最重大突破、最具颠覆性的科学创新的人物，以及他们的出生顺序。结果发现，就像你刚才做的那样，在10个人中有8个是最小的。在历史上被提出的28项最具颠覆性的科学创新中，有23项都出自家中最小的孩子，也就是后出生的孩子。那么问题就来了：好吧，这只是一个现象，但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现象呢？
现在，这个解释简直令人震撼。准备好了吗？弗兰克·索洛韦认为，我们通常在研究出生顺序的心理学影响时，都是从父母根据孩子出生顺序而采取的不同行为这个角度出发的。比如，对第一个孩子，我非常严格；对第二个孩子，我已经有点累了；到了第五个孩子，随便吧，爱干嘛干嘛，我根本不在乎。这就是出生顺序效应的因果关系。但他完全颠覆了这个观点。他说：不，不，不。
出生顺序效应的很大一部分动力其实来自孩子本身，让我来解释一下这是怎么一回事。他说，从进化论的角度来看，孩子面临的一个基本生存问题，就是如何让自己区别于其他兄弟姐妹，从而从父母那里获得最大的投入。我要怎么做到的呢？这就是所谓的“达尔文式生态位分化假说”。当你刚出生时，所有的生态位都是空缺的。
有“我是乖孩子”这个定位，也有“我是叛逆者”这个定位。对吧？其实还有许许多多未被占据的定位。所以，作为家中第一个孩子，我会任选一个。等第二个孩子出生时，就只剩下 N 减一个定位了，其中一个已经被占用了。于是，为了在“乖孩子”这个定位之外脱颖而出，我得让自己与众不同。我排行老二，那我就走“混蛋”定位，或者“唱反调者”定位。我们继续按出生顺序往下看，留给后面出生孩子的未占用定位越来越少，尤其是当兄弟姐妹很多的时候。
索洛韦认为，这种情况迫使最后出生的孩子在一些关键性格特质上表现出不同的得分，其中一个特质就是“对新经验的开放性”。他提出，后来的孩子，直到最后出生的孩子，由于必须解决那个最初的问题……最终会更善于跳出常规思考，不会拘泥于从众或正统观念。因此，在科学创新的背景下，最后出生的孩子往往就是那个会说“不，这纯属胡扯，我要走另一条路”的人。
于是，我在一个消费者心理学的场景下检验了这一理论，并证明最后出生的孩子更有可能成为产品创新者和早期采用者。也就是说，我沿用了完全相同的框架，但不是将其应用于颠覆性的科学创新，而是应用到了颠覆性的产品创新和产品采用上。综上所述，基于这些发现，人们可以推断：如果对新经验的开放性与幸福感相关，那么后来出生的孩子幸福感应该会更强。
我真的很想知道到底是哪一种，因为这两种情况我大概都符合。我可能为了吸引关注而有点叛逆，但等我长到10岁时，同样的规则已经不适用于我了。你家里有几个孩子？四个。当你说到“在街上乱逛”时，那简直完美地描述了我的童年。我最年长的姐姐阿曼达……如果她晚上9点前还没回家，那可就不得了了，所以她的规则稍微有点不一样。
晚上9点，要是没回家，后果可就严重了。而我呢，就算两三天不回家，也没人管得住我。我觉得这让你更容易去尝试新事物。你会开始摆弄各种东西。我当时在家里干过各种事，比如把东西拆开看看里面，还开过小生意，把我妈房间里的烟拿出来卖。抱歉，妈妈，她真的不知道我干过这些事。正是这些经历，逐渐积累起一个信息库，同时也以某种方式建立起了我的自信，让我能够创业，并形成了与风险截然不同的关系。
所以很难确定到底是哪一种。也许两者都有。很可能两者都有。我觉得是两者兼而有之。不过，你知道的，我还没……我知道你的团队曾问我，有哪些问题是别人不会问的？嗯，你提出那个关于出生顺序的问题，确实成功问到了一个我很久很久没有被问到的问题。所以，为你的团队点个赞。嗯，是的，这太不可思议了。我们有很多优秀的研究人员。
顺便说一句，我妻子和我都是家中老小。所以这就涉及“同类婚配”的问题了，我不确定是否有人研究过这个。如果还没人研究过，那做起来会非常容易。对吧？这里有个实验。要是谁偷用了这个想法，最好记得给我署名。你只需要研究一千对婚姻，计算他们的满意度、幸福指数，然后看看他们在出生顺序上是否存在同类婚配。有意思。砰！这就是你本科心理学专业的论文题目了，你肯定会去攻读这个学位，然后给我发邮件说……
……我应该为这个想法获得署名。我能不能直接把这个在社交媒体上作为广告和调查发出去？这样我就能生成一个链接，在 Facebook 上投放广告，问人们：“你结婚了吗？”如果他们说“是”，我就会问：“你们结婚多久了？”他们会回答时间。然后我会问：“你和你的伴侣在出生顺序上分别排第几？”这样我就能收集到统计数据了。当然可以。现在很多科学研究都是在网上进行的。
而且，正如你说的，完全可以在网上进行。你可以利用现有的社交网络平台，大规模地收集数据。不过，顺便说一句，还有其他方法。你听说过 MTurk 吗？没有。MTurk 是一个让人们注册成为参与者的平台。对吧。假设我是一名研究人员，我说：“我想要 18 岁以上的男性。”嗯，这比说“我想要 18 岁以上、身高低于六英尺、来自立陶宛且患有糖尿病的男性”要容易得多。
现在，根据我设定的入选标准，我需要为找到这些参与者所支付的费用就会上涨。是的，当然。所以，如果我开展一项研究，只需要男性和成年女性来完成某个任务，那费用通常只需几分钱。因此，这极大地提升了我们开展研究——不仅仅是我在推特上发布的那些内容，而是真正的科学研究——的速度。速度提升了十倍。所以，你当然可以这么做。
于是我把这个任务作为挑战抛给了我的研究团队和数据科学团队，让他们在社交媒体上投放广告开展一项调查，也就是数字广告，比如 Facebook 广告、Meta 广告、X 广告等等。这项调查首先要弄清楚受访者的性别、婚姻状况，询问他们在兄弟姐妹中的出生顺序，然后还要问他们的配偶在兄弟姐妹中属于哪个出生顺序。此外，我们还想了解他们在一起有多久了，因为我们想确认这些婚姻是否真实。
当然可以。我会把它显示在屏幕上，那一定很酷。也请把你的结果分享给我。顺便说一句，我们现在正在做的，正是我在《幸福之书》中称之为“生活如游乐场”的那一章所阐述的内容。我认为科学是最高形式的游戏。因为当你拼一幅 1000 块的拼图时，你是在判断哪一块和哪一块能对上。那么科学是什么呢？有一大堆变量在四处游动：这个变量是否与那个变量相关？
是这个变量导致那个变量，还是反过来？我不过是在玩而已，而且还能从中获得报酬，我怎么可能不开心呢？但遗憾的是，人生的拼图是三维的，这意味着有时你以为自己把某块拼图放对了位置，结果 100 年后才发现，那完全是“觉醒文化”的产物。是的，先生。让我觉得非常有趣的是，我交谈过的那些演化科学家，不知为何都发现自己开始关注社会上的“觉醒文化”这个话题。
普通人或许很难理解演化科学与“觉醒文化”及政治之间的联系。没错。那么你是想让我试着把这些联系梳理出来吗？是的。那么你是怎么开始谈论“觉醒文化”这个概念的呢？事情是这样的，正如我们刚才在谈话中提到的，一切始于我观察到生物学在解释人类事务时被排斥——我把这种现象称为“生物恐惧症”，也就是害怕用生物学来解释人类事务。
当时，这种情况影响了我正在进行的科研工作。我的意思是，期刊编辑凭什么因为认为生物学与消费者行为无关，就拒绝刊登我的论文？难道还能有别的情况吗？这太荒谬了。正是在那时，我第一次接触到“人类心智可能被寄生”这种可能性。现在，我来解释一下我为什么会使用“寄生”这个框架，以及我是如何想到这一点的。作为演化科学家，当试图理解某种行为的演化特征时，你通常会跨物种进行比较。
