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rdan Peterson: 如何更好地指引你的人生决策与道路｜乔丹·彼得森博士

安德鲁·休伯曼在与乔丹·彼得森的对话开场时，提出了一种理解大脑的实用框架：自主神经系统调节呼吸、心率、困倦和清醒等后台功能；动机回路吸引我们靠近渴望的对象，远离令人痛苦或厌恶的对象；执行系统则能够改变这些反应。他最初对前额叶控制的描述是，这类回路能够平息欲望、停止行动，或帮助一个人进入原本会回避的情境。彼得森在接受这套解释的推论之前，先质疑了它所使用的术语。

随后，休伯曼将这套解释转化为一个关于如何生活的问题。他把习惯性反应描述为遗传发育与经验共同作用的产物，强调人生最初25年具有很强的神经可塑性，尤其是在早年。尽管人们能够有意识地改变自己，他仍然怀疑，人类的生物装备是否足以提供充分的指引。他说，到了49岁，自己越来越相信人们需要一本规则手册。他的问题将这种感受到的不足与宗教传统及上帝观念的存在联系起来；他提出的是一种可能性，而不是已经确立的宗教解释。

而目的又是什么？

彼得森的介入，将关注点从改变的能力转向了改变的目的。他认为，休伯曼自己对漫长发育过程的描述，已经意味着人类依赖他人和代代相传的传统。按照彼得森的表述，长达25年的社会化窗口说明，生物层面的默认设置无法独立提供应对未来所需的一切。接下来的问题便是：社会化究竟带来了什么——一套约束，还是一种让各种动机能够协同运作的、更有组织的方式？

彼得森指出，休伯曼的术语中存在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把动机称为冲动，会让它们显得比彼得森认为的更简单；而主要将执行控制描述为压制，又会让成长听起来像是在约束那些惹麻烦的力量。他通过自己对弗洛伊德和皮亚杰的理解，引入了抑制与整合之间的区别。他将弗洛伊德的超我模型概括为主要依靠抑制；相比之下，在皮亚杰的框架中，一个得到适当社会化的人，会让较低层次的动机在一种可持续、自愿的结构中获得恰当的位置。

整合就是成熟而复杂的社会化。

他给出的具体例子是自己的儿子，他说儿子两岁时很任性。彼得森表示，帮助孩子成长，并不意味着消除他的坚定自主或攻击性。后来，他的儿子成为了一名非常出色的运动员，彼得森以此说明，攻击性可以获得更有建设性的作用。团队运动员能够把攻击性的能量导向一个复杂目标，而实现这个目标需要依赖其他人。立即让别人顺从自己意愿的要求，会让位于能够反复取得成功的协调活动。

这种区别并不意味着否认抑制的一切作用。彼得森承认，运动员受到挑衅时，可能需要抑制攻击性。他也对自己与弗洛伊德之间的对比作了限定：虽然他认为弗洛伊德的调节模型主要依靠抑制，但他说，弗洛伊德也将健康的自我理解为对攻击性和性欲的整合。因此，双方的分歧在于，怎样才能最好地从整体上解释发展。偶尔的约束仍可以是整合人格的一部分，而不必成为整个过程的定义。

运动员的例子让这一拟议中的区别更容易理解，但它作为证据的适用范围有限。彼得森提供的是个人经历以及他对这段经历的解释，而不是一项比较研究，无法证明结果是由整合产生的，并且独立于抑制或其他影响因素。这个例子在对话中的作用是帮助解释：成功的发展可以保留一种动机的能量，同时改变这种动机借以表达的目标和人际关系。

彼得森对“冲动”一词的异议始于知觉。他回顾自己读过的行为研究，其中很多基于动物实验，并承认，以确定性反射为基础的解释取得了很大成就。他也接受理论应当尽可能简洁、不作无谓复杂化的原则。他的异议在于，如果驱力或反射链的解释忽略了动机状态如何改变一个生物注意到什么，以及如何理解自身处境，那么这种解释就不够充分。

他建议把动机状态理解为子人格。在他的描述中，每种子人格都有其特有的知觉、关注对象、情绪和认知上的合理化解释；他指出，在成瘾情境中，这些合理化解释尤其明显。这些子人格是对经验的狭窄、单一维度的组织方式，而不只是孤立的欲望。当休伯曼问它们是否存在于一个更大的人格之中时，彼得森回答说，这种统摄性组织在多大程度上存在，取决于一个人已经达到了怎样的整合程度。

