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hn Kiriakou: 中情局吹哨人：到底是谁在治理美国政府？——约翰·基里亚库 #1160

克里斯一开场就把针对一位前中情局官员最直接的质疑摆到桌面上：凭什么相信他说的任何话？这里没有格林伯格式的绕开余地。基里亚库的回答是，他无法强迫别人相信，只能指向一份说真话的记录，让听者自己判断。他说这个问题经常被提出，而无论结论如何他都不会为此失眠——这个姿态要么是坦率，要么是对坦率极为熟练的表演，访谈把判断权留给了观众。

被问及是否争取过特朗普的赦免，基里亚库回答没有，然后给出了这个「没有」背后的结构。他说自己在特朗普核心圈子里有强力支持者——按他的说法都是些家喻户晓的名字，他很感激——但其中一位告诉他，这事不会发生，因为中情局恨他。

他在录制前三周对此的回应是：他从未见过中情局局长约翰·拉特克利夫，也从未与对方说过一句重话。那位内阁成员的回答才是分析上真正重要的部分：这与拉特克利夫这个人无关，这是机构层面的问题。他们担心的是，一次赦免会给其他愿意公开谈论浪费、欺诈、滥权和违法的潜在吹哨人打开大门，而机构不愿意面对这种可能。

这个回答把赦免从个人委屈重新定义为一个先例问题。反对的对象不是基里亚库，而是赦免会释放的信号，而后者是一个更难反驳的东西。

克里斯问，还有谁比基里亚库更不受欢迎，并提到了斯诺登。基里亚库接受这个排名，然后往前追溯得更远，提到菲利普·阿吉——他在中情局任职时，人们还在谈论这个人。阿吉是1960年代在南美（智利或秘鲁）的中情局案件官，他某次撞见了一场由中情局与所在国情报机构共同实施的刑讯。

阿吉辞职了，而且做得比辞职更远：他写了《在公司内部》，书后附有一份名单，列出他见过的所有中情局卧底官员的姓名——大约一千二百人。基里亚库说，他们当时想处决他；甚至几十年后，当基里亚库还在局里时，那些老家伙仍在讨论怎么抓到阿吉。阿吉逃往古巴，余生大部分时间都在那里度过。他说，在斯诺登之前，阿吉是头号人物。

随后对话滑入一个关于安德鲁·泰特和「时尚罪」的玩笑。这一点值得记录，只因为它体现了整场访谈的语气特征：材料是沉重的，语域却不是。

关于总统对中情局的控制，基里亚库的立场比通常那种含糊其辞更强硬。总统拥有多少监督权本不该成为争议，因为总统应当拥有最终发言权。但他没有，因为存在所谓的深层政府——而他立刻给出了一个不带贬义的版本：叫它联邦官僚体系也好，叫它国家机器也好，名字不重要，存在才重要。

他描述的机制是任期不对称。总统按四年或八年的周期来去；职业官僚那一层则待二十五年、三十年、三十五年。他身边曾坐着一个人，如今已是最高层的四五名官员之一，在那里干了三十七年。后果是程序性的：一项他们不想执行的命令，会被以「是的，总统先生」确认，然后被忽略。

克里斯给出了酒店经营的类比——常驻的员工，流动的客人——基里亚库接受，并补上第二个结构性问题：缺乏真正的国会监督。1975年参议院的丘奇委员会和众议院的派克委员会被改造成了监督委员会，即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和众议院常设情报特别委员会。

他给出的算术就是论点本身：四五十名职员如何监督一个两三万、三四万人的机构？他无法给出当前人数——那是机密，而且他的信息已经过时——但他确信远比他任职时更多。结论很干脆：你监督不了，所以你只能依赖自我申报。

基里亚库举的例子是一次在最后关头出了差错、并造成一人死亡的具体行动。按规矩，这类事件必须上报国会监督委员会。他和站长开车回办公室，站长问他是不是在写那份电报，然后告诉他不要发给国会。

