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liver Anthony: 奥利弗·安东尼：乡村音乐、蓝领美国、名声、金钱与痛苦

莱克斯·弗里德曼介绍他的嘉宾：一位来自弗吉尼亚州的创作歌手，凭借病毒式传播的歌曲《里士满以北的富人》（Rich Men North of Richmond）第一次获得了全球知名度。弗里德曼把他描述为在现代美国生活中艰难挣扎的工人阶级的代言人，也是在为许多“没有发声渠道”的人说话。

这个艺名是一种致敬。这位艺人的法定姓名是克里斯托弗·安东尼·伦斯福德（Christopher Anthony Lunsford），而奥利弗·安东尼是他祖父的名字。他用这个名字献给祖父，也献给祖父出生和长大的20世纪30年代的阿巴拉契亚地区。他这样概括那个地方：“泥土地面，七个孩子，日子艰难。”弗里德曼提到，用哪个名字称呼他，他都乐意。弗里德曼还说，录制之后他逐渐了解了对方，形容他“脚踏实地、谦逊，是个好人，对底层受苦者的痛苦感同身受”。这是主持人的个人评价，并不是对话本身所展现的内容。

对话以一则轶事开场。前一天晚上，弗里德曼看了一位开放麦表演者用键盘弹奏《Great Balls of Fire》，台下只有大约五个人，再加上弗里德曼本人。弗里德曼欣赏这位表演者“全情投入”，并猜测此人对成名毫无兴趣。在弗里德曼看来，开放麦上既有仍然希望成名的人，也有已经放弃这个念头或者从来就不想成名的人，后者来这里是“纯粹为了艺术本身”。安东尼先开了个玩笑，说那位表演者之所以弹得更卖力，可能是因为弗里德曼在场。

安东尼举了自己心目中这种心态的例子：来自西弗吉尼亚州的曼陀林演奏者 Johnny Staats。安东尼称他是顶尖演奏者之一，说他得过很多奖，还指出尽管他本可以跟任何人一起巡演，却仍然在 UPS 做全职工作。安东尼把 Staats 的快乐和这个选择联系在一起，但他没有把话说完，所以他完整的论点只是隐含的，并没有明说。

我记得尤其有一次，我唱到一半就直接走下台，把吉他放进琴盒，然后就走了。

安东尼形容自己早期的开放麦经历大多很丢人。他能唱完一首歌，但唱到下一首一半时就紧张得忘词，而且至少有一次他在歌唱到一半时直接离场。他也觉得自己格格不入，因为他从不在酒吧喝酒，也不是那种喜欢社交性喝酒的人；他去那里只是为了那支麦克风。他常去的地方之一是他住处附近 Matoaka 的一家小酒吧，大小和这间录音室差不多。那家酒吧后来关门了。他记得天花板的吊顶板被烟熏得发黄。弗里德曼补充说，那还是酒吧里允许吸烟的年代。

他唱的是适合酒吧的翻唱曲目，专门挑能让大家跟着一起唱的歌。他列举了《Fishing in the Dark》和 Nitty-Gritty Band、小汉克（Hank Jr.）的老歌，以及 David Allan Coe 的《You Never Call Me By My Name》。他说这些歌他已经“好久好久”没弹过了。

两人聊到了《乡村路带我回家》（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s）和《Thank God I'm A Country Boy》。弗里德曼承认自己很喜欢后一首，尽管他觉得自己“不该喜欢”。安东尼说，他欣赏约翰·丹佛愿意让自己“有点土气，本着图个乐子的精神”，并且好奇如果丹佛没有去世，他的事业会走到哪一步。安东尼举的另一个例子是《Hee Haw》节目的罗伊·克拉克，克拉克的老农场离安东尼的农场只有一英里。他形容克拉克拿起任何乐器都能“弹得酣畅淋漓”，同时从不把自己太当回事。他对《Hee Haw》的年代说得很随意：“60年代的吧，大概。”

弗里德曼观察到，乡村音乐可以走向“欢乐的地方”，也可以走向“黑暗的地方”，并说安东尼更多是走向痛苦。安东尼表示同意，尤其是他的一些新歌，随后他对这个流派标签本身提出了疑问：“话说回来，现在到底什么才算乡村音乐？”他认为，许多和他听着同样的音乐长大的人已经不再听乡村电台，“抛弃了那个领域”。除了个人印象，他没有给出其他证据。

在商业化的乡村音乐里，你真正能听到的只有卖得好的东西，而很多卖得好的东西未必是真正重要的。

弗里德曼提到安东尼的一次经历：一段录音为了追求完美而被“打磨”过，并说这个过程可能会“毁掉作品的灵魂”。他推测，非常有名的艺人身上也会发生同样的事，因为这个行业像一台机器那样运转，不断过度打磨，直到这个人原始的力量和独特性消失殆尽。安东尼把这个观点进一步扩大：把“美国企业界的那套手段”用在任何“本质上属于艺术”的东西上，“都不会有好结果”。

