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cko Willink: 如何培养韧性、塑造身份认同并领导他人 | 乔科·威林克

安德鲁·休伯曼介绍了乔科·威林克：他是一名退役海豹突击队员，其领导方法源自20年的海军生涯，其中包括在伊拉克拉马迪担任海豹突击队第3队Bruiser 特遣分队指挥官的经历。退役后，威林克将这些经验发展为关于如何领导自己和他人的著作与课程。休伯曼特别提到2015年首次出版的《极端主人翁精神：美国海豹突击队如何领导并取胜》和《小勇士之路》，表示这些书帮助他理解行动、人际关系和个人成长。

这场对话源于休伯曼此前做客威林克的播客时注意到的一些共通之处：海豹突击队内部形成的某些做法，与休伯曼研究或讨论过的一些以科学为依据的工具相似。这种共通性构成了本次访谈的出发点，但开场的这段内容并未确立相关科学机制，也未检验其有效性。休伯曼预告，接下来会讨论精力、动力、人际关系与身份认同，同时强调这档播客独立于他在斯坦福大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开场的一段交流呈现了公众声誉与个人体验之间的张力。面对一位经验丰富的播客主持人，休伯曼觉得采访他有些令人紧张；威林克则说，自己开始做播客之前从未排练过，并表示其表现可能更多归功于运气，而非技巧。随后，休伯曼将威林克的公众形象描述为自律的化身，同时提出想探索他生活中不那么显眼的方面，包括家庭、商业，以及一些看似有悖直觉的做法。

休伯曼以一个问题开启实质性的讨论：威林克是否记得童年时有过某种经历，让他觉得世界令人兴奋，或者充满可能性。威林克并不认同存在某个单一决定性时刻这一前提。无论谈到自律、领导力、抽离，还是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人，他都将自己的理解描述为逐渐形成的过程：一条小线索引出另一段经历，而那段经历又提供另一条线索。

他举出的例子来自日常生活，而非军旅生涯。大概10岁时，他和母亲一起去买上学穿的裤子。他试穿衣服时，一边和一位女店员聊天，一边转来转去，逗得她发笑；他估计那位店员当时大约16岁。事后，母亲问他刚才想做什么。他记得自己喜欢那个女孩，觉得她很漂亮，但更深一层的领悟是：外面还有一个更广阔的世界，他可以参与其中，也可以促成一些事情。

休伯曼将这个故事解读为一次早期的因果体验：一个人采取行动，改变家庭之外的某些事物，并获得反馈。他将此与一位未具名的匈牙利心理学家提出的区分联系起来：一类是“生成者”，倾向于创造事物或对事物施加影响；另一类是“投射者”，倾向于反思自己观察到的东西。按照他的说法，这两类人并没有哪一类天生更好，彼此可以合作。这段内容并未提供支持这一分类的研究或评估，因此在这里，它是休伯曼用于理解问题的框架，而不是已经得到证实的人格划分。

反馈这一主题也引出了另一个问题：人们如何塑造彼此的身份认同。休伯曼说，别人如何对待一个人、给予什么反馈，以及这个人如何回应反馈，都可能产生很大影响。他还提到一项涉及有口吃和没有口吃的儿童的实验。不过，他将这个话题留待后续讨论；本段没有提供实验细节或结果，因此无法据此得出结论。

对威林克而言，服役让行动与后果之间的联系变得格外清楚。他将入伍描述为获得了一张白纸：过去是否担任运动队队长、在校成绩和考试分数如何，都不再决定自己能否得到认可。按照他的说法，把眼前的任务做好，就成了赢得信任、对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获得更多掌控权的途径。

能对自己的命运拥有更多掌控权，就是最高的回报。

他给出的具体例子是新兵训练营的检查。通过检查，就不必重新整理储物柜或再铺一次床，从而多出15分钟。这就是他在自律与自由之间建立的实际联系：把事情做对，可以减少被要求返工的次数，把时间还给做事的人。他还提出了更广泛的主张，认为自主权是最终的回报，人们追求金钱也是为了获得自主权；这是他个人对于人类动机的看法。