理由才是关键，因为它是官僚式的而非阴森的：国会要操心的事已经够多了，他们现在正在弄预算，我们不想在这个节骨眼上告诉他们我们刚损失了一个线人，把事情搅乱。基里亚库说「你是老板」，就没有上报。他明确表示，这并不罕见。

克里斯问，这是否让中情局成了一个影子政府，基里亚库说是的，很大程度上就是这样。被问及究竟是谁在幕后掌控时，他把位置定得很精确：紧贴在政治任命者下面的那一层——在中情局局长和副局长、国务卿和副国务卿、国防部长和副部长之下。那些哪儿都不会去的职业官僚。

克里斯拿他在英格兰北部办活动的经历作类比，而这个类比确实在承担分析工作。夜店经理希望活动公司的老板站在门口、站在他们旁边——看着队伍在动、看着门卫没有打人、看着收银账目对得上——而不是坐在车里，或者在凌晨一点冒着寒气去喝咖啡。

要点在于，在场不等于职能。老板们并没有在做任何操作性的事；经理认识每一个进场的人，而克里斯当时二十出头，夜店里大多数人十九岁。但他在那些职业伦理较差的活动公司身上观察到的规律很稳定：一旦老板不再站在门口，活动公司的经理和场地方的经理就开始建立起更紧密的关系。

由此得出的一般结论是：决定谁真正不可替代的是与信息的距离，而不是职级。站在最前线的执行者，才是既有足够地位被尊重、又有足够存在感而无法被绕过的人。克里斯把它延伸到黑手党——老板们被副手和中层干掉——再回到夜店：三到六个月之内，经理就会开始盘算，他认识场地方的经营者，而公司从来不在这里，那为什么不把老板踢出去。

克里斯随后补上类比缺失的那一环：在情报这个案例里，老板是定期更换的，所以忠诚甚至无法附着在一个人身上。忠诚指向的是一位几年后就会离开的任命者。而职业官僚层在现状中有既得利益，因为他们不想丢掉工作——但基里亚库补充说，更重要的是因为让列车准点运行的是他们。外交政策、国防政策和情报政策都是他们的，他们不希望上来一位到处扔炸弹的新总统。

基里亚库在这一段最锐利的观察，是关于中情局希望总统具备什么：缺乏经验。一位没有外交政策背景的新总统，从大选次日起就有权获得《总统每日简报》，而送简报的是情报副局长、简报团队主任，或者两人同来。

排场才是重点。第一份报告摆在比特级高出六个层级的位置上，其他所有人被请到门外，传递的信息是：等着看我们在世界各地做的那些厉害事吧。基里亚库用来描述结果的那个词是「招募」——他们把他变成了自己人，此后他一周六天都等不及要听简报。而有外交政策经验的人，或许还对分析或行动上的失败存有某种倦怠，就不那么容易被内部信息的魅力俘获。

基里亚库把这架梯子走了一遍。非密就是《纽约时报》。敏感但非密是内部备忘录——食堂的唐恩都乐因为装修关门——它敏感是因为它放在哪里，而不是因为它写了什么。机密是国务院的大部分往来文件：一旦曝光就有损害，只因为它会让联邦政府难堪。秘密意味着对国家安全的严重损害；绝密意味着极其严重的损害。这些都是间谍法体系里的措辞。

绝密之上是分隔舱，有几十个；这里的笑点是，中情局新员工拿到的不是绝密许可，而是类似 TS-SCI-SI-TK-GAMMA 这样的东西：绝密，加上「特殊情报」即接触国安局报告，加上 TALENT 和 KEYHOLE 两个分隔舱，GAMMA 则在它们之上。

他为这种荒诞提供的轶事是第一次涉密简报：简报官开场宣布，单独出现的 ZARF 这个词是非密的。基里亚库当场笑出声。ZARF 是一个已废止的国安局分隔舱：你可以说这个词，但不能说它指什么。这段对话小小地演示了保密如何从保护变成仪式。