还记得我之前谈过灵长类动物中睾丸的大小以及雌性个体的情况吗？当时涉及了很多不同的物种。这样一来，就可以通过比较所有这些物种，得出一个最终的原则。于是我开始查阅动物学文献，想寻找某种能解释动物为何会做出疯狂行为的理论。就在这时，我接触到了寄生虫学领域，也就是专门研究寄生虫的学科。但我当时并不是在找这个，因为绦虫虽然是一种寄生虫，但它只是进入人的肠道。
我想要找的是那些会进入大脑的寄生虫，它们被称为神经寄生虫。结果发现，这简直就像科幻小说一样。确实存在一个专门研究宿主与寄生虫之间动态关系的领域，其中寄生虫试图进入宿主的脑部，改变其神经回路以满足自身利益。那什么是寄生虫呢？通常来说，它字面意义上就是一种“脑虫”。例如，刚地弓形虫就是一种可以感染人类大脑的寄生虫，但它最著名的宿主其实是老鼠。
当老鼠的大脑被这种寄生虫感染后，它们会对猫及其尿液产生性吸引，这可不是什么好事。什么？是的，我再举几个例子。有一种木蟋蟀，它本身非常讨厌水，会刻意避开水源。但当它被一种发虫寄生后，情况就变了，因为这种发虫必须让木蟋蟀跳进水里，才能完成它的繁殖周期。
所以，没有感染“脑虫”的木蟋蟀看到水时会想：我才不靠近呢。而被这种发虫寄生的木蟋蟀，却会跳进水里，最终走向死亡，因为它的神经回路已经被改变，以满足发虫的利益。明白了吗？当我看到神经寄生虫学这个领域时，我就像当初发现进化心理学时一样，迎来了自己的“尤里卡”时刻。我说，现在我要用神经寄生虫学的模型来论证：人类不仅可能被真正的、有形的脑虫寄生，还可能被意识形态层面的“脑虫”寄生。
继续打这个比方，我问：那么这些寄生虫究竟是什么？后现代主义就是一种寄生性的思想。我主张，后现代主义其实是所有寄生性思想的鼻祖。因为后现代主义声称，除了“不存在客观真理”这一条客观真理之外，再没有其他客观真理了。这就是后现代主义。其理由是，万物都受偏见束缚，万物都受主观性支配。因此，谈论那种带大写字母T的客观真理，根本就是无稽之谈。
一切都是主观的。因此，书中论证道，所有这些寄生思想最初都源于一个崇高的目标。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如果必须付出名为“真相”的附带代价，那就随它去吧。为了更高层次的社会正义目标，这种附带代价是值得付出的。不，这是一种义务论原则。它是一个绝对准则，对吧？所以你绝不能以带有偏见的方式追求科学。言论自由应属于所有人。
如果你说：“我相信言论自由，但不包括唐纳德·特朗普。”那你就在采取一种结果主义的立场。这正是这本书要探讨的内容。它追溯了所有这些寄生思想的历史，然后提供了一种抵御这种愚蠢的“思想疫苗”。如果言论自由对他人造成伤害，甚至危及生命，那该怎么办？这是个很好的问题。我是一名言论自由绝对主义者。下面我来解释这意味着什么。我们还没谈到我的个人经历。
我之所以要提这段经历，是因为它与我接下来要讲的内容息息相关。我出生在黎巴嫩，在黎巴嫩长大，后来因为我们是犹太人，面临迫在眉睫的死亡威胁，不得不逃离黎巴嫩。明白吗？正是我的犹太身份，让我险些被赶尽杀绝。能给我讲讲那个故事的具体细节吗？我于20世纪60年代出生在黎巴嫩。历史上，黎巴嫩被称为“中东的巴黎”，是一个进步且宽容的黎巴嫩——当然，这种进步和宽容是相对于中东地区而言的，其含义与西方语境下的“进步”和“宽容”大相径庭。
你稍后就会明白其中的缘由。我五岁那年，埃及总统贾迈勒·阿卜杜勒·纳赛尔去世了。他在阿拉伯世界是一位非常受欢迎的人物，因为他是一位所谓的泛阿拉伯主义者，也就是说，他试图将所有阿拉伯人团结在一个大旗下，希望能击败那些讨厌的犹太人等等。他去世后，也就是我五岁那年，正如中东地区经常发生的那样，人们走上街头，高喊、叫嚣、焚烧、哀悼。
当他们沿着我住的那条街游行时，我作为一个五岁的孩子，听到他们高喊的是“犹太人去死，犹太人去死”。于是我转向母亲，问道：“他们为什么在喊‘去死’？我们跟这事有什么关系？”她对我说：“嘘，别把头伸出去。”好吧，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等等，外面竟然有人因为我是犹太人而希望我死。几年后，我们在课堂上，老师正在讲课——这还是在内战之前，明白吗？
内战始于75年。当时我正在上课，老师对大家说：“请站起来，说说你们长大以后想做什么。”“我想当警察”“我想当医生”“我想当足球运动员”。这时，一个我从整个小学阶段就认识的孩子站了起来，他知道我是犹太人。他说：“我长大以后，想当一个杀犹太人的。”话音刚落，教室里就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笑声等等。后来，黎巴嫩战争爆发了。在黎巴嫩，想做一个犹太人变得几乎不可能。
我们在非常、非常艰难的条件下离开了黎巴嫩。我们移民到加拿大蒙特利尔后，我的父母……也许他们现在后悔了，还是不断返回黎巴嫩，因为我们在那里仍有生意，而当时那场全面、残酷、大规模的战争仍在继续。1980年，在他们的一次返黎途中，他们被“法塔赫”绑架了，这是巴勒斯坦的一个派别。他们遭遇了一些非常可怕的事情。但幸运的是，通过我们掌握的人脉，最终成功把他们救了出来。
他们在被囚禁期间遭遇了一些可怕的事情。我的意思是，你可以想象一下。他们实在难以承受。是的。我母亲……我很少提起这件事，之所以现在说，只是因为你在问。当我事后了解到整个故事时，我最害怕的一件事是——事情发生时，我甚至都不知道他们被绑架了。我只知道家里乱成一团，就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回答说：“哦，爸爸妈妈遇到了一些生意上的问题。”
他们为了保护我而对我撒谎。我当时15岁，明白吗？不过，我高中里有个同学，他的父母和我父母是非常好的朋友，也是黎巴嫩犹太人。他知道我父母被绑架了，而我却什么都不知道。后来我才知道，他当时在高中里看到我走来走去、谈笑风生，心想：天哪，这小子简直是铁石心肠。我的意思是，他竟然能这么若无其事，也太冷酷了。但实际上，我不知道他知道这件事，而我自己也确实什么都不知道。
好的。那么，当他们被释放并回到蒙特利尔后，我最担心的事——这可以谈谈进化心理学和男性心态——就是我母亲是否遭到了强奸。后来，她给我讲了一些事情，但她自己也说，她从来不确定那件事是否真的发生过。我们只在那一次谈过这件事，之后就再也没提过。她说，没有，她没有。不过，我不知道她在那件事上是否撒了谎。她还说了其他一些非常可怕的事情。
我的意思是，我不想把所有细节都说出来，但我一直很好奇，她那么说是不是只是为了……你懂的，这不仅仅是……你知道的，是羞耻感之类的。但我记得，如果她当时回答“是”，那我作为一个15岁男孩的想法就是，我这辈子都会去报复那帮王八蛋，明白吗？所以我的成长经历并不愉快。我能给你讲一些你根本不敢相信的故事，比《第一滴血》里的剧情还要糟糕得多。现在，我们再回到你刚才提到的言论自由问题，以及它是否会造成伤害。