威林克将这一经验从接下来的一小时，延伸到未来两年、三年或五年。他说，认识到当下行动会对未来产生什么后果，需要时间；当他开始专注于那些自己认为有益于未来的行动时，生活就改善了。休伯曼则回忆，自己14岁时考虑的时间范围要短得多：买一杯思乐冰、玩滑板、打电子游戏、见女孩子。他把后来发生的转变描述为：学会识别在健康和智力活动中，哪些是在投入，哪些是在支取。这里的证据来自他们各自的亲身经历，而不是能够证明某种做法对每个人都会产生相同结果的比较研究。

接着，休伯曼问，军队吸引的是想为自己建立秩序的人、想对他人行使权威的人，还是两者都有。威林克借助《军事无能的心理学》这本书作答，他说自己大约用了四期播客讨论这本书。起初，他以为这会是一本从学术角度攻击军队的书，但他表示，经过查阅才发现，作者曾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并且负过伤。在这段交流中，威林克想不起作者的名字。

按照威林克对这本书主旨的介绍，军队中显而易见的秩序可能吸引具有威权心态的人。制服、敬礼和军衔，可能让人觉得这是一种只要拥有权威，就能获得尊重和不容置疑的服从的工作环境。这类人在他所说的“驻营状态”中可能表现出色：也就是行军、检查和院校学习等非战斗场景，在这些场景下，日程、装备配发和计划中的活动相对可预测。

战斗会改变这些条件。补给可能无法准时到达，计划可能失败，敌人也会影响事情的走向。威林克认为，这种环境更有利于那些愿意听取新信息、调整计划并保持创造力的人。按照他的解释，威权式做法的弱点恰恰在于：当局势要求作出调整时，它却排斥外界意见。

他还描述了相反的问题：一个在战斗中表现出色的人，可能难以满足驻营生活的要求，例如检查时迟到、不及时理发，或者只顾把武器准备到能投入使用的状态，而没有把它整理到适合受检展示的状态。威林克明确指出，这些只是刻板印象，实际情况存在程度上的差异。他理想中的领导者，既能满足组织要求，也能在问题变化时变得灵活且富有创造性。因此，秩序与适应力是需要结合的能力，而不是一个人必须二选一的固定阵营。

当被问及各军种是否具有可辨识的性格特征时，威林克回答说，关于军种的刻板印象，既包含对文化的观察，也包含内部玩笑。他根据自己与海军陆战队广泛合作的经历，指出海军陆战队拥有深厚的传统，也善于让新兵融入共同文化。不过，他反复为这种概括加上限定：海军陆战队员并非千人一面，陆军、空军或海军成员也同样如此。每个军种都有例外。

威林克介绍了本·米利根的《循水而行，潜于墙下》，称赞它是讲述海豹突击队历史的最佳著作，同时也拿书名开了个玩笑。他还回忆起一位海豹突击队军官在指挥权交接仪式上的讲话：那位军官将陆军能够撤退，与舰上水兵的脆弱处境作了对比。威林克自己也说，这个比喻有些夸张。它的作用是表达一种坚持不退的文化理想，而不是确立关于不同军种如何作战的字面规则。

他更充分展开的历史联系，涉及分散式指挥。设想150年前的海军部署，他指出，一艘船离港后，可能无法继续与上级保持通信。船上的人必须理解任务目标，并独立行动。他在海豹突击队中也看到了同样的要求：各个层级的领导者，即使没有收到具体指令，也应当自己想办法推进任务。这让“军事效能就是下达命令与服从命令”的简单印象变得更复杂。

威林克关于战术条令的讲述，让结构与自由之间的取舍变得具体。他说，自己刚加入海豹突击队时，战术知识靠口耳相传，而不是通过正式的海豹突击队条令传授。他将其与陆军和海军陆战队的手册作对比：这些手册会为排级伏击等任务提供书面的操作起点。他不太确定地将那份陆军参考资料说成《FM 7-8：步兵排与班》，并称赞这本手册很实用。

口头传承可能经过一任又一任排级资深士官，最终追溯到某位参加过越战的人，同时又允许每一代人修改方法。地形不同，或者配备了更新的夜视设备，都可能成为调整方案的理由。在他的描述中，没有固定条令，便为根据当前条件调整传承下来的做法留下了空间。