彼得森将两岁儿童描述为经历一连串由不同子人格主导的时期。按照这一解释，发展会建立起一个更广泛的人格，使其能够为这些状态安排秩序。他将其底层的动机系统与下丘脑、杏仁核，以及部分预先编定的生物组织联系起来。不过，这些系统的具体表达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人成长于何种社会。他在前面提到25年的社会化窗口后，又在后续讨论中提到一个塑造这种表达方式的18年框架；这段节选没有解释这两个时间尺度之间的关系。

统摄性人格的标志性成就是获得更宽广的视角。它必须考虑中长期后果以及其他人，而不是只服务于当下占据主导地位的动机。彼得森提出，皮层的组织承担了这种整合功能。他在措辞上有所保留，认为正在发育的上位人格“可能”位于皮层，并将这套更广泛的解释表述为自己对皮层功能的理解。这段对话提出了大脑组织与人格之间的一种概念联系，但没有为每一种所提出的子人格确立详细的神经机制。

暂停活动、暂时隔离的管教方式，成为检验这两种相互竞争的描述最清楚的例子。彼得森说，当儿子的任性开始妨碍家庭生活时，他就使用了这种方式。他用人类对孤立的厌恶来解释其管教力量，并将孤立描述为会引发类似疼痛的反应。休伯曼立刻追问，这是否就是纯粹的抑制。彼得森承认，坐在台阶上确实要求儿子抑制立即到处跑动的愿望，但他认为，决定何时可以离开的规则很重要：孩子一旦重新获得自我控制，就可以离开。

对于这种重新获得的控制，彼得森提出了两种解释。一种是孩子只是压制了某个欲望；另一种是，孩子已经形成了足够的统摄性组织，能够把彼此竞争的动机排列成可行的层级，并重新参与社会互动。彼得森认为，允许孩子离开台阶，是在强化第二种过程。这个例子也暴露了论证的一个局限：同一个可观察的事件可以用任一框架来描述，而这段对话没有提供能够区分其底层机制的测量方法。

休伯曼通过将前额叶皮层描述为根据情境制定策略的系统，找到了双方的共同点。在彼得森的例子中，儿子自己的愿望必须进入一个同时包含他人愿望与需求的情境。彼得森坚持认为，这也有利于孩子自身的未来。社会协调不只是为他人作出的牺牲，它也有助于让友谊和参与成为可能。双方的解释在这一观点上趋于一致：一种动机应当如何表达，取决于具体情境及其后果。

彼得森在这里提出了一些很强的发展性主张。他说，两岁时尚属适龄表现的冲动性，从三岁开始会发生根本变化，并且应当在四岁前得到解决。他警告说，持续的攻击性以及对待他人的方式始终不变，可能导致孤立和疏离。他用轮流参与来说明为什么需要更成熟复杂的能力，并援引孤立即使对高度反社会的人也具有惩罚效果，作为人类依赖社会关系的证据。这些都是他在讨论中提出的主张；节选没有提供研究或限定条件，来确立他所提出的年龄界限，或证明他所描述的终身结果具有那样的确定性。

休伯曼补充了一个神经层面的例子。他说，下丘脑大约相当于两颗弹珠大小，并将其动机功能比作开关。他报告说，在非人灵长类动物和人类中，对某些小区域的刺激曾引发暴怒、性欲，以及与无生命物体交配的行为。两位谈话者还提到了口渴、饥饿、饥饿抑制和探索。休伯曼说，前额叶皮层能够直接作用于下丘脑，并将这些例子与他关于决策受情境塑造的解释联系起来。所提供的段落没有指明任何具体实验或刺激条件，因此这些例子只在宽泛的描述层面上支持了讨论。

彼得森通过提出宗教思想试图构想某种接近理想人格的存在，将整合人格与宗教联系起来。如果个体动机本身就以类似人格的方式组织知觉和行动，那么人格化的神灵就可以代表这些组织方式。当被要求举例时，他将战神马尔斯与暴怒联系起来。这在动机系统与宗教意象之间搭建了一座概念桥梁，但还没有解释休伯曼开场问题中涉及的宗教的所有特征。

随后，彼得森讲述了一段涉及维京人的历史。他说，维京人在战斗前会召唤战神、使用毒蝇伞，并从小练习模仿捕食动物。他把进入狂暴状态描述为穿上熊皮战衣，并将这种转变解释为让暴怒成为主导人格，同时消除痛感。这些历史与药理学主张均出自彼得森；节选没有提供可用于评估它们的文献来源或实验证据。

