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a Palmer: 阿达·帕尔默 —— 马基雅维利是有史以来最被误解的思想家

00:00德瓦克什·帕特尔

好的，我又请回了阿达·帕尔默，她是科幻小说作家、作曲家，也是芝加哥大学的历史学家。今天我想和你聊聊马基雅维利。他写了《君主论》，把它献给洛伦佐·迪·皮耶罗·德·美第奇，并在 1513 年把书交给了他。他在最后一章里说：“你是唯一能把意大利从当前这种残破凋敝的境地中拯救出来的人。”当时情况为什么会那么糟？他写作《君主论》的历史背景是怎样的？

阿达·帕尔默

我会分两部分来回答这个问题——当然，任何细致的历史都可以拆成很多部分。教廷是其中一部分，意大利的城邦结构则是另一部分。

我先从城邦结构说起。政治上有一条原则：当一个政府长期延续、执政已久时，这个政府就拥有很强的合法性。人们相信它的制度，人们习惯了它。即便你抱怨它，它毕竟是政府。而当你打破这种延续——当你推翻统治者、解散共和国、换上新东西时——它就不再具有那种持久的稳固性。所以很常见的情形是：一旦发生一次政权更迭，接下来就会接二连三地出现五次政权更迭，一次接一次。

我们可以从法兰西共和国经历了多少次反复看到这一点：先是共和国，然后王政复辟，然后又是共和国，然后又是君主制。当一个长期存在的东西崩裂时——砰、砰、砰、砰、砰——你得到的就是混乱。英格兰的玫瑰战争也类似。曾经有一个王朝长期稳定。而一旦某位国王被推翻，接下来就是推翻、推翻、推翻、推翻，持续很长时间，因为那根延续的线被切断了。

在马基雅维利的有生之年，意大利大多数城市的那根延续之线都被切断了。在他看来，这就注定了那些政府还会被一次又一次地推翻。马基雅维利出生时，意大利有六七个城邦的政府刚刚被连根拔起。而等到他写《君主论》时，这样的城邦已有数十个——事实上是这些地方中的大多数。所以局势动荡不安。几乎没有哪个政府具有持久性。几乎每一个政府都已是再次被取代、再次被取代、再次被取代的成熟时机。这就是他为什么感到如此紧迫、并认定稳定绝无可能的一半原因。

另一半原因是教廷。教廷当然是一个漫长而不断演变的有机体。如今教廷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机构之一。即便在那时——哪怕这已是 500 年前——它也已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机构之一。我们都知道，当权力集中在某个权威手中、尤其是集中在一位行政首脑手中时，这位首脑如何运用这份权力是会变化的。每一任都为下一任立下了规矩。

在马基雅维利的一生中以及此前不久，接连几任教皇都扩张了行政权力，尤其是在军事方面，发动了更多战争，或更加肆意地推翻各地政府。有不少城邦直接受教廷统治，而理论上，教皇可以任命任何人来统治那座城市。于是有这样一位教皇：他有一个私生子，他想让这个私生子去统治点什么，于是他推翻了一座城市的政府，把儿子安插进去。下一任教皇对三座城市这么干。再下一任对五座。很快我们就有了一个先例：每一任新教皇都觉得自己有权随心所欲地掀翻棋盘上的任何一枚棋子。

一旦这成了惯例，哪怕是一位相当和善的教皇，也仍然承袭了“教皇将会推翻并替换各地政府”这一观念。这就在意大利内部造成了一种欧洲其他任何地方都不曾承受的独特不稳定，因为谁将成为下一任教皇是毫无可预测性的。它不是世袭的。你无法为之筹划。下一任教皇是选举产生的。而正如选举常有的情形，下一任教皇往往会由所有憎恨现任教皇的人结成的联盟选出。

选举政治所带来的后果之一，就是它往往会来回摇摆：那些身处权力之外的人拼命想在下一届政权中上位。假设这一时期教皇任期平均为十年。那么每隔十年，你就会突然冒出一位完全无法预测的新君主，而他几乎必定是旧君主的敌人之一，于是他会把旧君主试图做的一切统统撕毁，换上新的东西。

所以马基雅维利在写《君主论》最后一章时，环顾四周，说道：“好吧，我们遇上了一场完美风暴。这个地区几乎每一个政体的合法性之线都刚刚被切断。它们的制度毫无传统。它们的人民对现任统治者毫无认同。这些都是早已被掀翻过、如今勉强又站起来的棋子。它们随时都会再倒下。”与此同时，没有什么能阻止教皇的频繁更替。唯一可能阻止教皇更替的，是有一个人在这个地区附近获得足够的权力与优势地位，这个人有持久性、有子嗣与世袭，能够做到切萨雷·博尔吉亚试图做的事：在教廷附近拥有足够的权力，强有力地影响下一任教皇的人选，从而创造出一种本来不可能存在的稳定。

德瓦克什·帕特尔

所以他想要美第奇家族做的，并不是统一意大利，而至少是稳定意大利。

阿达·帕尔默

正是如此——办法是征服足够大的一块地盘，使教廷忌惮他们、不得不与他们谈判，而不是让教廷被一群弱小的势力所环绕，那些势力只会被一次次地掀翻、掀翻、再掀翻。

德瓦克什·帕特尔

对，而且此刻的教皇本人就是美第奇家族的人，对吧？

阿达·帕尔默

在那一刻，是的。

德瓦克什·帕特尔

所以这就让方案更显得可行。我们再铺垫一点历史背景。在马基雅维利写《君主论》之前，他是一名官僚外交官。在职业生涯中，他见到了许多这样的著名人物。我想知道，比如说，他是如何看待法兰西的路易国王、德意志的马克西米利安、神圣罗马帝国的。我还想知道他是如何看待切萨雷·博尔吉亚的。

阿达·帕尔默

事实上，他在《君主论》里花了很大工夫，试图掩饰他对切萨雷·博尔吉亚的在意远远超过对其他所有人的在意。这实在太有意思了。他努力想做到平衡。他努力想谈谈这个例子、那个例子、又一个例子，还有瓦伦蒂诺，以及这个例子。可有时候他就是做不到。

有一个令人难以置信、近乎奇迹的时刻，就是他在谈论瓦伦蒂诺的垮台时。那正是他已聚敛起全部权力、成功征服了意大利境内几乎一切的时刻。突然之间，他的父亲——教皇——和他自己同时病倒了。马基雅维利描述这一幕时说：“切萨雷·博尔吉亚所做的一切，他都做对了。他征服了这个王国。他本可以守住它。他失去它的唯一原因是命运。”

马基雅维利本应说的是：“瓦伦蒂诺为他父亲死亡时的每一种意外情况都做了筹划，唯独没有算到他自己也会同时命悬一线。”可马基雅维利说的并不是这个。马基雅维利说的是：“他告诉我，他早有筹划。”第一人称闯了进来。我们这位历史学家再也掩饰不住自己了。他太在意了。“他告诉我”——第一人称——他为父亲死亡时的一切都做了准备，唯独没有算到他自己也会在那一刻同样无法行动。

这是一个如此奇妙的时刻：作者与读者之间的那层帷幕，就在那一瞬间被撕开。我们意识到，所有那些别的人，他都是从远处观察的。但面对瓦伦蒂诺时，马基雅维利就在隔壁房间里，自始至终守在瓦伦蒂诺身边。他拥有对这个人最不可思议、足以改变一生的第一人称视角——这个人如此独特、如此有魅力、又如此令人恐惧，以至于当你读到关于他的记述时，评价从“这是我见过的最不可思议、最有魅力的领袖”，一直延伸到“此人的魅力超乎自然，到了他必定就是字面意义上的敌基督、或是死亡天使在人间化身的地步，因为我找不到别的解释来说明他怎能如此有说服力、如此富有魅力”。马基雅维利就在那间屋子里。而时不时地，你就能感觉到他仍然被这个不可思议的人物所蛊惑——在这个人身边，他干着世上最可怕的差事。

马基雅维利与切萨雷·博尔吉亚打交道的差事……博尔吉亚的计划再清楚不过：征服位于意大利中部的教皇国。托斯卡纳——佛罗伦萨的辖地——就像从教皇国侧面抠出去的一小块缺口、一块拼图。任何对着地图看的人都会说：“你必须征服那块地方。你就是得征服这块。没有它，你的王国就不完整。”没有办法阻止它。那你该怎么办？

马基雅维利给他所属政体的建议是：这一次我们不可能再成功说服这位征服者绕过我们。我们没法用贿赂让他永久地去做别的事。但我们可以争取时间。我们可以绝对而卑屈地起誓，去做他想要的任何事。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军队交给他，把我们的钱交给他。我们可以出钱、并帮他征服其余的地方，还要背叛我们的盟友。背叛博洛尼亚。佛罗伦萨曾与博洛尼亚结有长达 300 年的防御同盟。他说：“我们必须毁掉它。此刻整个世界都崩坏了。我们必须打破我们曾立下的每一个承诺、每一个世袭盟约。我们必须站在这个人一边。”

唯一可能的生存办法，就是靠忠诚、靠支持从他那里赢得生机，并且靠马基雅维利永远贴在他耳边低语：“佛罗伦萨是忠诚的。佛罗伦萨是忠诚的。”凭着这一点，我们换来波吕斐摩斯的恩典——那个征服者令人胆寒的许诺：“我喜欢你，我的客人。我会最后才吃掉你。”这就是这个共和国唯一的希望。这就是马基雅维利的差事：站在自腓特烈·巴巴罗萨以来欧洲活过的最可怕的人身边，不停地在他耳边低语：“佛罗伦萨共和国将支持您，您的尊驾想要什么我们都给。只求您最后才吃掉我们。”

德瓦克什·帕特尔

这岂不是与他在《君主论》里所说的相矛盾吗？他说你绝不应该借助强权的帮助上位，因为哪怕成功了，你也不过是壮大了一个比你更强、而你又任其摆布的人。

阿达·帕尔默

这里佛罗伦萨并不是意图上位。佛罗伦萨并不指望靠此获得任何东西。这是佛罗伦萨明知自己会输。马基雅维利非常坦率地承认：如果亚历山大再多活一年，瓦伦蒂诺就会完成他的征服，最终拿下佛罗伦萨，那就彻底完了。但教皇终有一死。争取时间，有时正是生存之道。

所以马基雅维利有着这样一段不可思议的亲身经历：在瓦伦蒂诺做出所有这些决断的过程中都陪在他身边，在塞尼加利亚的屠杀中也在他身边——当时有传言传到瓦伦蒂诺耳中，说他手下的一些人惧怕他、正密谋推翻他。他们太害怕他了，于是决定放弃这个阴谋，而他听说了。他与他们会面，对他们说：“我原谅你们。没事了。你们已重新向我表了忠。你们通过了考验。我信任你们。一切都好。”他邀请他们赴宴，然后把他们全部屠杀。那份宽恕是假的。背叛受到了惩罚。

几个月之后有一封令人惊叹的信：马基雅维利的亲人从佛罗伦萨写来，因为他们在塞尼加利亚屠杀之后收到了他的一封信。他们说：“哦，谢天谢地，你还活着。我们之前毫不知情。我们听到的只是他屠杀了大批跟随他的人。我们不知道你是死是活。”在那片混乱中花了好几个月——邮政系统已经彻底瘫痪。他们花了好几个月才得到马基雅维利仍然活着的消息。他们不知道他是否卷入了那场阴谋。他本来很容易就出现在阴谋者打算招揽的名单上，然后就此消失。所以他远在家中的妻子、亲人和孩子，不得不等上好几个月才知道他是不是也被屠杀了。对他们来说，他没死简直像个奇迹。

但这也意味着他亲眼目睹了这些不可思议的作为：你与他们相遇，你宽恕他们，你重新立下友好的誓言——在大教堂里立下的神圣誓言——然后在宴席上把他们屠杀，违背了待客之道的律法。但丁会说，如果你这么做，你所犯的罪孽如此深重，你就不只是寻常意义上的堕入地狱。一个魔鬼会从地狱里爬上来，把你的灵魂从身体中取走，占据你的身体。你其实已经身在地狱，哪怕你的肉身还在人间活着，因为这桩罪是如此令人发指。然而，它奏效了：从此以后，瓦伦蒂诺手下其余的人对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忠诚，甚至彼此之间都不敢低声议论半句不满，因为哪怕是最微弱的一丝阴谋气息，都可能招致死亡。

那么，瓦伦蒂诺的王国——他为之做对了一切——最终为什么还是土崩瓦解了？因为他恰好和他父亲吃了同一样让他食物中毒的东西，又恰好在最糟糕的时刻病倒了。而且他设法扶上位的那个傀儡——庇护三世——死得太快，接着他又被尤利乌斯在谋略上击败。如果这一连串的事情没有接连出岔子，这个王国本来会屹立不倒，而且他确实会征服佛罗伦萨。

马基雅维利不断提醒我们：是的，我们有所有这些可以尝试去做的事。我们可以记住，被人畏惧胜过被人爱戴。我们可以记住，不要招人憎恨。但我们至多只能掌控左右结果的一半因素。另一半永远属于命运。我们看马基雅维利，知道他是功利主义思想的源头，知道他说我们需要依据结果来评判人的作为。但他不只是说我们需要依据结果来评判他们的作为。他说，我们需要依据命运介入之前最有可能出现的结果，来评判他们的作为。