就我个人经历而言，我是一个犹太人。我支持大屠杀否认者发表最冒犯言论的权利——他们否认的是有案可查的历史事实，即有600万人被屠杀。没有什么比这更冒人的了。不，这根本没发生过。所以，你想谈论伤害、冒犯和侮辱吗？就是这个。但在一个自由社会里，我必须容忍种族主义者、白痴、王八蛋和散布虚假信息的人。我通过在这里发声、提出更优秀的观点来战胜他们。
所以，我唯一不支持言论自由的情况，就是《第一修正案》已经明确规定的：直接煽动暴力。好，我来画个图说明一下。假设我是一个白人至上主义者或新纳粹分子。如果我在一档节目上站起来说，犹太教就是一堆狗屁，毫无用处，是最令人作呕的宗教——这完全没问题，这是言论自由。但如果我说，今晚晚些时候，在列克星敦大道和第六大道的拐角处，有一座犹太教堂。
然后说，等他们做完礼拜出来时，咱们去把那群犹太人狠狠地打一顿，如果可能的话甚至杀掉他们——那就不行了。注意，这必须是直接煽动暴力。所以你不能说，批评犹太教或伊斯兰教可能会制造伊斯兰恐惧症，这纯属扯淡。没有任何意识形态能免于审视，没有任何信仰体系能免于审视。你的感情受到伤害了？滚开，坚强点。好吧。所以，只要你不说“我们去杀了那些犹太人”，你花尽余生去批评犹太教，那是你的权利。
有些人可能会说，这有点像……你刚才说话时，我脑子里想象的是一个楼梯。如果我坐在这里说，我认为自己是个黑人——我的意思是，我有一半黑人血统吧。我母亲是尼日利亚人，父亲是英国人。但如果我坐在这里说，所有像我一样有混血背景的人都是邪恶的、令人作呕的、是秃鹫、是害虫——这有点像20世纪40年代针对犹太人群体的那种论调。
用不了多久，如果像我这样的播客主播，以及我们当中的许多人，都去支持那种论调，你就会看到一种不可避免的现象：有人走上街头，杀害混血种族的人。是的。而这正是事情变得棘手的地方，对吧？所以，如果我、乔·罗根、莱克斯·弗里德曼、安德鲁·休伯曼，所有拥有大量听众的播客主播，还有亚历克斯·库珀，随便你列举名字，如果我们都开始针对某一特定群体传播某种论调，我坚信，针对这些人的暴力事件就会增加——哪怕他们只是在街上行走、过着自己的生活。
没错。这正是问题所在。好，那我来检验一下你的看法。你了解英国的那些“ grooming 团伙”吗？我听说过这个概念，是的。我想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我好像已经听过了。在过去30多年里，英格兰各地，你能想到的每一个城镇，无论大小，都存在大规模的对英国白人女孩进行 grooming 和强奸的现象。而保守估计，超过90%的施暴者都来自同一种背景和意识形态。
指出那种意识形态，算不算是在边缘化和侮辱他们？我认为不算，因为这或许是理解事件因果关系时一个重要的数据点。好，我再给你举个例子。美国的监狱里主要关押的是黑人男性，或者说，与人口比例相比，黑人男性的比例明显偏高。那么，这是否意味着黑人男性生来就是罪犯？对吧。对此，我的回应方式是：用科学来反驳这种说法。
也就是说，我会说：你能不能给我看看数据，证明黑人男性在本质上——也就是与生俱来地——比白人男性更容易犯罪？其机制又是什么？如果你能拿出来，那很好；但我敢打赌，你根本拿不出来。因此，你刚才说的不过是一堆废话。而你知道自己会付出什么代价吗？那就是作为种族主义混蛋所要承受的社会后果和污名。不过，我还是让你把话说出来，但我会驳倒你的观点。
另一方面，如果你说：如果我们看看美国的犯罪模式，黑人男性是不是被过度代表了？答案是肯定的。现在，我们可以说这是因为白人至上主义导致黑人男性去杀害白人；或者我们也可以说，是否存在某些因果因素——如果我们都是关心他人、有良知的人，或许我们应该公开讨论这些因素？然而，在当今世界，我甚至可以说——其实我根本不在乎——但大多数人会说：甚至都不要提黑人犯罪率更高的问题。
这本身就是种族主义，是在边缘化他人。所以我从不相信“禁忌知识”这个概念。禁忌知识指的是这样一种观念：有些知识不该被追求，恰恰是因为它会带来负面的连锁反应。我认为这是一种极其危险的原则。为什么呢？在这里，我要引入并解释一个我之前提到过的术语。在伦理学中，存在两种伦理体系。
一种是所谓的义务论伦理，另一种是结果论伦理。义务论伦理主张绝对的准则，比如康德式的绝对命令。比如“说谎永远都是不对的”，这就是一个义务论的表述。而结果论的表述则是“为了保护某人的感受而说谎是可以接受的”。所以我总开玩笑说：如果你想拥有一段长久幸福的婚姻，当听到“我穿这条牛仔裤显胖吗？”这个问题时，就赶紧戴上你的结果论之帽，回答：“不，亲爱的，你从未如此美丽。”
§05文稿 — 第 5 部分
我可能刚刚撒了谎，但我保护了伴侣、也就是我妻子的感受。因此，在很多很多事情上，我们都戴上结果论之帽是完全合理的。但有些原则是基础性的，根据这些原则本身的定义，它们必须是义务论的。好吧，言论自由是义务论的。对真理的追求必须是义务论的。司法体系中的无罪推定也必须是义务论的，对吧？
新闻操守，如果你真是一个追求真相的报道者，就必须是义务论的。但过去四五年里，我们都看到了些什么？让我给你们看看对这些原则的违背。我相信言论自由，但不适用于唐纳德·特朗普。这个义务论原则已经变成了结果论。我相信新闻操守，但涉及亨特·拜登笔记本电脑时就不算了。因为如果我们公布那些信息，乔·拜登就会输给“橙色希姆莱”，那可就糟了。
所以，压制那些我们现在已知完全属实、涉及天量政治腐败的笔记本电脑内容，竟然就完全说得通了，而说谎也是可以的。我相信无罪推定，但不适用于布雷特·卡瓦诺，因为你知道他是个沿着东海岸到处轮奸的强奸犯。当然，我们没有任何数据或证据支持这种说法，而那位在卡瓦诺获准任命前一天指控他的人，后来还说她觉得那件事发生在36年前。
那可能是38年前的事，也可能是上周的事。我记不太清了，但我知道他性侵了我。而我们根本不在乎所谓的证据。我那些非常光鲜亮丽的同事和朋友都说，哦，我们知道应该假定一个人是无辜的，但在这个案子里，应用那个义务论原则实在太重要了。他们没用这个词，甚至都不知道这个词。所以在这个案子里，我们就直接假定布雷特·卡瓦诺是个连环强奸犯吧。
所以，不，科学中不存在禁忌知识。我给你举个很好的例子。有个人，我现在想不起他的名字了。他是西约克大学的一名心理学家，毕生都在研究种族差异。而最糟糕的部分是关于智力的。好的。我记得有一次，这件事我好像从来没亲口提过，所以你们算是独家听到了。1996年，我在国际心理学大会上发言。
好的。我当时是个刚拿到博士学位的年轻教授。我讲的是一个完全没争议的话题，即人们在时间压力下做决定时会采用哪些策略。我当时在一个会场里，那一场还有另外四位发言人，会场里大概有1500人。现场气氛非常紧张，充满了一种特别的电流感。而我并不是一个特别怯场的人。我就想，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火药味？
后来我查了查会议日程，才发现站在我前面发言的，就是那位臭名昭著的心理学家。他开始展示白人女性、黑人女性、白人男性、黑人男性智力水平的图表。我当时就想，天哪，我死定了。我要被间接地处以私刑了。不过好消息是，当他讲完，轮到我时，1500人中有大约1425人冲出了会场去追他、质问他。我当时就想，这是我这辈子唯一一次庆幸所有人都走光了。
