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达芬奇是个破坏者，古腾堡破了产，而佛罗伦萨很怪——对话 Ada Palmer

Dwarkesh 从一个反常现象切入：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初的意大利挤满了共和国——威尼斯、佛罗伦萨、热那亚——无论对这个时代还是对这片土地而言，这都不寻常。Ada Palmer 的解释是结构性的。西罗马帝国解体后，一座座城市只能自己管自己，而这一点在欧洲到处都一样：没有中央政府去清理路上的盗匪，没有可靠的长途补给线，没有统一的基础设施。你自己养活自己，否则就活不下去。

一座城市能不能完成这个转变，取决于它能不能靠本地农田养活自己。规模更大、更富裕、周边农业条件好的城镇可以：那就让我们有一个像古罗马元老院那样的元老院，让我们的豪门组成议事会，然后把它叫作共和国。

弱一些的城镇做不到。要么某个有钱家族雇了打手，宣布自己是君主；要么这座城镇干脆养不活自己的人——于是这些人望向城墙外某座有保镖的贵族别墅，问自己能不能搬到旁边住下，用干活换保护。城镇空掉了，人流向村庄，而那种意义上的村庄就是一种君主制结构：人口迁入某个地方小领主的保护圈。

意大利的农田条件好得出奇，所以它的城市里能有更多靠自身维持的城镇——因而也就能有更多共和国。文艺复兴的政治地图，是土壤的下游产物。

Dwarkesh 问这本书的核心主张究竟是什么：文艺复兴是一场复活罗马美德的事业。哪些美德？Palmer 的回答只有一个词——稳定——接着是更难的问题：读西塞罗跟科学和技术到底有什么关系？

Palmer 的回答是：这里有好多步，事情很复杂，而且其中有几步的内容，就是发现前面几步并没有奏效。

起点是彼特拉克。他活过了黑死病，而当时的意大利内战不休、被外国雇佣兵劫掠、盗匪横行。Palmer 把「盗匪」讲得很具体：彼特拉克在瘟疫中活了下来，一个接一个地失去朋友，最后已经放弃希望，觉得认识的人全都没了；这时他得知有两位年轻的学者朋友还活着，正要来看他。两人在路上遭到袭击。一个被杀，另一个受伤后迷失在山里，彼特拉克又过了一年半才知道他还活着。

彼特拉克环顾四周，得出结论：这是一个灰烬与阴影的时代，而解药是模仿古人的技艺——弄清罗马人是怎么做到的。具体的诊断针对的是统治者：我们的统治者自私，在意财富、家族荣誉和权力，胜过在意人民。

Palmer 用《罗密欧与朱丽叶》把这一点讲得很生动。蒙太古和凯普莱特两家的打手在街上互捅刀子的时候，两位家主只在乎怎么打败对方。他们的世仇伤害了维罗纳，他们不在乎；他们要求罗密欧杀了人还能没事，因为那是他们的儿子。这不是对国家的服务。

与之对照，彼特拉克读到老布鲁图斯——第一任执政官——发现自己的儿子们密谋拥立他为王，于是以叛国罪处死了他们。你能想象蒙太古以叛维罗纳之罪处死罗密欧吗？他绝不会。一边读李维笔下那些高蹈的传记，一边活在《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情节里，反应只能是：要是我们的统治者能那样做就好了。

接下来的问题是：这样的统治者是怎么养成的，这个过程能不能复制？把年轻的西塞罗读过的书、年轻的布鲁图斯读过的书塞满图书馆——柏拉图、荷马——重建那个造就了他们的教育环境。

这就是那个纲领。彼特拉克的学生和后继者接受了它，把钱大把花在翻越阿尔卑斯山寻找手抄本上，也花在去君士坦丁堡买书上——更富裕的东方还存着大量书籍——然后在家乡把这些书聚成图书馆。接着他们聘请像马尔西利奥·费奇诺这样精通希腊文和拉丁文的家庭教师，让欧洲年轻的王子和公主们被这些价值包围，希望他们行事像布鲁图斯，而不是像蒙太古。

底下的假设是：教育像渗透，接触就会产生模仿。而它被热烈接受，原因却跟理想主义毫无关系。意大利遍地都是五分钟前刚夺了权的新贵，没有合法性，被人怨恨。但他们可以穿得像罗马皇帝，游行时身边跟着美德的寓意人像，盖一座在时人眼里看着像罗马式的、带山花的宫殿。

这样人们看着他们，也许就会想：这一位不一样，这一位像恺撒们，而恺撒们的年代是好年代。也许他不会是个暴君。也许他会是个好君主，开创一个黄金时代。

所以第一个梦想是理想主义的——造就更好的统治者——而它的采纳却是自利的、宣传性的：我是个僭主，但如果我看起来像尤利乌斯·恺撒，人们就会喜欢我、尊敬我。

佛罗伦萨是极端的例子。美第奇家是商人——甚至不在佛罗伦萨的重要家族之列，低了三个档次，按「商人渣滓」的标准，属于格外渣的那一种。但有了拉丁文和希腊文，引着西塞罗，看起来像古人，人们就会认真对待他们，尽管他们毫无资格。

Palmer 用一场思想实验来演示。你是法国来的大使，正前往罗马，因为新教皇当选了。每个国家都会派一位特使——重要到离开也不会引发政治危机的那种人，一位王位继承人，或者至少是一位伯爵之子——去发表一篇长达一小时的演说，说明自己代表一个非常富有的国家和一位非常强大的君主，并呈上一件气派的礼物。