所以他说，人们看着瓦伦蒂诺·博尔吉亚，说：“可博尔吉亚家族垮台了。他们先是被畏惧，然后被憎恨，然后垮台，然后他们的敌人上了台，把他们的纹章从罗马的每一处表面上凿掉——以至于今天你走在罗马，坐进一家披萨店，墙上有一道奇怪的疤痕，那道疤痕就是博尔吉亚家族的公牛徽记曾经所在、如今已不复存在的地方。”人们想把这件事的教训说成：“别做博尔吉亚家族做过的事。他们垮台了。”而马基雅维利会说：“不，他们不是因为自己的选择而垮台。他们垮台，是因为世上发生的事有一半永远不在我们掌控之中。你可以把一切都做对，而它仍然不受你控制。但我们必须评判本来会发生什么，因此我们应该效仿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

15:08德瓦克什·帕特尔

我原先对马基雅维利有一个误解——因为我以前没读过这些书——以为他说手段无关紧要，重要的是目的。在某种德性伦理的意义上，或许他确实不认为手段重要；但他对手段的关注，远远超出我原本天真的想象。他认为手段极其重要，因为你获得权力所用的手段，决定了那份权力将有多稳固、多有成效。

在军事冲突的语境下，他说，如果你借助雇佣兵、或借助强权的帮助获得某种权力——这些人会因你获得权力而变得比你更强——那你所处的境地就非常岌岌可危。但说到尤利乌斯，他又提出另一个观点：如果你靠撒谎、靠背弃誓言、靠不守信用来获得权力，这是没问题的，因为在他看来，人们会忘记你并不守信。下一次与你打交道时，他们还是会相信你的话。

这其实是一场非常有意思的思考：究竟靠什么手段获得的权力会稳固、靠什么手段获得的权力不会稳固。而他竟认为背弃诺言完全没问题……

阿达·帕尔默

其实比那还要微妙。因为如果你是一个会背弃诺言的人，而你以这种方式背弃，它会反咬你一口；如果你以那些方式背弃，就没事。

他还分析了萨伏那罗拉这样的人物——此人会做出各种预言和许诺，然后其中有些应验了、有些没应验。接着他又会做出新的预言，并修正自己昨天说过的话。按马基雅维利的分析，他对自己的操纵与谎言处理得很糟糕，糟到让人们转而反对他、使他失去权力。这部分是因为萨伏那罗拉作为一个宗教蛊惑者，他权力的核心在于人们相信他受神启、不会犯错、不会出差错。所以面对谎言，他的权力根基是脆弱的。对他而言，正因为他权力的特定形态、以及他处理自身前后矛盾的特定方式，这确实伤害了他。

反观切萨雷·博尔吉亚这样的人：他会结成同盟、与盟友合作一段时间，然后再背叛他们——因为与此同时他是如此高效的征服者、如此令人恐惧，人人都那么怕他——即便他背叛了一个盟友，他其余的盟友也会说：“我得对他更忠诚才行，这样下一个被背叛的就不是我；我得努力博取这位君主的欢心，免得轮到我头上。”而不是转过来反对他，因为他太可怕了。

萨伏那罗拉并不可怕。萨伏那罗拉有魅力、有说服力，还有那样一种能让人群为之激动、让女人为之倾倒的嗓音。几十年后，当人们问米开朗基罗萨伏那罗拉是个什么样的人时——那时萨伏那罗拉已经死了几十年——米开朗基罗的回答是：“我至今还能听见他的声音。”他拥有那种富有魅力的气场。可当他在政策和真相上开始反复无常时，这还不够。而瓦伦蒂诺则可怕到可以背叛他最得力的将领、夺走其领地、推翻其城邦，而他其余所有的将领都会说：“最好更加规规矩矩才是。”

所以这不只是“撒谎没问题”，而是——如果你满足了这些其他条件，撒谎有时没问题；如果你不满足，就不行。这就更加印证了他对手段的聚焦有多深。如果你做了 A 和 B，你没事；但如果你做了 A 和 C，你就有事。他审视的是你行使权力的各种不同方式、以及人们追随你的各种不同理由的细枝末节。如果你是一位已决定在“被爱戴”上下注的君主，你就必须把它维持下去，或者在被爱戴的同时也培植被畏惧。如果你已在“被畏惧”上重重下注，那么有些事你就能做——而这些事，一个权力依赖于被爱戴的君主是做不来的。

德瓦克什·帕特尔

这其实就引出了《君主论》里那句名言：“被人畏惧胜过被人爱戴。”我想，他在这里想说的是，他对人的本性非常愤世嫉俗。如果人们对你许下承诺，他们转头就会反悔。如果你的权力根基依赖于人们的承诺和忠诚，那么一旦你的统治显出破败的迹象，他们就会反悔。反之，如果你的统治依赖于人们心存这样的预期——一旦背弃对你的誓言就会受到惩罚——那就要稳固得多。

他基本上认为，无论是暴君、平民还是贵族，人都会在被允许的范围内坏到极致。这又回到了《论李维》里的那个观点。他为制衡所作的整套辩护，与美国的开国元勋们、以及他们想要制衡、想让不同派系相互牵制的理由并无不同。他只是愤世嫉俗，认为只要你允许，人就会坏到极致。

阿达·帕尔默

在这个话题上，马基雅维利是我们所知欧洲传统中第一个提出这种可能的人：在一个国家里同时存在不止一个政党或许是可行的，它们会彼此竞争，通过竞争来宣泄社会的张力，并争相在一次选举中占据上风、接着又争下一次。这是我们如今习以为常的事，但在马基雅维利那里却是一种创见。他谈到，一座城市内部的竞争，如果各党派相对稳定的话——他观察到的例子之一就是锡耶纳——能够宣泄地方上的张力，容许权力归属在内部进行调整，并且保持稳定。关于权力归属的内部调整，我稍后会再回头讲。

对待政党的标准态度是：如果一个政体里有两个政党，那么在其中一个政党被消灭、其首领被砍下头颅插上尖桩、其宅邸被焚毁夷平之前，它绝不会稳定。这正是佛罗伦萨以前对待政党的解决办法。佛罗伦萨屠杀了自己的吉伯林派，把他们全部杀光，还在他们宅邸曾经所在的土地上撒盐，好让那里寸草不生。那里至今仍然寸草不生。后来当黑圭尔夫派和白圭尔夫派分裂成两个支派时，他们也立刻开始互相屠杀。标准做法就是：必须有一个党派彻底铲除另一个党派，才能有稳定。相对而言，政党不仅能并肩共存、还能在政治上发挥助益的例子寥寥无几——尽管佛罗伦萨的邻居锡耶纳就是其中之一。

德瓦克什·帕特尔

当时治理国家、或者说做一个好君主，有一个要素是我原先没有体会到、而马基雅维利极为强调的，那就是别人认为你有多可畏、多有声望。这一点既关系到阻止他人入侵你，也关系到从他人那里榨取让步。在他的外交生涯中，他被派往一众不同的外邦政体，基本任务就是去判断：“喂，这人是个动真格的角色吗？”比如马克西米利安在南下意大利的途中，试图从佛罗伦萨那里敲一笔贿赂以换取不入侵。佛罗伦萨就说：“去看看这家伙是不是来真的。”他得对这个人作出某种判断。

阿达·帕尔默

有一点值得记住：佛罗伦萨付过很多次这样的贿赂。佛罗伦萨的策略是：如果有人正在入侵这一带，我们能不能把他买通？因为花钱让人不来打你，远比真刀真枪地备战去跟他打要靠谱得多。你家族的土地会被士兵踩踏，你经济上会蒙受损失。所以这是佛罗伦萨的老套路了。马克西米利安威胁要入侵意大利、并试图敲一笔贿赂，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佛罗伦萨基本上每年都在盘算：“好吧，今年我们得贿赂谁才能不被入侵？这是今年用来贿赂国王的预算。它该花到谁头上？马克西米利安是个动真格的威胁，还是说我们该把这笔钱省下来，以防那不勒斯国王、法兰西国王、米兰或威尼斯人这类更厉害的角色构成威胁？”

23:58德瓦克什·帕特尔

在这个时期，教皇不只是一位精神领袖，还是一个世俗权力。

阿达·帕尔默

非常如此。

德瓦克什·帕特尔

他和他的儿子实实在在地在与其他天主教徒打仗，而那些天主教徒也在反击他们。身为一个与教皇作战的天主教徒，这意味着什么？

阿达·帕尔默

这里地理上的远近就是一切。如果你离罗马很远——当你身处丹麦或冰岛，而教皇远在天边时——你与他打交道的方式，就是偶尔有一位气派惊人的教皇特使来访。会有盛大的排场与仪仗，城市还会为“有教皇派来的人来访”这件事而给一条街改名以示纪念。他拥有对各种请愿说“是”或“否”的巨大权力，不同国家长久以来一直在就某些具体事项请愿，而教皇的特使来到这里，是要接见皇帝、裁定这位王后能不能当王后——这感觉是件大事，而教皇本身非常抽象。

对那样一位教皇心怀敬重是很容易的，因为你看到那位教皇做些什么呢？你看到那位教皇身处盛大的排场与仪仗之中。你看到那位教皇对教皇和国王的命运作出裁断。你看到那位教皇颁布教皇训谕和敕令，为各种问题给出神学上的答案。你看到那位教皇在远方对人行使生杀予夺的裁判之权。他非常抽象，而且从你的视角看，这一任教皇与下一任教皇之间的差别相当小。你看不到他们在政策上的分歧。

可如果你身在意大利，这位教皇就是那个跟你兄弟一起上过大学、还在大学里把你兄弟揍过一顿的混蛋，到了中年又酗酒又不负责任，而你在那些别的差事上一直在跟他打交道，你太了解这个混球了。你了解他的家族。你也了解那些同样来争这个位子的其他混球。你跟他结盟，或者没跟他结盟。他的先人是你的盟友，或者不是你的盟友。他是个有名有姓、实实在在的家伙。

你更有可能依据“他就是那个家伙”来评判一位教皇。这不是什么“教皇尤利乌斯二世”，这是朱利亚诺·德拉·罗维雷，而我是根据把他扶上位的那个叔父、根据他朋友们的所作所为、根据他出身城市的所作所为来评判他的。他所有的丑事你都一清二楚。你还要承受这样一个事实：当他登上权位，凡是跟他沾亲带故的人都会在意大利境内获得晋升，凡是跟他不沾边的人都会被赶出意大利。所以对一个意大利人来说，看清这位教皇要容易得多，而看清“教皇制度”本身其实相当困难。正因如此，才会出现这些耐人寻味的战争：哪怕是那些世代对教廷无比忠诚的城市，有时也会对教廷开战。

整个意大利被划分成这两个派系——圭尔夫派和吉伯林派。理论上，这两个派系的含义是：圭尔夫派的势力、圭尔夫派的家族、圭尔夫派的城市相信，罗马皇帝的正当继承者是教皇。教皇就是皇帝。他有权成为意大利——乃至一切曾属于罗马之物——的统治者。他是至高无上的政治与军事权力，是意大利正当的、且唯一正当的宗主。

吉伯林派则相信，公元 800 年，当查理曼征服了大片土地、建立起我们如今称为神圣罗马帝国的那个帝国时，当教皇为查理曼加冕时，他把自己权威中政治与军事的那一面委托给了那位皇帝，使自己成为精神权威，而让皇帝成为政治与世俗的权威。因此，意大利正当的统治者是皇帝，是查理曼的继承者。

这就是三百年前这些党派最初为之争斗的两个派系。而如今，这些派系实际的含义是：“那帮混蛋谋杀了提伯尔特叔叔，我们永远不会原谅他们。”他们是与我们为敌的那一队，我们是这一队。他们是那一队，我们恨他们。我们想碾碎他们，因为他们想碾碎我们。

这就意味着，有时会有一位出身于世代吉伯林派家族的教皇当选，而这位教皇会开始提拔反教廷派系的人，于是亲教廷派系反倒会联合起来反对教皇。这在理性上毫无道理可言——直到我们记起，他们效忠的是抽象意义上的教皇。于是你就会看到多次这样的局面：罗马与佛罗伦萨之间爆发战争，起因竟是佛罗伦萨想在教皇的领地上捍卫教皇权威、去对抗教皇本人，因为那位具体的教皇出身于反教廷派系。

德瓦克什·帕特尔

难道他们不相信他是基督在人间的代理人吗？在一个正常的政治国家里，你会想“我信仰美国，但我不喜欢这位总统”之类的，这说得通。可教皇不是本应是……？

阿达·帕尔默

既是也不是。还是那句话，当你离得远时，是的。当你靠得近时，这些人的丑事你知道得太多了。那我就举一个有趣的例子：在我看来，这是有史以来最具被动攻击意味的一封信。

新教皇当选时会举行一种仪式，叫作献上服从誓言。基督教世界每一个政体都会派一位重要使节来到罗马。他们排很长时间的队，然后发表一通冗长的演说，大谈他们前来代表的那位君主何等伟大、权势何等浩大，云云，又如何虔诚，以及，教皇陛下，他多么欣喜您如今成了教皇。谨代表我那位了不起的国王向您道贺。

而你应当派出的，是在不至于让你的政体垮掉的前提下所能派出的地位最高的人。你可能派国王的一个幼子。你可能派一位大法官。就佛罗伦萨而言，你会派出你所能派出的最显赫的市民。