通常你总是希望观众越多越好。我当时就想，哦，谢天谢地。结果就剩下大概70个人在场。对吧？关于他这个人，我问过他的一些亲密同事。我一边说，一边努力回想他的名字——菲利普·拉斯顿，对，就叫这个名字，菲利普·拉斯顿。大家可以去查一下。我问过他的一些同事，这家伙到底是不是个种族主义者？因为他总是说，你看，我只是……收集了数据，呈现了数据，并提出了可能的解释。
现在，即便是像那样可能引发争议甚至具有煽动性的话题，我也会认为，如果你真的以完全公正的方式收集了数据，就不应该因为担心它看起来有种族主义色彩而选择不发表。那么，你怎么看？你觉得呢？我在乎的是某件事是否真实。而且我认为我具备——你知道的，我具备……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是性格上的坚强吗？我不想假装自己是个不惜一切代价追求真理的英雄，因为我并不觉得自己是那样的人。
我更想知道的是什么是真相，因为这样我才能面对真相。而真相根本不会冒犯到我。如果你现在告诉我，31岁、有尼日利亚血统、父亲来自考文垂的混血男性在统计数据上更笨，而且这个结论是可靠的，我也会相信，并且能接受。我百分之一百不会觉得有任何冒犯。百分之百。因为你有强大的人格。也许就是这样。我对自己的现状非常满意。
我对自己的生活以及我找到生活的方式非常满意，所以如果你告诉我，我的大脑尺寸意味着我在X、Y、Z方面很弱——这真的有个医生这么对我说过，他们扫描了我的大脑，然后说，哦，你有ADHD，这意味着你在这些事情上都会表现得很差，你的字也会写得很丑。我说，好吧。我一点都没觉得被冒犯。但我也能想象，在某些特定性格的人看来，他们可能会对很多事情都感到被冒犯。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到了一个分岔路口。我们要么可以说：对于那些可能会感到冒犯的人，请你们坚强一点，因为这个世界需要“反脆弱性”，生活中总有些压力会伤害到你，而以后你还会感谢我教会了你如何变得坚强。或者……我们也可以走另一条路，那就是：让我们把这个世界“净化”一下，以确保没有人会受到伤害，因为我们是善良且有同情心的人。
而如果在“净化”的过程中，我们不得不扼杀真相，那也就随它去吧。顺便说一句，这正是那些寄生性观念产生的根源。因为正如我所说，我尽量对那些传播这些荒谬观念的人抱持善意。他们起初是出于一个崇高的目标，对吧？他们试图以自己扭曲的方式来改善世界。而由于这是最高目标，他们最终会认为，如果必须扼杀真相，那也只是“附带损害”而已。
这没问题，对吧？没错。我可不想找一个比我下颌线还硬朗、还留着胡子的六英尺四英寸高的家伙，对我说：“请称呼我为‘她’，而且你最好照做。”这还成了一项政府法令，对吧？我和乔丹·彼得森都曾被加拿大政府分别召集，出席加拿大参议院的听证会，就相关问题发出警告……当时这还只是法案，叫作《C-16法案》，试图将性别认同和性别取向之类的概念纳入仇恨法的范畴。
我的立场是，当然，我们应该努力创造一个所有人都能过上体面生活、免于偏见的世界。但是……难道我在演化心理学课程中应该教导学生：根本不存在男性或女性之分吗？这显然与事实不符。那达尔文教导我们的性选择理论也就不成立了。结果他们全都开始嗤之以鼻、冷嘲热讽，上演了一出荒诞剧。好吧，我真不想说“我早就告诉过你们了”，但事实上，我预测的每一件事都应验了。
因为一旦你失去了对某项原则进行义务论辩护的本能反应，那接下来就什么都可能发生了。一种客观的衡量标准？不，当然没有。我当然会为每个人享有体面生活的权利而斗争。但你不能和女孩一起参加体育运动。我的意思是……我们到底活在什么样的世界里？我昨晚就和女孩一起参加了运动。我不想听这些。混合足球赛，我们踢的是足球。哦，是这样吗？好吧。但你明白我的意思。
你不该跑百米短跑，然后自称……你知道，就像那个游泳运动员莉亚·托马斯的案件？对，是游泳运动员。我的意思是，你得有多病态的自恋，才会说出这样的话：即便他真的认同那个身份，我重申自己身份的需求，也必须凌驾于所有女性的权利之上。是的，你知道吗？关于这一点，我想说明我的立场：如果有人拥有你描述的那种下颌线，他要求我称他为女性，而且他还穿着裙子，我对此完全没意见。
好的。如果你希望我那样称呼你，我就会照做。就像这次谈话开始前我问你的一样——当然，你告诉我你的名字、头衔等等。我会照办，因为再次强调，称你为“她”、“他”或“他们”，无论你想要什么，都对我毫无影响。如果这样能让你感觉更好，那么在我内心的成本效益分析中，我觉得称呼你为那样，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成本。
是的。如果这会带来一些影响，从而改变那种成本效益分析，也就是说，因为这件事对另一群人造成了伤害，或者我不小心犯了错就可能被关进监狱——那我觉得情况就有点不同了。我完全同意这种观点，对吧？只要在这种权衡和互动中你不伤害他人，只要这件事不是被强制的，对吧？我之前也说过，你看，我的课堂上从未出现过这种情况，但假设有个学生私下里来找我，说“你知道，我希望……”，难道我会说“不行，你这个混蛋，我才不会呢”吗？
不，我会像你说的，配合对方。但如果政府出面说“你必须这么做”，如果政府规定“你必须在电子签名里加上‘他/她’”，那不行。我给你举个例子。我认为加拿大政府现在在护照上推出了一项措施，因为政府希望包容和善待非二元性别者——而这类人基本上每15000个人里才有一个。所以这甚至都算不上“少数人的暴政”。
这就是“少数人的暴政”，少数、少数、少数。我的意思是，这真的就像独角兽一样罕见——非二元性别。所谓非二元性别，就是“我既不是男性，也不是女性”。所以，从历史上看，你知道，有性繁殖的物种就是男性、女性，从表型上来说，把男性和女性并列，实际上让非二元性别者被边缘化了。现在我们却要丢掉这个标识。不，不，不。我希望被称作……生物学上的男性。我妻子是生物学上的女性，我的孩子们也是如此。难道我们所有最基本的生物学标识都应该被抹去，就为了不让那五万分之一左右的非二元性别者感到冒犯吗？
不。这正好说到了你的第一个观点，也就是“会不会伤害到他人”的问题。是的，我绝不会故意对某个人轻率地刻薄。我的基本态度会是对人友善。但你希望……尊重自己身份的需求，并不意味着我就必须加入你的庆祝行列。你知道有时在这些议题上，谁会成为无辜的牺牲品吗？而且这不仅仅发生在性别议题上，也发生在宗教、种族这类问题上。
那些属于少数群体、并且认同……是的，但因为这些人认同的性别可能与他们出生时的性别不同，他们反而要承受你所说的那种攻击。就像你说现在在加拿大身为一个犹太人会很难一样——是的，我觉得在当前这个时刻，身为一个跨性别者在这个世界上真的很难，因为这场宏观层面的争论正激烈地进行着。无论我刷推特还是看YouTube，都能感受到双方都在激烈地争论。