弗里德曼随后更宽泛地谈到企业生活。他说身处其中的人“单拎出来个个都很聪明”，但凑在一起却产出了企业套话，灵魂也随之“消散”。他问，既然一位同事正在经历离婚，另一位刚刚坠入爱河，人们为什么还要假装生活不是“既糟糕又美好”的？他模仿朝九晚五式的客套寒暄：“嗨，约翰。今天见到你真好。”他也自我反省，问道：“我在这儿发什么牢骚？”他把自己比作布考斯基式的人物，并承认其中的人都是友善的好人。他批评的对象是体制，而不是个人。

安东尼把企业的乏味解释为恐惧。在他看来，员工在那里是“按合同来填补一个职位”，如果把太多人性带进工作，就会危及他们的安全感。

这一切都只是出于恐惧。是出于害怕丢掉工作。

他把这一点直接和自己的化名联系起来：这种恐惧正是“为什么所有歌上署的都是奥利弗·安东尼，而不是克里斯托弗·伦斯福德”的原因。他对自己的历史比较有所保留。他没有在40年代或50年代工作过，并猜想那时的工作“大概也挺痛苦的”。至于如今靠单一收入养家有多难这一常见说法，他也只是当作人们“在谈论”的事情转述，并没有认可任何具体数字。他更明确的主张是：如今，一份收入还不错、又不会每天折磨你的工作，是值得牢牢抓住的宝贵东西。

他认为，这种压力让人很容易“每天八小时或十小时把自己变成一个机器人”。员工会隐藏自己身上那些可能不被接受的部分，因为他们每天要去的地方在他口中是一场“反乌托邦噩梦”，他们也会尽量不显得突出。他提到自己还在那份他称为“无聊工作”的岗位上时，在网上看到的“安静辞职”（quiet quitting）潮流：按他的描述，人们照常来上班，但不再真正干活。弗里德曼说，这种人在心不在的状态让他“非常难过”。安东尼的结论是，痴迷于结构的公司会“慢慢崩溃、瓦解”。

他随后把这一论点延伸到整个美国社会。由于大公司掌控着食品、农业、医疗保健和社交媒体，他认为“企业人力资源那一套已经植入了我们对所有事情的整个思维过程”。他把这表述为个人观点（“我认为”），而不是有据可查的结论。

要做一个人，同时又做一个乖乖的企业员工，是很难的。

他说，随着社会逐渐“基本上变成一家大公司”，阻力最小的路就是别惹恼“人力资源部的那位女士”，然后“哔、啵”地照办。他的总结是：“我们都在变成机器人。”

弗里德曼从工程领域提出了不同看法。他引用自己与吉姆·凯勒（他称之为“传奇工程师”）以及埃隆·马斯克的对话，认为团队需要一个说话刺耳的人（他不太情愿地称之为“混蛋”），来打破客套，直达“事物的根本真相，事物的第一性原理”。这个人会追问怎么简化、怎么更高效、怎么推进得更快。弗里德曼并不认为光靠这个人就够了：“其他优秀的团队成员会冲进来，修复这场龙卷风造成的破坏。”

安东尼的回应依据的是二手信息，他也坦言自己没有把握：“这些事我不是特别懂。”他的信息来源是正在为他拍纪录片的人。这个人从他23年8月的第一场演出起就一直跟拍他，此前曾为波音的新型航天器拍过宣传视频。安东尼说，据他所听说，波音现在遇到了很多问题，而那位纪录片拍摄者曾从公司内部去人性化的角度，把波音和 SpaceX 做过比较。

安东尼谨慎地把这种关联当作一种可能性提出，而不是结论：“我不知道这两者之间有没有关联。”他的印象是，波音缺少“那种龙卷风”。他转述了那位纪录片拍摄者对该公司规程和员工的描述：“什么都轻轻碰一下。什么都别碰得太用力。”这是经第三方转述的轶事性证据。两位对话者都没有具体说明波音实际存在哪些问题。

在这一部分的结尾，弗里德曼把批评对象从人力资源扩大到“这个管理阶层”。他描述了这样的场景：某个部门的鲍勃要和其他部门的约翰、黛比开会，得排到两周半以后，接着还有一堆文书工作。他认为，由此产生的官僚主义“只会让一切都慢下来”。

弗里德曼说，让一切慢下来“真的会打击那些真正在干活的人的积极性”。他指的是一线的工程师：他们满怀热情地来上班，然后“撞上一堵文书工作的墙”。他描述他们一直等着和想象中的同事开会（“约翰、黛比，还有第三个人，我脑子里想象出来的那个人叫什么我忘了”），直到失去“那团火，那种创造伟大事物所需要的激情”。

