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d Saad: 加德·萨德

加德·萨德的新书名为《自杀式共情》（Suicidal Empathy），本期节目就从这本书开始。罗根称这个书名是“我们一直在用的那句话”。封面上是一只举着牌子的小羊，牌子上写着“释放狼群”。萨德说，他希望封面“和这个概念本身一样富有冲击力”，并把这个想法概括为“善良到送命”。

在框架展开之前，两人先就这个标签适用于哪些情况产生了分歧。第一个例子在录下的对话中始终没有被具体描述。其中一位说话者不认为它属于这一现象：“我认为那根本不是自杀式共情。我觉得那是在表态作秀（signaling）”，意思是对一名男子的成功及其事业的一种公开支持姿态。另一位回答“有道理”。第二个例子据萨德说是戴夫·鲁宾当天告诉他的，涉及一名刚刚获释的有色人种重罪犯，他“最后推了……”。文字记录没有把这段描述说完。按照这一说法，一名此前与他有过纠葛的女子不愿提起控告，因为她不希望又一名黑人男子进监狱。

萨德还分享了个人近况。过去一年里，他在密西西比大学担任访问学者，此前他向自己在蒙特利尔任职的学校申请了两年假期。休假期间他只需要TN签证。如今全家要搬过来，他申请了EB-1A签证，这是可以通往绿卡的“杰出人才”类签证之一，并且已经获批。他说这可能是一条通往公民身份的快速通道，还说自己“内在的灵魂是美国人”。

萨德把新书定位为他前作《寄生的心智》（The Parasitic Mind）的姊妹篇。他的出发点是，人类是“会思考也会感受的动物”，同时拥有认知系统和情感系统。他用广告来说明这种区分。推销共同基金，要诉诸理性，比如“这是你应该买我的共同基金的七个理由”。推销香水则要绕过理性：你不会去引用哈佛关于嗅觉科学的研究，而是在品牌名旁边放上“一个骑在马上、头发漂亮的美女”。

在这一框架下，《寄生的心智》描述的是“寄生思想”如何劫持认知系统、摧毁理性思考的能力。自杀式共情则是另一半：“要把你彻底僵尸化、彻底劫持你，我还需要把你的情感系统也僵尸化。”萨德认为，很多看起来像是批判性思维失灵的现象，“其实源自情感层面”。

他的核心隐喻来自寄生虫学，即研究宿主与寄生虫相互作用的学科。绦虫寄生在肠道里。神经寄生虫是其中的一个分支领域：它们进入大脑，改变大脑的神经回路，以服务于自身利益。林蟋（wood cricket）通常会避开水。但被铁线虫（brain hairworm）感染后，它会跳进水里淹死，因为只有这样铁线虫才能完成繁殖周期。罗根说节目曾播放过相关视频，并描述了虫子从蟋蟀体内扭动着钻出来的样子。萨德的观点是，一旦寄生虫“抹去了它的求生本能”，宿主就“归铁线虫所有了”。他把这一原理套用到人身上。罗根补充说“包括思想”，萨德确认这正是“寄生思想”这一概念的由来。

萨德强调，他的论点并不是说共情是坏事。他说，尽管这本书现在才刚出版，却已经招来了“大概10篇抹黑文章”，在他看来这说明批评者根本没读过这本书。他转述这些批评者的说法：他们把他塑造成一个右翼人物，“埃隆那一派的人、唐纳德·特朗普那一派的人”，企图“宣扬共情是坏事这种观点”。

我并不是说共情不好。共情其实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美德。

他以认知共情为例说明共情的价值。两个人如果不能各自揣摩对方的心理，就无法进行有意义的对话。他把这种心智理论能力与自闭症联系起来，说自闭症儿童通常在很小的时候就在这方面表现出缺陷，而这也正是他们被诊断出来的方式。在他看来，问题只在于共情太少或太多，而不在于调节得当的共情。

他依据的模型是亚里士多德的中道（golden mean）。勇气太少的士兵是懦夫；勇气太多则会变成“鲁莽的殉道者”。萨德认为，共情遵循的是完全相同的规律。

太少了，你就是精神病态者。太多了，如果它过度活跃，如果它在错误的情境中、针对错误的对象被激发，你最终就会陷入自杀式共情。

罗根对这个标签本身提出质疑：“我甚至不确定到了那个地步还算不算共情。它完全变成了不合逻辑的、意识形态化的东西。”在他看来，人们照单全收意识形态的说法，无视现实。他举的例子是那个把人推到火车前的男子。罗根形容他是一名多次被捕的暴力罪犯，“我想有十几次以上”。他还提到另一起案件：有人把一位老人推下地铁楼梯致其死亡，他说那也是同一类人，一个反复进出监狱的人。