所以当西克斯图斯教皇当选时，前去献上这篇服从演说的，正是洛伦佐·德·美第奇本人——不是《君主论》的受献者，而是《君主论》受献者的祖父、与之同名的那位——献上服从演说，字面意思就是匍匐在教皇面前、亲吻他的双脚、并立下这个誓言。洛伦佐为西克斯图斯教皇做了这件事，而当时他正与这位教皇谈判，拼命想为自己的弟弟谋得一个枢机主教的职位。西克斯图斯教皇却反过来策划了帕齐阴谋，企图屠灭美第奇家族，杀死了洛伦佐的弟弟，还杀了他好几个盟友，并试图发动政变夺取佛罗伦萨。

随后在西克斯图斯之后当选的下一任教皇是英诺森，众所周知，他是西克斯图斯所属的同一派系的傀儡。于是我们从这位曾试图灭绝洛伦佐家族的极度危险的教皇，又来到了同一派系的一个傀儡。洛伦佐这次没有亲自前往，而是派了自己的儿子去献上这个誓言。他让儿子带去一段话，向教皇陛下致歉说：“我无法亲自前来，但上一次这份职责落到我头上时，我还有一个兄弟，可以在我离开期间把国家的重担交托给他。如今我已没有兄弟，所以无法亲自前来。”这是一封非常恭敬的信，但也极其直白地表明：他不信任、也绝不会再信任这个派系。

所以他们要非常小心地去斡旋这样一个事实：教皇拥有这种巨大的精神权力，可有时教皇却像骇人听闻的、极度自私的军阀那样行事。这也是随着时间推移而愈演愈烈的事情，我们有必要记住，教廷是随时间逐渐腐化的。原因在于，每过一代，就有更多人把财富捐给教会。一个没有儿子、却有财产的寡妇，出于虔诚决定把这些留给一座修道院。教会变得越来越富有。而随着教会变富，财富带来权力。越来越多的权力集中到这个政权手中。这就给每一个有野心的家族形成了越来越强的激励，去把自己的次子送进教会。

而这一路向下贯穿到底。我们有马基雅维利与亲戚之间往来的私人信件，他们在其中商议：该出多大数目的贿赂，才能为他的小弟弟托托买到一个神职。他们不想出太大的贿赂，因为那会让家族陷入贫困。他们也不想出太小的贿赂。他们听说另一个同样在争这个神职的家族出了格外大的一笔贿赂。这有点不公平。面对被人家贿赂压过一头，他们该如何回应？他们把这件事当作世上最寻常、最普通的事来写。这是一个富裕的、商人—君主级别的家族。他们在佛罗伦萨的财富与权力中处于前 5%，但进不了前 1%。可即便对他们来说，谈论花钱贿赂以谋取一个神职，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事情就是这么运转的。

每过一代，教会都变得更富有、拥有更多权力。因此腐化它的激励也就更大。它甚至演变成一种囚徒困境式的体系。如果你是公爵，你却不去操纵教廷，不去贿赂教皇，不去努力让自己的兄弟当上主教，而你的敌人却这么做了，那你就完蛋了。所以你甚至会把它看作一种自卫：“我必须操纵教会。这是我的人民得以安全的唯一办法。如果我不操纵教会，我的敌人就可能操纵教会，那样就危险了。”

这一路向上一直贯穿到国王的层级：教皇可以让你的敌人成为你王国里最有权势的主教，也可以不准你结婚——因为你想娶的那个人难免是个表亲，你需要一份特许才能和她成婚。教皇可以阻止这件事，搅乱你的联姻同盟。身为国王，你非常迫切地需要教皇。而一路向下，你同样需要教皇。这就意味着，贿赂和其他种种激励，使教廷每过一代都更加腐化。

所以在每个人的亲身体验里，教廷都比哪怕几任教皇之前还要糟。你会看到，一百年间的每一代人都在说：“如今的教皇比我年轻时的教皇糟糕多了。”人人都这么说。但丁在 1300 年这么说。马基雅维利祖父母那一代人在 1400 年这么说。马基雅维利在 1500 年也这么说。在每个人的亲身体验中，教皇都随时间变得越来越世俗、越来越好战、越来越腐化。这是一种逐渐的累积，并像这类事情惯常那样走向一个顶点，最终引发了宗教改革——当它糟糕到必须有一场针对它的巨大反动时。

马基雅维利以一种有趣的方式预见到了这一点，因为马基雅维利说：“一切制度都会逐渐腐化，需要被改革、回归其根基，否则就会在自身腐化的重压下崩塌。”他认为教廷一直在经历这个过程，基督教也一直在经历这个过程。而且，若不是因为阿西西的圣方济各——以及在某种程度上还有比他早几个世纪的圣多明我——改革了教会、引入了多得多的民众支持，基督教本来早在两百年前就已在自身腐化的重压下崩裂；而随着腐化随时间累积，它还会再次需要这样一次复兴——正如任何制度所需要的、城市政府所需要的、共和国所需要的那样。

36:13德瓦克什·帕特尔

我们这个世界与五百年前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在于对庇护（恩荫）关系的倚重、以及它作为政治权力之根基这件事。那时它要突出得多，对吧？所以这是一个值得理解的话题。

阿达·帕尔默

不只是它更突出，而是它是这个社会的根本黏合剂，而不只是社会诸多黏合剂中的一种。庇护关系——它同时也是家族性的，因而与裙带关系纠缠在一起——是如此根本。举个例子，当亚历山德罗·法尔内塞在 16 世纪中叶当选为教皇保罗三世时，他并没有腐败地让自己的某个亲属去统领教皇的军队。相反，他任命了一位真正称职、经验丰富的将领，而不是自己那个并不怎么称职的私生子。

结果罗马爆发了骚乱。“教皇陛下，民众要求更多的裙带关系。您必须任命您的私生子来统领您的军队，因为您的私生子永远不会背叛您，而只要教皇的儿子是统帅，我们就知道可以信任教皇的军队不会倒戈反罗马。换成这另一位统帅，我们就无从确信。他可能背叛陛下。如果他不是那种与您荣损与共、如同您儿子一般的人，教皇与教皇军队之间就可能出现裂痕。因此，应民众之请，人民要求更多的裙带关系，因为这个体系依赖于它。”

你就是这样看出这个体系如何依赖于它的。庇护体系创造出一层层的信任，因为它牵涉到家族之间跨越数代的纠缠。如果这些家族发迹，他们一同发迹。如果他们败落，他们一同败落。这就创造出一层层的信任，足以支撑起像这样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一名士兵的效忠对象是他的统帅，而不是他所服务的政体。

到了现代，我们意识到了另一种解决办法。士兵的效忠对象不是统帅，而是宪法、或国家、或人民。但在这个时期，士兵效忠的是统帅，主要是因为通讯太慢，统帅必须能够迅速下达战场命令。可这就意味着你组建起一支军队，然后把它交到一个人手里。如果你无法信任那个人，民众就会惶恐不安，担心罗马与自己的军队之间、或罗马与自己的司库之间、或罗马与自己其他盟友之间会出现裂痕。庇护关系是一路向下让一切得以运转的黏合剂。

一路向下，直到这样的层面：如果你需要一名辩护律师，那也是通过庇护关系来办成的。审判的结果是观察庇护关系的一个绝佳窗口。我们都熟悉一个事实：中世纪的法典极其残酷，什么罪都判死刑。盗窃死刑，通奸死刑，同性恋死刑，放火烧了君主的蜂箱也死刑。不管是什么，法条上写的刑罚就是如此。可你去看实际的审判记录，这类罪名的定罪里，也许每一百起才有一起真的以极刑收场。几乎其余所有案子都以罚款或当众鞭笞告终，而不是法条上写的那种刑罚。我们会问：“这是为什么、又是怎么发生的？”答案就是庇护关系。

所以假设时值中世纪或文艺复兴时期，你是个木匠，你十几岁的儿子喝醉了，在一场斗殴中揍了某人一拳，把那人的鼻子打断，而且断得要了那人的命。他在一场醉酒斗殴中失手打死了一个人，于是你儿子如今正因谋杀受审。你是个木匠。你一直为某个富裕家族干活，是他们的家族木匠。就说这是美第奇家族吧。每当他们需要为家族教堂添置新长椅、或添置新家具、或修缮家族宅门时，他们都找你。

于是你去找他们说：“我儿子有难了。他正在受审。请替他说句好话。”你的庇护人有能力影响法官，他们会替你说好话，你就能得到较轻的判决。这是“品格证人”的前身——由品格证人出面说：“某某人是这样一个好人，应该从轻发落，而不是重判。”

通行的常规是：你被指控犯下重罪，你因此面临性命攸关的审判，你的庇护人出面干预，于是你得到较轻的判决。司法本应如此运作。这是一条非常严峻的界线，到了 18 世纪随启蒙运动而改变。因为我们如今讲求比例相称的正义：某项罪行就该判这样的刑，而理想的正义是，凡犯下该罪者都得到那样的刑。这才是公平。你认识谁并不重要。你是富是贫也不重要。刑罚应当一视同仁。这就是启蒙式正义的理想。

这个时期司法的理想——它在更大程度上受基督教塑造——认为审判的目的在于让罪人的灵魂在精神上得到内在的矫正。因此理想的结局是让他们为自己的性命担惊受怕。他们站在一位令人生畏、作为上帝尘世代表的法官面前。他们知道自己有罪，理应被投入地狱的深渊。可奇迹般地，他们获得了恩典，得到了赦免。被送上审判、为性命担忧、向庇护人求情、而后获得宽恕——这整个过程本应是你的灵魂在接受神圣审判时将经历之过程的一场尘世预演。因此，它应当让你从另一头出来时成为一个好人。

司法体系的目标，是罪人在精神上得到改善，以及期望他们从另一头出来时变得更好、更有可能上天堂。即便在人被判处死刑时，也有宗教团体整夜陪着他们，做最后一场祈祷聚会，再陪他们走向绞刑架，握着他们的手，在他们面前举着一幅圣母玛利亚的画像，好让那即将被处决的人直到最后一刻都在想着天堂。处决的理想结局，是灵魂上天堂。

所以司法体系的整套结构都预期会有一位庇护人出面干预——他代表着一位主保圣人的介入——去说服那位身为上帝的法官给你宽恕。所以当我们看到一百场审判里，有九十九场以当事人缴一笔小额罚款收场、只有一场以当事人被处决收场时，这实际意味着：在那九十九场里，他们的庇护人出面了。有人说服了某个会替他们美言的人，于是他们得了轻判。而在那一场里，那个人已经脱离了庇护网络。那个人惹恼了自己的靠山、自己的保护人。这就是为什么它一路走到了极刑。

听众中可能有很多人熟悉乔尔丹诺·布鲁诺，他作为科学的殉道者而闻名，因为他被宗教裁判所处以火刑。较少人知道的是，那并不是他第一次受宗教裁判所审判。他曾因进行各种激进形式的思想活动而多次被宗教裁判所调查。早先那些审判得到的是这类审判通常的结局。他有一位庇护人，有一些他为之工作或与之共事的富人，大学在接待他。他们替他说了好话。他没事。宗教裁判所告诉他“要规矩点”，然后一切照旧。

而那一次，他惹恼了为之工作的那个人。他把自己的庇护人得罪了。正是他的庇护人把他交给宗教裁判所，说：“这家伙是个江湖骗子。他许诺能教我这些东西，可他教不了。我不信任他。他不是好东西。从重治他的罪。”那场审判之所以一路走到极刑，原因就在于他没有庇护人。那一次，他就是那“第 99 个案例”，即没有庇护人的那一个。

如果当时有一位庇护人保护他，那么尽管他的东西何等激进，他也会没事。我们从乔瓦尼·皮科·德拉·米兰多拉的审判中就能看到这一点——坦白说，他比乔尔丹诺·布鲁诺激进得多。可皮科受审时，洛伦佐·德·美第奇和其他有权势的人都非常在意皮科，他们使出了浑身解数。洛伦佐去找他的妻舅——一位奥尔西尼家族的人。奥尔西尼家族在罗马有巨大影响力。他们争取到让皮科获释、被送回洛伦佐身边、在某种软禁状态下生活的许可，条件是洛伦佐保证他从此规规矩矩。

又比如马尔西利奥·费奇诺，这位激进的柏拉图主义者出版了一本书，讲如何让灵魂投射到时间之外、召唤天使，论证轮回转世的存在，很明显在神学上极其古怪。就是这个人，写下了有史以来最棒的一封推荐信——当时他正把一位年轻学者推荐给匈牙利国王谋职。他在推荐信里写道：“这位年轻人是圣托马斯·阿奎那的转世，所以你应该给他一份差事。”好吧，这确实是一封推荐信。可你会想：“圣托马斯·阿奎那的转世，嗯？”

于是宗教裁判所找上费奇诺的门，说：“唔，转世？”费奇诺说：“哦，糟了。救命。去找洛伦佐。”洛伦佐去找他的妻舅奥尔西尼枢机主教。奥尔西尼枢机主教把这事压了下去，而费奇诺被告知：“也许别再这么公然地大谈转世了。”费奇诺说：“好的，当然，我只会教那些非常虔诚的人如何召唤天使、如何让灵魂脱离肉体。我保证不会把这些本领教给任何会不负责任地加以使用的人。”宗教裁判所说：“好吧。”然后就回家了。因为庇护关系发挥了作用。

庇护关系是让一切得以运转的黏合剂。没有庇护人，你甚至连旅店都住不了、连一个苹果都买不到——我没开玩笑。你来到一座城市。没人认识你。你是个陌生人。你所拥有的，是一封来自你庇护人的推荐信，而你的庇护人与那里某位重要人物有交情。你在旅店出示这封信。这就是他们让你住下的原因。

