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adyu Prasad：日本帝国、神皇与现代世界的军事化

对话以一小段预告开场，预告了后面还会回到的一些主题，随后介绍了 Pradyu Prasad（转写中有 Pradumna 和 Pratumna 等不同写法）。他刚从新加坡的高中毕业，经营一个博客和一档播客（转写为 Brennan Goods），并获得了 Emergent Ventures 的资助。他说自己正在研究储备货币，这是长期以来的一个痴迷；更长远的目标是办一个博客，回答任何他自己答不上来、也没有别人能回答的经济史或经济学问题，相当于一部收录他感兴趣的一切内容的迷你百科全书。本期讨论的书是 Herbert P. Bix 所著的《裕仁与现代日本的形成》。

主持人把裕仁定位为明治维新之后的第三位天皇，也是第一位把日本当作国际强国来对待的天皇。他在位期间发生了对中国的入侵及其暴行，也发生了珍珠港事件。Bix 持非常尖锐的批判立场：裕仁有权力制止这些暴行，或者至少减轻它们。传统观点则正好相反。按那种说法，他是一位君主立宪制下的君主，很像英国君主，对政治没有实际权力，而在他确实有所作为之处，他是竭尽全力减轻战争的影响，例如在 1945 年投降。

Prasad 把这本书理解为这两种立场的综合。裕仁是君主立宪制下的君主，因为他选择了做这样的君主。在纸面上他不能行动，因为日本的宪法制定得不好，他认为任何带有专制倾向的国家都会如此，但他本可以有所作为，却没有。他评价这本书结尾部分写得好，开头部分写得差，因为一堆事件要成为传记，靠的是故事，而开头没有故事。不过他仍然称赞作者去研读了日文、以及在较小程度上中文和英文的史料，认为这样的人很少见，值得称赞。

主持人称书中关于明治对裕仁影响的早期章节最有意思，因为明治在位期间，日本从一个半殖民地国家变成了在朝鲜和台湾拥有殖民地的殖民强国。他用这一点来反驳一位朋友的看法，那位朋友认为国家之间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是遗传差异造成的：一个国家在 150 年里变化如此之大，这类解释就很难成立。Prasad 的回答是，把 1868 年之前的德川幕府与明治时代做对比。权力变得更加集中，由一位统治者取代各地的封建领主；国家也开放了，而此前与外界打交道的日本人要面临死刑。随后日本走上了他所说的工业化的“神圣三位一体”（按转写）：开放的劳动力市场、政府投资和外国资本。

Prasad 将此视为一种普遍模式。在东亚，以及在非洲的部分地区，如博茨瓦纳，在较小程度上还有南非和尼日利亚，后发国家的最佳路径一直是从富国那里获取资本，复制它们的创新，利用它们的知识致富，然后慢慢向它们的霸权施压。他评价结果好坏参半：美国做得“还算可以”，日本做得不好，他认为现在中国也面临同样的问题。

关于日本为什么最先行动，Prasad 先声明他回避这方面的史学，觉得它过于琐碎且做得不好，所以他的回答只是一种看法，而不是定论，并说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精英。第一，日本的精英阶层不像中国那样有一个寻租阶层；中国为管理一个庞大的国家建立了庞大的官僚体系，结果把太多权力留给了中间人，这些人随后成了现代化和开放的障碍。第二，日本本来就有把天皇视为神的小传统，这在政治上变得方便；一场小规模内战爆发，而据他说，胜利者碰巧是想要开放国家的人，这纯属运气。第三，身为一个小岛国会迫使领导人面对现实，这一点他在下面这段话里作了解释。

日本人只是被迫更快地面对现实。

主持人把这与李光耀的传记联系起来：新加坡起步时有敌对的邻国，而且预计英国人带着海军基地撤走后，会损失约 25% 的 GDP。Prasad 把它概括为衡量领导人能力的一个标准，即领导人离现实有多近，并以 2022 年为例：更贴近现实的领导人对新冠的反应更快，拿到了更好的疫苗，收紧和重新开放也都更快。他说，19 世纪 60 年代日本的精英比其他国家的精英更贴近现实，所以很快开放，并把美国工业引了进来。他补充说，经济发展史的很大一部分也是知识产权盗版的历史，委婉地称为强制技术转让。到 20 世纪一二十年代，日本已富裕到足以把力量投射到整个东亚，而在 1905 年它就已经和俄国打过一仗。

主持人问，日本是否难以适应从被美国人胁迫到胁迫他人的突然转变。他的论点是，当这种转变缓慢发生时，规范可以演变；而消灭敌人、劫掠和抢夺这类传统战争规范，也许适合村庄规模的冲突，但当现代战争能对数百万人这样做时，就会变得极其残酷。他说，在西方，工业化之后留有时间让事情平息下来，然后最可怕的武器才出现。他承认两次世界大战可能是反例，但指出西方战区没有出现太平洋和中国那样的暴行。在他看来，快速工业化的代价是文化规范跟不上技术。他还引用了 Scholar Stage 上由 Hanna Gur（按转写）撰写的一篇关于荣誉、尊重与正义文化的文章，转述其观点：工业化程度较低的社会往往有很强的父权文化。

Prasad 同意规范会滞后，但不同意这是日本独有的，也不同意西方已经跟上了。他以殖民主义为例：下议院里很少有人认为应该弹劾 Warren Hastings（转写为 Juan Hastings）通过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犯下的暴行。他的结论是，规范几乎在所有地方都要很久才能跟上。这一段在他转向日本时戛然中断。

Prasad 先把关于规范的论点说完。在他看来，今天看到的日本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人的产物：他说，美国人拿枪顶着日本内阁，要它接受一部新宪法。日本左翼中有一部分人喜欢，有一部分人不喜欢，最终形成的联盟由喜欢它的人、老年人，以及愿意接受新现实的旧政权人士组成。他的教训是，规范可以变得很快，但当它们变快时，靠的是强力而不是某种内生的过程。被问到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暴行时，他说规范确实重要，但公共选择理论解释了日本 20 世纪早期的大部分战争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