罗根承认，这些人最初也是婴儿，可能是在虐待中长大的，他说这很可怕。但一旦他们成年并伤害他人，“我们作为一个社会就必须做点什么”。对于解决办法，他有所保留：“我不知道改造这样一个人的手段是什么”，不过他确信这些手段目前没有被使用。他还说，没有多少证据表明有哪个项目能在这种人获释前从根本上改变其性格。这是他本人的断言，他没有引用任何具体研究。

萨德在书中把这类罪犯称为“白板重罪犯”。这个说法与他在《寄生的心智》中批评的社会建构主义有关，也就是“白板说”（tabula rasa）的前提：人生来心智空白，在潜能上不存在个体差异，因此只有人生经历和社会化在塑造人。他承认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的，因为人生经历是“我们之所以成为我们的、不可磨灭的一部分”。但他坚持认为，人生来就有不同的倾向，无论是倾向于犯罪、打NBA，还是成为“下一个爱因斯坦”。

对话中也承认了这一前提为何有吸引力：它是“一个非常充满希望的信息”，但“它就是不准确”。萨德从父母的角度来解释这种吸引力。相信只要采用正确的强化程序，就能把孩子培养成下一个利昂内尔·梅西或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要比接受儿子个子太矮、缺乏打NBA的运动条件更让人宽慰。

随后，萨德阐述了他所看到的对惯犯从宽处理背后的逻辑：一个出生在这种观点所称的白人至上主义社会中的人，本身就已经是受害者，所以把他关进监狱等于让他受到双重惩罚，他理应得到第二次机会。萨德讽刺地回应：“而所谓第二次机会，我们指的是第186次机会。”

萨德认为，这种现象也延伸到了犯罪受害者身上。他在书中的开篇例子是一名遭到索马里移民鸡奸的挪威男子。萨德把刑期之短归因于挪威人不相信长刑期，他也不确定具体刑期：“也许，我不知道，三年或四年。”当这名施害者即将获释并被遣返时，据称受害者感到“存在性的焦虑和内疚”，担心对方被送回摩加迪沙后无法“最大限度地蓬勃发展”。萨德的结论是：“我们的情感系统并不是为了对强奸自己的人产生共情而进化出来的。”

罗根问后来怎样了。萨德的回答有所保留：“我想，我不想说错，但我想他被遣返了”，并补充说“伴随着受害者的尖叫和哀叹”。第二个案例涉及一名在德国被强奸的女子。据萨德说，她告诉当局袭击者说的是德语，而实际上他们说的是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因为说出真实的语言会让这些群体被边缘化。萨德称这类案例有“一长串”，并认为一旦认清其中的机制，就会发现自杀式共情“真的无处不在”。

罗根问这种现象从何而来。萨德描述了一套“组合拳”：寄生思想先准备好“肥沃的土壤”，让自杀式共情得以扎根。他举的例子是文化相对主义，他将其概括为“你凭什么评判另一种文化的信仰和习俗？”按照他的说法，这种观念压制了对荣誉谋杀、童婚和女性生殖器切割的批评。

他认为，一旦有人相信评判另一种文化的习俗永远都不恰当，那么在决定该让谁进入这个国家、是否接纳更多持有这些观点的人时，这个人就“无能为力”了。由此便会走向他所说的自杀式共情立场：所有移民融入美国或西方精神气质的可能性都一样，并最终走向开放边境。

罗根说，现在并没有要求融入的压力，他举了明尼苏达州一个“没人说英语”的索马里社区为例。他觉得奇怪的是，人们来到这个国家，然后把自己的街区变成他们所离开的那个地方的缩小版。萨德把两个问题区分开来。不说英语是坏事，因为这让人们无法融入更广泛的社会结构，“但这不是生存威胁”。而鼓吹与更广泛社会“完全对立”的文化信仰，用他的话说，才是“我们遇到问题”的地方。

罗根说，不合逻辑的文化信仰通常根植于宗教，萨德表示同意。萨德随后问，美国人现在是否更愿意公开谈论伊斯兰教，还是仍然像俗话说的鸵鸟那样。罗根说这按党派划线：右派的人愿意讨论，而且他们当中很少有人认同伊斯兰教法之类的规则。他说，许多左派人士则“害怕”被称为种族主义者、伊斯兰恐惧症者或跨性别恐惧症者。

罗根更进一步。他认为，当有人拒绝某种既定叙事时，左派最快、也最恶毒地指责对方是种族主义、性别歧视或恐同，同时又称别人为法西斯分子。他说，大多数人认为法西斯主义是右翼威权主义，但它也意味着“对所推行的任何叙事完全服从”。他承认“左翼进步派法西斯主义听起来像是自相矛盾”，但称之为“一种心态”，隐藏在持有者自认为正义的意识形态之中。他同样把这类比为宗教：确信某件事是正确的，就能为极端行为辩护，他举的例子是“把同性恋从屋顶上扔下去”。

