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arl Deisseroth: 理解与疗愈心灵 | 卡尔·戴瑟罗斯博士

安德鲁·休伯曼介绍了卡尔·戴瑟罗斯博士，他是斯坦福大学的精神科医生和研究科学家，也是《休伯曼实验室》播客的第一位嘉宾。据休伯曼介绍，戴瑟罗斯的临床诊疗涵盖强迫症、自闭症、注意缺陷障碍、精神分裂症、躁狂、焦虑障碍和进食障碍。他的实验室开发各种工具，用于理解神经系统在健康状态下以及在心智障碍中如何运作。

休伯曼的介绍以他所说的“channelopsins”（通道视蛋白）为核心：这是一类来自藻类的蛋白质，可以被导入动物和人类的神经系统，从而让光精确控制神经元的活动。他将其与药物治疗作对比：药物能缓解部分症状，但往往伴有副作用，而且在许多人身上根本不起作用。他称这项技术具有变革性，并说它最近被用于让一位完全失明的成年人第一次看到光。这些是休伯曼在介绍中的说法，本段节选并未详细展开。

他还预告了这次对话更宽广的范围。对话涉及戴瑟罗斯的著作《Projections, a Story of Human Emotions》（《投射：人类情感的故事》），这本书借助与患者交往的故事来解释大脑在健康和疾病中如何运作。对话还谈到迷幻药物治疗、意识，以及戴瑟罗斯如何在经营临床诊疗、管理一个 40 多人的实验室、同时养育五个孩子的情况下组织自己的思考。休伯曼指出，这档播客与他在斯坦福的教学和科研职务是分开的。

被问到神经病学与精神病学有何不同时，戴瑟罗斯先从个人情况说起：他是精神科医生，妻子是神经科医生。他注意到，许多神经科学家和临床医生认为这两个领域最终应当重新合并，因为它们本来就同出一源。他所划出的区别在于测量。精神病学处理的是那些在身体上看不出明显异常的障碍。没有任何血液检查或脑部扫描能够在个体患者身上诊断出精神分裂症或抑郁症。

精神病学要神秘得多，我们唯一的工具就是语言。

相比之下，神经科医生能在脑部扫描上看到中风，在脑电图上看到癫痫发作活动，并根据这些可测量的指标进行治疗。精神病学确实有针对抑郁症和自闭症的评定量表，但戴瑟罗斯强调，这些“仍然是语言”。他觉得很奇怪：宇宙中最复杂的对象，竟然只能通过语言去接近。

休伯曼问，健谈的患者是否更容易诊断。戴瑟罗斯同意，原则上较沉默的患者更难评估，但他补充说，言语减少本身就可能是一种症状：见于抑郁症、精神分裂症的阴性症状以及自闭症。有些患者抑郁到无法说话。这使得人们很难把抑郁与一个人沉默的其他原因区分开来，他将此描述为“精神病学的艺术与科学”的一部分。

谈到共病，他的主要例子是帕金森病。它会损害运动、行走和吞咽，而严重抑郁在这种病中极为常见。他认为，这种抑郁不只是对一种危及生命的疾病的反应，因为其他一些严重的神经系统疾病，例如渐冻症（ALS），并没有表现出强烈的抑郁共病。在帕金森病中，中脑的多巴胺神经元会死亡，他认为这种丧失“很可能”同时是运动障碍和抑郁的基础。在他的门诊里，他曾负责治疗抑郁，而一位神经科医生负责治疗运动症状，双方作为团队合作。

戴瑟罗斯预计，精神疾病最终会有定量检测。他提到目前利用外部脑电图观察脑节律以及不同频率之间比值的研究。他对这项研究的进展程度很谨慎：它“还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平”，目前还无法为个体患者提供所需的把握。他的理由是，精神疾病是生理性的，源于未能以典型方式运作的回路、连接和投射，因此原则上应该存在可测量的指标。