关于操作层面的上限，他说日常接触到的最高一级是 GAMMA——分析员可以据此向中央司令部作简报的那一层，也是足以涵盖比如某位外国领导人手机被截获这类内容的那一层。GAMMA 之上还有很多，有些分隔舱随行动在几个月内起落，另一些如 ZARF 则从1950年代一直延续下来。代号由计算机随机生成，所以外部人无法从名字推断出任何东西。

关于分隔舱的讨论止于 DARPA，基里亚库用它标出整架梯子的尽头。DARPA 的工作处于科幻电影所呈现的那个层级，他以此作为几十年来 UFO 报告的真正解释：试验性飞行器，美国的，或者中国的同类。他自己的上限是以内部人的数据形式给出的——他从未遇到过一个能接触它的中情局官员。

被问及总统是否知情，他给出两段式回答：如果总统开口问，他会被读入那个分隔舱并被告知；但就日常而言，大概不知情。随后他确认了真正重要的不对称——总统是政府里唯一能全面获得接触权的人，也是唯一能一挥笔就把任何东西解密的人，包括 GAMMA 及其以上的一切。

克里斯问，保密制度是否被滥用来掩盖令人难堪的材料，基里亚库给出了毫无保留的肯定回答。他引用一位在小布什任内负责保密事务、后来成为反保密活动人士的官员的立场：整整四分之三的涉密文件根本不该被定密——而分类的理由分别是政治上的不便、个人暴露和难堪。

他接下来划出的区分才在分析上有用。白宫和五角大楼不停泄密，但这些泄密几乎总是获得授权的：出于政治目的的泄露，为了让某位外国领导人难堪的泄露，为了试探公众在某个议题上的位置的泄露。严格说来，这些全都违反间谍法，而且每天都在发生。

克里斯把这一点锚定在一个具体的汇合处：一位联邦法官批准了派拉蒙与华纳兄弟的合并，拉里·埃里森的甲骨文拿下 TikTok 的美国数据和算法，而埃里森的儿子大卫掌管派拉蒙，包括 CBS 新闻。他补上一个细节：甲骨文这个名字源自其创始人参与过的一个中情局项目。这暗示的不是阴谋，而是已被证明的可渗透性。

被问及私营数据和媒体公司是否可能变得和情报机构一样强大，基里亚库说它们已经是了，然后给出了造成这一点的机制。9·11 之后不久，中情局争取到一项国会豁免，允许它投资科技初创企业——这对一个政府而言是史无前例的，因为政府通常不能充当天使投资人。

回报才是目的。中情局是 Palantir 的第一个投资人，而 Palantir 如今是一家全球性的安全软件公司，有可信的报道称它已渗入世界各国的政府。基里亚库的证据是瑞典：一场关于是否用 Palantir 建设政府安全数据库的全国辩论，最终以 Palantir 拿到合同收场。

对于 Palantir 是否可信、不会把一切交给国安局和中情局，他的回答是干脆的「不」，而这个判断靠的不是论证，而是十五年的任职经验：一切都会流向国安局和中情局。这个断言针对的是架构，而不是意图。

基里亚库对对外情报搜集的辩护刻意做得很窄。他希望国安局监听默克尔的手机，因为他想知道德国的贸易立场以及德国人怎么议论美国。他反对的是国内搜集——并指出两个机构在章程上都被禁止对美国公民进行搜集，而两个机构每天都在这么做。

克里斯提到 Flock，以及利用私营公司绕过那些旨在约束政府的保护措施这一普遍模式。基里亚库同意，并把转折点定在9·11。在此之前，联邦调查局立案需要一位联邦法官和一套说明理由；在此之后，一纸发给服务提供商的国家安全信函就能强制对方交出一切，而《爱国者法案》禁止提供商披露这封信的存在。

他由此得出的结构性后果是：辩护在原则上变得不可能——你无法质疑一次你不被允许知道的搜查，程序里也没有法官能说这条线已经被越过。克里斯的说法是，安全阀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