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并运用金钱心理学，收获更大幸福感 | Morgan Housel

Andrew Huberman 开场先把本期节目放进这档播客公开宣称的定位里——讨论科学，以及可用于日常生活的、基于科学的工具——随后介绍 Morgan Housel：他是 Collaborative Fund 的合伙人，是私人财富创造与管理方面的专家，也是那本畅销得极为惊人的《The Psychology of Money》的作者。他把整场对话围绕金钱心理学来展开：金钱如何改变你的心理，以及大多数人如何往往落在两个极端——要么存钱太多，要么花钱太多。他还说，一旦要在我们心里界定金钱是什么、它在我们内心催生幸福的真实价值是什么，大多数人就彻底搞错了。Huberman 一开始就表明，他和 Housel 都不会声称「超过某个金额，你的幸福就不再增加」，同时承认「金钱买不到幸福，但它可以缓冲压力」。他补充说，当我们谈论追求财富或金钱时，真正寻求的其实是自由；而自由说到底是独立；如果我们始终在追逐财富，那我们就并不真正自由、也不真正独立。他说这场讨论既关乎我们称之为金钱的这个东西，也同样关乎活得开心、活得自由、感到独立、感到没有压力。Huberman 随后提出：该如何看待金钱，它到底是什么，又该如何把它放进我们个人的人生经历语境里来界定；他指出我们每个人都多少以不同的方式看待金钱，并定下目标——让大家更好地理解金钱是什么、自己为什么为它工作，以及如何让它成为人生中真正的资产，而不是一个在数额上、或在人们期待它能带来的东西上永远够不着的东西。他还确认，Housel 明年会出一本关于花钱艺术的新书。

Huberman 接着接上全书的开篇观点：书的开头提出「人并不疯狂」这一看法，而这其实正是那一章的标题；他直接追问，这是否意味着人们在金钱问题上是理性的。他把金钱与安全感联系起来，认为对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多数人而言，两者紧密相连：我们是否拥有足够的资源来照顾好自己，但愿还能再多一点；他还明确把「缓冲自己因钱不够而生的焦虑」也算进照顾自己之内。他把这一点扩展到照顾他人——那些我们可能负有责任、或只是想去照顾的人——并把它与「受多少教育、受什么类型的教育」的决定联系起来，细致描述了那种费尽思量的纠结：去读一个高级学位到底值不值、该主攻什么专业、那里面到底有没有工作可做。他回忆说，家里的一位朋友曾说「你为什么要去搞 neuroscience？那行当根本没有工作。」他回答说，neuroscience 里的工作有的是，现在也仍然有，但又说「我不会说其中大多数都是高薪工作」，并由此得出结论：更高的教育并不总能带来更高的收入。他把背后的张力概括为：如何把「因为有趣而想做的事」与「能让我们赚钱的事」整合到一起；他问是否存在某种思维路径或某种清单，随即承认「这就变成一个相当广阔的空间了」，并说出自己的信念——去追求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东西，才是对自己最好的历练；同时也承认，对某人极有兴趣的事情里，可能并没有钱可赚。

Morgan Housel 对「是否理性」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哦，我觉得这完全是另一回事」。他解释说，他所说「没有人是疯的」意思是：人们很容易环顾社会，看别人怎么花钱、怎么存钱、怎么投资，然后说「到底谁会干那种事？你干嘛把钱浪费在这上面？你干嘛那样把钱攥着不放？」可是，如果你一层层剥开那些人生活里的洋葱、看清究竟发生了什么，就会发现在花钱或存钱这件事上，其实没有谁真有那么疯，因为「在那一刻，这对他们自己是说得通的」。他举了一个具体例子，来自他的 brother-in-law——一位社会工作者，服务对象是非常处境不利的孩子：在家受虐待的孩子、没有家的孩子，其中许多在学校表现很差、行为不端、打架、不去上学。他描述说，老师看着这些孩子说「你为什么要这样？你为什么不做对的事？这不明摆着吗」是何等常见；并转述了社会工作里的一句话：「只要有足够的信息，一切行为都讲得通」——如果你去看看那些孩子在生活中要对付些什么，他们在学校里为什么行为不端，就全都说得通了。他称这是「对生活里很多事情都很有力的一个想法」，并把它套用到金钱上：他今天怎么花钱、怎么存钱，都可以联系到他这辈子经历过的事、他如何被抚养长大、在哪里长大、年纪多大、出生在哪个世代——「全都是我无法控制的事」。