我有些朋友他们自称“they/them”（他们/它们）。他们并没有参与这场激烈的战争。但我想象，我猜想，现在他们走在街上时遭遇虐待的可能性已经增加了。再说一次，我想这又回到了所谓的“结果性真相”与“客观真相”的问题。但我最同情的是这些人，因为我认识他们。他们没有卷入这场像X战争一样的喧嚣之中，但因为所有这些事，他们的生活变得更糟了。
这很可悲。他们只是在过好自己的生活，继续前行，爱自己想爱的人，以自己想要的方式定义自己。我觉得在当前这场争论中，我最能共情的就是这一群人。是的，我理解你的意思。我理解你的意思。顺便说一句，正因为你提到了“共情”这个词，我下一本书的书名就叫《自杀式共情》。因为在书中，我主张——回到我们之前讨论的关于需要被适当调节和控制的话题——共情这种情绪是有明确的进化原因的，对吧？
我的意思是，我们每一种情绪之所以进化出来，都是有适应性的原因的。问题在于当它出错的时候。不仅是在它过度活跃时出错，更是在它错误地指向了目标时出错。所以，如果我对跨性别者充满共情，却因此损害了所有生物学女性的利益，那这就是出错了。是的，如果移民能合法地来到这里，体验西方世界的美好，那当然是件好事。我自己就是个移民。埃隆·马斯克也是个移民。
我想我算是吧。我出生在博茨瓦纳，但是……你是个移民。但希望你是合法入境的。这并不意味着……无可奉告。什么？无可奉告。无可奉告。无可奉告。但是，向1000万、1200万人敞开大门——因为对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的人来说，不能来到这里分享这种体验是不公平的。不，那是不对的。你知道托马斯·索维尔吗？那位著名的经济学家。他……是的，我想你提到过——我之前提到过。
是的。经济学家托马斯·索维尔曾说过——我是在转述他的话，而且我同意他的观点——经济学研究的是权衡取舍，是成本与收益，对吧？如果我们有无限的资源，那么是的，让我们为每一个曾经存在过和将来会存在的人类提供免费医疗。但我们生活的世界并非如此。所以，如果我是一个已经为这个体系纳税40年的公民，我会喜欢那种有人从南部边境过来，就能拥有和我完全相同权利的想法吗？
这看起来是对同理心的正确引导吗？也许未必。如果你无家可归，那情况就非常糟糕。但这是否意味着，你在公共公园里注射毒品的权利，凌驾于我的孩子们在该公园玩耍的权利之上？因此，在下一本书中，我将审视一系列在我看来灾难性的政策决策，并论证它们全都源于这种出于本能的、自我毁灭式的同理心。如果一个移民越过墨西哥边境进入美国，然后去了德克萨斯州，从而改善了他们的生活质量，这伤害了谁呢？
从道义论的角度来看，是所有人。为什么？因为存在规则和法律，对吧？你会教未来的孩子——如果上帝愿意的话——不要偷窃吗？还是说你住在旧金山，在那里如果偷窃金额低于950美元就无所谓？你会怎么教你的孩子？“不要偷窃”，就是这样。你已经回答了：他们偷的是那些本应属于为纳税贡献了40年的人们的钱。他们偷走的是我的权利。好吧，我读了硕士学位。我之所以要提这一点，并不是为了炫耀我的履历，而是因为它与这个故事有关。
我在康奈尔大学获得了理学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我曾是康奈尔大学的教授、达特茅斯学院的教授，也是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的教授。我大概是业内最知名的教授之一。如果我想以加拿大人的身份来到美国，你知道我得做什么吗？我必须遵守法律。我不能直接跑来说“我要住在这里、在这里工作、要这份工作”。对吧？说真的，我 literally 会被拦下，带到另一个房间，他们会问：“你在这里赚钱吗？”
许多边境人员都认得我，还会和我合影，因为这是一个法治国家。因此，无论我能为美国带来哪些积极的特质，都必须走正式流程。但假如我是一个MS-13帮派成员，身上两层又两层的文身表明我在萨尔瓦多杀过两个人，然后我直接走进来，你觉得你的本能和直觉会怎么说，斯蒂芬？“但不公平，不能让他进来。”
我们理解为什么这位非常危险的59岁加德萨德教授，我们真的应该对他进行审查。他应该事先走完法律程序。我人生中最大的目标就是住在南加州。但我一直没能实现，因为从法律上讲我不行。我在这里没有教授职位。这正是最让我痛苦的地方。我无法生活在阳光普照之地。所以，那个非法入境的混蛋正在伤害我，因为我现在正在蒙特利尔挨冻。
他伤害的不是你，而是我。为什么？因为一旦法律体系崩溃，那一切就都失控了。那么旧金山的情况怎么样？那里的所有零售店都关门了。太疯狂了。今天早上我还在跟朋友们聊这件事。我给朋友发了一张CVS药店的照片，问他们：为什么在美国的CVS药店里，牙膏和口香糖都被锁在玻璃笼里？美国本应是世界上最富裕的经济体，本应是大家眼中的掌上明珠。
昨天我去了一家CVS药店，想买点除臭剂和漱口水。结果发现这些东西都被关在一个笼子里。漱口水？可是……那除臭剂呢？你看到……你知道发生了什么吗？为什么？原来你要按一个按钮……然后会有人走过来，打开笼子把牙刷递给你。他们打开了笼子。我问那个工作人员：为什么要把这些东西都关在玻璃笼后面？他拍了拍我的肩膀，然后朝一条过道指了指。
他说：你看。当我朝那条过道望去时，发现有个男人正在偷东西，把东西往袜子里塞。所以，你……你……我希望你明白，你刚刚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对吧？因为如果我偷了那支牙膏，我真的伤害的是你吗，斯蒂芬？你住在英国。我告诉旧金山的那个人“别偷东西”，这又有什么意义？不，这是道义论的问题。你伤害的是我。你在道义上伤害了我。你正在损害社会建立可预测的法律、可预测的因果关系的能力。
如果你偷东西，你就会受到惩罚。但这是否依赖于社会是否公平呢？而你接下来的观点可能是：社会不公平，那我们为什么还要有法律？是的。是的，我只是在想，因为如果人们看到这种情况，可能会说：嗯，我不知道答案，所以我只是提出一些问题。我对这种思路真的很感兴趣。所以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们确实需要法律。我接受这个观点，因为如果没有法律，整个体系就会崩溃。
一切都会乱套。到时候人们自然也就不想来了。他们之所以想来这里，部分原因就是因为这里有法律，法律才造就了社会。但这种道德理论是否取决于社会是否公平呢？是的。那么显然，人们又会争论说这个社会并不公平，因为有人正在操控天平。没有哪个社会是完美的。但作为一个接触过西方以外各种社会样本的人，我认为没有哪个社会比你们这里更好。
也就是说，如果你看看那些最坚定的西方传统捍卫者，斯蒂芬，你可能会感到惊讶，也可能会不惊讶，因为其中许多人都是移民。没错。我经常拿阿亚安·赫里西·阿里（Ayaan Hirsi Ali）的例子来说明。她是一位索马里移民，也是最坚定的捍卫者之一，她自己就是穆斯林，同时也是对伊斯兰教最强烈的批评者之一。为什么？因为她亲身品尝过那个社会的“自助餐”。她可没去过波士顿那种精英云集的韦尔斯利学院，然后坐在那里高谈阔论，同时还在亚马逊上买她的卡菲耶头巾，对吧？
