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trick Collison——硅谷最有才华的人为何应该离开

Patrick Collison 质疑年轻人是否都应该去旧金山。那里推崇独立创业、挑战常识的文化，孕育了 Steve Jobs、Bill Gates，也以另一种方式孕育了 Stripe。但他认为，世界还需要有人花几十年积累深厚的技术专长。他以 Genentech 联合创始人 Herb Boyer 为例：Boyer 的重组 DNA 研究让廉价胰岛素成为可能，但那建立在多年科学训练之上。他也提到 Arc Institute 的 Patrick Hsu 和桥式编辑研究。这些成果需要长期学习和实验技能，而非只有创业速度。

Collison 不想规定每个人该走什么路。他赞扬主持人 23 岁就做播客，因为传播信息能把人和机会连接起来，例如 Scroll Prize。他认为读自己文章的人或许会考虑相似的职业道路，但许多重要发明和他最庆幸正在发生的事情，都来自与自己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他也提醒，旧金山过度崇拜创业者：创业很有价值，但不应成为唯一受尊敬的志向。

对话区分了有原则的独立思考与习惯性唱反调。Collison 说科学领域的追随者往往不是太多就是太少，有效利他主义也可能如此。但自动反对主流情绪，只是把符号反过来跟随主流。群体效应很强，在实践中抵制潮流并不容易。对于需要长期训练的领域，他建议寻找学习速度最快的环境，而非自动选择最看重资历的传统道路。例如，生物学需要大量实验技能和事实知识；顶尖实验室能提供纯粹自学者很难获得的实践经验。

Collison 引用《天才的学徒》，说明科学导师传递的不只是知识。一个关键能力是选择问题：题目要足够重要，成功后值得庆祝；又不能复杂到无法推进。另一项能力是通过和优秀的人及机构共事，切身体会高标准是什么样。对年轻人来说，先找到有兴趣的领域，再去高标准真正得到体现的环境中学习，是一项实际任务。

主持人质疑，对 NIH 等机构做边际改进，是否足以解决点子越来越难找的问题。Collison 反对把钱当成固定的投入产出杠杆：工厂或桥梁的成本取决于建设方式，瓶颈也可能是许可证、劳动力等，而不是资金。只比较科研预算，容易把支出误当作科学产出。他指出，二战前美国职业科学家数量大约只有战后的一百分之一，但前半个世纪仍取得很多重大发现；之后科研支出增长了两个多数量级，产出却没有显然呈线性增长。

Collison 倾向于检查研究一线的具体条件。Fast Grants 对受资助者的调查发现，79% 的人表示，如果能更自由地支配现有经费，他们会大幅改变研究方向。与其只问 NIH 预算要增加多少，他更想问研究人员在选择方向时受到多少限制。单单改变这一约束，是否就能带来五倍进步？他认为这有可能，但没有断言一定如此。

主持人把资金与更广泛的投入产出关系区分开来。跨领域来看，包括与 NIH 没有直接关系的领域，要维持同样的进展水平，需要指数级增加研究投入。他提出新冠应对这样的“一次性水平效应”：可以短期大幅增加产出。但这些突发努力会不会提高长期增长率，还是只把活动水平暂时抬高、而底层科学进展仍在放缓，这是尚未解决的问题。