Housel 把这个论证延伸到看得见的消费上：他说「看到有人大把大把花钱是很常见的」，而「那背后是有故事的」——他们之所以大把花钱，对其中很多人来说是因为「他们想要某种关注」、「他们想引起别人的注意」，也许有时候他们是想填补某个空洞。他的回答在本批次到这里被截断了，但正在展开的论点是：外人看来不理性的花销，一旦观察者掌握了关于这个人生活的足够信息，就会被视为可以理解。

被问到是否存在一条能穿透这些考量的思维路径时，Housel 说大约 10 年前他问过 Daniel Kahneman 一个很相似的问题。他把 Kahneman 描述为世界知名的心理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并「在一两年前去世了」；他把这样一个说法归于 Kahneman：「无论你是谁，长期把金钱这件事做好所需要的特质，是对自己未来的悔恨有一套校准良好的感知」——也就是你日后终会为过去后悔的是什么。Housel 说，在最顶层「你所有的财务决定都该以此为依据」：我花了这笔钱会后悔、还是不花会后悔，我做了这笔投资会后悔、还是不做会后悔。他随即加上限定：「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大多数人并不完全了解自己的悔恨感，而且「它在你一生当中是会变的」。

Housel 举的亲身例子是他自己的储蓄。他说「我是个很能存钱的人，整个成年以后一直如此」，并设问：但愿不至于，可要是明天就躺在临终病床上，他会不为那些没去成的假期、没买的车后悔吗？眼下答案是「绝对不会」：「一想到妻子和孩子们会平安无事，我就会觉得特别欣慰」，而一想到自己没把那笔钱花掉、「我把它存下来是为了给他们一份保障」，他会感到极大的满足。接着他又问「等我 80 岁的时候，还会这么想吗？」，并承认到那时也许「我本该多享受一点生活。我本该趁自己还能亲眼看见的时候，就把钱给出去。」他说这种感受在一生当中会不断变化；用「我会后悔什么」这个镜头去思考，「从来都不是 YOLO 那回事」，也不是今天存钱、好让明天有钱可用——他称这种想法「太简单了」；而且「我会后悔的事，可能和你会的非常不一样」。他的讲述随后转向「Jeff Bezos 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在本批次里被截断了。

Huberman 点出这套框架的局限：他说，对于自己可能会后悔什么的那份感知，「如果说我们真能触及它的话」，恰恰是「我们很不擅长预判的」东西——正如 Kahneman 指出的那样；而且「大多数人并不具备对未来悔恨校准良好的感知」，它还会随时间改变，「所以它是动态的」。他补充说，我们会为过去的选择编出「各式各样事后的解释」——「那家创业公司失败了，但我学到了宝贵的一课，后来在后来的事业里真帮了我大忙」——并且「我们会把过去的糟糕选择合理化」，用能把点连成线的方式，这里暗指「Steve Jobs 那段著名的演讲」。他说，这一切「其实说明，我们非常不善于把自己当下的经历和过去的经历，放进任何一种对未来自我的推演里」，而且「我们并不真正知道、也不会预判，随着年龄增长自己可能会怎样改变」。