她是真正经历过这些的。我不需要对那些我一无所知的事情高谈阔论。我是在中东长大的。因此，那些亲身经历过这些的人来到西方后可以说：喂，西方朋友们，你们以为这个社会就是所有社会的默认标准吗？不，不，不。这只是一个“哔——”，一个特例。你们真的应该努力捍卫自己所拥有的一切。你们必须破解那些价值观的密码，而这些价值观是万物繁荣的根本基础。
这并不正常，这是一种反常现象。但一旦你开始用结果主义的考量去侵入那些义务论体系，它就会迅速瓦解——就像你在旧金山看到的，就像数百万人蜂拥而至边境时看到的那样。因为法律最基本的一条法则，我的意思是，牛顿曾谈到过，每一个作用力都有一个反作用力。换个说法就是，因果律。一旦你打破了这条法则，你就打破了自然界最基本的法则，对吧？
所以，是的。一个重罪犯是否应该拥有第68次机会？现在你又被捕了。然后我们调出你的记录，发现你之前已经被捕过67次。你到底要被捕多少次，才会失去再次获得机会的可能？对吧？因为正是那第68次机会——那种“我太进步了”的自杀式同情心——导致了那名女性的死亡。难道她的生命不值得我们去对你严厉一点吗？
所以这就是我的意思。是的，我当然支持人们改善自己生活的权利。而且我们所有人，从法律上讲，都来自一个移民国家。另外一点我想说的是，人们会反驳并谈到他们的特权。他们会说：史蒂夫，你拥有巨大的特权，因为你的父母把你从非洲带到英国时你还只是个婴儿。他们还会说，你拥有基因特权。他们会说，你父亲头脑聪明，并把其中一些遗传给了你，你母亲也很聪明。
他们会对你说，他们会说，天哪，你知道吗，如果你小时候没有被从中东带过来，你就不会有这些机会。所以你需要把这份善意传递下去，去帮助那些没有机会和特权的人，欢迎他们，对他们充满同理心，即使他们身在墨西哥。合法还是非法？合法的话，我赞成。就这么办。我全力支持。非法的话，不行。你不懂。你知道，那些“incel”（非自愿单身者）都找不到性伴侣，而我们有些人却可以，这太不公平了。
也许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共产主义体系，通过一个应用程序，他们可以和我们的女性共享。我们来搞共产主义配对吧。凭什么你只能接触到你的伴侣？那是一种特权。那那些过去两年里一次性生活都没有的流浪汉呢？你不觉得，斯蒂芬，你欠他点什么吗？所以，这是机会平等与结果平等的问题。是的，先生。我们想说的是，我们不相信结果平等。我想，任何一个有脑子的人都不会相信结果平等。
哦，不，倒是有一个人还算有点脑子。她叫卡玛拉·哈里斯。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他没脑子，所以你说得对。但她假装自己有脑子。她就是列宁。她就是共产主义。我简直困惑得动弹不得，居然能放一段这个女人的视频，她在里面说，我所信仰的一切都是斯大林、列宁和马克思的结合体。而美国，这个在技术上是个资本主义国家，却说，算我一个。
我觉得你会是个好总统。那么，如果我们把结果平等定义为每个人都有同样的机会获得同样的结果，是这么定义的吗？嗯，结果平等论认为，只要我们没有实现结果平等，那一定是因为一些邪恶的原因。比如说——我其实讽刺过这个——我做的事情之一就是搞讽刺，通过类比来显示事情有多荒谬。我说，你知道，全世界有200个国家，那你知道有多少个赢得过世界杯吗？
我不知道。随便说个数。200个国家。世界杯从1930年就开始办了。我猜是12个。8个。好吧。这也太不公平了。凭什么那些日本人一次机会都没给过？犹太人呢？以色列一次都没赢过？为什么国际足联这么反犹？在伊斯兰国家里一次都没有？真糟糕。都是那些混蛋英国人，还有巴西、阿根廷、德国、西班牙、法国、意大利、乌拉圭。真糟糕。老挝一次都没有。怎么回事？马来西亚也一次都没有。
博茨瓦纳，我们从来没赢过。你们从来没赢过。这就是种族主义。我查了过去35年波士顿马拉松的比赛结果。要我帮你总结一下吗？我来总结。肯尼亚、肯尼亚、肯尼亚、肯尼亚、肯尼亚、肯尼亚、肯尼亚。埃塞俄比亚、肯尼亚、肯尼亚、肯尼亚、肯尼亚、肯尼亚、肯尼亚、厄立特里亚、肯尼亚、肯尼亚、肯尼亚。波士顿马拉松这帮混蛋。只有来自肯尼亚的黑人才能赢。那又矮又瘦的犹太人呢？从来没赢过？
我们得不到应有的机会。这太荒谬了，就连卡玛拉·哈里斯这样的蠢货都会说，不不不，那不一样。不不不，没什么不一样。这是一个道义原则。人类是一个有等级之分的物种。有人高，有人矮。有人更勤奋，有人没那么勤奋。有人更聪明，有人没那么聪明。有人更有趣，有人没那么有趣。共产主义在某些物种身上行得通。E.O.威尔逊，他曾是哈佛大学的一位生物学家，最近刚刚去世。
我职业生涯的一大遗憾，就是我们从未能在我的节目上进行一次对话。他是我非常敬佩的知识偶像之一。斯蒂芬，他的专业领域是社会性蚂蚁的研究。他是一位昆虫学家。那么，这和这个故事有什么关系呢？因为社会性蚂蚁是共产主义者，因为有一个负责繁殖的蚁后，而其他所有蚂蚁都毫无区别。它们要么是工蚁，要么是兵蚁。它们就是一团，对吧？所以当有人问他——我稍微转述一下——当有人问威尔逊教授，您对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有什么看法时？
他的反驳堪称人类历史上我最喜欢的反驳之一。所以，对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答案是：想法很好，但用错了物种，对吧？人类自带与生俱来的人性。而我们与生俱来的人性并非共产主义的。这就是过去一百年里，许多国家都尝试过共产主义的原因。而它在所有尝试过的地方，结果都是什么？一场丑陋、彻底的失败。原因在于，当你采用一种违背人性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时，你根本不需要加特萨德来预测它必然会失败。
这就像有人说，我想创立一门新的科学定律，叫“非重力”。所以我要把一群人从大飞机上扔下去。但因为我坚信“非重力”，我觉得他们不会掉下来。可当我发现100个人全都摔得脑浆迸裂时，我又大吃一惊。那是因为我们受到一个叫作“重力”的现实所制约。同样地，卡玛拉·哈里斯就是那个“反重力”的人。我是加拿大人，所以在这场争论里我没有直接利害关系。
我之所以公开反对，是因为……我的社会评论超越了我到底是美国人还是加拿大人的身份。我谈论的是更宏大的问题。共产主义是实现最大繁荣的理想模式吗？这一点再清楚不过了，但我们这里却有一大堆堕落分子试图推行它。如果你能投票，你会投给特朗普吗？如果我是美国人？当然会。毫不犹豫。比起卡玛拉·哈里斯？是的。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所以现在，我们就假设最终是卡玛拉·哈里斯对阵唐纳德·特朗普。
我会投给唐纳德·特朗普10次。唐纳德·特朗普有什么问题？他最大的敌人就是他自己。就外表而言，我认为他可能因为年龄增长或自律而有所改善。他曾陷入过很多麻烦，仅仅因为表达方式就激怒了很多人；要是他当时表现得再老练一点，就能避免那些事。例如，我认为他从未回归X平台（原推特）反而对他来说是一件好事。
因为那时的他，作为时任美国总统，会在凌晨两点跟某个蠢货争吵，就是因为他缺乏自制力。那么，他的品格又怎么样呢？如果你的孩子长大后拥有唐纳德·特朗普那样的品格，你会感到骄傲吗？大概会比乔·拜登更骄傲。这就是另一方的情况。所以，你不想让我跟任何人比较？好吧，结果就是这样。
