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ndar Pichai: 桑达尔·皮查伊：谷歌及Alphabet首席执行官

本期节目以一段对话预告开场。桑达尔·皮查伊讲述，他家为了一部转盘电话等了五年，而这部电话把一趟去医院取验血结果的差事变成了一通五分钟的电话。在此之前，他去医院要花两个小时，回家又要两个小时；有时到了还会被告知结果没出来，得第二天再来。他还回忆起一次旱灾，那时水由卡车运来，每户大概八桶；很久以后，家里才通了自来水、装上热水器。他把这些描述为一次次鲜明而彼此分开的跃迁。他说，这些经历让他亲身感受到技术如何改变一个人的生活，以及技术带来的机会。

所以在我小时候，脑子里就像亮起了一盏灯：技术拥有改变人们生活的力量。

预告随后转向AI风险。皮查伊认为，这种危险在一定程度上会自我纠正：如果p(doom)（末日概率）真的很高，人类总会在某个时刻团结起来阻止它，从而在应对它方面取得更多进展。他称之为一种带有自我调节性质的反讽。他的乐观建立在对集体努力的信心上，而不是声称风险很小。在文字记录中，他说这种乐观并不意味着他认为潜在风险其实相当高。这句话措辞别扭，似乎与前后的推理相矛盾，因此应谨慎解读。皮查伊用来支撑这一论点的是他对人类会挺身应对的信心，而不是证据。

我认为，如果p(doom)真的很高，那么到了某个时刻，全人类都会齐心确保它不会成真，所以我想，我们实际上会在对抗它方面取得更多进展。

预告最后，莱克斯·弗里德曼抛出一个更尖锐的问题，留待稍后展开：当有文章说皮查伊不适合领导谷歌、说谷歌已经输了的时候，他是什么感受。随后，弗里德曼介绍嘉宾是谷歌及Alphabet的首席执行官。

弗里德曼概述了皮查伊的背景：一家人住在印度一套简朴、只有两个房间的公寓里，几乎接触不到任何技术；后来他执掌了一家被弗里德曼称为价值2万亿美元的科技公司。被问到12岁的自己会怎么看这一切时，皮查伊说，那时的他大概会一笑置之，觉得这太离谱，难以置信。他给出了一个时间点：1984年他12岁，那时他已经读到过关于计算机的内容，却从没见过一台真正的计算机。

他把印度南部的金奈描述为一座美丽、熙攘的城市，到处是人，充满活力，那里的生活很简单。街坊的孩子们光着脚在街上打板球，一直打到天黑，有车经过时就暂停一下。回头看，他感叹在有计算机之前人们有那么多空闲时间，而如今你得刻意去寻找安静独处的时光。报纸和书是他了解世界信息的途径。文字记录中这段话有一部分标注为听不清。

他说祖父对他影响很大。祖父在邮局工作，很有语言天赋，皮查伊说，祖父写得一手他见过的最漂亮的字。祖父口才好，热爱政治，并引导皮查伊走进书本。皮查伊说，家里一直有很多书，从安·兰德到哲学著作，再到他所说的“无聊的犯罪小说”。他把这种对知识的渴求，与谷歌的使命为何一直让他产生共鸣联系起来，并称获取知识的机会就是他家拥有的财富。

皮查伊说，每一种技术都要等很久才会到来。电话是他举的主要例子，弗里德曼也确认他指的就是这个。皮查伊重述了预告中的故事：排了五年的等待名单，那部转盘电话，邻居们到家里来给亲人打电话，以及去医院的差事从单程就要两小时，变成一通五分钟的电话。他再次把这件事和旱灾放在一起讲：他和兄弟排队等卡车送水，有时母亲也一起去；直到多年以后，家里才通了自来水，可以洗上热水澡。

对我来说，一切都像那样，是一段一段分开的（原文为discreet）。

文字记录中这个词拼作“discreet”（谨慎的），但结合上下文以及他后来说的“discrete memories”（一段段分开的记忆），他想说的很可能是“discrete”（离散的），即一次次分开、彼此独立的跃迁。他把这一体会称为成长过程中潜移默化的收获，是他观察到、感受到的，而不只是推理得出的。

他列举的阶跃式变化： 电话：排了五年的等待名单，最终装上一部转盘电话，邻居们也来用；一趟单程就要两小时的就医取报告差事，变成了一通五分钟的电话。 水：旱灾期间，每户大概八桶水，由卡车运来；许多年后，才有了自来水和热水器。 录像机：家里人花了很长时间说服他父亲；到他上12年级时，家里有了一台松下录像机，买自一家据他猜测是走私进货的商店。在那之前，电视只有一个频道。有了录像机，就能录下一场世界杯足球赛，还能看盗版电影录像带。