他把对巴勒斯坦人的共情与支持哈马斯区分开来。对巴勒斯坦人抱有共情、认为他们“不应该被炸得灰飞烟灭”，这是他“百分之百”认同的。但像“酷儿支持巴勒斯坦”这样的团体越界到支持哈马斯，在他看来是自相矛盾的，他还说自己见过“跨性别者支持哈马斯”。

在一段短暂的技术中断之后，萨德讲述了一段街头采访，他说书中以逐字记录的形式收录了这段采访。对话中没有提到采访者的名字。在萨德认为是一场“自由巴勒斯坦”集会的现场，一名女子说她支持巴勒斯坦，并说自己是酷儿。被问到他们会对她做什么时，她回答说他们会杀了她。她仍然支持他们；被问到这是否让她困扰时，她说不会。

他们会杀了我，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值得我支持

在萨德看来，这就是林蟋现象在人身上的真实写照：“没有任何进化机制会让人说，我要和一个我明知会杀了我的群体建立联结。”他讽刺地说，她超越了自己的求生本能，从而“升华到了自杀式共情的更高境界”。罗根也认为这个案例“完全就是你说的那样”。

这部分访谈中的论证主要依赖轶事：地铁和火车袭击事件、挪威和德国的强奸案、一名获释的重罪犯，以及一段街头采访。节目中没有给出姓名、日期和来源。说话者自己也多次表露不确定，包括罗根说的被捕“我想有十几次以上”、萨德说的刑期“三年或四年”，以及他含糊其辞的“我想他被遣返了”。鲁宾那个例子有一部分在文字记录中被截断。关于改造项目无效的说法也没有提供证据。两位说话者对核心概念的看法也并不完全一致：罗根把一个例子斥为“表态作秀”，并质疑某些案例究竟算不算共情，还是只是意识形态，而萨德则把它们界定为被劫持的情感。

这段节选从一段对话的中途开始。文字记录中没有标注说话者，但这一部分似乎是主持人在发言。他认为，有些人的观点是对他们眼中“加沙被彻底摧毁”的一种反应。按照他的说法，如果加沙是一个自治的独立国家，没有冲突，也不受以色列控制，这些人可能就不会这样想。他说，他们的心态“源于目睹加沙被摧毁”。他反对的是接下来那一步：这些人不是反对轰炸，而是“一路走到底”，转而支持该地区威权统治者的意识形态，他称之为“有点古怪”。

随后他把这比作宗教信仰，说“它很像一种宗教”，因为“只要你遵从它，你就可以抛弃一切逻辑”。他把这一观点延伸到整个左派。用他的话说，没有人会“左得够”，标准不断移动，最终“任何对它的异议都是异端”。他举的例子是变装表演者和孩子在一起且没有家长监护。他把这当作自己恼火之下的举例，没有提供进一步的证据。

而这就是事情变得非常奇怪的地方，它的表现完全像一种宗教。

萨德引入了他书中的一个概念“文化心智理论”，把讨论重新拉回到他的“自杀式共情”理念上。普通的心智理论作用于个体之间：两个人要进行有意义的对话，各自都需要揣摩对方在想什么。萨德把同样的原理应用于整个文化。如果一种文化假定自己的价值观“被另一种文化以完全相同的方式理解”，而这一假设是错的，他就说这种文化缺乏文化心智理论。

他将其与自杀式共情联系起来的逻辑是：西方所珍视的美德，即他列举的宽宏、慷慨、善良和共情，在其他地方被解读为软弱。他给出的唯一证据是个人轶事。他说，大约25年前在蒙特利尔，说阿拉伯语的人会用一句俗语，把西方比作一个任人骑上身的女人。当主持人问是不是所有人都这么说时，萨德缩小了说法的范围：“不是所有人，但这是一句经常，你知道，被暗示的话。”他补充说，现在人们对他没那么坦率了，因为他们认得他。

被视为软弱、软弱、软弱，还是软弱。

主持人请萨德讲讲他的背景，因为这“非常相关”。萨德1964年出生于黎巴嫩，属于他所说的“仅存的极少数黎巴嫩犹太人群体”。他说，大多数黎巴嫩犹太人在1975年内战爆发前就已离开，那年他11岁。他的大家族大多去了以色列，也有一些去了蒙特利尔，这也是他自己一家后来落脚那里的原因。他的父母留了下来，因为他们在黎巴嫩社会中根基稳固，还经营着生意。

他的三个兄弟姐妹分别比他大14岁、12岁和10岁。他说，比他大10岁的那位是一名柔道运动员，参加过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他们在遭遇“仇视犹太人的种种困境”后已经离开了黎巴嫩，即便在他所说的“不宽容的进步黎巴嫩”，这种事也会发生。当时还是个孩子的萨德被卷入了战争的第一年，那时“发生了一些非常糟糕的事情”，之后全家才逃到蒙特利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