我问这些问题，是因为如果我问一个极左翼的人，他们的第一反应——他们衡量“好”的标准——似乎总是拿另一方来做比较。没错。所以，如果你的儿子长大后拥有……这里有一些关于他的积极特质和消极特质。我并非假装了解他。他是一位企业家。我不认为还有谁比他能更好地诠释“蜜獾”是什么。现在，我来解释一下我的意思，因为你可能知道，也可能不知道。
在《寄生思维》一书的最后一章，我列出了一系列行动呼吁，其中一个就是：激活你内心的蜜獾。为什么？因为蜜獾已被官方认定为动物界中最凶猛、最勇猛的动物。这很不容易，因为凶猛的动物有很多。它的体型只相当于一只中小型犬，对吧？可即便如此，它也能冲进黄蜂巢，被……一百万只蜜蜂攻击，然后把蜂蜜抢到手。
它能抵御六只成年狮子的攻击，而狮子们最终会退缩。它的体型只像一只小狗，为什么呢？因为它实在太凶猛了。这就像我那个身高四英尺二英寸的兄弟，去追求那个漂亮女孩时毫不在意自己的身材，对吧？他觉得自己是男人，是顶天立地的家伙，对吧？所以，当我对人们说“激活你内心的蜜獾”时，我的意思是：要有韧性，要坚强，但不是要暴力，而是要为了捍卫基本原则而在思想上充满斗志。那么，有谁比唐纳德·特朗普遭受的攻击更多呢？
而且，他的活力和耐力比你我加在一起还要强。我们来举个非常具体的例子：有谁被枪击头部后，还能站起来继续战斗、战斗、再战斗？这些品质正是我要教给儿子的。那么，他是否举止得体？是否口才出众？是否说话吐字清晰、发音标准？是否词汇量丰富？不，不，不，不。但无论何时，我宁愿要一只凶猛的蜜獾，也不要那些所谓的品质——口才之类的，其实并非真正的品格特征。
§06文稿 — 第 6 部分
当我谈论品格特征时，我的意思是……如果有人试图窃取选举结果，你知道，迈克·彭斯前几天发表了一番讲话，他基本上说：唐纳德·特朗普曾要求他，在那个迈克·彭斯本可以阻止选举结果的关键时刻，作为他的副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要求他违宪行事，而他做不到。对吧？这就是品格问题。也许这与蜜獾的凶猛有关，因为一个如此凶猛的人，是无法接受失败的。
他们可以接受失败。作为一名学者，我喜欢明确自己知道什么，也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所以在这里我只能推测：这种行为特征，是某种品格特征的表现。我不知道这种联系是否正确。我当然可以提出另一种推测——但我并不确定——那就是他坚信那场选举毫无疑问地被窃取了。因此，当他做那些事时，并不是在说“我想当终身独裁者”。
我的意思是，他毕竟还是卸任了，对吧？但他是在说：“给我找出一个机制，确保那帮混蛋不能把选举结果从我手里偷走。”所以，在这一点上，我既不站边也不反对。不，他不是独裁者。不，他没有煽动暴力叛乱。他确实这么做了。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可以争论的问题。但换个说法：你认为这个世界上是否存在一些非常、非常恶劣的恶霸？我们同意吗？是的，是的，是的。非常、非常恶劣。对吧？是的。
有所有那些伊斯兰国家的家伙，还有朝鲜，还有中国，还有普京。你觉得他们晚上坐在一起时，更害怕的是谁？没错。你觉得他们会害怕那个咯咯笑、长着牛油果脑袋的卡玛拉·哈里斯和乔·拜登吗？还是觉得他们会害怕那个疯狂的牛仔，手里拿着核按钮，说：“你准备好了吗？伊尼，伊尼。米尼，米尼，莫，抓住老虎的脚趾。”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吗？那种不可预测性，非常强大。当你第一次走进监狱大院时，所有人都会盯着你看。
这家伙是会变成一个爱惹事的家伙，还是我的女朋友？或者这家伙是我应该害怕的人？你在最初一两个小时里的表现，将决定你在监狱里如何度过剩下的时光。嗯，唐纳德·特朗普才是我希望来管理我监狱大院的人，而不是那个咯咯笑的人。我希望你明白我在这里想表达什么。我试图做两件事。第一件事是通过审问来形成我自己的观点——我成功了吗？没有，没有，这真的很有趣。
不，这真的很有趣。而且我问这些问题的不只是你，因为我会问很多聪明且拥有不同观点的人，这有助于我形成自己的看法。但我也觉得有责任代表另一方。当然。我理解你对卡玛拉·哈里斯的看法。所以我试图对唐纳德·特朗普的这种感受进行审问。你能指出唐纳德·特朗普身上任何明显的性格特征吗？我几乎可以肯定他有——还记得你说过你有三群朋友，而其中一群会病态地欺骗伴侣吗？
我敢打赌，唐纳德·特朗普就是那类人的头目。所以作为一个希望忠诚并尊重妻子的有道德的人，我不欣赏这种特质，因为许多地位高的男人都有机会接触到很多漂亮的女人。而你的美德和品格就在于能够自我克制，不向这种诱惑屈服。我珍视这一点。我不认为唐纳德·特朗普具备这种品质。开心吗？我说了点负面的话。不，不，不。你知道什么有趣吗？
因为当我听到你对唐纳德·特朗普和卡玛拉·哈里斯的看法时，我正在酒店房间里想，我观察到那些有政治立场、有政治观点的人，他们似乎完全无法对自己支持的候选人或投票对象说出任何批评的话。这让我很困惑，因为这和你作品中提到的那种寄生性思维病毒是一样的——你已经失去了客观性。不，100%如此。而且我不一定只停留在这一点，对吧？
我的意思是，我们本可以就此打住，但他给我的印象并非一个具备最高道德品质的人，对吧？因此，我深受一套严苛个人操守准则的驱使，我敢打赌，他远未达到那个标准。但话又说回来，你生活在现实世界中，对吧？在现实世界中，你不可能拥有一个像耶稣那样完美的救世主式人物，对吧？那么，在这两个选择中，我想要哪一个呢？嗯，我想要那个更可怕一点的人，而唐纳德·特朗普可比那个咯咯笑的人可怕多了。
我明白了。我看到两个选项都有缺点，也至少各有一个优点。不过，不管怎样，我们本应该讨论但实际却没谈到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也许是社交联系的重要性，这是你能过上超级幸福生活的最基本方式之一，甚至能写进《幸福之书》。事实证明，从长远来看，你社交关系的质量比50岁时胆固醇的数值更能预测你的健康状况。
这太不可思议了。进行这些有意义的对话，无论是在像节目这样正式的场合，还是去酒吧与人交流曼彻斯特城队和曼彻斯特联队哪个更胜一筹。我们是一种群居物种。与人建立有意义的联系至关重要。走出去，多读书，接受教育，与人建立有意义的联系，这样你或许就能获得幸福。加德博士，我在这个播客上有一个收尾传统，就是最后一位嘉宾会留给下一位嘉宾一个问题，而他并不知道问题会留给谁。
而留给你的问题是：请告诉我，曾几何时，有人对你说过一些或积极或消极的话，那些话真的（大写）让你铭记在心，直到今天依然如此。哦，这问题太棒了。呃……我能知道那位嘉宾是谁吗？还是说你不能？很遗憾，不能。好吧。太棒了。这主意真酷。而且在你说的同时，我已经在心里回答这个问题了。还记得我们 earlier 谈到的“纯粹”和那套严苛的个人操守标准吗？