关于毒蝇伞的讨论促使休伯曼介绍了烟碱型和毒蕈碱型乙酰胆碱受体系统。他将前者描述为既有兴奋作用，也有放松作用；他把后者与自我知觉和对周围环境知觉的变化、恐惧减少，以及好奇心增强联系起来。他对是否将这种效应称为迷幻效应有所迟疑。彼得森则称它是一种极不典型的迷幻剂，并将其与LSD、裸盖菇素和麦司卡林区分开来。两人都承认难以描述这些效应，这种困难本身也是交流内容的一部分。他们没有提供详细解释，来确立这种蘑菇与受体讨论之间的药理学联系。

休伯曼将战斗例子理解为缩窄策略性攻击行为的表达情境，彼得森同意。组织动机可以意味着让一种状态主导特定活动，而成熟人格会把他人与未来纳入其中。后续讨论通过亚伯拉罕、自愿承担责任，以及兼顾自身与社群利益的目标，展开了他们关于应当如何行动的主张。这些仍是解释性提议，并非已获证实的神经规则。

这一部分的讨论从一种极端的可能性开始：人们可能变得极其擅长让攻击性冲动得到充分表达。谈到维京人时，休伯曼描述了斩首或剖开对手腹部、为获胜而采取一切必要手段的能力，并推测他们同时也在压制自身的疼痛。彼得森提出了一种可能的神经层面解释：皮层可以将自身资源用于服务下丘脑的暴怒回路。他把这一点作为推测提出，并反复强调，他们并不知道这种熟练状态实际会是什么样。

休伯曼提供了一个实验例子，或许能帮助说明这种可能性的某个方面。他将相关发现归功于加州理工学院的大卫·安德森及其前博士后研究员林大宇：他们在下丘脑腹内侧部发现了一小群神经元，刺激这些神经元会在小鼠身上引发他所描述的暴怒。反应取决于是否有可攻击的目标：独处的小鼠不会攻击自己或笼壁，但会攻击另一只小鼠，或一只充满空气或水的手套。关闭这些神经元后，小鼠就会恢复平静。手套的例子对最初认为必须有另一只小鼠在场的说法作了限定；更广泛的观察是，刺激会引发针对某些目标的攻击，而非不加区别的破坏。

随后，休伯曼描述了邻近且交错分布的神经元，刺激它们会抑制暴怒并启动交配行为。他强调，这些神经元群及其相关行为虽然位于同一结构中，却会相互抑制。彼得森将这种并置与弗洛伊德的本我概念联系起来。休伯曼进一步提出一个问题：在某些病理状态下，攻击性与性欲为何会结合在一起，但节选没有对这些状态作出解释。双方共同的主题是，强烈的冲动有其组织化的回路，并且仍然对情境敏感；这些小鼠观察并不能确立彼得森关于人类皮层资源服务于暴怒的推测。

对话从控制某个冲动，转向改变理解这一冲动时所采用的时间跨度。休伯曼将先前关于彼得森儿子的讨论，以及可能也包括维京人的例子，与拓宽时间视角的能力联系起来。他认为，自主神经唤醒水平越高，人就越难意识到当下的状态终将过去。压力、惊恐、恐惧和愤怒会限制注意范围，使人难以觉察眼前体验前后的过去与未来。

彼得森为这种收窄提供了一种功能性解释：行动需要注意力汇聚到当下。按照他的说法，强烈的动机状态会使认知范围向眼前这一刻收缩，从而促使人采取行动。这引出了贯穿整段讨论的一种张力：狭窄的聚焦可以组织即时行动，而要考虑延后的后果和彼此竞争的要求，则需要更广阔的视角。

彼得森提醒，不应将下丘脑视为简单粗陋的结构。他描述了一个例子：一只雌猫在大约95%的脑组织被移除、下丘脑被保留的情况下，仍能在相对受控的环境中生存，并表现出普通猫的行为。他还说，这只动物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探索性。他借此主张，基本动机系统能够组织包括知觉在内的复杂行为。相对受控的环境是一项明确的限定条件，而节选没有提供可供独立评估这一例子的研究细节。

彼得森建议将动机状态理解为子人格：它们是组织化的感知与行动方式，而不是孤立的欲望。他提出，较高层次的皮层下系统和皮层系统，会将这些动机程序延伸到更长的时间和更大的社会情境中。这些系统也会调解不同程序之间的冲突。同时感到饥饿与疲倦，就需要在不同需求之间作出某种协调；而要在长时间内反复解决这些问题，并且与他人合作，则需要复杂得多的计算。