安东尼把这个问题转化为员工是否相信自己的领导：“如果他们不相信那个领导层，那他们凭什么会有动力？”他回忆起乔科·威林克谈过这个话题，他觉得大概是在威林克的某本书里。威林克强调，让级别比他低的人相信他下达的命令有多重要，“即使他自己未必认同那些命令”。安东尼补充说，如果你觉得公司里每个人都很蠢，那么一边接受命令一边保持人的精神是很难的，在创新性工作中尤其如此。

天哪，在我以前的工作里，我们干的全是这个：我们花半天时间就在聊我们觉得上面那些人有多蠢。在企业世界里，很容易陷进这种状态。

安东尼说，这种伤害会波及每一个人。士气变得很糟的时候，“推行所有那些失调做法的高层会受苦，底层的人也会受苦”。他曾希望新的事业能让他摆脱这些。他说同样的心态、失调和低效依然存在：“我现在每天还在跟它斗。”弗里德曼回应说，“需要与众不同的人来引领方向”。他说音乐行业需要这样的人来打破官僚体系，他称那套体系是“偷钱、其实什么事也办不成的机器”。两人在这里都没有举出他们所说的音乐行业官僚主义的具体例子。

弗里德曼称赞乔科·威林克。他说自己“在过去，妈的，差不多三年里，有过很多低谷，但尤其是最近”。他说威林克会用“他那种雄性激素爆棚的方式”发短信问候他：“你还好吗，兄弟？就是问问。”他称威林克激励了数百万人，而且“本身就是个好人”。

安东尼说出了一种他猜两人都有的感受，不过他想象弗里德曼的感受“比我强烈得多”。那是一种感觉：你有能力影响他人、带来真相或者改善人们的生活，同时又知道“你说的每一句话有时候都太重要了”。然后你会想：“天哪，我真是个白痴。”安东尼说，他们俩谁都不会想到事情会变成现在这样。他称之为“一种你得背负的重量，不管你是否真正承认它”。

弗里德曼说，安东尼的歌唱出了“在一个有精英、而精英试图占劳动人民便宜的社会里，普通劳动人民的挣扎”。他说这对很多人产生了巨大的积极影响。他也说这招来了攻击：安东尼“从不同角度遭到攻击、歪曲和造谣”。

弗里德曼随后谈到了自己的经历。被非常多的人攻击、编造谎言抹黑，让他感到迷失：“因为我爱人，我对人类总体上抱有乐观。”他本来就觉得自己并不真正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所以当很多人对他说“你说得对，你确实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时，他说“你就开始想躲起来”。他想躲开这个世界，也想躲开自己。他还提到“大脑的化学机制”：稍微把它搅乱一点，“事情就开始变得怪异”。他说，当你遭受攻击、并且“在很多方面把事情搞得一塌糊涂”的时候，会感到“非常孤独”。与此相对，他点名了一些支持过他的朋友：威林克、安德鲁·休伯曼和乔·罗根。

安东尼说，名气会改变一个人身边的每一次互动，“即便你自己没有任何变化”。无论是老朋友还是新认识的人，都是如此。他描述了人们大约从三岁起就开始的社会学习：在游乐场上玩耍、学会分享、设定规则和边界，学会融入社会。他说，一旦“成功”到来，这整套模式会“在相对很短的时间内发生相当剧烈的变化”。他给“成功”这个词打上了引号。随后他问弗里德曼，处理以前的友谊是不是挺棘手的。

弗里德曼说确实很难。他看重“深厚、亲密、长久的友谊”。他的朋友们都很棒，但对他的态度有点不一样了：“他们损我的次数明显少了。”安东尼说，人有时候就需要被损一损。弗里德曼纠正他：“不是有时候，是一直都需要。”他说，互相调侃是男人表达爱的方式，“至少我的朋友是这样”。他接着做了一个性别上的对比，先声明自己“要惹麻烦了”。他说女性之间“往往”对彼此非常正面、积极，而关系亲密的男性朋友则“没完没了地互相取笑”。他说，有名气的朋友让这件事容易一些，因为他们仍然会调侃他：“罗根一刻不停地吐槽我”，而他很享受这一点。

安东尼举了一个关于同样变化的小例子。他自称“Goodwill 二手店迷”。他说自己大部分衣服都来自 Goodwill，而且他对买“那种 8 美元的画”有“瘾”，那些画看起来像是有人照着鲍勃·罗斯的视频画，“结果没怎么画对”。他一次大约买 10 幅。他现在还会去，但他说“现在你每次去公共场合，都知道情况会跟以前有点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