47:57德瓦克什·帕特尔

把你刚才谈到的几条线索串起来：《君主论》描绘的是一幅政权极度不稳定的图景。你得提防外国势力。你得提防本国内部的对立派系。你得提防雇佣兵。你得提防形形色色的东西。所以任何一个政权都非常不稳定。那么，要让局面变得更稳定，必须发生什么？我们刚才谈到了几种情形——人们效忠的对象不是政权，而是政权内部的其他人，这就造成了不稳定。

在《论李维》中，马基雅维利谈到，罗马帝国覆灭被引发的原因之一，是这些将领因帝国太大而远在数月路程之外的边疆打仗，他们不得不在数年之久——某些情况下，当然，对凯撒而言是数十年——持续统领如此众多的士兵，而这些士兵几十年来一直只听这个人发号施令、告诉他们接下来去打谁。这才是他们效忠的对象。反之，比方说，如果执政官能够每一天都下达号令，那么效忠的对象就可以是罗马的政权。

庇护关系也是同理——如果不存在我们今天现代世界里那种确定性的司法体系的话。《君主论》和《论李维》有很大篇幅都在讲：你如何确保一个家族不会因为自己的儿子被杀、而凶手又没被复仇而怒火中烧？只要你有一个可靠的刑事司法体系，这个问题就消失了。福利国家与废除庇护体系也是同理。如果你不必依赖这个家族，那就把他们从中间环节剥离了出去，于是国家就能赢得你的效忠。

所以把所有这些线索连起来——通讯时间、不偏不倚的司法体系、不偏不倚的福利国家——看作是政权要获得足够的合法性、进而获得足够的稳定性以支撑起现代民族国家所必需的条件，是很有意思的。

阿达·帕尔默

是的。有一件让所有人都感到意外的事：当切萨雷·博尔吉亚——在那个时代人们更多叫他瓦伦蒂诺——征服意大利中部这些城市时，他进城后会把统治家族屠杀殆尽。他竭力杀光自己所能杀到的该家族的每一个成员，这样就不会有潜在的、前来取代他的对立宣称者。他施行中立的司法，因为他和他的亲信在那座城市里没有任何一方立场。他们并不是站在某一群家族一边去反对另一群。他们施行司法时，之所以中立，是因为他们对当地派系的恩怨前情毫无兴趣。

结果出乎所有人意料：他开进一座城市，屠杀了统治者，建立起一个威权政权，却极受民众拥戴、备受爱戴。人人都说：“他们为什么会喜欢这个人？他是个残忍的、杀人如麻的暴君。”答案是，几代人以来，他们头一回拥有了接近公平的司法。

意思是说，过去总是一个派系当权、另一个派系在野。在我们那个“木匠的儿子喝醉、在醉酒斗殴中杀了人”的设想里，如果那个木匠的儿子是当权势力的木匠，那么这桩谋杀就不会有任何公正、不会有任何后果。顶多是一笔最微不足道的罚款。而如果那个木匠为在野的那些家族干活，那就从重治罪。他儿子会因这起命案被处决。不会有公平的司法。判决的结果完全取决于谁当权、谁在野，而不取决于案情本身的公允。

可一旦那两个统治家族都被铲除、一个外来势力进驻此地、再发生一起杀人案时，那位中立的法官就会中立地审理此案，无论那是谁家的木匠，都给出同样的裁断。那些世世代代生活在“对一些人有公道、对另一些人无公道”之中的人，突然拥有了公平的司法，对此欣喜不已，并发现冤情终于得到了惩处。那些他们长久以来怨恨厌恶、身居权位的人，终于为自己犯下的罪行受到了惩罚。

这就使瓦伦蒂诺那充满征服与暴力的政权，在这些城市的普通百姓中极受欢迎，于是他们甘愿加入他的军队，帮他守住征服的成果、维持其统治、驻守他的要塞。所以马基雅维利等人对此大为震惊。他们原以为，如果一个征服者打进来、屠杀了一座城市的统治者，城里的每个人都会憎恨并畏惧这个征服者。可如果这个征服者是被畏惧而不是被憎恨——因为他铲除了统治者，却随后对百姓公平相待——那么它就行得通。

德瓦克什·帕特尔

那么，假如瓦伦蒂诺拿下了佛罗伦萨而且活了下来，又会糟到哪里去呢？他顶多会屠杀当时的统治政权，也就是那个共和国，可我不清楚马基雅维利特别担忧的是什么。佛罗伦萨的文化瑰宝等等还能保得住吗？

阿达·帕尔默

佛罗伦萨的文化瑰宝有可能会没事。对此有两重回答。其一是，马基雅维利非常坚定地认为：如果你生活在这样一种处境下——存在某个能把你即决处死的人，他能在街上从你身边走过、指着你说“就是他，杀了他”，而这就当真发生——那么你就是不自由的。用他文本中的词汇说，如果你生活在一个存在专断权力、可以把你处死的国家里，你就是个奴隶。反之，如果你生活在一个必须经过审判、必须有程序、而且必须经过审查并公开进行的体制里——只要存在一套体制——那你就拥有自由。那套体制或许不公。它或许有偏向。就马基雅维利而言，它甚至可能正是那个折磨并流放了他的体制。但毕竟有一套体制。他认为这一区别极其重要。

所以如果瓦伦蒂诺征服了佛罗伦萨，那就不再是那套体制了。会有这样一个人：他能走在街上，指着一个佛罗伦萨市民说“杀了他”，而他们就会把那人杀掉。那个暴君会公平吗？也许吧。那个暴君会好好行使这份权力吗？也许吧。他的继任者会比他更坏还是更好？我们不得而知。我们无法预测。那是君主制。它既可能出好继任者，也可能出坏继任者。但只要存在一个能说“处死他”的人，佛罗伦萨的人民就不是自由的。

这对马基雅维利意义重大，对佛罗伦萨人民也意义重大。我们很难体会到，他们享有的自由何其之少、拥有的选举权何其之微，可他们却何其在意。佛罗伦萨人一次又一次地甘愿走上街头、冒着生命危险，高举那面横书着“Libertas（自由）”的旗帜。这面写着 LIBERTAS 的旗帜，是执政团（即元老院）的纹章，而执政团是从这座城市里那 1% 的超级精英、有资格进入政府的极少数人中遴选出来的。

他们走上街头，并不是在捍卫自己参与共和国的权利。他们是在捍卫自己老板的老板待在共和国里的权利。然而他们却如此深切地在意它，并把它视为与“存在一个能走在街上、指着你说‘就是他，杀了他’的人”那种处境有着根本性的不同。这个自由的传统意义重大，而哪怕是世上最仁慈的暴君拿下了这座城市，它也会随之消失。这就是回答的一半。

德瓦克什·帕特尔

我能就这点快速问一句吗？当洛伦佐·迪·皮耶罗·德·美第奇上台时，他难道不就是那样一个人吗？

阿达·帕尔默

这就是回答的另一半。当征服者来自你自己的城市、热爱你的城市、想要照看你的城市，与当征服者来自外部，这两者之间有着天壤之别。当美第奇家族接管佛罗伦萨时，他们想要的是佛罗伦萨，而且想要佛罗伦萨仍然是佛罗伦萨。他们希望它所有的美、所有的瑰宝都继续存在，并且归他们所有。他们绝不会考虑把它的重要部分夷为平地。他们绝不会以“你们若敢反叛，我们就拆掉你们的城墙”或“我们就毁掉你们的大教堂”来威胁佛罗伦萨人。而任何一个外来者都会这么做。

所以，在美第奇公爵治下，佛罗伦萨依然很像佛罗伦萨——比在维斯孔蒂或斯福尔扎公爵治下的米兰还像共和时期的米兰，也比在埃斯特家族诸公爵治下的费拉拉还像它的共和时期；费拉拉的共和国已荡然无存，而埃斯特家族的公爵们可以为所欲为，包括彼此凶残地剜出对方的眼睛，而那座城市却绝不会对他们采取一丝一毫的反抗。

所以马基雅维利心里清楚，如果佛罗伦萨非得陷落不可，那么落入美第奇之手是最温和的。它也许是最不稳定的，因为他们不会像外来征服者那样令人畏惧，但无疑是最温和的。被来自内部的势力征服时，你能保住某些重要的权利，而被来自外部的势力征服时则保不住。

57:55德瓦克什·帕特尔

显然,我们记住这个时代,是因为它产生了所有这些伟大的文化作品、所有这些惊人的建筑和艺术。可我们同时又在谈君主地位的岌岌可危、连绵不断的战争,谈他们几乎无时无刻不在打仗。那么,这么多不同的项目,是从哪里来的盈余去支撑的呢?

你在书里写到,老洛伦佐·德·美第奇为了给孙辈提供教育而建造一座图书馆,由于建馆和购书的开销,折合今天大约要花三千万美元。在一个人人都在彼此交战、一旦战败城市即使不被夷平、至少统治集团也会被杀光的时代,哪来这么多盈余可以投入教育和艺术等等?

阿达·帕尔默

答案的一半是:金融的利润极高。如果你是银行业中心,涌入的资金多得惊人。佛罗伦萨的支柱产业“大羊毛业”同样极其富有。就像亨利·福特变得极其富有一样,在一个买一套衣服要像买一辆车那样攒钱、而人人又都需要一套衣服的时代,靠这个行当可以发大财。

所以,钱是有很多的。不过,你还记得人们常说,美国国防开支中,单位美元效果最大的是富布赖特项目吗?因为外交比战争便宜。派一个满怀热情、朝气蓬勃的年轻研究生到一个国家去,热情地介绍它的文化、建立联系、让大家都心生好感,这在避免冲突、并在冲突中获得帮助方面,比把同样数额的钱花在真正的军队上要有效得多。每一美元花下去,外交都比战争便宜。

他们是在用艺术做外交。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你不搞艺术,就得在战争上花更多的钱。并不是说艺术是用战争剩下的盈余创造出来的。而是这样想:“哦,不,我们养不起足够的军队来真正抵御法国。就算把我们所有的钱都花在军队上,也挡不住法国。但我们确实可以花钱,在我们的政府所在地到处画上百合花纹章,再给法国国王准备漂亮而昂贵的礼物,这样等国王驾临时,他会觉得我们是朋友,我们把所有这些文化成果都献给他。真打起来,我们必输无疑。但如果我们玩文化胜利这一局,那更便宜,而且我们还有可能获胜。”

德瓦克什·帕特尔

我们上次谈到过这一点:一位法国外交官来到佛罗伦萨,看着这些在他眼中一文不值、甚至不是恺撒后裔的人,却在创造出所有这些东西,那会是怎样一种体验。

如今人们去参观佛罗伦萨,兴趣部分是因为这些是历史遗物,是五百年前的人造出来的。但如果你在当时亲眼看到它们,你会觉得这要么是只有罗马人才做得到、而我们已经做不到的事,要么是连罗马人都做不到的事。

阿达·帕尔默

没错。在当时它们就是高科技。就像我们今天看到一座令人惊叹的摩天大楼,比以往任何摩天大楼都更高、更险、更了不起。

德瓦克什·帕特尔

我认为,这是一个被低估的方面:想象一下,当时一个外国势力在评估佛罗伦萨时会是什么感受。

阿达·帕尔默

是的。我们得提醒自己,这些既是历史成就,也是高科技成就。另外,这是一个“向后即是向前”的时代。也就是说,这个时代不像我们这样,把未来看作潜力所在,认为人类会随着时间推移变得越来越好。人类的潜力在于重新夺回罗马。向后即是向前。如果我们能变得越来越像罗马,那就会更好。这就是我们所憧憬的。

他们确实也争论:我们能超越罗马人吗?我们能把事情做得比罗马人更好吗?但那是一个“如果”,是一场争论,不是“当然肯定能”。对我们来说,则是“当然肯定能”。我们在向前走,我们在努力建造更大、更令人惊叹的东西。即使是对进步持怀疑态度的人也会说:“是啊,将来我们会更强大,能做的事会更多。我们也许会用它来搬石头砸自己的脚,但我们将来会更强大。”

对他们而言,问题则完全是:我们将来能像罗马人那样强大吗?我们不知道。我们可以争论。我们希望如此。我们向往如此。会不会有另一个罗马和平?有朝一日会不会再有一个普世和平?我们还能再次实现它吗?

所以,当我们看佛罗伦萨的大教堂或佛罗伦萨的新古典主义建筑时,我们知道它们是在模仿过去,因此不会把它视为尖端技术。但对他们来说,尖端技术就是模仿过去。

德瓦克什·帕特尔

我们上次谈到,马基雅维利和其他人文主义者虽然对德性的理解各不相同,但都试图效仿最初让罗马变得伟大的那些德性。他们在多大程度上只是依据李维之类的人记下来的那些随机传说,说是曾经发生过的事,比如布鲁图杀死自己的儿子,或者那个把手伸进火里,以表明罗马人民会忠诚、你们不要跟我们打的人,他叫什么来着?

