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y Pessimism Makes Dumb Ideas Sound Smart - David Deutsch

多伊奇提出了一个颇具挑战性的沟通观：如果一个人没能理解另一个人，问题可能出在表达者没有把解释与听者面对的问题联系起来。这源于他对波普尔知识理论的理解。进化、科学发现、数学思考和儿童学习语言，细节虽异，但都通过学习者提出猜想、检验并纠正错误来创造知识。思想无法像文件一样从一个头脑下载到另一个头脑；即使学习已有知识，也需要理解和试探。因此，这并不是说每次误解都必然是老师的错，而是说解释是一种主动交流，能否成功取决于它是否回应了学习者真实的问题。

这种看法也改变了“犯错”的情感意义。多伊奇援引波普尔的话说，人们在无穷无尽的无知面前彼此平等：每个人掌握的知识都有限，而仍有无限远的路要走。专业知识固然重要，却不能让任何人成为不容质疑的权威。在他看来，把权威当成终局，既是认识上的错误，也是一种妨碍人们共同参与知识增长的社会权力游戏。判断标准应是某个解释经受批评后，是否比其他解释更站得住脚，而不是提出者听起来多么确定、受尊敬或善良。即使对手也可能指出可信朋友忽视的危险，因此必须把论点与说话者的品格分开评估。

谈话把这个理想放到日常决策中检验。买三明治时重新审视背后的每个假设，成本高得荒唐；但多伊奇也不建议盲目信任。人们依靠一套理论行动：对商家如何受监管、有什么动机、其承诺是否可信的预期。这些理论让我们能借助机构的专业能力，而不必亲自重做它们的工作。不过，这些理论仍可修正。若听到航空公司工程质量不佳的消息，即使事故概率仍然很低，这条信息也可能改变我们对某次飞行的判断；一条相关的小事实可以压过笼统的好名声。这是可错论在实践中的用法：用解释性模型简化行动，同时留意能够暴露模型缺陷的新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