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ott Bessent: 斯科特·贝森特｜All-In 华盛顿特辑

节目开场于华盛顿特区白宫前。主持人们说，他们下午与戴维·萨克斯（David Sachs）、埃隆·马斯克等人在一起，并把这次行程视为了解债务、赤字以及华盛顿正在发生之事的机会。他们介绍本期的重头戏是对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的访谈。

开场大多是闲聊。主持人们开玩笑说要录一段“访谈前”的片段，仿佛访谈还没进行；他们指着一个认不出来的铃铛，还称赞免费汽水机和鹰嘴豆泥。他们描述自己从西翼穿过柱廊走到东翼，进入一些私人房间，直到一名特勤局特工告诉他们这里是总统官邸，必须下楼。随后是一段简短的访谈后对话，主持人们称这是“又一场史诗级讨论”，并说这种形式为人们提供了“为你自己的观点提供支撑的一手真实数据”。

正式访谈介绍嘉宾为第七十九任美国财政部长。访谈的既定目的是以较长篇幅解释经济在赤字、关税、预算以及货币和财政政策方面的现状。文字稿此处将其名字拼写为“Scott Bessen”。

被问及对金融的兴趣从何而来时，他从父亲说起：父亲是南卡罗来纳州的房地产开发商，是个“大起大落型的人”（“boom bus kind of, guy”），这被视为他对风险管理产生兴趣的起源。1980 年进入耶鲁后，他考虑过的方向有计算机科学（当时学校的系统正从打孔卡转向屏幕）和新闻学。一次在吉姆·罗杰斯处的实习让他学会了投资业务；罗杰斯被描述为乔治·索罗斯的第一位合伙人，著有一本名为《Investment Biker》的书。他形容这一行的吸引力在于兼具定量能力、构建叙事和解读人类情绪。

他的职业路径从股票投资走向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在斯坦·德鲁肯米勒手下工作；德鲁肯米勒被描述为“四十多年来，从未有过亏损的年份”。对话着重提到德鲁肯米勒改变主意的能力，并重复了他的格言“先投资，后调查”（“invest, investigate”）和“做头猪需要勇气”（“It takes courage to be a pig.”）。三十五年间，这份工作演变为横跨货币、债券、大宗商品、股票及部分信贷的宏观投资，需要四处奔走会见各国领导人并预判政策动向。

一位采访者将宏观投资概括为预判央行行动和政府债券走势，并追踪全球资本流动；回答认同这“很大程度上就是这些”。回答还补充了投资人布鲁斯·科夫纳的一条原则：

我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我能想象一个不同的未来，并相信它会发生。

由此得出的教训是：相信不同的未来可能发生，然后管理风险。举出的例子包括设想铁幕的倒塌，或世界可能如何“处于一种不同的状态”。

采访者们转向 1992 年：当时索罗斯基金做空英镑，击溃了英格兰银行对英镑的护盘。角色分工被描述为：分析师（说话者本人，负责英国办公室）、投资组合经理（德鲁肯米勒），以及实际上的风险经理（索罗斯）。

分析的基础是英国住房市场。英国刚经历一轮大规模房地产繁荣，其抵押贷款是浮动利率而非长期贷款，因此“如果英格兰银行在周三加息，你的房贷在周五就会上涨”。英国已加入汇率机制，必须把英镑对德国马克的汇率维持在一个区间内。结论是：靠加息捍卫汇率无法持久，因为这会让英国房主破产。

按这里的讲述，德鲁肯米勒的贡献在于看出这个区间让这笔押注具有不对称性。交易者可以把汇率推向区间的一端，而当局的职责只允许他们把汇率推回另一侧，因此下行风险约为百分之二点五。在复述的故事中，德鲁肯米勒提议按基金的某个百分比确定交易规模（文字稿中缺失具体数字），索罗斯回应：“为什么不做三倍的规模？”

1992 年 9 月，英国政府买入英镑并上调利率，随后在压力下放弃并退出该机制。讲述中称收益为“一天大约百分之二十几”。他还补充了一个较少被提及的观点，借用双陆棋中的“招后之招”（“the move after the move”）：后续交易在当年余下时间里又赚了大约 20%。两个数字都是粗略回忆（“大约”、“我认为”）。

一位采访者把 1992 年的那笔交易（实体经济与金融经济之间的脱节）与 2025 年的“主街与华尔街的二元对立”联系起来。回答从一条原则出发：“不可持续的东西就是不可持续的。”随后解释了他进入政界的原因：大约十八个月前，出于对拜登政府债务和赤字的警惕，他找到了特朗普总统，他认识特朗普一家已有三十年。

他抱怨在经济基础稳固、国家并未处于战争状态时，支出仍居高不下，称这是史上首次。这一论点把它描述为一种犬儒的做法：大举支出，让加税变得不可避免，进而滑向欧洲式社会民主主义及其“萎靡”。他还拿移民问题作类比，引用了“公布的数字”1200 万和“总统的数字”2200 万，并承认“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随后说话者表示更愿意“待在我的金融领域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