你去看真实的罗马历史,会发现它极其混乱不堪。我们在开始录音之前还在聊克劳狄乌斯的一生和皇帝们的时代等等,他们肯定知道,其实……

阿达·帕尔默

一部分原因是他们把焦点放在不同的皇帝身上。我们要拍一部HBO的剧集时,不会去拍那些乏味但称职、只是把工作做得很好的皇帝。如果我们去拍,社会也许会更好。但那些戏剧性十足的皇帝,有大量的刺杀和大量的狂欢派对,才适合拍成电视剧。

每个人都会对自己的历史进行筛选。当你书写自己文化的历史时,往往会挑选英雄。你看一本中学历史教科书,它会颂扬那个国家的英雄。如果它努力保持不偏不倚,也会承认其过错,但英雄一定在书里。

当他们试图编写一本“过去是怎样的”手册时,让他们印象深刻的是与自己当下不同的东西。他们的当下有的是暴君,有的是狂欢派对,有的是屠杀。他们的当下没有七十年的和平。所以,这才是显得与众不同的地方。

我认为对我们来说,有些狂欢派对和屠杀更显眼,因为我们现在没有那么多狂欢派对和屠杀,至少没有我们所知的公开发生的。当我们揭露出领导人卷入丑闻缠身的狂欢派对时,我们会非常愤怒。但对他们来说,他们读到了所有这些,也读到了图拉真、哈德良和马可·奥勒留带来的成功与稳定,于是他们说:“那对我们来说是陌生的。那是我们已经太久没有拥有过的。那才是我们想要再次拥有的。”

德瓦克什·帕特尔

以至于吉本在十八世纪后期撰写多卷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时说,人类历史上再没有比五贤帝时代更好的时期了。

阿达·帕尔默

是的,而且中世纪的欧洲无法接受这样一个想法:这些好皇帝同时也是异教徒,因此是在地狱里……这就是为什么会有那个绝妙的传说:教皇大格里高利召来了图拉真的亡魂,并为他的亡魂施洗,让他得以升入天堂,尽管图拉真是个在迫害基督徒期间在位的皇帝。但他们实在太爱他了,无法接受他这样一位伟大的恺撒竟会待在地狱里。

所以在中世纪的世界里,图拉真皇帝死后受洗从而得以升入天堂,是公认的定论,因为他是如此好的皇帝。但丁在《天堂篇》中把他置于核心位置,作为理想的基督教统治者。但他并不是基督徒。他迫害过基督徒。然而,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非常擅长两全其美:在构建他们想象中的古代时,他们可以挑选异教世界中最好的部分和基督教世界中最好的部分,两者兼得,同时推崇。

66:41德瓦克什·帕特尔

有一点我感到困惑。马基雅维利特意指出切萨雷·博尔吉亚的那些背叛,因为它们非同寻常。比如……

阿达·帕尔默

拉米罗·德·奥尔科?

德瓦克什·帕特尔

对。杀掉那位被他委派去实施严酷统治的副手,而那位副手正是因这种严酷让一个地区归于和平,最后却因为这份被委派的严酷而被杀。或者,以示善意邀请一些打算起事反对他的人,然后在宴会上把他们全部杀死。

但我们是否应该把他特意强调这一点——“嘿,把这种背叛或这种行为当作你应当考虑去做的事”——视为这类事在当时其实很罕见的证据?换一种问法,既然当时他们都是基督徒,那他们肯定真的相信,如果背叛别人、撒谎或违背誓言,就会下地狱,对吧?

那么,就像你刚才说的,死刑在当时其实不像我们事后想象的那样常见,这类疯狂的政治阴谋是不是也没有这些故事讲得那么常见?

阿达·帕尔默

这个问题的答案有两半,我先回答第二半,也就是关于宗教的那部分。他们都信奉一种宗教,它说“你要是做这件事,就会下地狱”,然后他们全都照做不误。这正是这个时代着力挣扎思考的问题。

每个人都在不断犯罪、不断违反规则:为荣誉而杀人,放高利贷,也就是有息放贷。他们无时无刻不在犯罪,无时无刻不在做这些违反规则的事。当时确实有人提出这一点,说:“嘿,这样不行。”这是但丁《神曲》的重要主题之一。

但丁在其中说:“看啊,你们做这些事,就会因此下地狱。”他的地狱里挤满了佛罗伦萨人。有一句精彩的话,是他又遇到一群佛罗伦萨人时说的:“恭喜你,佛罗伦萨,地狱里的名城。”因为他认为自己的佛罗伦萨同胞格外伪善。

随着他一路走下去,我们看到佛罗伦萨人尤其出现在高利贷和鸡奸的部分,也出现在异端和不信者的部分。一路上他遇到的都是自己的同胞,其中还有他自己所爱戴和尊敬的人。因为但丁在表达一个痛苦的观点:“各位,经文上说,我们做这些事就会下地狱。我要写一本书,让这一点字面上成为现实。”

《地狱篇》中,无论在他那个时代还是在我们这个时代,都格外震撼人心的一章是第五曲,他在那里遇到了纵欲者,我们看到了保罗与弗兰切斯卡。保罗与弗兰切斯卡的故事在当时是一个极其流行的爱情故事。有一位年轻美丽的贵族女子,丈夫年长而可恶。丈夫不在家时,又有一位出色英俊的年轻贵族来拜访她,他们一起读亚瑟王与桂妮薇儿、兰斯洛特的浪漫故事。事情一步步发展,他们一起通奸了。后来她的丈夫回家,发现了他们,把两人都杀了。人人都爱这个故事。它是无处不在的爱情故事,相当于他们文化中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是一个试金石式的故事。人们为它写歌。每个人都知道这个激动人心的爱情悲剧。

而他把他们放进了地狱,因为他们犯了通奸罪。这对每一个热爱这个爱情故事的人来说都极其震惊。“不,如果这是真的,而这又是我们的宗教,那这就是他们应该待的地方。”但丁非常严厉、非常严格,也非常与众不同,他引发了大量围绕这个问题的讨论。“我们一直在违反这些规则。我们是不是应该比过去更认真地对待它?”他说:“悔改吧,否则你们所有人,我的同胞们,都将下地狱。”所以他们对此是有担忧的。

但另一方面,当时实践中的基督教,对纯洁的关注远不如美国人所习惯的那种基督教,也不如欧洲由新教主导的地区。基督教在宗教改革的过程中发生了一次重大转变,主要来自加尔文、加尔文宗,以及后来的清教,它们更加注重努力过一种无瑕而纯洁的生活。其理念是:“我们要建立一个共同体,里面的人都将遵守规则并按规则生活。如果你是罪人、违反了这些规则,就应当被逐出这个共同体。你不洁净,你有污点。”

这不是这个时期基督教的思维方式。当时的假定是,每个人都时时刻刻在犯罪。世上没有纯洁这回事。每个人每五分钟就犯一次罪。每个人都会嫉妒,每个人都会好色,每个人都会懒惰。每个人都会犯这些错误,然后你为它们悔改,你感到愧疚,你做补赎,你在灵性上有所进步,你得到宽恕,然后你又犯罪。每个人都会犯罪。阿西西的圣方济各也犯罪。他非常关注自己作为罪人的身份,不断鞭笞自己,尽管在许多方面他是整个欧洲最有德行的人,却始终强调自己的罪。

文艺复兴时期有一位非常受欢迎、如今却不太受欢迎的圣徒,叫“好客者圣朱利安”,是杀人犯的主保圣人。他之所以成为杀人犯的主保圣人,是因为他的传说类似俄狄浦斯的故事。他出生时被一个女巫诅咒,说他长大后会杀死自己的父母。他逃到很远的地方,希望永远不会遇到父母,也就不会与他们相见。但最终他感到思乡,回到了家,结果被魔鬼欺骗,杀死了自己的父母。此后他用余生来弥补,四处朝圣,然后毕生致力于经营朝圣者旅舍,帮助别人完成朝圣。他是那些犯下杀人罪、深感愧疚、需要背负着它活下去并为之悔改的人的主保圣人。

这并不是我们如今对待杀人犯的态度。我们的文化对杀人犯的态度是:“那个人是杀人犯。应当回避他。应当把他关进没有钥匙的箱子里,或者处决他。应当把他从社会中清除。杀人之后没有回头路。”但文艺复兴的观念是,有时候你不得不杀人,而重要的是你要为此感到愧疚。你需要一位主保圣人来做你的精神导师,他也犯过杀人罪。他犯的杀人罪比你的还重,因为他杀的是自己的父母。如果他能踏上灵性之旅,从杀人犯的身份中恢复过来,你也可以。

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到处都是几十幅、几十幅、几十幅圣朱利安的圣像。你走到哪里看到一幅,都会想:“这是某个犯过杀人罪、正努力背负着它活下去的人委托创作的。”这是一个真正把罪看作“你先去做,事后再去赎”的社会。

但丁和萨伏那罗拉这样的人会来对人们说:“不,这样不行。你们在歪曲这些事情。不,你不能把你们家族的纹章画满教堂内部,把本该是上帝之所的教堂变成你们银行生意的广告。这是不恰当的,而且不,上帝不会因此宽恕你。”

而社会则回答:“是啊,可是只要我们多多悔改,上帝说不定什么都能宽恕。”所以,这是一种复杂而精致的伪善,它搭建起大量的机制,使社会的行为能够在如此程度上与其宗教教条相悖。

75:57德瓦克什·帕特尔

我对阿达,也对马基雅维利,都意犹未尽,所以我还有几个问题想问你。谢谢你再次来做节目。

阿达·帕尔默

哦,我的荣幸。

德瓦克什·帕特尔

上次我们没有谈到马基雅维利被流放这件事。他是在流放期间写下这些书的。我们当时谈的是他的外交生涯,所以也许你可以介绍一下背景:他是怎么落到被流放的境地的,以及他到了那里之后有什么打算。

阿达·帕尔默

这里我们得先从一个事实说起:思想传统中每一个有分量的人,都有过一段流放生涯。但丁如此,伏尔泰如此,卢梭如此,托马斯·霍布斯如此,马基雅维利也是如此。更重要的是,流放在佛罗伦萨是非常常见的事,而且并不像人们预期的那样意味着永久。在佛罗伦萨,流放意味着掌权者眼下不信任你。他们想让你离开这座城市,但同时也在考验你的忠诚。他们在考验你是否会继续对他们忠诚,而且他们告诉你的并不是像罗马式流放那样“滚出这座城市”,而是“去一个特定的地方。去伦敦。去布鲁日。去某地。待在那里,我们会给你发指示。”

你被期望在流放期间充当佛罗伦萨政府的一种非正式的官方使者。过一段时间后,你会被要求执行外交任务。他们会说:“替我们去跟这个人谈谈”,或者“去送这封可信的信件”。如果你表现好、守规矩,那么在为共和国效力若干年之后,你会被召回。所以这是一种有条件的流放。他们挑选一个特定的地方把你送去,如果你去了、表现良好并照他们说的做,过一段时间,他们就会考虑让你回家。如果你不这样做——如果你离开了、没有待在他们说的地方,如果你跑去为别人效力——那你就不得再回佛罗伦萨了。到那时你就是真正的流放者了。

马基雅维利的流放很不寻常,因为他们真的不信任他。所以他们没有把他送到布鲁日、伦敦、巴塞罗那或德意志诸地,也没有送到他确实拥有政治人脉的其他任何地方。他们把他送到了托斯卡纳佛罗伦萨郊外乡间的一个偏僻小村庄,那里没有任何重要人物,也无事可做。这不是“去等指示”。这是“去烂在那里”,考验的是你是否会忠实地留在那儿,基本上什么也不做,不得与重要人物交谈,处于隔绝之中。

这次流放被宣布时,所有人都以为马基雅维利的反应会是:“好吧。他们连第二次机会都不给我。我要跑去为别人效力了。”因为欧洲有无数人会乐意雇用一位技艺娴熟的古典学历史学者,他既有军事和外交才能,又在罗马和法国有政治人脉,还拜访过皇帝的宫廷。他本可以为任何一位枢机主教效力。他本可以在十几个宫廷中的任何一个谋得一份非常体面的外交职位。尤其是佛罗伦萨的历史学家,是你绝对想雇来为自己家族撰写一部颂扬性历史的人。早在此前一个世纪,远至英格兰的国王就已经在设法雇佛罗伦萨的历史学家来为他们写史了。

所以他完全可以这么做,而且人们也预期他会这么做,但他没有。马基雅维利说:“不。我要留下来,我要在这里烂掉,我要写《君主论》,这是我的求职申请,恳求新政权召我回去,让我为他们效力,并以此证明我的忠诚,我只把它送给他们,仅限他们和我身边的朋友。我不会与其他任何人分享。”因为马基雅维利是一位爱国者,他不会为任何不是自己祖国的事业效力。

无论某个王廷的薪水是他在家乡所能得到的三倍,对他来说都无关紧要。无论这个政权刚刚逮捕、拷打并流放了他,尽管他并没有密谋反对他们,他还是想为这个政权效力。因为从根本上说,马基雅维利可能是地球历史上最爱国的爱国者之一。他会忠实地坐在乡下烂掉,同时恳求为下令拷打他的那些人效力,只要他们愿意召他回去,让他能为自己的国家服务。

这与我们总会问的关于《君主论》目标读者的问题有关,因为他的其他作品——他的《论李维》、他的历史著作、他的喜剧——都是供公开流传的。它们提高了他的名声。它们提出了重要的论证。他的佛罗伦萨史加入了其他在流传的重要佛罗伦萨史之列,影响着人们思考政治的方式。《君主论》则不然。《君主论》是秘密的、专有的,是如何维持权力的秘方。