但当经验不足时，同样的安排也可能失灵。威林克设想，一位从未实施过伏击的新排长，与一位知识已经过时的资深士官搭档。没有书面参考资料，两人都找不到可靠的起点。因此，他的论点并不是反对手册，也不是赞美任何情况下的即兴发挥。同一种特征，在一组条件下可能是优势，在另一组条件下却可能变成弱点。

休伯曼将讨论拉回平民生活，询问结构以及结构的缺失，如何帮助人们经营关系、健身、经商、求学和从事创造性工作。当他把这种对比称为自律与缺乏自律时，威林克建议，用“自由”这个词更有帮助。休伯曼又补充了“玩乐”，提到一些展示威林克与朋友一起弹吉他的帖子，其中包括向一位或是战死、或是因其他原因去世的人致敬的内容。这些例子将讨论扩展到了他那种始终训练、始终掌控一切的公众形象之外。

休伯曼询问威林克的晨间训练究竟包括什么。他提到大约4:30起床和每天训练，接着询问训练时长、重量训练、心血管训练以及每周如何安排，并明确指出，每个人的需求和训练背景不同。两人同意先谈一天中最有结构的部分后，威林克紧接着回答：训练会随当天安排变化，短则八分钟，长则两到三小时。例如，赶早班飞机前可能全力划船2,000米；冲浪计划因海况取消时，则可能在健身房练上几个小时。他说自己会做重量训练、有氧、跑步、冲刺和壶铃等各种活动，而不是给出一套固定的每日训练处方。

乔科·威林克表示，自己始终坚持晨间锻炼，但在时长和形式上有很大弹性。如果要赶早班飞机，他可能只练八分钟，在划船机上拼尽全力划2,000米。如果浪况不好，原定的冲浪计划取消了，他可能就会利用空出来的两三个小时，在健身房举重、尝试不同练法。他跑步、冲刺、举大重量、做壶铃摆动，也进行心血管训练，因为他喜欢身体活动。他设想的退休生活——在健身房待六小时，再练四小时柔术——正体现了这种热情。

这种热情并不意味着他声称自己在每个项目上都能力超群。威林克回忆，健身房里一位普通会员的硬拉重量就比他大；海豹突击队第2队中一位比他年长的同事，身高大概5英尺7英寸，外观看上去有些胖，却既比他跑得快，卧推重量也比他大。休伯曼提出，遗传差异可能是影响韧性和运动表现的因素之一，并特别指出，最大握力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遗传因素影响。他也强调，人们仍然可以在相当大的范围内发展自己的能力。

掰手腕又为仅凭表面力量进行的比较增加了一层复杂性。当休伯曼认定威林克能赢过自己时，威林克强调姿势和技术的重要性，并承认自己也不会掰手腕。他认为，一位技术娴熟的女性掰手腕选手，可能把他们两人都击败。随后，休伯曼提出，遗传倾向不应被当作无法跨越的障碍：就研究人员目前所知，神经可塑性和肌肉适应能力允许相当大幅度的发展，而上限仍然未知。他举出起点不利的人付出10倍努力的例子，是为了说明动力，而不是在对话中提供量化证据。

威林克每天都会记录自己的训练，以便回顾之前各个阶段。他的训练重点会变化：可能一阵子追求做更多引体向上，一阵子专注于硬拉，最终又随着兴趣转移而换到别的项目。训练日志让这些变化清楚可见，也可能让他发现，自己的力量已经远低于先前水平。他将专项训练视为一种取舍，认为过度专注于硬拉可能损害长跑能力，而过分专注长跑，又可能影响自己能举起的重量。这些就是他轮换训练重点，而不无限期追求单一表现指标的原因。

休伯曼问，威林克锻炼是为了释放原本就有的精力，还是为了产生自己所缺乏的精力。威林克回答说，两种情况都有。他并不是每天醒来都兴致高昂，但也不是每天早晨都觉得难熬。更可靠的行为是：闹钟响了，就起床，不长时间犹豫。他的稳定性体现在启动日常流程，而不是等待某种特定的情绪状态。

