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里·西迪克（Ali Siddiq）

对话开头称勒布朗·詹姆斯（据说 41 岁）不会再回湖人队，由此引出一个问题：顶级运动员到多大年纪还能保持竞技水平。汤姆·布雷迪被举为 44 岁的例子，说话人加了“我觉得”作限定；卡里姆·阿卜杜勒-贾巴尔退役时被认为大约 42 岁，同样不太确定。伯纳德·霍普金斯被列为最突出的例子，据称他在 42 岁时击败了凯利·帕夫利克（转录稿写作“Kelly Pavlach”）。

为霍普金斯所作的论证着眼于持之以恒，而不是晚年复出：他被形容为从不长期休息的人，跑步和饮食每天都“始终到位”。随后参与者指出，过去的高龄运动员是在“所有这些科学出现之前”比赛的，并转而谈起以前药检的方式。按他们的说法，运动员只要 10 月 1 日检测干净就安全了，因为当年剩下的时间不会再检测，一位说话人称这很荒唐。他们将此与 NFL 对比：据他们所说，在 NFL，某位球员如果打出一场惊人的比赛，第二天就会被检测。他们不确定 NBA 是否也这样做，一位说话人直言：“说实话，我不知道。”

关于 NBA 的大麻问题，一位参与者原以为这件事已在劳资合同谈判中解决，并猜测联盟“可能干脆不再检测这个了”。一位说话人没有点名，说自己打球的朋友告诉他，不嗨着就打不了球，并把这比作喜欢在打台球前“嗨一下”的台球选手。讨论把大麻与冰毒等更硬的毒品区分开来。

话题转向一桩据称在过去 24 小时内曝光的博彩丑闻，其中一名球员被指控至少打了四场假球。一种反应是，假球之所以危险，是因为有人在上面下了注，而如果被人发现，“那就要动枪了”。另一位参与者随后描述了他们看到的两个案例，这两个案例都是为了打出“大分”（over），而不是为了输球。其一，某项球员道具盘需要 4.5 个篮板，那名球员拼命去抢第五个。其二，在球队落后 10 分（严格说是 7 分）、比赛只剩约三秒时，一名球员冲刺得分，以打穿 8.5 分的让分盘。

这引发了一场真正的分歧。一方认为，故意得分的球员只是在竞争，在一场已经输掉的比赛最后仍想把球投进，说明你永不放弃。另一方认为，任何看够了篮球的人都知道，这种最后时刻的拼抢并不常见，通常球员只会把球往前场一扔了事。他们补充说，在这种情况下场上没有首发球员。前一方坚持一条清晰的界线：故意投丢是一回事，但“如果他是故意得分，那他妈的就别管他。”

一个可类比的案例来自几晚前的一场世界杯小组赛。按所描述的赛制，每支球队踢三场，淘汰十支球队，并且第一次允许小组第三名晋级。在一场有阿尔及利亚参加的比赛中（说话人记不起另一支球队），平局会让两队都晋级。比赛还剩四分钟、比分持平时，两队在场上来回倒脚。随后一方进球，场上爆发冲突，而在还剩两分钟时，另一队似乎不再防守。说话人强调这并不确定：“我不知道这是一场大规模的串通，还是他们只是某种程度上达成了默契。”其他人推测，麦克风和唇语解读者可能会揭穿任何约定，这可能导致两队和教练都被禁赛，但没有人声称知道此事将如何处理。

世界杯的案例引出了对体育博彩更广泛的反对。一位参与者说，世界杯那件事是为了晋级，但博彩又多了一层怀疑：球员的选择可能受让分盘左右，或者球员被收买而故意不得分或犯规。由于“你什么都能押”，腐败的机会成倍增加。说话人称，除司法系统之外，这是过去 100 年人类生活中最腐败的部分。

最腐败的方面一直是体育博彩。

其他人把这一点扩展到政治，更广泛地说，扩展到任何涉及金钱、而影响力能够改变决定的情境。一位参与者将其与对等级的追求联系起来，并以奖项投票为例：谁能请所有评委吃饭并讨好他们，谁就很难被击败；而参与投票的员工也不太可能投票反对自己公司的项目。这一点被概括为：“我们有 60 个评委。我们至少拿到了 60 票。”随后是埃森哲（Accenture）的赞助广告；广告之后，讨论重新拾起“等级”一词，称政治是让人栽跟头的那种结构的“终极例子”。

政治被描述为比体育危害更大，因为一个不够格的人可能最终做出影响大量人口的决定，还能任命法官。参与者认为，两边的法官都被“意识形态俘获”，因此他们在堕胎权、移民以及（左派一方的）跨性别女性参加体育比赛等议题上的投票是可以预测的。

一位说话人援引他们所说的最高法院近期一项裁定：三位大法官认为跨性别女性应能参加女子体育项目，六位不同意。这是说话人自己的说法，对话中没有给出案件名称或其他细节。反对纳入的论点基于力量上的生理差异，并用一个假设来说明：女儿在拳击比赛中对上一位本应同性别的对手，结果脸被打骨折。《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条（Title IX）被描述为旨在给予女性平等的竞技机会。说话人把自己的立场概括为在社会层面总体上“自己活也让别人活”，同时坚持女厕所和女子队伍要分开。他们举了一个例子：某人（据描述为 15 岁）在女子奥运水平的田径赛中跑步。