在这一框架中，成熟意味着调节行为时能够考虑更多事情。延迟满足就是这种范围扩展的一种表现。彼得森将皮层发育描述为使行为能够反映更广泛考量的过程，但他也坚持认为，基本生理需求不能被简单忽视：无法满足这些需求，最终就意味着死亡。因此，发展始终包含即时需求与更广泛义务之间的张力。他将这种张力既与“与上帝摔跤”的隐喻联系起来，也与他所认为的卢梭和弗洛伊德思想中的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张力联系起来。

彼得森对享乐主义的批评源于这套关于动机系统相互竞争的解释。他认为，把个体性等同于一个人当下想要的任何东西，就等于让一种暂时的欲望获得支配整个人的权力。他将不顾他人或未来而追求即时满足，描述为一种不成熟、缺乏复杂性的策略。他还提出，可以把精神病态理解为不成熟状态延续到了成年。这是他在此次交流中提出的概念类比；节选并未将其呈现为已经得到证实的临床定义。

彼得森将漠视他人与漠视未来的自己联系起来。他结合自己对反社会行为的研究，将那些被他称为具有精神病态的人描述为出了名地无法从经验中学习：冲动行为带来了后续麻烦，但这些麻烦却没有改变行为。他的解释是，他们愿意背叛未来的自己，就像背叛别人一样。休伯曼将这种方式称为类似幼儿的做法。认为这两种背叛涉及完全相同的机制，是彼得森的解释，节选中没有对此进行单独论证。

为了解释这种发展层面的联系，彼得森回忆了自己在蒙特利尔与理查德·特朗布莱合作的经历。他形容特朗布莱非常成功，并估计其实验室一度使用了魁北克三分之一的社会科学经费，同时以“我想是这样”作了限定。彼得森说，他们的研究工作逐渐指向了一个关于儿童攻击性变化的观察：在比较两岁、三岁、四岁，一直到15岁的互动群体时，两岁儿童的攻击性最强。他报告说，在两岁组中，表现出攻击性的孩子是男孩，其中大约5%的男孩会踢人、偷东西、打人和咬人——研究人员正是用这些行为来界定早发性反社会行为。

彼得森说，这些孩子几乎全部都在四岁前完成了社会化。他将剩下的孩子描述为因缺乏朋友而变得孤立，之后逐步走向少年违法、早发性犯罪以及反复犯罪。他还提出，一些孩子起初就具有更占优势的暴怒回路，而且往往体格更大。这是他所讲述的发展轨迹及其可能的底层倾向。节选没有提供研究设计、随访数据或个体结局概率，因此无法评估这一轨迹在多大范围内适用。

听到咬人时，休伯曼打断了对话，引入一个更具体的神经例子。他描述了一篇大约在谈话前两年发表的论文，该论文识别出一条从下丘脑通向控制下颌闭合神经元的通路，专门用于攻击性咬合。按照他的说法，这条通路独立于控制进食和饮水时下颌闭合的神经元。彼得森同意，这种区分是合理的。休伯曼强调的是，同一个身体动作——闭合下颌——可以由与不同目的相关的回路来组织。节选没有指明这篇论文，也没有说明其实验对象。

休伯曼将这一例子延伸到人类，称每个人生来都具有这种攻击性咬合回路，而且终生保留。按照他的解释，大多数人会学会压制其表达，不过，危及生命的情境可能会引发咬人，作为一种逃脱反应。彼得森作出了一个简短却有意义的修正：这种回路可能是被整合了，而不只是被压制。这一区别符合他更广泛的论点，即成熟会把基本动机能力协调进一个更大的行为组织之中。两位谈话者都没有在这里进一步展开这一区别。

两位谈话者用年龄来说明，同样的行为为什么可能具有不同的发展意义。休伯曼说，一岁时咬人有些令人担忧，两岁时咬人需要加以引导，而八岁时咬人则令人担忧得多。他担心的不只是造成的伤害，也包括他认为这种行为所具有的原始性，即使与打人或吐口水相比也是如此。彼得森将持续咬人解释为几乎没有形成成熟复杂的社会化，而休伯曼则将这样的孩子描述为受下丘脑支配。彼得森最后强调，当一个动机系统偏向暴怒，以及防御性或捕食性攻击时，会面临很大困难。这些是他们对持续性行为的解释；节选没有提供个体评估或诊断标准。

乔丹·彼得森首先提出了一个关于社会发展的主张：一些儿童的默认反应未能完成社会化，他将这种模式与精神病态及长期犯罪联系起来。他又将这一解释扩展到自恋和某些形式的享乐主义，认为许多被称为病理的现象都是社会化失败。这些是彼得森提出的宽泛解释性主张；这一段没有提供诊断标准或支持性的发展研究。