他不会让任何其他势力得到它。这就像一位掌握外交机密的核科学家,忠于自己的国家,不会出卖、不会让那些机密落入别人之手。马基雅维利知道,自己握有一门新的政治科学的开端。他只会把它分享给自己祖国的政府,因为他希望它能保护自己的祖国,而他不会为任何其他事业效力。

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很奇妙地讽刺:“马基雅维利式”这个词的名声是“自私自利”,而马基雅维利本人却是我在地球历史上读到过的最无私的人之一。为了对祖国忠诚,他愿意放弃并牺牲事业、外交、名声、朋友,甚至连置身城市、过上一个舒心日子的机会也舍弃,宁可在乡下烂掉。他宁愿不为任何事、任何人效力,也不愿花一个小时去推进任何不属于佛罗伦萨的事业。

德瓦克什·帕特尔

你的意思是,他主张的是一种狠辣、现实和愤世嫉俗,但这是为了保护佛罗伦萨,而不是为了任何泛泛的公国里任何泛泛的君主。

阿达·帕尔默

没错,而且他不让副本流传给任何人,只给佛罗伦萨的统治者,以及他身边那个由学者、社交和亲密朋友组成的小圈子,那些他认识了几十年、曾与他讨论过他的想法的学者同行。这就是《君主论》在他有生之年的读者。

德瓦克什·帕特尔

他是否预期它在某个时候会被更广泛地传播?他的写法是否暗示了这一点?它同时也是一部文学杰作。我当然只读过译本,所以不知道意大利语原文是什么样的。但是,有人在一本本应只是写给某个特定的人的、非常实用的手册上投入那么多文学功夫,似乎有点奇怪。

阿达·帕尔默

我们得记住,这是一个从手抄本时代向印刷时代过渡的时刻,因此也是一个重要的转型时刻:什么让一部著作显得重要,以及这部著作对其作者的职业生涯有何重要性。在马基雅维利的青年时代,一位重要的大学者,比如上一代最伟大的学者之一蓬塔诺,被雇来撰写一部君主手册,而这部手册只会有一份,或三四份,是为某位特定的君主而写的,这是很正常的事。

比如,你有那不勒斯的阿方索国王,就是征服了那不勒斯的西班牙国王,“宽宏者”阿方索,他以对艺术和文学的广泛赞助以及精心塑造的个人轶事而闻名。有这样一个场景:他正在打仗,一名信使满头大汗、浑身是东西地冲进他的房间,打断了国王早晨与学者朋友们讨论柏拉图的时光。国王怒冲冲地对信使说:“出去。这里是穿托加袍的人待的地方,不是穿盔甲的人待的地方。”他拒绝听那份紧急消息,直到他结束了一个小时对灵魂的学术沉思。结果,他输掉了那场战役,却实际上赢得了整场战争。像这样的轶事塑造了他的声誉,让他受人爱戴。

他愿意付的薪水是佛罗伦萨共和国雇用马基雅维利这样的人所付薪水的五倍。他雇他们做什么呢?他有很多子女,有王子也有公主,他委托学者为他的每个孩子各写一本独一无二的、量身定制的统治与运用权力的手册。这些手册以手抄本形式只存在一份或三份,而收件人是费拉拉公爵夫人,她是阿方索国王的一个女儿。那本书从未打算流传。它是供她私下参考的指南,或许也供她传给自己的儿女。

与此同时,作者的名声却因此而放大:人们被告知,这部为这位重要公主秘密编写的特别定制的君主手册出自某某人之手。这太酷了,书信流传开来,让人知道这件事正在发生。就好比一位科学家可能因为我们知道他正在开发只有他的政府才拥有的酷炫专有技术而出名,我们知道这件事在发生,我们必须把这些书看作专有技术。

从这个意义上说,写一本只有一个读者、或者一个读者加上她身边的小圈子的书,并不是什么不寻常的事。这也是“君主手册”同样面向女性的时刻之一。那本写给后来成为费拉拉公爵夫人的公主的书,在书名中称她为“君主”,因为在当时“君主”是一个中性词。它在词形上是阳性的,就像“桌子”一词是阴性的那样,但“君主”既用于男人,也用于女人。就连伊丽莎白女王在她人生的这个时期也是“伊丽莎白君主”。

德瓦克什·帕特尔

这太有意思了。

阿达·帕尔默

我们很难理解为一个读者写一本书这种想法。对我们来说,书不是这样的。

德瓦克什·帕特尔

有意思的是,我认为我们正在进入一个这种情形可能再次成为可能的新时代。在某种程度上这已经成真:因为AI,我每天读到的文字至少有一半是专门为我一个人生成的,不是为别人。当然,AI目前还写不出我认为能成为人人只要有机会读到就都会想读的文学杰作。但最终它会做到。所以很有意思的是,随着这种知识的发展,它可能会把我们带回到那个由学者专门为某位君主量身定制的时代。

阿达·帕尔默

重要的是要记住,这种情形从未消失。分两方面来说。第一,长久以来,我们每天读的文字有一半都是专门只写给我们的,因为那是电子邮件。那是信件。是来来回回的通信,读者只有一个,即收信人,而这占了我们每个人一生中所读所写的大部分。

另外,在权力的殿堂里,也一直存在着只有一个读者或五个读者的、书一般篇幅的东西。有历史学家以及其他学者和科学家,他们的工作就是提供那份一百页的叙利亚历史报告,交给国会的某个委员会,这九位参议员或九位众议员需要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的背景,以便理解某个时事问题。

我有一些历史学家朋友在国防部情报机构工作,他们撰写书一般篇幅的研究项目,读者可能只有五个人、八个人,或几十个人,因为这是政府在那一刻所需要的、量身定制的专有知识。有时那是技术知识,但同样常见的是历史知识,比如懂得这些历史的历史学家会说:“这里是军事行动最有可能发生的重要河流。”

德瓦克什·帕特尔

这其实引出一个问题:历史上有多少这样的论著,品质上堪比《君主论》——在当时与《君主论》一样原创、一样写得精彩等等——已经湮没在历史中了?也许回答或思考这个问题的一个办法,是谈谈《君主论》本身是如何进入大规模出版的。

1532年的某个时候,美第奇家族出身的教皇准许它出版,然后二十七年后,它又被同一教廷查禁。那么,这本马基雅维利自己并不希望广泛流传的书,是怎么变成广泛流传,然后又不再广泛流传,接着再次广泛流传的呢?

阿达·帕尔默

它时进时出、时进时出,就像许多重要的著作一样。我先给出宏观的回答,再给出微观的回答。常见的情形是:一部包含极其非主流思想的作品,会在社会中悄悄漂浮,没有受到特别的关注,也没有被广泛阅读,直到某个时刻,那个世纪或那个十年里新提出的问题,恰好能在这部文本中找到答案。于是突然之间,人人都开始读它。

另一个例子,观众大概都很熟悉,因为这里的每个人都是聪明、博学又酷的人,那就是卢克莱修的《物性论》(De rerum natura),它是我们对古代原子论以及物质的原子与虚空理论最好的概括。它写于公元前后之交,在很长时间里不太重要,直到十七世纪,当我们得到疾病的细菌理论的最初想法、对新科学非常感兴趣时,它突然出了三十个印刷版本,四处流传并影响了科学,到了十九世纪,当我们对原子和细胞产生兴趣时,它的影响更大。所以一本书可以存在整整两千年,或接近两千年,然后突然回答了那个十年的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说,《君主论》也会漂浮一段时间,并不太重要。它为什么第一次出版?它第一次出版,是在马基雅维利尚在世的亲属想为家族赢得名声、也为他们所爱的已故亲人赢得名声的时候。这是他一部尚未出版的作品。他们请求许可,因为这可以传播他的名声。它又是题献给美第奇家族成员的,所以美第奇家族会想:“是啊,出版这东西我们也能得到名声。”他们对其内容的威力的认真程度,不如它的作者。

于是它又成了一本可以同时传播马基雅维利家族和美第奇家族名声的书,于是它流传开来,人们说:“哦,这里面其实充满了相当骇人听闻的想法。嗯。”这就是它后来为何上了禁书目录,因为印刷术导致了书籍审查的兴起。一个小论点:每当出现一项新的信息技术,随后就会出现一波审查浪潮,试图审查这项新技术,无数的书会一下子被禁。马基雅维利的书在其中并不是特别突出的例子。收录他作品的禁书目录仔细区分了大异端的危险书籍和不太要紧的人写的略有危险的书籍,而大异端是用全部大写字母标出的。

我记得我第一次翻阅其中一份目录时,兴奋地翻着去找马基雅维利,结果发现他在那里,却不是全大写的,我气坏了。我心想:“这是怎么回事?他应该是全大写的。”但所有全大写的人都是路德、加尔文、茨温利,还有无数你从未听说过的新教神学家。在这个时期,全大写的大异端身份是留给新教的。马基雅维利直到后来才流行起来。所以他是在一波什么都要审查的浪潮中被审查的,当出现大规模的审查浪潮时,之后它又减弱,时起时落。

第二个,微观的那一半:如果说卢克莱修是在人们想了解疾病的细菌理论时变得令人兴奋的,那么马基雅维利是在什么时候变得令人兴奋的呢?马基雅维利首次变得令人兴奋,是在霍布斯的《利维坦》出版之后,因为霍布斯的《利维坦》像一卡车砖头那样砸进了欧洲思想界。它有着极具说服力、华美的推理,把你带向一幅可怕的人类图景和一幅可怕的上帝图景,人们觉得非常吓人,但又极具说服力。毫不夸张地说,《利维坦》出版之后有四十年的时间,西欧哲学唯一的目标就是想出一个驳斥霍布斯的好办法。

在那个时刻,他们说:“好吧,霍布斯用了很多关于政治和历史的逻辑,听起来很像马基雅维利。”他在做这类功利主义、结果主义的分析:“如果我们这样做,就会有那样的结果。”他分析政府的起源,就好像没有神明去设立它一样。他让处于自然状态的人去发明政府,而不是由上帝从高处对亚当说:“你应该这样组织世界。”所以他们说:“好吧,霍布斯是怪物。霍布斯是伟大的利维坦,或者是马姆斯伯里的野兽”,这是报纸在他生前对他的称呼。

我们如何驳倒这个怪物?让我们去看看生下这个小怪物的老怪物。如果我们能读马基雅维利并找出他的漏洞,也许就能用这些漏洞来驳倒霍布斯。于是马基雅维利突然变得有用了,但有用的并不是同情他的人,而是把他视为敌人、想利用他去击败在他们看来更大的敌人的人。所以他的受欢迎程度在那时激增。

另一次激增发生在十九世纪,而直到十九世纪,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才成为全球性的重要经典,可以放进一套伟大的丛书里。在十九世纪,在启蒙运动及其革命——美利坚共和国、法兰西共和国,以及许多其他政府中正在发生的转型和民主运动——之后,人们想要有思考政治的新方式,而且想要在政教分离的前提下思考政治。

如果你想思考政教分离这一启蒙时代的新价值,你需要什么?你需要一套不依赖上帝参与其中的政治与伦理思考工具。当时人类所能得到的绝大多数政治论著,其根基里都有某种宗教与政治的纠缠,而马基雅维利没有。马基雅维利是这样一个早期的奠基者:“如果我们把政府放在一个盒子里来思考,不与宗教接通,会怎样?如果我们只考虑政府自身的运作及其世俗后果,会怎样?”这对十九世纪发展一套政教分离的治国术极其有用。

它对意大利民族主义也有用,可以借此庆祝并主张:“嘿,是我们发明了政教分离。这是马基雅维利,第一个现代人。我们通过马基雅维利来争夺‘意大利文化发明了现代性’这个说法。”与此同时,英格兰说弗朗西斯·培根是第一个现代人,因为他发明了科学方法。同时,法国说勒内·笛卡尔是第一个现代人,因为他发明了逻辑推理和现代演绎的原则。在十九世纪有一场民族主义的竞赛,不同的国家都想宣称自己那位厉害的思想家是第一个现代人。马基雅维利成为意大利争夺“第一个现代人”的重要人选之一,因为他提出了政教分离。这是一个马基雅维利如果听你说起也不会认得的说法,但他会想上很久,觉得很酷,然后就此写信讨论。

德瓦克什·帕特尔

我可以试着提出一个反论点吗,好让你帮我消除困惑?马基雅维利在十九世纪获得特殊意义的一个原因,可能是现在世界上有了这些共和国,于是出现了一个问题:如何确保它们得以维持。这其实正是《论李维》至少前三分之一所痴迷的问题。但他说你做到这一点的办法之一,就是拥有一种人们会非常认真对待的宗教。

我记得他在《论李维》早期的某处说过,在罗马建城中,比罗慕路斯更重要的是努玛,或者不管是谁,那位先知,是他赋予了罗马诸神和罗马宗教某种合法性。然后正是这种合法性,以及对冒犯德性的恐惧——因为你相信有某位神会惩罚你——促使人们以捍卫共和国的方式行事。

他举了西庇阿的例子:在汉尼拔彻底摧毁罗马军队的那场战役之后,人们因为以为汉尼拔要来了,正准备逃离罗马。西庇阿亲自提着剑走下去说:“向我们的诸神发誓你们会留下来保卫我们的家园。”仅仅让他们在那一刻立下誓言,就足以说服他们:“汉尼拔不可能比诸神更可怕,所以我必须留在这里保卫我们的共和国。”