政治话题以一位参与者解释他们的喜剧为何回避时事和政治作结。他们说，对他们来说，团结观众比分裂观众更重要。

因为我没时间把全场观众分成两拨。我忙着做各种事情把全场观众团结在一起，

一位参与者称赞另一位“完全靠自然增长”在网上积累了大量粉丝，没有制作公司推动，只是踏实做事并把作品发出来。受到称赞的喜剧演员表示感谢，接着谈到一个相关观点。他们说，自己曾因主张夸大成就的风气导致喜剧演员抑郁而受到批评。在他们看来，喜剧本应是一门快乐的手艺，但必须混社交媒体的压力，让很多喜剧演员为自己的数据而难过。

为解释“夸大”，这位喜剧演员用了一个篮球的比喻。在 G 联赛打过球的人，严格来说可以说自己“在联盟打球”，但听的人会以为是 NBA。同样，为华盛顿将军队效力、与环球旅行者队对阵也不是 NBA。他们特意说明这“不是在贬低 G 联赛”。他们的观点是，把较小的成就说成更大的成就是误导人的。

另一位参与者同意数据问题是真实存在的，因为粉丝数提供了衡量你表现的“一个可量化的指标”。他们形容喜剧演员往往焦虑、社交笨拙、觉得不被接纳。对这样的人来说，干了七年喜剧只有 2,400 个粉丝，再看到一个陌生人有 120 万粉丝，是很伤人的。

为证明自己获得机会并不是靠数据，这位喜剧演员给出了具体情况。他们先做了一档半小时的 Comedy Central 特辑，随后在 2018 年做了一档完整一小时的 Comedy Central 特辑，而当时他们在 Instagram 上大约只有 500 个粉丝，在一个不属于自己、还得争取才拿到的 YouTube 页面上只有 300 个订阅者，Facebook 上的更少。他们说自己是被选中去做这些工作的，在网上积累观众的努力是之后才开始的。另一位参与者把这段时间定位在 2017 年和 2018 年前后，当时业界才刚开始青睐社交媒体粉丝多的喜剧演员。戴恩·库克被举为更早的例子：在业界接纳他之前，他在 MySpace 上的人气就已经让他成了能开体育馆专场的演员。

这位喜剧演员说，自己如今“这里一百万粉丝，那里一百万粉丝”，还有好几部特辑，但仍未被邀请参加 BET 颁奖典礼，而且经常被忽略。与此同时，另一些作品更少、没有特辑的人似乎到处都被邀请。他们说自己并不为此烦恼，也不拿自己和别人比较。另一位参与者温和地反驳：成功之后持这种态度更容易，而这位喜剧演员的特辑有数百万次观看。没有这种成功却采取同样的做法，就会成问题。他们更宽泛的观点是，喜剧“在很多方面，但并不总是”一个凭本事说话的行业。

如果你够好，人们就会来。就这么简单。

在 DraftKings 的赞助广告之后，这位喜剧演员回到夸大的话题。他们说自己无意与别人比较，也不想显得比实际更大牌。在犹他州一个 300 座的场子卖出 50 张票，就比你以前多了 50 个人，这是实实在在的积累，但不应把它说成更多。他们说，即便前一晚刚演完体育馆专场，到了犹他州也还是喜剧俱乐部。他们将此比作电影《颠倒乾坤》（Trading Places）中当铺卖表的那场戏：一番天花乱坠的推销，换来的只是当地一个干巴巴的报价。

最清楚的例子与剧院有关。一座可容纳 4,600 人的剧院可以缩减到 2,000 座。这位喜剧演员说，如果只开售 2,000 张票并全部卖光，就应该如实描述；真正卖满整个场馆，应当比这个较小的成就更受重视。

我没有卖满那座剧院。我卖光的是我开售的票。

为说明几乎任何事都可以被包装成让人难受的说法，这位喜剧演员以凯文·加内特被交易到波士顿为例，他们描述为七名球员（全是百万富翁）外加一个乐透签被送到明尼苏达，只换来一名球员。一个想让自己难受的球员，可以只盯着自己被拿去换了别人，而不去看自己拥有的金钱和职业生涯。这段转录有多处错乱，例如把波士顿写成“Austin”、把加内特写成“Gornet”，因此细节最好理解为说话人随口的复述。

接下来是一段个人经历。在圣安东尼奥一座门票售罄、排队绕了街区一圈的剧院里，一位女士告诉这位喜剧演员，他们真该看看马特·赖夫来的时候是什么场面。被问起时，她确认就是同一座剧院。这位喜剧演员指出，自己在这里两天都卖光了票，并说这句话并没有让他们不快，尽管很多人会因此不快。两位参与者都同意，别人的成功应当激励人，而不是让人心生怨恨。

而且，激励就是力量。

按这种说法，看到别人演出一场精彩的段子，是让你想去努力的燃料。同样的经历也可能“在你是个蠢货的情况下让你一蹶不振”，这里指的是那种变得愤懑、把负面情绪发泄到比自己做得好的人身上的人。一位参与者补充说，在这一行，不管你做什么，总会有人比你做得好。

这位喜剧演员讲到早期在俱乐部的演出，那时场子是“赠票填满的”（papered），也就是用免费票把座位填满。他们估计 300 人中约有 240 人是因为一封群发邮件提供免费入场才来的，他们也不把这些演出称为售罄。他们关注的是，这些人选择了来，而且很可能是喜剧爱好者。一场出色的演出让他们再次光顾，而下一次来时，俱乐部就是卖票而不是送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