弗里德曼开玩笑说，什么都比不上第一次洗热水澡，皮查伊也认同水龙头里直接流出热水的便利。弗里德曼把话题展开，提到展示过去2000年GDP走势的图表：呈指数增长，而大部分进步发生在工业革命之后。他认为，人们很难意识到自己的处境有多好，也很难看清技术能进步得多快。这是弗里德曼的笼统描述，没有给出具体数字。皮查伊回应说，每次回印度，看到移动技术推动的进步都让他震撼不已。

被问到会对想创办公司、产生影响的年轻人说些什么时，皮查伊首先提到运气，同时也表示明智的选择依然重要。他的第一条建议是留意自己是否真的喜欢这份工作，听从内心要比听从头脑多一点。他也承认这条建议的局限：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找到自己热爱的工作并不容易。

听从你的内心，看看自己是否真的喜欢做这件事。

他的第二点是，要和看起来比你更优秀的人共事，让自己坐在一个房间里、离开时心生佩服，而且希望多有几次这样的感受。他说，被放到让人不舒服、能促使自身能力突破的处境中，才会帮助你成长，而人们常常会让自己大吃一惊。他说，保持足够开放的心态去争取这样的位置，“也许是”他会推荐的另一件事。这条建议来自他的亲身经历，而不是数据。

弗里德曼说，在一个残酷竞争的世界里爬到顶端的人，通常都“有点混蛋”，并问皮查伊的谦逊和善良如何与此相容。皮查伊否认自己没有脾气。他说，自己和其他人一样会生气、会沮丧。他经过长时间摸索形成的做法是：找到以使命为导向、与自己同路、内心有追求卓越动力的人，并激励他们。他说结果“往往会是这样”，这是一种留有余地的说法，而不是定律。

他承认自己有时会发脾气，也许比别人少一些，而且随着年岁增长越来越少，因为他发现没有必要。弗里德曼问发火是否起了反效果，皮查伊答道“Less often than not”（字面意为“多半不是”，原话含义有些含糊）。他解释说，人们可能会对愤怒本身作出反应，而你真正想要的是他们去做正确的事。

我发现，要完成你需要做的事，并不需要这样。

他借用了足球术语“man management”（球员管理），也就是伟大教练激发球员最佳状态的方式。他说，对工作投入极深的人，往往比他更在意自己犯的错，所以他会区别对待他们。他也承认，有些人需要被明确告知某件事是不行的，不过他说自己常常发现这并无必要。弗里德曼补充说，在恰当时刻说出的严厉话语，影响可以持续很久。皮查伊说，没说出口的话可能更有力量：不用你说，别人也能看出你不高兴。弗里德曼总结为少即是多。

有时候，沉默更能传达这个信息。

弗里德曼问，梅西、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C罗）、贝利和马拉多纳之中谁是最伟大的足球运动员，还调侃皮查伊可能会给出一个圆滑的外交辞令式回答。皮查伊保证说真话：梅西。家里在这件事上有分歧，因为他儿子是C罗的铁杆球迷，他们一起看国家德比时，屋里就带着这种对立。皮查伊仍然称赞C罗，称他是史上最伟大的球员之一。

我从没见过哪位运动员对那种卓越如此执着

弗里德曼把梅西和后面要谈的AI话题联系起来。他说，他不确定AI能否“在很长时间内”达到那种天才水平，他把这作为一种猜测，而不是有证据支持的预测。他认为，体育能让人通过时机把握和跑动看到伟大，这是其他领域做不到的。皮查伊说，几周前梅西在圣何塞对阵地震队，他去现场看了。他的座位很好，还希望自己猜中了梅西下半场会在哪一侧活动。他说，即便到了梅西这个年纪，他持球时的跑动仍有一种特别之处，难以描述，但亲眼看到就能感受到。

莱克斯·弗里德曼从长远视角切入。他请桑达尔·皮查伊为大约12,000年文明史中的技术创新排个序，从第一次农业革命，到工业革命带来的劳动机械化，再到电力，依据是每项创新让生产率提升了多少倍。接着他问，1,000年后书写历史时，AI会不会排在第一位。

皮查伊坚持他多年前提出的一个观点，他把时间定在“2017年或2018年”，同时说明自己不确定具体是哪一年。他说自己仍然认为这是对的，而且他必须“相信自己的判断”。