我不会跟自己争论。我不讨价还价。

威林克起初说，锻炼后感觉更好是必然的，随后收窄了这个说法：锻炼确实会给他带来精力，而他也明白，自己并不代表所有人。他区分了普通训练与异常繁重的一天——后者可能包括举重、跑步、冲浪，以及下午的柔术，经历这样一天后，他确实会感到疲惫。休伯曼也说，自己训练后总是感觉更好，但承认，在训练特别艰苦、咖啡因摄入过量，加上吃得不够或一餐吃得太多的情况下，偶尔会在下午早些时候精力骤降。

休伯曼将威林克的晨间习惯与自己对昼夜节律生物学的解释联系起来。他描述，皮质醇每24小时会出现一次明显的高峰，并认为这个高峰一般应当出现在一天的早些时候。按照他的解释，接触阳光、身体活动、咖啡因，尤其是高强度运动，都会放大这一高峰。他谨慎地引入一些数字，表示这些是他印象中看到的数据：接触阳光会带来50%的增幅，运动则再增加50%至75%。这段节选没有提供这些百分比背后的研究，也没有交代测量条件。

休伯曼没有把皮质醇一概视为有害，而是将早晨的上升描述为有助于精力、免疫功能和专注力，同时启动一个计时过程，使人在大约14至16小时后产生困意。他明确指出，这种作息安排不同于军事夜间行动或其他轮班工作。他更广泛的论点是，即使一个人醒来时并不觉得精力充沛，早晨的活动也能帮助其做好迎接一天的准备。

威林克解释，自己养成这一习惯的原因很实际。在其他人醒来之前训练，可以保护这段时间，避免各种请求、电子邮件和打断。同样，他跑步时不戴太阳镜，是因为汗水会积在镜片上，遮挡视线；他可能会改戴帽子。虽然他乐于听取休伯曼的生理学解释，但他明确表示，寻求紫外线照射或提高皮质醇，并不是自己养成这一习惯的原因。这段交流区分了他最初采取这些行为的理由，与休伯曼后来提出的机制解释。

食物引出了燃料与主观精力感受之间的另一种关系。威林克说，吃东西会让他慢下来，两位谈话者都不喜欢胃里有食物时进行身体活动。下午的柔术训练，让威林克有一个明确的理由避免吃丰盛午餐：他不喜欢训练开始时，仍然感觉食物留在肚子里。他通常会把主要的一餐推迟到身体活动全部结束之后，往往是晚上6:00或7:00左右，同时也在想，这是否意味着自己吃得太晚。

休伯曼没有用一个适用于所有人的最晚用餐时间来回答这个问题。他承认，不同临床研究可能得出相互冲突的方向，并给出了自己对整体数据的理解：理想而规律的用餐安排，应当支持夜间睡眠，并让人在需要时能够活动和集中注意力。这一限定很重要，因为这场对话的其他内容主要围绕两个人各自偏好的生活习惯展开。

威林克的这一偏好并不只适用于锻炼。在通过自己的领导力公司Echelon Front为客户提供咨询，或录制播客之前，他也会避免进食，因为在他看来，胃里相对空一些时头脑更清醒。在军事行动期间，他同样偏好任务归来后再吃，有时已经是凌晨3:00或4:00。他描述的流程是：大约15分钟的任务复盘、清洁武器、吃一顿大餐，然后睡觉。他将这一模式描述为自己在经历中自然形成的习惯，而不是刻意设计的营养系统。

休伯曼区分了热量燃料与他所说的“神经能量”：按照他的解释，后者指的是与多巴胺、肾上腺素、去甲肾上腺素和皮质醇相关的警觉性和行动准备状态。他认为，消化和储存食物本身就需要神经能量，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自己吃完一顿大餐后，尽管已经摄入热量，却反而觉得不那么愿意行动。他偏好在补水和摄入咖啡因的情况下空腹训练，但也提到，尽管自己对咖啡因的耐受性很高，喝到第二杯时就已经感觉有点发抖。他明确表示，这段讨论并不是在为间歇性禁食或某种特定饮食背书，并承认糖原及其他燃料储备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