他认为总体而言这类检测是好事，因为通过访谈精确地引出症状需要时间和技巧。他承认这些检测可能被滥用或误用，但说整个医学都是如此。

他把病耻感列为最大的挑战，同时指出这方面正在取得进展。患者常常觉得自己应该独自应对，因而不来就诊，这可能延误治疗，让症状恶化。他举的例子是：一个严重的焦虑问题如果一年或更长时间得不到治疗，可能会在焦虑之上再转化出抑郁。他承认人们有时能够自己克服问题，但说“通常，获得一些帮助是件好事”。

休伯曼回忆起戴瑟罗斯多年前在一次讲座上说过的一句话：“我们不知道别人的感受。大多数时候，我们甚至并不真正知道自己的感受。”他问，面对没有客观方法比较体验的情绪词汇，精神科医生如何开展工作。戴瑟罗斯描述了临床术语与人们在日常言语中使用同样词语之间的张力。当患者说“我抑郁了”时，首要任务是弄清他们指的是什么。

他的方法是用具体问题替代术语。患者对未来有多少期待？他们有多少希望？他们在多大程度上提前做计划？像“我不知道自己怎么撑到明天”这样的回答，用他的话说，令人悲伤却很精确：它指向抑郁症中的绝望症状。

他坦承其中的局限。无论是在实验室研究鱼、小鼠或大鼠，与朋友交谈，还是接诊患者，他得到的反馈都是言语、行为和动作，却无法直接触及对方的内心。他认为精神科医生可能比一般人更善于内省，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他们为何选择这一专科，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有答案”。

我从来都无法真正知道另一个人的心里在发生什么。

休伯曼提出，关于身体行为的报告，例如睡眠不好或不吃东西，可能比内心叙述更容易核实，原则上设备可以对其加以验证。戴瑟罗斯表示同意。他指出，睡眠和进食本来就是诊断标准，即抑郁症的“植物性征象”。

他提出的复杂之处在于，这些征象在不同人身上的方向不同。有些抑郁的人睡得更多，有些睡得更少。有些人身体上躁动不安，有些人则活动减少。所以单一时间点的快照是不够的，需要有基线才能看出变化。从健康人群收集基线数据会引发他所说的尚未解决的伦理问题。手机和加速度计可以收集大量此类数据，但出于隐私考虑，必须极其谨慎地处理。

休伯曼提到他从华盛顿大学的萨姆·戈尔登那里听说的一些研究：一些设备或许能让人们通过语调变化或从椅子上起身的速度等信号，察觉自己正在走向抑郁发作，然后由他们自己决定是否告诉临床医生。戴瑟罗斯喜欢这个思路，因为它赋予患者自主权。他指出，家人往往比患者本人更早注意到变化。

他举了一个患者能注意到、却未必会与抑郁联系起来的征象：早醒。随着人们滑向抑郁，他们醒得越来越早，也许先是凌晨 5:00，然后是 4:00，而且无法再入睡。他说，与其他信息结合起来，这可以成为一个有用的预警，帮助人们寻求治疗。

被问到是否有可靠有效的精神科治疗时，戴瑟罗斯回答是肯定的。他认为，尽管这个领域存在深刻的未解之谜，但许多精神科治疗在实际产生疗效方面，可能比其他一些专科做得更好。他说，药物和谈话治疗都已被证明在许多情况下极其有效。

他的第一个例子是针对惊恐障碍的认知行为疗法。它帮助人们识别那些导向惊恐发作的早期认知，并训练他们打断这一连串过程。他说，对于有动力、有洞察力的患者，一个相当标准化的 6 到 12 次疗程，甚至更少，就能产生强大的效果。他强调这“仅仅通过语言”就做到了。

他还提到抗精神病药物，他说这类药物能够消除精神分裂症的阳性症状，例如幻听和偏执。

抗精神病药物，它们有副作用，但它们真的很管用

在休伯曼的追问下，他解释了这些术语。阳性症状是“多出来”的东西，比如幻觉或偏执。阴性症状是“减少”的东西：退缩，以及“思维阻滞”，即一个人无法沿着一连串思绪继续推进。两者都可能是精神分裂症的一部分。他说，目前阳性症状的治疗效果比阴性症状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