看起来他认为宗教对国家的合法性极其重要。

阿达·帕尔默

同意。他思考这个问题的方式,与十八世纪后期、十九世纪的人物思考它的方式是平行的。我们必须把宗教这一制度与宗教对民众的心理作用区分开来。这里有用的例子是托马斯·潘恩。我们都知道潘恩的《常识》。托马斯·潘恩对美国制度的奠基做了大量思考。托马斯·潘恩是一位自然神论者和激进派。他写了许多论著,论述世界上最具破坏性的力量是制度化的宗教。无论是天主教还是英格兰教会,这些机构都是存在了几个世纪乃至几千年的庞大阴谋,旨在控制你的思想、偷你的钱,并且对一切都极其有害。

然而,他说,宗教对公民身份至关重要,因为它让人向善,让人敬畏法律并愿意遵守法律。所以托马斯·潘恩说,每个国家都必须有宗教,学校里的宗教教育必须是强制性的,但具体是哪种宗教无关紧要。托马斯·潘恩主张强制性宗教,而对是哪种宗教完全不在意,其想法是:对上帝和死后惩罚的敬畏,在实践意义上是使公民愿意守法的必要条件。

请注意,这是潘恩在以功利主义的方式思考宗教存在所带来的心理效果。这与较早的观点非常不同,那种观点认为国家与国教相互纠缠。国家推广这种国教,是因为它认为这种宗教是真的,而我们将有一个基督教民族主义的、或天主教民族主义的、或罗马多神教民族主义的宗教,用以推进某种主张、对抗其他主张。

所以,马基雅维利无疑是在思考宗教对民众的心理影响。他在《论李维》中对罗马宗教的功用有那段精彩的分析。他在一段非常醒目、令人难忘的文字里谈到,罗马宗教认为你的幽灵取决于是否被人记住。这出自荷马传统。你的幽灵只有在你仍被地上的人记得的程度上才保有自己的身份。如果在地上你的名字被遗忘了,你的幽灵也就忘了自己的名字。

这不是像基督教那样“你的幽灵永远安好”。而是“你的幽灵取决于是否被地上的后代所尊崇”。当你被遗忘时,你的灵魂就成了空洞、无意识、四处游荡的幽影。因此,你有极其强烈的动机,通过建立伟大功绩而被人记住,尤其是为祖国牺牲自己,因为这样只要你的国家存在,你的名字就会受到尊崇。马基雅维利说,这是古罗马人为国家牺牲自己的重要动力之一,因为这样他们就保证了自己死后的美好归宿。

而他指出,基督教说,要获得美好的来世,所需要的只是虔诚,然后最好能成为殉道者。你没有任何动机为你的国家牺牲自己。你来世的安全由你的内心来保证。这会鼓励公民坐在一个盒子里去当修士,而不是报名参军去保卫自己的国家。所以马基雅维利说,罗马宗教比基督教更有利于爱国精神和政治稳定。但他在那一章的结尾说:“基督教的优势在于它是真的”,就这样,章节结束。你会说:“你好,马基雅维利,我们知道你在那里加了那条必须有的附注。”

所以,请把托马斯·潘恩和马基雅维利平行起来想一想。他们都在思考宗教对于塑造公民的功用,但他们思考的并不是“这种宗教是真的,我们在做上帝的工作,我们需要按我们宗教的价值观来塑造我们的国家”,那才是神权主义者会主张的。

你得到的是政教分离,同时预期宗教性依然存在。它会影响民众,会影响公民群体及其行为。你需要思考它。你需要决定是否去培育它,但你需要以一种中立的方式来思考它,就像你思考如何在公民中培养读写能力或数学能力那样。我们希望公民具备哪些技能,才能成为见多识广的公民?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宗教,也需要好的报纸,这样人们才能了解新闻,审慎地投票。你是在从功利主义的立场上把这些事情放在一起比较评估,而不是认为“这种宗教是真的,推广它是我们政府的义务,如果我们推广了正确的宗教,我们的政府就期待得到神的祝福,否则就会受到神的诅咒。”这是一种截然不同的宗教思考方式,同时仍然承认宗教是影响民众心理的一个强大因素。

101:39德瓦克什·帕特尔

有道理。上一期我们谈到书籍如此昂贵、只能反复沉思同一图书馆里仅有的那几份副本,对学术产生的心理影响。也许马基雅维利是这方面最有力的例子:在他的一生中,我们也许能看到印刷术逐渐扩散、使印刷变得更便宜所产生的影响。但在他生命早期,距离古腾堡发明第一台印刷机还没过多久。因此——请帮我纠正一下这个说法——他的父亲为了得到一部李维的书,不得不花上几个月做枯燥的编制索引工作。

阿达·帕尔默

在印刷术的初期,书籍稀少,数量有限。比如,我研究过的我最喜欢的手稿之一,就是一份出自马基雅维利之手的卢克莱修副本。他抄写了整首诗。它收藏在梵蒂冈图书馆。

但真正有意思的是,他是根据一份印刷本抄写的。可他在抄写的过程中,把取自一份手抄本的、对该印刷本中错误的订正和改进也融入其中,所以他制作出来的版本比印刷版和手抄版都更好。然后他一边抄,一边写下自己的页边批注。

但请注意,这个人尽管这本书已有印刷本存在,却仍是如此深地处在手抄本的世界里,以至于他乐意花上很可能是几个月的时间来抄写,制作自己的定制改进版文本,之后再以此为底本工作,尽管几年后不可避免地会有新的印刷本问世,里面很可能恰恰就有他正在做的这些订正。但他不愿等待,而且也没有把握,所以他做了自己的版本。所以他身处这样一个时刻:印刷与手抄是同时使用的并行技术。那些购买最早印刷书籍的人,同时也在制作模仿这些印刷书籍、并受其影响的手抄本。

德瓦克什·帕特尔

我想思考一下,拥有这部李维的书——想必是年轻的马基雅维利能接触到的极少数书籍之一——对他的思想发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当时有这样一种学术方式。他为什么要花二十年写《论李维》?不像我们,我们可以一周听完一本有声书,或者晚上看Kindle——他大概是一遍又一遍地读这本书,到第十遍重读时,还在试图把它与自己生活中所见到的事件联系起来。所以我觉得,这在心理层面上非常有意思,有助于理解当时的学术和思想与现在相比必定有多么不同。

阿达·帕尔默

马基雅维利可以很容易地接触到其他书籍,比如拜访朋友,或者在为美第奇家族工作时请求使用其美第奇庇护人的图书馆,在为索德里尼家族工作时请求使用其索德里尼庇护人的图书馆。但这与把书放在家里、放在床边、随时随地都能翻看、与它有一种亲密关系,是不同的,而且那既是你父亲的那一本,也是你的那一本。

不过还有另一方面,这一点对现代人来说很难理解。在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对古代怀有极大的热情。古代是最前沿的东西。古代才是潮流所在。古代是我们结束先前世界混乱、建立一个以古罗马为基础的新世界的途径。将会有和平。将会有黄金时代。这一切都来自古代,并模仿古代。

因此,如果你的书是对某位古人的评注,它就会更受欢迎,卖得更好,人们会更重视你,对你评价更高,胜过你的观点是原创的情形。没有人想要原创的观点。原创的观点不流行了。原创的观点已经死了。所有观点都必须出自古人。

所以,一位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会想方设法假装他那些美妙的原创观点其实出自李维或柏拉图,或者把它们包装成对这些人的评注。这样会有大得多的读者群,更受欢迎,更被认真对待,胜过原创的情形。比如乔尔丹诺·布鲁诺在他对亚里士多德的评注中,有些地方声称亚里士多德说过一些亚里士多德绝对没有说过的话,甚至是与亚里士多德所说相反的话。但如果他声称那是亚里士多德说的,人们就会更认真地对待。

这方面最极端的例子,是维泰博的安尼乌斯这位才华横溢而迷人的人物,托尼·格拉夫顿写过一本很棒的书讲他。维泰博的安尼乌斯对如何重新思考历史有一种激进的构想,并伪造了古代文献。他凭空捏造它们。他伪造考古发掘。他会偷偷埋下文物,然后戏剧性地把它们挖出来。他伪造古物,以创作出这本推进其富有远见的原创古代史观点的书,因为如果他假装这是从古代得来的,人们就会比对待一本原创之书更认真地对待它。

所以马基雅维利的《论李维》是他为获得一部受欢迎、重要、有声望的作品所做的重大尝试,因为《论李维》对每个人来说都是更大的事、更重要、更有趣,也更可能畅销并受到关注,比一部佛罗伦萨史,或一部关于君主的原创思想论著要强。谁想要那个?那是非常小众的东西。“《论李维》,哦,令人兴奋,我们得有这个。”

这种情形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一直延续。比如,大量激进的政治思想,包括——信不信由你——对马基雅维利的评注,都出现在塞涅卡和李维的版本的脚注中。塞涅卡的文本会是页面中间的一小块方框,四周则是大片的脚注和评注。整个十七世纪,大量原创的政治思想的重要时刻,都发生在战争中、脚注里、塞涅卡的版本里。但那并不是原创思想。那一切都是关于塞涅卡的,因为那是当时的流行。学术上的流行转变得很快,也很有意思。

这也是文艺复兴哲学和文艺复兴创新思想——除了像《君主论》这样的几部古怪作品之外——被挤出哲学史的一个奇怪原因,尤其是在十九世纪。因为到了十九世纪,流行的是一切都必须原创。哲学家的观点应当像雅典娜那样,从宙斯的头颅中完整地诞生。理想的哲学家住在汹涌大海边的一间小屋里,在荒野中沉思。他们想要的是原创论著。

如果你去看一位十九世纪的哲学史家,他们会说:“文艺复兴时期几乎没有原创思想。”有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也许还有一点乔瓦尼·皮科·德拉·米兰多拉的《论人的尊严的演说》。(我们后来已经证明,它既不是演说,也不是关于人的尊严的。)这些是黑暗中寥寥几点光亮,而文艺复兴哲学的其他一切都是……这里有一句话,出自一位哲学系的人,他真的对我说过:“文艺复兴就是两百年来人们对柏拉图的误解。”

很多人看着它,你拿起费奇诺的书,他说:“柏拉图说了这些话。”你就会想:“不,柏拉图根本没说过那些话。那完全是胡说八道。不,柏拉图没说过这个。你在说什么呢,费奇诺?”如果你认为费奇诺就是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是对柏拉图的评注,那么文艺复兴确实就是两百年来人们对柏拉图的误解、对李维的误解、对亚里士多德的误解。但如果你意识到,他们的文体规范要求把原创思想以对某位古人的评注形式呈现,那么它其实是两百年的原创思想,以古人作为玫瑰攀爬绽放的格架。

当你恢复这一点,并认识到要了解真正的文艺复兴,你不应去读像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这类以原创自居的古怪异类作品——这么做本身就很奇怪——而应去读对李维的评注。原创的东西就藏在那里,他们假装、声称,有时还真心说服自己,这就是古代作品秘密编码的真正含义。

比如柏拉图的翻译者费奇诺,他肯定是真心相信他所悟出的那一整套极其原创的宇宙论和魔法都以密码形式藏在柏拉图之中,而他错了。事实并非如此。他真心实意地相信它是这样,这太可爱了。但它实际上是他通过阅读柏拉图、深入思考并与其他东西结合而得到的一种极其原创的宇宙观。所以他把它表述为对柏拉图的评注、对亚略巴古的狄奥尼修斯的评注。

这就是它之所以是《论李维》的核心原因,因为关于李维的论述,才是学者应该做的事。马基雅维利所做的其他一切,都是学者在写《论李维》之余做的第二等级的怪异之事。

110:44德瓦克什·帕特尔

那么,成年的马基雅维利现在看到自己的一些作品开始被大量印制。他对此的反应是什么?

