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福格蒂（John Fogerty）

对话以闲聊开场，谈到水、咖啡，以及嘉宾说的一叠笔记，内容涵盖“我在 CCR 经历的那些事”。第一个轶事与服兵役有关。一位对话者说，自己读到嘉宾是靠大量抽大麻、不吃东西逃掉兵役的。随后的讲述说，自己“到 1967、68 年时非常瘦”，体重约 129 磅，并在去见陆军医生的路上、经过海湾大桥时，抽着塞进香烟里的大麻。讲述者并不完全认同“挨饿加抗议式饮食”的版本，但承认“基本上有几分真实”。

话题随后转到 UFC 出场音乐。一位对话者指出，许多拳手都伴着这些音乐出场，并说出了转写为“Fortunate Sun”和“Bad mood rising”的歌名；另一位承认自己不太了解此事，但表示接受：“各有所好就行。”

话题转向那些讲述被唱片业欺骗的歌曲。讨论提到 Lynyrd Skynyrd（转写为“Leonard Skitter”）以及一首转写为“Zanz Can't Dance”的歌。据讲述，这首歌以该名发行时卖出约 50 万张，后来华纳兄弟作为部分和解的一环，让歌名改成了“Vance”。讲述者把这件事放进一场更大的纷争中：“我因为听起来像我自己而被起诉。”

讲述者交代了背景。新歌《The Old Man Down the Road》收录在复出专辑《Centerfield》中，这张专辑发行时，讲述者已经离开了 Creedence 的唱片公司 Fantasy Records，该公司归 Saul 所有。这场诉讼索赔讲述者所说的“一笔巨款，1.44 亿美元”。讲述者认为，部分原因是对方嫉妒他们在别处取得的成功。他们还说，自己在庭审中才得知，Creedence 的贝斯手 Stu 曾去找 Saul，说讲述者在抄袭 Creedence。讲述者称这很讽刺，并声称自己“教会了 Stu 他在 Credence 弹过的每一个音”。

讲述者说自己在庭审中胜诉，但强调了走到这一步的代价。Saul“资金无限”，官司拖了好几年；讲述者不认同这件事很好笑的说法，形容那是“三四年的煎熬”，还要面对损失大笔钱的可能。

两位对话者随后提出了反驳这一指控的普遍理由。一位有幸形成自己风格的艺术家，不应被要求“回去另创一种风格，变成另一个人”。讲述者以迪伦和斯普林斯汀为例，说他们也会面临同样的要求。另一位对话者指出，很多艺术家听起来像别的艺术家，也没有惹上麻烦，只要不照抄音符和歌词就行。讲述者把这场诉讼理解为占有欲，说对方“想拥有新作品”，还补充说：“基本上，他想拥有我。”

讲述者形容这一结果是“某种重大裁决”，对“所有艺术家”都有意义。讨论把此事置于 20 世纪 80 年代，并认为这场公开纠纷，包括那首歌被迫改名，让歌迷看到了这个行业中大多数人从未见过的一面。

对话者们列举了唱片公司和经纪人控制艺术家的各种方式：作品目录、版权发行、名字和肖像。他们举了猫王的经纪人“上校”为例，还提到王子，说他“不得不把名字改成一个符号，因为他不再拥有自己的名字”。一位对话者把拿走大部分钱的人称为“鬣狗”，说他们根本不做音乐。另一位讲述者则认为，有创造力的人很特别，而且是少数，浇灭或占有这种创造力“实在是一件令人难以承受的事”。

一位讲述者提出，也许歌迷不知道这些反而更好：“我年轻的时候，只在乎猫王和他的吉他手。”这位讲述者还说，愤怒已随年龄增长而消退，但并未自称变得更有智慧：“我不能说更明智了。更像是我最终落在了好的那一边。”另一位对话者认为，这个故事仍值得讲，好让年轻艺术家知道，坏人“就等着你失足，签下会让你放弃权利的东西”。

讲述者把自己能活下来归功于妻子朱莉：“如果没遇见她，我大概已经死了，就这么简单。”被问到原因时，讲述者说自己“主要”是酗酒，内心感觉很糟，“和其他人并不真正处在同一个层面上运转”。讲述者把这归因于别人对他们做过的“某件非常不公正的事”。他们说，自我伤害会变成习惯，而怨恨就像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你总在找会出错的事，然后它就出错了。你就说，看吧，我早告诉过你。”

被问到是否是那些诉讼导致了这种循环时，讲述者说诉讼不止一场，并指出了来自乐队成员的背叛。他们说自己是“Credens 里唯一一个”公开称 Saul 邪恶的人。讲述者说，就在同一时期，他们的哥哥 Tom 在乐队解散后找不到别的唱片公司，与 Fantasy 重新签约，并公开称 Saul 是自己最好的朋友。讲述者称另外两名成员“在这件事上更懦弱”，说他们从未发声。

讲述者解释说，“第一次审判”涉及乐队失去“毕生积蓄”。唱片公司引导乐队加入了一项离岸避税计划。当时乐队预计要缴纳约 90% 的所得税，而这项计划承诺的税率大约在 10% 到 20% 之间。操作载体是巴哈马的 Castle Bank。讲述者强调，乐队自己一方也审查过这项计划，包括他们的会计师，以及贝斯手的父亲。这位父亲是娱乐法律师，所在律所曾代理过奥克兰突袭者队。他们“全都核查过，说没问题，是合法的”。

讲述者说，20 世纪 70 年代的某个时候，这家银行连同那笔钱一起消失了，乐队随即提起诉讼。对话中，一位对话者查了这家银行，念道它“曾被中央情报局用来为秘密军事行动输送资金，包括在安德罗斯岛的行动，那里是反卡斯特罗活动的集结地”。这位对话者说自己“只是输进去，然后上了维基百科”。讲述者说，加入该计划时自己并不知道这一点：“不，那部分我不知道。”因此，与中情局的关联来自节目中的现场查询，而不是讲述者本人的经历。

讲述者描述了自己大约在 1975 至 76 年试图退出这项计划的经过。拿钱就像通过一个遥远的银行账户申请零花钱，还要等上好几天，这种安排“开始有股怪味了”。在与专业顾问们的一次会议上，讲述者要求他们：

拿一个鞋盒，把我挣过的所有钱都放进鞋盒，然后把鞋盒交给我，让我看看我到底挣了多少钱

他们做不到。讲述者在停车场里意识到，光是提出请求，就给了顾问们“耍滑头再拖些时间”的余地，于是第二周回去下达了明确的指令。讲述者说，一两周后，消息传来，银行关门了。他们提到一封似乎是在情人节发出的电报，并说银行行长死在了桑拿房里，今后不能再取款。讲述者指出，银行通常不会因为行长去世就关门，并说那笔钱随后“噗的一声，像一缕烟一样消失了”。

被问到这家银行里有多少钱时，讲述者说不上来，只提到其他一些听起来“有点黑帮味”的账户名。此后大约三个月，讲述者都会检查自己的车底有没有可疑的线，害怕被当成“某种告密者”。对话者们对起因看法不一。一位说：“我向你保证，你就是这件事发生的原因。”讲述者回答：“不，我不认为那是真的。”同时承认自己不想再“大声谈论这些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