你的路线纵贯意大利，会经过佛罗伦萨。唉。那儿没一个人值得交谈；那是个渣滓与恶行的坑，也是污秽与堕落的坑，因为佛罗伦萨是欧洲的鸡奸之都——在好几种欧洲语言里，「佛罗伦萨化」就是肛交的动词，法国法庭甚至会接受「去过佛罗伦萨」作为证据。

然后你到了。那里有看起来像古代的雕像，栩栩如生得仿佛要呼吸——而且是完好的，而如今已经没人会做这种完好的雕像了。城市很大、很气派，大教堂的穹顶比你在罗马废墟之外见过的任何东西都大。

那位银行家在门口谦卑地迎接你，为自家简陋的宅邸配不上阁下而道歉——你也同意它确实配不上。然后你走进去，进入一个庭院，白光从通透的圆窗里涌进来，空气比室外更凉、更清新，除了你从小长大的城堡庭院里的罗马废墟，你没见过类似的东西。只不过现在已经没人能这样建造了。这一切都失传了。

广场中央又是一尊仿佛要活过来的青铜像，仍然发亮，还没长出铜绿。庭院四周依次排列着罗马皇帝的胸像，上方是主人和他家人的画像。角落里有些穿长袍的人在讲古希腊语——是柏拉图派，他们手里有柏拉图；还有一个十岁的孙子，名叫洛伦佐，刚刚用古希腊语写了一首关于灵魂三部分的诗，很乐意背诵给你听。

一个十岁孩子用你以为早已失传的语言，背诵你以为早已失传的学说，而这场景里的任何一样东西，都已经有一千年不存在了。就在这一刻，科西莫·德·美第奇转向你，问你想不想与佛罗伦萨结盟。

你可以拒绝。你可以指出：你的国王会翻过阿尔卑斯山，洗劫这座城，而所有人都会由着他——因为佛罗伦萨没有贵族，因此没有联姻，因此没有朋友，又深陷圭尔夫与吉伯林的党争，邻居们恨它，会眼看着它烧成灰。你会把地下室里的金子搬走，富富裕裕地回家，而这一切都会像梦一样消失。

或者你可以接受——然后索要一位青铜匠、一位建筑师、一位希腊语教师和一位柏拉图派学者，用这种方式重建法国宫廷，好让葡萄牙来的大使觉得自己是个没文化的傻瓜，正如你此刻的感受。权力的动态翻转了。那位居高临下的贵族，如今对商人渣滓心怀敬畏。这就是艺术与文化作为宣传工具所做的事。

下一阶段是失败。王子们从小受拉丁文和希腊文的教育，他们让所有人印象深刻——然后他们打了一场比此前任何一场都更大、更凶、更惨的战争，死的人更多，背叛更多，更大的火炮轰塌城市、烧毁整片地区。财富集中了，所以雇佣兵更多，因为能养得起更多。

这样养大的头几代人，本该是哲学家君主。结果我们得到的是切萨雷·波吉亚和卢克雷齐娅·波吉亚，两人小时候都学过拉丁文、希腊文、西塞罗和柏拉图。然后他们长大了，切萨雷放火烧掉了半个世界。

那就是马基雅维利目睹的战争。他从小读西塞罗和李维，读着彼特拉克的纲领长大——而他流放期间那封著名的信，描述的正是为这一切正名的一天。那一天大半都浪费掉了：猎云雀，在小酒馆里跟没文化的乡下人喝酒。然后他回到家，穿上他出使教皇与国王时穿的朝服，走进书房，与古人交谈。他爱这件事，正是彼特拉克希望他爱的那样。

但他也在看那些战争。他看着一位有德行的君主，比如圭多巴尔多·达·蒙特费尔特罗，把该做的每一件事都做了——柏拉图、图书馆、艺术——却被背叛，丢了城，丢了一切。他也看着切萨雷·波吉亚、尤利乌斯二世这类糟糕的人做出糟糕的选择，却成功了。

他的结论不是古典作品毫无价值，而是彼特拉克对机制的判断错了。读西塞罗并不会造就像恺撒们那样成功的统治者。可古典作品仍然让人感到有力量。那么，如果图书馆正是我们需要的，只是我们需要换一种用法呢？

他提出的东西，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政治科学。把五场发生在河边的战役摆在一起，问指挥官做了哪些决定，哪些更管用。把历史当作案例集：什么奏效，什么不奏效；模仿成功，避开失败。与其相信读好人的事迹会让我们变好，不如去读明智的选择，然后模仿那些选择。

这就是为什么同时代人把他称作历史学家。他在自己的时代并不受欢迎；这套方法要过几十年才流行起来，而很多人仍在试图靠渗透吸收美德。但他写作的时间是十六世纪初——距离那个纲领启动才一百年出头。

Palmer 关于尺度的那一点：从彼特拉克最初的呼吁到马基雅维利写作，这段距离相当于从加加林上天倒推回拿破仑。我们把它压缩成一个叫「文艺复兴」的时期，但其中发生了太多事。他们有一个计划，他们执行了它，他们把它推到极致，他们用这种方式养大了所有王子，战争发生了，它显然失败了——然后马基雅维利问为什么。

而他们才走到一半。莎士比亚的祖父母几乎还没出生。现在需要的是新的思考方式，而物质条件正在改变：更大的图书馆、印刷机、小城镇里的图书馆、更多的读者、更便宜的教育、更多人在学习科学。

这些微技术的重要性不亚于印刷机。脚注、解释生僻词汇的页边注释——费奇诺年轻的时候，你要读古人，得是一位词汇量极大的拉丁文大师。没有词典，没有注释，什么都没有。只有极少数古典学专家能读这些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