阿达·帕尔默

起初是兴奋,但也有恐惧,因为马基雅维利面对的是作者史上一个迷人的时刻:印刷术已经出现,但还没有版权。在手抄本时期,不存在版权这种东西。如果你发现有人复制了你的书,你会说:“哦,谢天谢地。我的书又多了一份副本。”这会降低它在一场大火中被彻底毁灭的几率。复制一本书需要六个月极其艰苦的劳动。每当一部文本被复制,你只会心怀感激。

但到了印刷时代,你就会有这样的经历,而马基雅维利是最早有这种经历的人之一:发现当地一位印刷商正在印刷他的作品,事先从未征求过他的意见,从未与他谈过。他看着它,里面满是印刷错误和小差错。他在信中惊慌失措地说:“哦,不,每个人都会以为我是个糟糕的学者。文本里有这些小错误,而它们不是我造成的。是排字工在排版时打错了字,而没人会知道这一点。他们会怪我,这会毁了我的名声。我该怎么办?我无能为力,因为没有任何法律程序,也没有任何法律追索手段。印刷术才刚刚出现。”

看到他和朋友们互相写信讨论“这位印刷商没问过我就印了我的书,我能怎么办?”很有意思。没有法律。没有机制。什么都没有。他的朋友们说:“嗯,给所有重要的人写信,告诉他们这些错字不是你的错。我只能建议这些了。”因为他们还没有作者版权的概念。它要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才会出现。

奇怪的是,这件事如何与审查纠缠在一起。在马基雅维利的世界里,版权与审查是一同诞生的,反直觉的是,它们都源自宗教裁判所。当宗教裁判所在1515年之后开始实行书籍审查时——那正是马基雅维利在世期间——天主教会颁布的政策是:在你印刷任何文本之前,你必须把它交给教会授权的权威人士——也就是宗教裁判官或主教——由他们阅读并准许其印刷。这是为了让他们确保其中没有异端内容。所以所有的书实际上一出生就是被预先禁止的,直到你获得许可才能印刷。

作为回报,你获得一种垄断性的许可,只有带着这本书通过这一程序的那位印刷商才能印它。你现在可以把你确实通过审查的宗教裁判所记录,用作证明你、且只有你拥有印刷这本书的权利的文件。因此你可以起诉那些剽窃它或印刷未经授权版本的人。所以,最初版本的版权就是宗教裁判所。

天主教世界之外的地方,比如英格兰,于是也看到了这一点。英格兰其实有对审查的民间需求,他们说:“嘿,我们需要宗教裁判所所做的那样的东西,因为宗教裁判所太棒了。他们让印刷商拥有印某本书的垄断权,也让作者可以拒绝授予印刷许可。我们需要类似的东西。”英格兰通过的最初版本、还算不上版权的东西——它当然是适用于所有英联邦国家和美国的法律的祖先——最初是对宗教裁判所的模仿。其内容是:你需要先有许可证才能印刷你的东西,然后作为回报,你获得垄断权。

后来,当出现了出版自由的推动——所谓后来,是说这发生在十七世纪上半叶,也就是马基雅维利去世大约一个世纪之后,这一切花了一个世纪才理顺——第一版的版权法基本上就是他们在说:“好吧,我们保留审查中的版权这一半,同时去掉审查中的审查那一半,或者改变审查那一半。”

但这一切都源于宗教裁判所回应了你在马基雅维利身上能感受到的那种奇特的诉求,他仿佛在说:“他们印了我的书。他们印得很糟。我无能为力。救命。当局啊,请给我某种办法来应对这件事。”所以你能从中感受到,马基雅维利是第一代需要版权的人之一,而版权随后才在此之后诞生。

德瓦克什·帕特尔

太有意思了。那么宗教裁判所出于什么动机要维护作者对文本的权利?

阿达·帕尔默

一部分原因是宗教裁判所这样做,可以鼓励作者主动找上门来。这会让人们更愿意配合它的程序。但此外,不妨把一位具体的宗教裁判官看作一个生活在某地、需要在当地维持人际关系、需要有收入的个人,而且他通常无法仅靠宗教裁判所本身的收入维生。

如果你为宗教裁判所工作,你是宗教裁判所的官员,你多半是一名多明我会修士。你从修道院得到一些供养,但你有理由想要钱,你有家人,他们也想要钱。你和其他普通人一样务实、也一样自利。所以,人们想与你保持良好关系,他们可能会送你几瓶葡萄酒,作为你在阅读他们的文本时格外宽厚的回报。

他们还必须与各方当局周旋。宗教裁判所希望我们认为它高度集中、单极化——宗教裁判所,梵蒂冈,它控制一切——这完全不是事实,而是宣传。宗教裁判所由一大批各自孤立地待在孤立城镇里的人监管,他们与梵蒂冈联络一次甚至要花数周或数月。他们自己做决定。

大多数情况下,他们自己并没有大量资金。他们没有自己的官差去关押人。他们没有自己的监狱。他们没有直接逮捕的权力。这一切都要从当地政府那里获得。他们与当地政府合作,这意味着,如果当地政府喜欢他们、对他们满意,心想:“哦,宗教裁判所,我可以用它把我的敌人当替罪羊”,那么当地政府就会用资金淹没宗教裁判所,给他们想要的所有守卫和一切激励。

所以,当我们听说臭名昭著的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大家都以为我会提到它)时,西班牙宗教裁判所之所以臭名昭著,是因为西班牙的斐迪南和伊莎贝拉真心想让他们所焦虑的犹太人和穆斯林人口当替罪羊。所以他们给自己的宗教裁判所砸钱,着力培育它并把它做大。那是出自他们,而不是出自罗马。

与此同时,如果你在佛罗伦萨这样的地方,公爵——如果是美第奇家族早期的公爵治下的佛罗伦萨,恰在这一切发生的时候——是一位美第奇,他深深卷入那些古怪的费奇诺式柏拉图灵魂投射魔法之人的圈子。他是一位思想激进者,出身于思想激进者的家族。他的宫廷里满是思想激进者。你身为宗教裁判官,说:“殿下,我可以逮捕这个人吗?”他说:“不行,那个人为我工作。你碰不得他。”

你能逮捕的人数,取决于公爵或当地共和国愿意给你多少资金。所以身为宗教裁判官,你需要取悦当地政府。我们有宗教裁判官的信件在抱怨:“这是一位非常开明的公爵。他在庇护自己身边所有这些异端,而我对此无能为力,因为我做事的能力要依赖当地当局。”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比较,但不妨把宗教裁判所想成有点像无国界医生。它不是政府。它是一个国际组织,为在不同地方实现某个它认为有益的目标而设立。但它的强弱,取决于政府愿意与之合作的程度。如果政府与它合作,它可以在一个地区变得极其强大并做成很多事。

如果政府对它怀有敌意,让它缺衣少食,不让它的人进入,坚持要把它挤走,那就会出现宗教裁判所几乎无能为力的“泡泡”。每次他们想逮捕某人,都得去找公爵的代理人,而如果公爵的代理人一直说不,他们就什么也做不了。这真正造成的是特权通道的“泡泡”:如果你和政府关系好,你想有多异端就可以有多异端,宗教裁判所碰不到你。

当时同性恋的运作方式很大程度上也是如此。如果你受到某位有权势者的庇护,他们能阻止宗教裁判所或其他教会官员对你下手。他们就是不会去做,因为他们比这些官员更有权势,所以那些人碰不了你。

我想说,马基雅维利明确无疑地是个彻底的双性恋者,这个人一生中娱乐性地有过男朋友和女朋友,他给他们写过信。我们有同性情欲的诗,也有异性的诗。他显然对两种性别都很兴奋。他有很多同性恋朋友。

他和他的同性恋朋友们互相通信,讨论在罗马的这个特定时刻,负责罗马执法的一名官员正在严厉打击同性恋。因此他们那些同性恋学者和艺术家朋友都急着去找为枢机主教工作的差事,因为如果你为枢机主教工作,没人能碰你。他们几乎所有的朋友都成功找到了为枢机主教工作的差事,只有一个除外。于是他不得不雇了两名女妓,让她们一天到晚陪着他,通过让他和性感的名妓们厮混,使他显得是异性恋,以此为自己辩护,抵御同性恋的指控。

在这个时期,异端和同性恋的运作方式非常相似。它们被同样的东西所禁止,被同样的机构所监管。所以如果你为枢机主教或公爵工作,你可以从事非常激进的魔法、激进的哲学、激进的政治、激进的性取向,而任何当局都无法碰你,因为这个当局被庇护你的更高当局压过了。这是庇护制度的一部分。

德瓦克什·帕特尔

这怎么又回到版权上来了?

阿达·帕尔默

它回到版权这件事上的方式是:宗教裁判所需要取悦当地当局,才能运作。所以宗教裁判所会设法找出能取悦当地当局的事情。如果一本提交出版的书在开头有一位重要政治人物写的推荐信,宗教裁判所就会让它通过。当印刷商和作者问:“嘿,这个能给我们一份垄断许可吗?”像马基雅维利这样的人就意识到,我们可以这样要求:“嘿,你们是在给我们许可。你们能不给其他所有人许可吗?”宗教裁判所立刻意识到,这是让出版商站到我们一边、让作者站到我们一边、让他们的上司站到我们一边的好办法,因为我们保护的是对公爵很重要的书,因为它是题献给公爵的,或者是题献给他祖父的。

美第奇家族准许印刷《君主论》,部分原因在于它题献给了家族的一位成员,并颂扬他们的名声。他们希望能控制它的质量,确保它以良好的质量出版,并且开头始终附有那封题献信。他们有动机去控制我们如今所说的版权。想取悦他们的宗教裁判所,则有动机把这种控制权给他们。

122:12德瓦克什·帕特尔

最后收个尾,对于为什么马基雅维利被记住的样子,与他所写的东西、甚至与他写作的动机如此不同,你有没有什么思考的思路?

阿达·帕尔默

思想史上有时会出现作者与其作品分离的情形。会出现这样一种平行:一方面是此人所做所说的实际内容,另一方面是关于此人的观念。就马基雅维利而言,我们有作为爱国者、完成了这一切工作的马基雅维利,另外还有“马基雅维利式的”——正如莎士比亚所称的“杀人的马基雅维尔”。还有“老尼克”,这是魔鬼的一个绰号,但因为尼科洛·马基雅维利而流行起来。老尼克,字面上就是魔鬼的同义词。

他分裂成了两个,于是马基雅维利这个观念——莎士比亚笔下的理查三世援引、说要以之为榜样的那个马基雅维利式的恶棍形象——对人们来说作为一个角色、一个观念是有用的。这是那个阴谋算计的政客的观念,他多半是无神论者,绝对自私自利,除了提升自己的权力之外别无所求。当然,如果你读他的作品就会知道,那不是真正的马基雅维利。真正的马基雅维利并不是关于如何提升自己。它不是一本教你出人头地的手册。它不应该和《如何赢得朋友与影响他人》摆在一个书架上,因为它不是关于如何获取权力的手册,而是关于如何保持权力的手册。如果你有一个政府,想让它稳定并保护人民的生命,就这样做。

但杀人的马基雅维利这个观念非常刺激,而且这种事在其他时候也发生在其他思想人物身上。它发生在托马斯·霍布斯身上,在霍布斯是“马姆斯伯里的野兽”的那个阶段,关于托马斯·霍布斯的观念也分离了。它还极有意思地发生在斯宾诺莎身上,他是十七世纪后期一位重要的激进犹太思想家。斯宾诺莎是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因为当你真正读斯宾诺莎时,他非常温暖、善良。像马基雅维利一样,他充满热情、关心他人,而就他而言,他是一位极其虔诚的有神论者。他是一元论者。他相信整个宇宙就是上帝的身体。你是上帝的一部分。桌子是上帝的一部分。摄像机是上帝的一部分。一切都是上帝。这不是很棒吗?

但关于斯宾诺莎有一个事实——我知道这听起来有点跑题,但其实不然——那就是他是很长很长时间以来第一个被施以犹太教版“绝罚”的人,也就是那种仪式性的宣告:“你的激进过于激进了。我们要把你逐出犹太人共同体。”这种仪式极其罕见,以至于他所在地区的犹太人实际上不得不派人走遍欧洲,去找一位懂这套仪式的犹太人,因为它实在太少举行了。

这件事传开了,人们便认为,如果连犹太人都要开除斯宾诺莎,那斯宾诺莎一定比任何异端都更古怪、更异端。作为大异端的斯宾诺莎这一观念成了一个角色。人人都谈论作为大异端的斯宾诺莎,然后你去读他,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但有时这个角色是有用的。作为思想实验人物的反派马基雅维利,对我们的哲学是有用的。我们喜欢探讨:“什么是马基雅维利式的自私自利的政客?”他们会怎么做?这个形象有着与马基雅维利真实思想相分离的独立生命,以至于整个十六世纪,在西班牙都有关于马基雅维利主义的精彩讨论。他们把犹太人说成是马基雅维利式的,把马基雅维利说成是犹太人的君主。你会想:“马基雅维利根本一点也不是犹太人。”

但他们所说的马基雅维利式的和犹太的,指的是不知怎么正在破坏我们善良的天主教西班牙的政治思想。所以“犹太的”和“马基雅维利式的”可以变成同义词,尽管这对我们来说很荒唐。因为对他们来说,这两者都是阴险的思想地下世界的标签,而现在我们就在谈论这个阴险的思想地下世界。

把马基雅维利当作反派的这个观念本身就迷人而有趣。当我们看现代人何时援引马基雅维利——当《君主论》摆在书架上,感觉像是一件令人兴奋、值得买来读、当作出人头地手册的东西,当把它放在你的书架上让你觉得自己参与到了战略晋升和理性主义的理念中——那更多是作为角色的马基雅维利,是老尼克,而不是那位忠实地坐在流放地、愿意为了服务祖国而放弃财富、名声、社交、探望妻子的机会以及一切的尼科洛·马基雅维利。

对我来说,比起看老尼克这个虚构的马基雅维利式反派,或者看作为爱国者的马基雅维利,更迷人的是看我们是怎么把它做成这种双重影像的。我们的社会有一种迷人的倾向:拿到某种真实的、有力的、令人兴奋的、亲密的东西,然后说:“但我们也可以造出那个角色”,而这个角色本身也很有意思。

所以,如果你要从马基雅维利这里带走一个主要信息,那就是:作为思想实验角色的马基雅维利,是我们社会的一根重要支柱。我们在思考政治时使用他。而作为真正革新者的马基雅维利,则是我们社会和我们思考政治方式的另一根支柱。如果马基雅维利可以是老尼克和爱国者马基雅维利这样两种截然不同的东西,那么我们在生活中遇到的许多其他事物,实际上也已经被我们的社会功用拆开,变成了在不同情境下对我们有用的多种东西。

如果你的书架上有《君主论》,读它的时候请记住,它是由一个愿意为了服务祖国而放弃一切的人写的,你就会看到一个截然不同的马基雅维利浮现出来。

德瓦克什·帕特尔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收尾之处。阿达,非常感谢你来参加。

阿达·帕尔默

这次交谈一如既往地愉快。我希望这不会是最后一次。

德瓦克什·帕特尔

我也希望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