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催眠增进身心健康与表现 | David Spiegel 博士

本期节目介绍 David Spiegel 博士：他是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精神病学与行为科学系副主任，也是斯坦福压力与健康中心主任。他既是研究者，主持一个研究大脑与身体如何相互作用的实验室；也是临床医生，在斯坦福以精神科医生身份接诊患者。介绍中提到的学术成果包括 480 多篇期刊论文、170 个书籍章节和 13 部著作，涉及催眠、心理社会肿瘤学、压力生理学、创伤和心理治疗。

开场介绍区分了两种同名的东西。舞台催眠被描述为催眠师让人去做他们原本不会做的事。临床催眠则被描述为人们改变自己的大脑状态，并以此为入口，做出对自己有益的调整。介绍还提到，催眠可能是一种神经可塑性增强的状态，并称临床催眠已被证明能改善压力、慢性焦虑、慢性疼痛及其他多种疾病的症状，其中包括许多精神疾病，甚至癌症的结局。这些说法出自开场介绍，本节选并未展示其背后的数据。

可催眠性因人而异。介绍指出，并非每个人都同样容易被催眠，并提到 Spiegel 开发了一个简单测试，可将人分为高、中、低三种可催眠性。

有几项利益相关信息值得说明。节目推广了 Reveri 应用，该应用由 Spiegel 开发，据称基于他斯坦福实验室的临床研究。介绍称它目前仅支持苹果设备，安卓版即将推出，收取少量费用，并提供 7 天免费试用。介绍还提到，主持人自己在斯坦福的实验室一直与 Spiegel 密切合作，研究针对焦虑、情绪和睡眠的呼吸法方案。Spiegel 为主持人做催眠的片段据称另行发布在一个片段频道上。

催眠是一种高度专注的注意状态。它有点像在意识中透过相机的长焦镜头去看。你看到的东西细节非常清晰，却脱离了背景。

日常生活中的类比是：看电影时过于投入，以至于忘了自己在看电影。你成了电影的一部分，而不是观众；你是在体验它，而不是评判它。对话称这是许多人在日常生活中都有过的类催眠体验。

接下来是一个更难判断的情形：一位体育迷全神贯注于比赛，同时也察觉到身体里的兴奋或期待。答案取决于这种身体体验是投入的一部分，还是让人从投入中分心。如果身体的反应是投入于这件事的一部分，那就算是一种改变自我的催眠体验；如果身体反应把注意力引向别处，那么这种体验就不那么像催眠。

据介绍，这种兴趣可谓家学渊源：他的父母都是精神科医生兼精神分析师。1943 年，他父亲正在接受精神分析师培训，结识了 Gustav von Aschaffenburg。这是一位来自维也纳的难民，研究过催眠，并曾在司法鉴定中使用催眠。Von Aschaffenburg 的额头正中有一个天花疤痕。他注意到，有些囚犯会盯住那个点，闭上眼睛，进入一种看似睡眠、实为意识改变的状态。他主动提出在年轻精神科医生奔赴战场前教他们催眠。他父亲后来把催眠用于处于急性疼痛中的伤兵，以及患有转换障碍和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人。

战后，有人叫他父亲别再用催眠了，因为这会毁掉他作为分析师的名声。故事中，他的督导之一、著名精神分析师 Frieda Fromm-Reichmann 表示反对。她对他说，他要在研究所开一门催眠课，而她会来上这门课。随着时间推移，他发现几次催眠治疗取得的效果，比每天做精神分析还要好，于是改变了自己的执业方式。

转折点出现在他于波士顿儿童医院轮转期间，一位护士称讲述者为“Spiegel”。患者是一名 16 岁患哮喘的女孩，她笔直地坐着，指节发白，喘鸣不止。两剂皮下注射的肾上腺素都没有起效，医生正在考虑全身麻醉和类固醇。当时他在催眠课上还没讲到哮喘。他只用一句暗示为她做了催眠：“你的每一次呼吸都会更深一点、更轻松一点。”五分钟之内，她就躺回了床上，不再喘鸣。

院方的反应充满敌意。一名护士提出投诉，称未经父母同意催眠未成年人违反了马萨诸塞州的一项法律，而讲述者怀疑这条法律根本不存在。实习医生说这种做法很危险，讲述者则回应说，全身麻醉和类固醇才是风险更大的选项。实习医生、总住院医师和主治医生争论了一个周末后，团队决定去问患者本人，她说她喜欢这种方法。此前三个月，她每个月都因哮喘持续状态住院。此后她只再住过一次院，后来还读书成为了一名呼吸治疗师。这只是单个患者的经历，并非对照研究的结果。

这段经历与他的同学形成对比：同学们会去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最新的药物；外科医生则会把“脖子以上的任何问题”都转交出去。讲述者由此得出结论：我们生来就有大脑，却没有它的使用手册，因此没能把它用到应有的程度。

对话公开批评舞台催眠师，说他们“把人当傻子耍”。对话描述了他们的手法：表演开始时，他们请一群人上台，实际上是在做大规模的可催眠性测试，从中挑出最容易被催眠的人。在一个涉及他父亲、发生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案例中，一名舞台催眠师告诉一位高度可催眠的女性，她手里有一只小鸟。她开始哭喊，被带下舞台，半夜在纽约街头处于解离状态游荡，之后被送到哥伦比亚大学，那时仍处于一种令人不适的类恍惚状态。她是一位非常富有的男人的妻子，觉得自己像“金笼子里的鸟”。这个意象触发了她对自己生活的不满和恐惧。他父亲帮助她重新回到现实，并和她谈了她今后打算怎样生活。

他们以为你在失去控制；其实你是在获得控制。

自我催眠被定位为一种增强对身心控制的方法。对话也明确谈到了风险。让催眠有用的那种认知灵活性，即转换心理定势、搁置惯常的评判与评估、暂停批判性判断的能力，同样可能被滥用来伤害他人。讲述者指出，有大量例子显示，有人被强加了某些幻想，最终信以为真，并说这种情况在今天并不罕见。

主持人补充了自己的经历。他上大学时被舞台催眠过，是从一群人中被挑出来的，做出了一些怪异且颇为尴尬的举动。其中包括因为事先植入的暗示，在下台时大喊了些什么，以及在口袋里发现了一张他认为是被撕碎的一美元钞票。他说自己对此记忆模糊。他还称自己非常容易被催眠。随后他提出了一个科学问题：如果催眠有诱导、被催眠阶段和退出三个阶段，那么每个阶段大脑里发生了什么？他认为，那位手里有鸟的女性可能代表着一次失败的退出。

文中描述的影像研究比较了经筛选的高度可催眠者与不可催眠者，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扫描仪中对他们进行催眠。进入催眠状态有三个特征。

1. 背侧前扣带回皮层（dACC）活动降低。它属于突显网络，被描述为冲突探测器。调低它的活动，会让人不太容易从正在做的事情中分心。 2. 背外侧前额叶皮层（DLPFC）与脑岛之间的功能连接增强。前者属于执行控制网络，后者参与身心控制和疼痛。 3. DLPFC 与后扣带回皮层之间呈反向功能连接，后者属于默认模式网络。

对 dACC 的解释用了一个例子：如果你正在工作，听到一声巨响，可能是枪声，dACC 会标记出潜在危险，并将其与你正在做的事进行比较。另一项研究据称发现，高度可催眠的人即使在未被催眠时，dACC 与左侧 DLPFC 之间的功能连接也更强：一个升高，另一个也升高。这种协调被解读为大脑实际上在说：“执行那个计划，别操心其他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