他更广泛的论点是，一种动机驱力所组织的内容可以超越即时行动。例如，冲动性的自我满足可以像一个拥有自身政治观点的人格那样运作。彼得森援引了尼采在19世纪末的观察：各种驱力会试图按照自己的精神进行哲学思考。按照这一解释，推理可能成为个人欲望的表达：一种驱力既提供目标，也提供为追求该目标辩护的论据。彼得森提到了政治层面的含义，但没有展开具体的政治例子。

彼得森利用先前讨论过的小鼠实验，质疑将下丘脑动机视为确定性冲动链条的图景。在他的复述中，如果环境中没有可用的目标，通过电子方式激活攻击系统也不会引发攻击。一只掉落的手套可以成为这样的目标。他提出，系统被激活后，某些刺激更可能被归类为可以击败的敌人或威胁，从而让知觉引导行为。他明确承认，并不知道这只动物究竟感知到了什么。这个例子支持了他所提出的解释，即动机是一种组织知觉的方式；不过，节选没有提供能够将这一解释与其他解释区分开来的实验方法或测量结果。

这个模型将彼得森带入了宗教史。他说，将动机状态理解为人格，有助于他理解宗教的发展，其中也包括他曾试图与道金斯讨论的一个主题。他赞扬宗教史学家米尔恰·伊利亚德，并推荐《神圣与世俗》，认为这是一本简短、优美的入门读物。彼得森将伊利亚德的工作描述为记录了一种世界范围的模式：多神信仰体系逐渐转变为一神信仰体系。他将这种模式理解为与个体成熟过程相平行。

这里提出的联系是，多神体系中的神灵代表着动机状态。休伯曼暂停下来，将例子明确化：一位战神，以及一位爱之女神或男神。他将这一想法转述为不同下丘脑回路及相关回路的语言。彼得森则反问，既然这些力量能够支配一个人，为什么不能称它们为神？他们的交流在拟人化动机与神经系统之间建立了一种类比，但没有确立历史上的神祇与特定回路之间存在一一对应关系。

在彼得森看来，一种动机状态也携带着文化历史。暴怒具有一些保存在戏剧和文学中的模式，同时也有一套哲学和现成的合理化解释。他给出的具体例子是与所爱之人争吵：愤怒会缩短所考虑的时间跨度，并改变胜利的含义，直到击败或伤害对方变得比这段关系更重要。他认为，智力上的成熟复杂，能够为这种状态提供越来越精巧的辩护。

彼得森将这种支配描述为被一种类似人格的状态附身。他把这一说法延伸到出现精神病性症状的人，以及实施校园枪击的年轻人，声称后者可能在暴怒与怨恨中花费数千小时幻想，直到这些状态取得控制权。后来，他又将相互竞争的内在人格称为两岁儿童的默认状态。这些例子把他在发展、宗教和心理学方面的解释联系起来，但这一段没有提供个案数据或研究，来确立他所提出的通向精神病性状态或校园暴力的路径。

休伯曼提出了一种可能的神经层面对应。他介绍了斯坦福大学同事、精神病学副主任大卫·斯皮格尔的研究，考察前额叶皮层区域与岛叶之间的关系。他解释说，岛叶是映射身体内部状态、支持内感受的区域。按照休伯曼的说法，某些状况，包括抑郁症，会涉及这些区域之间信息流动方向的逆转。他先明确区分了这一例子与彼得森关于暴怒、反社会人格和校园枪击的讨论，然后提出一个共同的组织性意象：前额叶这个管理者可能转而受制于其他系统，活动变成自下而上，而不是自上而下。

彼得森将成瘾视为这种逆转的另一个例子。他描述说，反复的多巴胺强化会增强寻求毒品的回路，使其更有能力压倒其他优先事项。他所举的复吸例子，始于一个人在治疗中已经处理了生理戒断之后：回到熟悉的环境，或遇见过去一起吸食游离碱形式毒品的朋友，都可能唤起渴求，突然压过其他顾虑。在他的解释中，这一区别很重要，因为解决戒断问题，并不一定能消除环境线索的影响。

彼得森进一步将寻药系统拟人化，认为它能够撒谎，并将成瘾中的合理化解释描述为一个受到强化的子人格为自身行为辩护时提出的论据。休伯曼把这比作一个人之内住着多个人，而彼得森则再次回到与多神异教的类比。两位谈话者在这一点上达成一致：彼此竞争的动机能够同时调动行动与推理。他们关于怪物、人格和神灵的语言仍是一种解释性隐喻；节选没有提供对他们所提及的回路层面变化的直接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