Housel 把这个机制命名为「历史终结错觉」（the end of history illusion）：「你非常清楚自己在过去 20 年里变了多少」——也许更聪明、更有智慧，对人生诸事的看法也变了，多数人都是如此——可要是你真去深究、问一句「20 年后的你会是谁？」，大多数人却「觉得自己大体上还会是今天这个人」。他把这种信念描述为「过去我成长了那么多，但我已经不再成长了」，因为「很难去推演自己将来会怎么变得不同」；他还解释了这种抗拒：要说 20 年后「我对政治、或者随便什么，会有很不一样的看法」，就「等于在承认我今天所相信的是错的，而你并不愿意相信这一点」。他把它框定为「对自己信念的一种自我辩护」，好让日子更容易过下去，只是「也许边缘上还留着一点点怀疑」，而这使得「很难真正用长远眼光看问题、在今天做出一个将来不会让自己后悔的决定」。

他给出的补救办法刻意很克制。他说「我一向是这么表述的，我觉得对此唯一的解药」就是「避开财务规划里那两个极端」，「而很多人正处在这两个极端上」。一端他放的是「FIRE 运动」，「那些把收入的 90% 存起来、想在 28 岁就退休的人」；另一端则是「YOLO 式的加密货币交易者」，他们的态度像是「管它呢，全押上去，看看会怎样」。他说「最容易让你后悔的，恰恰就是这两个极端」，不过这句话在这里被截断了。那几个数字——收入的 90% 和 28 岁退休——是他对 FIRE 运动的表述，并非独立的数据。

Huberman 追问人们是否大体上非此即彼地落进这两类，「就像你讲 Bezos 时说的，不想为没做成某件事而后悔」；他还「用某种准神经生物学的说法」把它重新表述为：被「成功之后可能带来的多巴胺能奖赏或其他奖赏」所吸引，「想来」是怕自己没有、也没给自己机会去成功所带来的那种痛。他对照提出「另一条路就只是规避失去的痛苦」，并引用「很多研究，我想 Kahneman 也做过其中一些」——保留这层不确定的措辞——说「人们为了规避失去的痛苦，会比为了得到点什么卖力得多」。他「在不同的财富量级和不同年龄上」观察到，有些人「更愿意去尝试新事物」，因为「他们喜欢那种奖赏感」，而且「停在原地不动对他们来说真的很痛苦」；而「另一些人则喜欢十拿九稳的东西，喜欢可靠」，他还明确说「我不想把这个外推到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他用狗来举例：把「以几乎从不咬人著称」的品种，与「偶尔会咬、而且一咬就很严重」的「Cane Corsos」作对照，同时也承认「我相信肯定也有特别友善、特别有爱的 Cane Corsos」。随后他问：「我们真的在谈的是偏向冒险还是偏向安全这种倾向吗？你觉得在这一点上，人们是不是大体分成两个阵营？」

Housel 同意「有些人要是走了稳妥路线会憋疯」，「生活里需要某种变化」，但又加上第二层局限：「我们并不知道那些没走的路通向哪里」。他举自己的例子：「20 年前我被 Pepperdine 录取了，但没去」，「就在最后一刻」转了学；而在「我转去的那所学校，我遇到了妻子，也在那里开始了事业」，所以他很容易说「我真庆幸当时没去那儿」，因为「我的人生就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可他也承认「也许那样也挺好。也许还会更好。你永远不知道那些没走的路、最终会通向哪里。」他回到「Kahneman 的那个观点——对未来悔恨校准良好的感知」，但指出「没人知道自己没走的路、以及那些路会通向何方」，这「就让人很难有把握说自己该走哪条路」。他重申自己偏好「避开那两个极端的阵营」，并估计「超过一半的人处在某种极端上——要么花得远超自己能承受的，要么存得远超自己需要的」，形容「人们打理金钱的方式里存在一条肥尾分布」。他把这一点放在「一个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富裕的社会里，不只是在顶层，在中位水平上也是如此」这个背景下来看，说「普通家庭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富有」，并提出一个开放问题：「我们今天比 40 年前、或者 100 年前更幸福吗？这一点并没有太多证据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