大约30年前，我母亲对我说：“加德，你最好明白，世界并不会遵循你的纯粹泡泡。你越早明白这一点，就会越幸福。”我认为，这绝对是我听过的最深刻的一句话。因为……这最终往往会导致这样的结果：由于我的个人操守准则——那种适应不良的完美主义、道德上的过度谨慎、那个纯粹泡泡——世界本该如此，你绝不应该不诚实。
你绝不应该表里不一。如果我待你很好，你也应该如此。所以，我活在一个充满纯粹美好的幻想世界里——至少我的期望是这样的。但结果会怎样呢？你这是在为失望埋下伏笔，因为你期望整个世界都遵循你这个美好的纯粹泡泡，但世界是丑陋而混乱的。于是最后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有人走到你面前，花上25分钟的时间，你知道的，慢悠悠地跟你的孩子们打交道。
等他们离开后，接下来的10分钟里我都会生妻子的气，因为我强加了自己的期望——而我自己是绝不敢那样对别人的。所以我想，如果我能降低自己的期望，并把这一点内化于心，我就不会那么频繁地对这么多人感到失望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是的，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这得成为一种晨间练习才行。没错。加德博士，非常感谢您所做的工作。
我发现您的书真的非常重要，因为它们毫不妥协地提出了挑战。对于那些关心追求真理的人来说——无论他们是否同意您的观点，只要他们关心追求真理这件事本身——他们就会在意那些毫不妥协、充满勇气、不受政治正确束缚的思想。我知道有些人，我怀疑他们中没人能听完这段对话，但那些真正关心这些事的人，我认为他们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人。
而且我想，他们能在您写的书中找到许多正在寻求的答案。我很喜欢那本关于幸福的书，《过好生活的八个秘诀》。我也引用过您更早的一本书，但我觉得《寄生性思维》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本，因为它具有不可思议的现实意义。如果你理解了这本书中所写的内容，我想你就能换一种视角，换一副不同的“太阳镜”来看待这个世界。
它能让你看清自己所见的一切。事实上，这两本书都有一条贯穿始终的主线，因为正如你刚才所说，如果你能理解这个世界，你就能在其中过得更幸福，尽管它并不完美。所以，感谢您所做的工作。我知道这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一种个人代价。我不知道您是否认为这是一种代价，但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它极其重要。我非常非常欣赏您所从事的工作。
倒不是说您说的每件事我都同意，但无论如何，我最在意的还是倾听您的观点，并让它融入我庞大的知识储备中。所以，我真的非常非常感谢您。希望您能继续从事您正在做的这些重要工作。谢谢。真的非常感谢。我能最后说个赞美之词吗？当然可以。我参加过无数节目，毫不迟疑地说，这是最棒的对话之一。
那真是太感谢您了。哦，这真是一份了不起的殊荣。非常感谢。我很感激。干杯。加德博士，我在这个播客上有一个收尾的传统，就是最后一位嘉宾会留下一道问题给下一位嘉宾，而他自己并不知道问题会留给谁。现在留给您的问题是：请告诉我，曾几何时，有人对您说过一些或正面或负面的话，这些话真的（用大写字母强调）让您铭记至今。
这个问题太棒了。我能知道那位嘉宾是谁吗？还是说您也不知道？很遗憾，不能。不行。好的。完美。嗯，这做法真酷。您刚才说的时候，我脑子里已经在回答了。还记得我们 earlier 谈到过纯粹性以及严苛的个人行为准则吗？大约 30 年前，我母亲对我说：“加德，你最好明白，世界并不会遵循你的纯粹泡泡。你越早明白这一点，就会越快乐。”
而且我认为，这绝对是我听过的最深刻的一句话。因为……这往往会导致一种结果：由于我的个人准则——那种适应不良的完美主义、道德上的洁癖、那个纯粹泡泡——世界本该如此，你绝不该不诚实，绝不该表里不一。如果我待你很好，你也该如此。所以，我就像活在一片名为“纯粹”的幻想乡里，至少我的期望是这样的。
结果会怎样呢？你这是在给自己制造失望。因为你期望世界遵循这个美好的纯粹泡泡，但世界是丑陋而混乱的。于是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有人走到你面前，花了 25 分钟的时间，你知道的，陪陪你的孩子。等他们离开后，接下来的 10 分钟里，我却因为妻子而怒火中烧，因为我强加了自己的期望——我绝不会敢那样对别人。
所以我想，如果我能降低自己的期望，并且真正内化这个信息，我就不会那么频繁地对这么多人感到失望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是的，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这得成为一种晨间练习才行。没错。加德博士，非常感谢您所做的工作。我发现您的书真的非常重要，因为它们毫不妥协地提出了挑战。对于那些关心追求真理的人来说——无论他们是否同意您的观点，只要他们关心追求真理本身——他们就会在意那些毫不妥协、充满勇气、不受政治正确束缚的思想。
我知道有些人——我怀疑他们当中没有人能听完整个对话——但那些真正关心这类事情的人，我认为他们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人。我想，他们可以在您写的书中找到许多正在寻找的答案。我很喜欢那本关于幸福的书，《过好生活的八个秘诀》。我也引用过您更早的一本书，但我觉得《寄生性思维》是所有书中最重要的一本，因为它具有不可思议的现实意义。
如果您理解了这本书中所写的内容，我想您就会拥有不同的视角，就像换了一副不同的太阳镜，带着它去看待这个世界。它能让您看清自己所见事物的本质。事实上，这两本书都有这样一条贯穿始终的主线，因为正如您刚才所说，如果您能理解这个世界，即使它不完美，您也能在其中获得幸福。所以，感谢您所做的工作。我知道这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一种个人代价。我不知道您是否认为这是一种代价，但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它极其重要。我是您工作的忠实拥趸。这并不是说我完全同意您说过的每一件事，但我仍然最希望听到您的观点，并希望它们能融入我庞大的知识储备中。因此，我非常非常感谢您。希望您能继续从事您所做的这些重要工作。
谢谢。非常感谢。我能最后说一个赞美的话吗？当然可以。我参加过无数节目，但我毫不迟疑地说，这是最精彩的对话之一。所以，为此感谢您。哦，这真是莫大的荣幸。非常感谢。很感激您。干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