AI将是人类所开发的技术中影响最深远的一项。它的影响将比火或电更深远。

他随即质疑自己的立场，问这是否反映了近因偏差。他拿体育作比：人们总忍不住把眼下正在看的那位球员称为最伟大的。他举了个人的例子：两年前做完手术后，他想到了没有麻醉的年代，那一刻他觉得麻醉是“人类有史以来最最伟大的发明”。他承认“我们不知道生活在那些年代是什么滋味”。这是任何跨时代比较都绕不开的实际局限。尽管如此，他说“从第一性原理出发”，他会主张AI的影响将超过所有这些早期发明。

他从第一性原理出发的论证，把AI与电力或互联网这类通用技术区分开来。那些技术几乎影响了一切，但在他看来，它们从未同时具备三个特征：AI进步得非常快；它正变得如此强大，以至于“不清楚上限在哪里”；而且它具备“递归式自我改进”的能力。他称AI是第一项将“极大地加速创造本身”的技术。由此他得出结论：AI的影响“将远远超过我们以往见过的一切”。他还补充说，这带来了“许多需要思考和应对的重要问题”。

弗里德曼把这一论证与AI在AI研究本身上达到超人水平的可能性联系起来，并谨慎地称之为“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皮查伊将其比作“Alpha研究的第37手，或者随便叫什么”，这是在指AlphaGo著名的第37手。他同意，门槛就在于“它能够进行新颖的、自主导向的研究”的时候。他也立刻加以限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希望我们会始终让人类留在回路中”，而这些是“谈起来很复杂的问题”。

他的证据来自观察系统在训练过程中不断进步。他描述AlphaGo“从零开始，一无所知，在一天之内变得越来越强”。他还描述了在Veo 3模型训练完成30%和60%时对其进行采样，看着输出逐渐成形。他这样总结当时的感受：

我会说，作为一个人，这令人振奋，也有一点让人不安。

弗里德曼借用了第一次农业革命中“新石器时代组合包”（Neolithic package）的概念。定居下来、种植粮食并不是单独一项技术，它引发了一连串连锁效应：能够储存液体和食物的陶器、社会与政治等级、早期政府，以及贸易。他称贸易是“一件非常深刻的事情”。他半开玩笑地解释说，一旦人类不再迁徙、有了剩余的粮食，“他们就会感到无聊，开始想出各种有趣的制度”。他认为，游牧部落的成员不可能预料到这些二阶、三阶效应。接着他问，在所谓的“AI 组合包”里，最先出现的可能会是什么。

皮查伊先给出一个前提：“其中大部分我们今天可能还不知道。”他说已经能看到的部分，尤其是从编程方面的进展来看，是把想法变成真实存在之物将变得多么容易。他预计这将“让几乎全人类都有能力表达自我”。他也把这一说法限定在当下：这“也许今天还没有完全实现”，我们正处于“氛围编程（vibe coding）的早期阶段”，人们用 Veo 3 发布的那些令人惊艳的作品仍然“需要下一番功夫”，因为他们得把一组提示词拼接起来。他的经验法则是：

“在任何一个时间点，眼下都会是它今后表现最差的时候。”

弗里德曼称之为“获得创造力的机会呈指数级增长”。皮查伊列举了软件、程序、与他人分享的内容，最终还有游戏，他说这一切都“变得无限可能”。弗里德曼则从机会普及的角度来表述：它“释放了全部 80 亿人的认知能力”。

皮查伊用一个历史对比来支持这一观点。四十年前，“在美国也许只有五个人”能做弗里德曼现在做的事。此后，YouTube 和其他产品让这个数字成倍增长，互联网出现时，博客也起到了同样的作用。他预测 AI 带来的这一轮规模会大得多：不是几十万人，而是“数千万人，甚至可能是十亿人，以更深入的方式向世界发布作品”。

弗里德曼说，这将改变创意领域的格局，也让很多人感到紧张。他举的例子是福克斯新闻、MSNBC 和 CNN 对他这样的独立播客感到紧张。他开玩笑说，Notebook LM 生成的播客“比我做过的任何一期播客都要好五到十倍”。皮查伊回应：“不是这样，不过，嗯。”弗里德曼接着说：“我现在是在开玩笑，但也许不是。”他还更进一步：比起当主持人，他更是播客的粉丝；如果出现两位主持人都是 AI 的优秀播客，“我就不做这个播客了”。他说，必须不断进化这件事既让人不安，又“真的令人兴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